警察：“处罚以后，要影响你三代。” 答：“这是我们最后一代，谢谢。” 就这在上海封控期间被疯传的视频对话，许多人共鸣。学者张雪忠说：“这句极富悲剧意味的话，表达的是一种最深刻的绝望。说话的人宣布了一个生物学意义的决定：我们不会繁衍后代。这个决定的背后，是一个心理学和存在论意义上的判断：我们被剥夺了值得向往的未来。可以说，这句话是一位年轻人对他所处的时代，可能做出的最强烈的控诉。”然而有些女权主义者却不以为然。在不生育的选择上，男性所做的控诉，应该终究不会像女性那么强烈吧？如果男性不生育的主要反抗性在于不再履行延续“血脉”的男性义务，那么将这样的反抗视为令人震惊的致命决定，还是过于惯于结构和看重他们了。 而女性不生育的决定，暗指了与生育相关的太多痛苦、恐惧和挣扎的个人与集体记忆，赌上了被认为应该由生育决定相当大部分的自我价值和身份，并且意味着从身体开始的与社会性别规范的深度切割。但我不是在说，那个宣布“最后一代”的男人，那个在威胁之下保持着冷静的年轻人，因为社会对女性的忽视而不值得被听见和尊重。假设性地对比男人和女人在同一处境下的待遇区别不是我在这里的重点；我将共情尽可能地给他们所有人，当严酷的镇压正在将他们极限同质化的时候。我的重点将只在女性，决定会不会有下一代的主体者，就婚姻和生育所做出的决定，如何作为一种“非政治性的政治反抗”，在社会运动低潮的当下，正在划出一个最后的前线。 对女性的劳动尤其是无酬的、情感性的劳动的底层依赖，包括生育和养育，和对这些劳动的贬低和否认一样，是父权制度的秘密。没有女性劳动的供给就没有家庭单元和社会结构的稳定与再生产，因劳动“价值”而设的等级制保证了性别不平等并将性别规范分配给不同的群体。不承认女性劳动的劳动属性其实是至关重要的，将其掩饰为本能、义务、美德的情感性体验，阻止了女性对回报的计算，也阻止她们想象”离职“。当然生育和养育远不仅是劳动，对那些将生育体验为深切而神奇的生命经历的女性来说，生育是充满意义、令人骄傲和令人感激的不可替代的选择。不过在本文的语境下我还想凸显的是生育对女性来说是一种巨大而不可撤销的投注：投注于她的婚姻，核心家庭和扩展家庭关系，与她的职业生涯的对冲，她的短期和长期的身体形象和健康，以及，她和这个社会的关系。 生育是赌婚姻可靠长久至少不会离婚，赌小家庭稳定相互扶持扩展家庭友好相处，也表示女性接受了未来职业发展都要兼顾平衡家庭责任，以及不怕因生育而身体改变，健康受损。生育更表示，女性愿意带她最爱的，也是最脆弱的孩子，来到这个世界，即使她不能许诺这个世界十全十美以及她能提供完全保护，至少她内心深处认同它有一些值得体验的美好。——当然，这只适用于那些有能力和有意识摆脱生育的本能和义务属性而将其视为一种选择的人。万物刍狗，我理解那些被生育命定的女性，那并不排除她们仍有能动性和创造性，而我也是她们的女儿之一。毫无疑问能就生育做选项的女性都是优越的：她们不需要为了向父权制讨卑微的生存而奉献生育。然而，我还是主张应该追求对生育的赋权性的理性的决定，而这首先意味着摆脱对生育的自然化。 将生育自然化的主流观念导致不生育的女性受到过多日常生活中的“关心”——窥视和骚扰，猜测，情感绑架，责难，诅咒。为她孤独的未来担忧和攻击她“自私”悖谬的共同之处是，都意识到了她的问题主要在于离开了被指定的轨道和在这轨道上与他人和社会被指定的互动方式。——女性退出会唤起父权制度极大的不安全感，因此亲人和敌人都会来维稳。大家决定不生育的女性一定是悲哀不幸的，即使她有最优秀的女性成就，但是她没孩子吖，但是她没男人爱吖。——人们不承认女性的价值可以完全和生育无关，而且，如果承认了，那退出的女性岂不一定更多。 如果这是一个社会强求女性一定要玩的游戏，那女性一定不是被承诺的受益群体。问题可能不是为什么不生育，而是为什么要生育？思考后一个问题，可能会导致女性意识到，生育作为劳动的交换是否值得，原来取决于她能从中获得什么，而如果允许答案因人而异，那一定会有相当一部分的女性不生育的意愿被释放出来。那可能是对性、亲密关系、亲子关系不感兴趣的女性，也可能是对婚姻、家庭、社会和国家没有信心的女性，也可能就是一些自私的女性，就是不想做生育的劳动和功课。比如我自己，在做出不生育的决定20年之后，简直每一天都在庆祝自己的明智。“自私”多棒啊，身体和情感都不受牵累，无情但也无怨，只追寻自己的心灵和理性，而且只投资于自己的需要。 我当然也深刻体会到另类生活方式的女性代价，贫困，孤独，无助，也是20年来我每天都在经历的。只因我属于虽边缘却不底层的群体，我才能承受过来。我知道这一切不易，因此从不将不生育描绘成玫瑰色，但重要的是，不生育在个体层面应该被正当化，而在结构层面，应该被意识到它潜在的挑战性，可以以激进或者消极的方式；以及它能怎样打开女性在父权制之外的重新结盟的想象。然而这只能在选择不生育的女性人数达到一定量级之后才能展开。 我几乎从未真正讲述过我对不生育的体验，很大程度上是因同龄人中我几乎没有同类，因此我没人可以对话，也没有人想听我。然而，在下一代当中情况不一样了。她们在个人层面不一定比我更勇敢，但更有条件去赋权一个集体的话语。女性不生育现象的成形是经历一个过程的，其中的影响因素很多，许多是正面的，例如女性教育程度的提高，生计和生活方式更独立，更近用互联网上的丰富信息，等等；以及负面的，包括种种因生育而遭到虐待的的创伤性记忆，无所不在的婚育性别歧视。等等，都列举不完。重要的是，正面和负面的因素必须同时存在才能产生效应，也就是说，压迫并不会导致反抗，压迫和觉醒同时存在才能导致反抗。 更重要的是，将女性不生育一味理解为无奈和不情愿，还是反映主流观念的偏执。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意识到生育不应该被自然化，并且不站在社会和国家需要女性生育的角度，那么我们就没什么理由坚持女性不生育视为消极现象。纠结于女性为什么不生育的原因探究不如就接受女性越来越多不生育的趋势，将之在观念上扶正。继而再探讨不生育对女性生命的多方面意味着什么，怎样建设更个体化的女性生活方式。然而公共舆论很难这样转轨的原因是因为社会和国家拒绝放弃对女性生育劳动的抽取。因此，可见的主要是关于不生育的极化言论：对女性不生育选择的全然不承认推动愤怒的女权主义者将不生育当做公然的抗命。 在这个层次上，不生育终于不再是个体选择，而是个体走向集体的相遇，因此成为一种集体的非暴力不合作。非暴力不合作作为一种斗争策略被如此彰显，其实是女权运动不断被挫折，终于近乎失去组织化和集体倡导策略的结果。社会运动需要有将社会改变视为使命的组织和网络，以及不必附属于这些组织和网络就自发加入和追寻的许多人，如此社会运动才能达成其必须的大规模动员。然而，当下中国女权运动的组织化在历经扫荡之后已经变得非常小规模和在公开网络上几乎不可见，有策略的集体倡导遭遇定点清除，可以早在倡导形成之前。在这种情况下，运动可依赖的主要是个体自发行动的相互呼应。这种呼应依托于在审查下仍然坚持发布的海量女权言论，但深深渗透了审查的影响，并且在智识上往往只能是无限重复的。而个体的自发行动，只能取消极反抗的姿势，因为积极反抗会被镇压。 躺平是消极反抗，也是撤出劳动和非暴力不合作，但是远远没有不生育那么酷，因为不像不生育那样强烈地反建制，也不像不生育一样能给制度制造那么大的危机。非常惭愧，向前进的女权运动对其亲历者来说丰富、美好和激动人心的，但它在还没有能真正改变社会的时候就遭到了摧残。当社会运动退潮，不生育的消极抵抗成为前沿，然而，这种消极抵抗却正在给当今中国的父权制埋下前所未有的危机。 过去40年来中国崩溃的所有语言都失败，而中国政府已经是前所未有地强大，以至于，除了可预见的人口衰退之外，好像看不到它有什么真正的危机。在这个现实下，我刚刚开始意识到，需要更多看见那些并非制造冲击、风潮和戏剧性，而是那些瓦解治理结构的实践，其中包括那些在社群的微观层面实践另类自治并增进社会资本的努力，也包括像不生育这样的集体不行动。怎么镇压集体不行动？这是一个难题，我对中国政府将怎么解决这个难题非常感兴趣。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