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年们心灰意冷寻求别处发展之前，马来西亚华人其实可以说是海外华人群体当中，最早投入政治参与的一群。 殖民时期，英国已培养华商华绅代表华人争取权益，建立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分而治之的政治格局。留学英国背景的华绅陈祯禄1949年成立“马华公会”，参与争取独立进程，为马来西亚华人争取公民资格，后与国大党、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巫统）组成执政联盟“国阵”。马华公会坐拥百万党员，至今仍是仅次于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的全球第三大华人政党。 马来西亚建国前后，参政的华人面对的局面，是官方以“马来人穆斯林文化”为核心建构国族身分，排除其他族群文化。华人为主的劳工党、民主行动党党等，当时都积极投入当时地方选举。华人从政者在大会演说、街头动员中久经历练，争夺议席，气势如虹。 第一个转折在1969年。在野反对势力在选举中获过半数票，首次超越马来人为主的联盟政府（“国阵”前身）。5月13日，反对党进入吉隆坡举行胜利巡游，部份巫统激进党员被触怒，举行反示威，两派在街头短兵相接，演变成流血暴动，首相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513事件”后，华人政治参与严重受挫。此后，“国阵”在执政党位置上，稳坐60年。 六十年后，在2018年大选中，“国阵”首次落败，反对党“希盟”夺得执政地位。然而，这个有马来人、华人、印度人政党的联盟，短短两年后分裂倒台。 在马来西亚政治领域，华人社群身份长期边缘，任何政策议题都能变成种族议题，因而新生代大多出走往其他华语地区，更深受中国软实力感召。但落地生根几代，此前的大马华人也曾用各种方式，尝试改变社会。 刘镇东：建立跨种族的公民国族身份 柔佛州反对党领袖、45岁的刘镇东，2018年大选后成为首个华人国防部副部长。短暂的那两年，他自言担任职期间，站到国家格局，看到国家与公民意识重要性，更坚定他推动“公民国族身份”的决心。 今年3月，他在个人网站撰文，提出“我们必须超越族群的对立论述。我们必须看见我们是共同建国的全民命运共同体。我们必须用最大的心力，从基层到中央的各级领袖，要准备从村长、市议员到治理全国的政治领袖”。 他的政治起点“烈火莫熄”抗争，不是一件完全华人本位的政治运动。他坦言，过去华人参与政治的动机多数是出于保护自身权益，反抗政府。“事实上，以华人本位还是以公民本位参与政治，一直都是华社的大辩题。” 他介绍，自1963年马来西亚建国，一直都是国阵一党独大。国阵的势力中，巫统代表马来人，马华公会代表华人，国大党代表印度人。然而，反对势力同样有不同种族参与：伊斯兰党代表马来人的反对声音，民主行动党则多数是非马来人。但刘认为自己所在的的反对阵营以社会民主价值观而非种族作为纲领，所以一直无法与种族议题先行的马来人反对派达成共识。 “烈火莫熄”运动发生的8年前，1990年，在野反对派首次组成联盟，挑战国阵地位。 “烈火莫熄”是马来语及印尼语“改革”的音译。1998年印尼的群众推翻总统，以“烈火莫熄”为运动的口号。同年，大马爆发“安华事件”。“1998年，亚洲爆发金融风暴，多个东南亚国家经济崩溃，马来西亚也不例外。当时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与副相安华，在经济政策上出现分歧，随后演变成政治斗争，安华被解除职务及面临诉讼。那是我参与政治的启蒙。” “这场运动是少有的，华人没有（仅）从族群利益出发，参与集会声援安华。” “烈火莫熄”事件成为反对国阵长期执政运动的标志。次年大选，公正党、泛马回教党和民主行动党组成“政党联盟替代阵线”（简称替阵），抗衡国阵。那年，巫统阵营的马来人选票首次不过半，然而国阵得票仍然过半。 政治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烈火莫熄”的众矢之的，前首相马哈迪，2018年却成了“希盟”代表人物，统合反对国阵势力，以93岁高龄当选首相。 在地缘政治的未来，大马放弃族群撕裂之必要 长远上看，他相信要建立公民意识，打破旧势力以种族意识维持影响力的政治格局。 “当然，推动公民国族概念很困难。…马来人、华人都各自被种族意识纠缠，”他说，“可能华人与印度人会觉得长期被马来人欺压，马来人又会觉得华人与印度人入侵他们的文化，尤其是华人多数在社会能赚到钱，普遍比马来人富有。” “然而国家要进步，我们就得建立公民意识。想像马来人、华人、印度人都在马路驾驶，驶到红绿灯前，红绿灯根本不会出于你的种族身份而作出差别对待。…大家现在都在同一个城市，很多日常生活的议题，其实不论种族，大家也是持份者。”他说。 任国防副部长期间，刘镇东不时投书媒体，阐述未来大马在地缘政治上的角色。他主张马来西亚在美中之间保持等距外交路线；对内他呼吁马来西亚尽快推动军事改革，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去年他在文章中形容： “马来西亚的国防改革刻不容缓。自马来西亚政府与马来亚共产党于1989年12月签署《合艾和平协议》后，我国这三十年余来在处于承平时代，外部威胁不大。近年来，随着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以及北京当局在南中国海问题的强势态度，马来西亚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将面对更为复杂的区域安全环境。” 他认为，马来西亚在当前国际环境下，不可长期陷入族群撕裂。若欠缺国家意识，大家会在同个老问题上打滚。 “未来20年马来西亚的考验是中美之间的搏奕，南中国海连接我们国家的东西两部份，…我任内‘希盟’政府推出马来西亚有史以来首份国防白皮书，便提出重新定义马来西亚为海权国家，把以陆军为本位的军事体系转型为重视海防、海权的体制。” 然而，“希盟”已于2020年四分五裂。对此刘镇东认为，“希盟”经不起种族政治考验，而这种考验长久以来主导国家走向。他认为，国内太多议题被种族意识掩盖、扭曲。刘镇东形容，当时马来西亚有如经历大地震，陷入悬而未决的政治真空期。 但他也认为这场大地震有好些积极意义。 “短短3、4年，马来西亚人清楚意识到，其实换政府没什么大不了。各大政党未有实力统合，变相意味着各派系有机会成立一套新的朝野秩序，即便是首相，也不比以前那么强势，那意味着一旦建立到新的朝野秩序，首相的角色便是一个平衡者，而非凡事定于一尊。2018年大选，我有个军官朋友私下说，他投了希盟，但仍担心秋后算帐。现在再问他，他只觉得首相也不过是人，换言之一般人对执政党、首相的恐惧减少了。” “现在我相信，朝野只是未有机会重整，建立新秩序。如果下次大选仍未有政党能够独大，那么大家必须承认无人可以独赢，转而追求势力平衡、共存。因为当选民不再恐惧，那就没有政党能独大，这个就是重设游戏规则的时机。” 围绕一元、多元原地打转的马来西亚 与刘的相对乐观不同，邹宇晖对当下感到无助，甚至绝望。 身为民主行动党的少壮派，39岁的彭亨都赖区州议员邹宇晖自小就认识民主行动党是华社享负盛名的在野反对党。大学办过学运，毕业即加入该党，见证十数年来在野联盟不断试图扳倒国阵。 “体制外当反对党有一大好处，那就是可以街头动员，酝酿舆论向政府施压，促成某程度的改革。当然，走入体制内，能够有更大能动性解决问题。然而走过这一趟，才发现进入体制也有太多问题无法解决。” 前领导人马哈迪1970年著作《马来人的困境》，以种族角度剖析社会，认为马来人实为原住民，马来语应为唯一的国家语言，其他种族必须学习；但由于马来人性格不愿冲突，因而过去被英国殖民，屈服于与英共谋的他族。他建议，须以反歧视行动，解决大马华人企业在马建立的霸权。 1981年马哈迪首次拜相，其政策便以此为依归。是为前述“安华事件”的背景。 而在希盟时代，“一丁点的改革，也有可能演变成种族问题”，邹宇晖说。他举例道，如官僚主义问题，由于公务员体系与国阵合作60年，一旦精简架构，就得向公务员开刀，必然以解雇马来人为主，就要面对“非马来人掌权就迫害马来人”的批判。 “像华人最重视的教育改革，如现存的大学预科班，马来人与非马来人族裔学额严重失衡，但我们竟然没办法动这个东西。”邹宇晖苦笑，结果是华人把民行党骂个狗血淋头。 2000年之前，马来西亚实行种族配额制，55%大学学额给马来人及原住民，45%给非马来人。后政府改推大学预科班政策，长期维持马来与非马来学生比例9比1，而那一成，也是反对党营造舆论争取来。邹宇晖正是少数进入全国最高学府马来亚大学的华人学生。邹宇晖说，华人一直面对各方面制度的不公，教育议题就是最好写照，因而教育是华人最重视的议题。 邹还分析，马来西亚有完整的华文教育体制，但很多马来人认为，马来西亚不够统一，是因为大家从小分开语言教育。“过去国阵一直都要走单一源流的教育体系，统一印度文同华文，以马来文作为单一沟通媒介。那是一场漫长而未完结的抗争。”据马来西亚宪法，各族享有以自身语言学习的权利，然而不时有人挑战宪法，要求法院覆核，废除华文学校。 “马来人（教育）代表的，还有伊斯兰教这种政教合一的目标。就读小学的话，非穆斯林学生要服从伊斯兰教习俗，也要守斋戒月，国家的教育体制结合了马来人与伊斯兰教两大因素，当学校绝大部份成员是穆斯林，那他们就会把教义强加于非穆斯林身上。” 他说，华社必须保护华教，那是华人在此安身立命的前线，一旦失去，其他权利会节节败退。“我承认大马华人天生便有一种受害者心态，但那不一定是错的，毕竟从过去到现在，抗争不停，也有赖前人抗争，华社才保有今日的格局。” “每个人对国家未来想像都不一样，今天矛盾是愈来愈深。马来人想要一个清廉的政教合一党派执政，华人则追求一个更廉洁更世俗的马来西亚，我们都反对前首相纳吉，但世俗多元与政教合一分别很大。” 而晚年的马哈迪看法不变。2014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来访时对他说：“唯有非穆斯林人口不受歧视，马来西亚才能成功。” 马哈迪回应：“你有看过华人是贫穷的吗？而印度人是专业人士，他们是律师和医生。” 政治挫败后的心态改变 回忆“希盟”推动的改革每每难产，最令邹介怀的，是党员、好友赵明福在扣留所的神秘死亡。 “我的党友赵明福当时被政府反贪部带走，协助调查一宗选举舞弊案件，在扣留所一整晚没能释放，翌日就被人发现神秘死亡。没有人负责，没有解释与交代，我想为他翻案也做不到。你说，我怎能不悲观？” 宏观上的心态也类似。他说，“513事件”后，很多华人转变心态，打工赚钱，不过问政治，渐渐认定国阵不可倒，一倒，马来人就会认为华人搞乱，会报复。即便华人城市相当支持民行党，也不过指望反对党“小骂大帮忙”，帮华人抒发不满，不希望动真格。“烈火莫熄”后，马来人对国阵相当不满，翌年大选国阵严重流失马来人选票，但是华人选民反不敢与马来人并肩追求改革，救了国阵一命。 “马哈迪的接班人巴达威上台后，在04年到08年间回应马来人诉求，逐步改革，允许电视台采访反对党，放宽控制媒体。于是08年大选，反对党成功取得5个州的执政权。此消彼长，华人逐渐走到改革的浪潮中，反而一些马来人却更加迎合保守主义。” 回望2018变天，邹宇晖认为，那对华人的一大正面意义，是解除一党独大，缓解了华人对国阵深刻的恐惧。但他依然悲观：“未来二十年，世俗的非马来人与穆斯林马来人之间的分歧只会愈来愈大。我只希望华人可以捍卫到现时拥有的权利，可以讲华文，吉隆坡仍有酒吧营业，可以到云顶赌钱，不致于全面伊斯兰化，那就足够了。” 马来人尊严大会的“罪人” 邹宇晖的悲观，也与“希盟”执政后，马来人群体的反弹有关。 2019年9月，份属马来人政党的巫统与伊斯兰党合办“穆斯林团结大会”，两万人出席。伊斯兰党本曾与民主行动党等合作参与08大选，但2015年执意推动伊斯兰教刑事法，抵触民行党多元种族主张，两党断交，合作结束。“希盟”上台后，伊斯兰党与巫统都成了在野反对派。 团结大会被视为两党正式合作，而高等教育界则以马来亚大学为首，联同其他大学及马来人组织，接力举办“马来人尊严大会”。 “希盟”总裁、时任首相马哈迪以马来领袖身份出席大会。他批评马来人未能拉近与其他种族的收入差距，懒惰挑剔，令外国人拿走工作机会：“马来亚半岛原本是属于马来人的，不过马来人最后必须与其他人分享。为何会发生这种事？” 大会提出了这些议案：文化上，确保马来语的国家官方语言地位，学校要学习爪夷文；宗教上，修宪确立逊尼派为国家信仰、唯一生活方式，首相、各州首长、大臣等职只能由马来裔穆斯林担任；教育上，6年内废除多源流学校；经济上，着重协助马来人在市区拥有自住物业，照料马来人经济权益…… 大会筹委会主席、时任马来亚大学校长阿都拉欣猛烈抨击，认为大选后，马来人各项特权如伊斯兰教务、王室地位等频被挑战，学校越发挑战马来语的地位，对此“相当不满”。 就在那一年，黄彦铬于马来亚大学毕业。身穿毕业袍的他在毕业典礼台上展示大字报，五大诉求指控校长“成为政治傀儡、违反学术自由、推广种族主义及仇恨、未能维护学生的宪法权利、未能解决马大财务危机。”校方报警，黄彦铬被控“蓄意侮辱及破坏安宁”罪。接受访问时，他仍身处司法程序中。 九十后的黄彦铬，不像刘镇东与邹宇晖见证改革呼声，他第一次感受到政治，是伊斯兰党与民主行动党等合作那年，2008年大选，反对党联盟一举夺下5个州，被称为“308政治海啸”。 “那时我读小学。家中还是在补习班里，大家都热烈地讨论大选结果，老师会问我们家人有没有投票给民行党。”他老家槟城是民行党重镇，“一下子感觉华人都对政治改革充满希望。一直到升学，我渐渐发现除了选举，华人要还面对许多不公平的情况。…开始意识到整个国家制度对非马来人族群不友善。” 大学时，他加入了“马大华文学会”。作为历史悠久的学生组织，华文学会和大学学生会70年代曾是学生运动领导之一，而学生会更于马大成立初期享有独立财政体制，还曾发表“大专生宣言”，提倡“民主、自由、平等”，要求落实教育改革、最低工资、言论自由等。黄彦铬埋头了解学会历史，发现70年代的马大学生也积极加入反战运动、声援农民土地抗争等世界思潮。然而，1974年政府指控学会涉及马共的颠覆活动，下令闭社；12年后才获准重开。 “原来马来亚大学过去有如此务实的学运传统，学生挺身而出对抗国家的不公义，我读着史料也觉得惭愧。时代进步，我们大学生的思潮却在退步，现今华文学会已经很少触及社会议题。” “而自我噤声的原因，在于《大专法令》。”他说。“这项法令旨在剥夺学生会自主权，70年代出台时政府还逮捕不少学运领袖。…这项法令打压学运至今已经四十多年。” 为开拓言论空间，黄彦铬又加入学生组织“马大新青年”，担任主席。“马大新青年”关心校政，推动学生会自治，不时加入社会抗争。“废除大专法令”是“希盟”的竞选承诺之一，希盟上台后，教育部曾透露内阁同意修改，并成立委员会聆听职员、学生意见，黄也是委员会成员。然而，一切随着“希盟”生变戛然而止。 多种族的敏感神经中的抗争 黄彦铬也提到，马来政党希望将爪夷文纳入教学语言。爪夷文是历史上书写马来语的文字系统，源于阿拉伯文，因伊斯兰教传入马来西亚而广泛采用；后来由于西方殖民，马来人改以以拉丁化文字书写。懂爪夷文的多是伊斯兰教士，用来阅读《可兰经》。 他说，华人城市多政教分离，但马来西亚的伊斯兰教元素与政府紧密结合，政府有宗教部，宪法也分普通法系与回教法系。华人为主的地区，酒吧、博彩等业务存在，往往成为穆斯林眼中的隐忧。然而政府一干预牌照发放，非穆斯林的自由就受干扰。 “身为华人，抗争时还要去估计我的种族身份会否挑战到马来人的敏感神经。有社运前辈说，标语要写马来文，不要写英文或华文，要不然会被有心人挑拨成为一件种族冲突事件。” 现今种族问题敏感度愈发高，他却认为要更勇敢发声，讲述公民诉求，如果事事都担心被断章取义，会断送不少舆论空间。社会许多没被讨论的议题，不管作为进步份子、华人还是公民，夺回舆论场域，是他念兹在兹的行动。 “要建构多元种族，重点在于各族互相尊重权益，不是说某族单方面妥协退步就为之尊重。要认清早在建国初期，各族站在十字路口，已然错过建立单一民族的可能。既然如此，马来西亚人的身份认同不能够以种族先行，也不能以单独一个宗教文化为主体，而是以一个世俗的、公民概念去建立身份。共融并不意味我们放弃所有的语言与文化。” 不外乎可以在这片土地上活得更有尊严 华人想建构怎样的马来西亚？42岁的李伟康认为，不外乎可以在这片土地上活得更有尊严。 “具体来说，马来西亚要成为一个更加尊重人民结社自由、言论自由、财产安全的社会，尊重多元，即大家有意识尊重语言、肤色、性别、性倾向不同的他者。” 四十不惑，有些决定他早已定下来。华人人口下跌，他知道移居是一个原因，更大原因是社会环境影响华人夫妇生育意愿，通常生一胎，最多两胎。他与妻子生了两个小孩。年轻时曾参与社运，他现从事网页设计生意，最近在筹办《时代革命》放映活动；希望以独立人士身份参与下一届大选。 马来西亚有条令人闻风丧胆的《内安法令》，源于1948年英国对付马共游击队的紧急法例。法令授权，警方不须审讯及公开法庭证明疑犯有罪，可直接长期扣留疑犯；任何被怀疑危害国家安全的人，无扣留令下可扣留60日，获内政部长授权，还可延长两年，更可无限期更新授权。2011年，政府正式废除《内安法令》，但以另一法令取代，保留警方未审先扣的权力。 身为“八十后”，李伟康中学、大学年代缺少投入社运契机。他29岁时才开始参与社会运动，加入“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青年团”（简称“隆雪华青”）。 1933年成立的“隆雪华堂”，由南洋仕绅建立，是大马华人主要社区机构，主要推动侨务活动、协调华社事务，建国后则积极参与社区营造，维护华人公民权益，促进跨族群交流。 “隆雪华青成立的契机，缘于七八十年代一批留学英国回流的知识份子，有感当时社会气氛苦闷，决定实践所学的左翼思想，倡议改革社会。然后到90年代，一批留学台湾，见证、参与台湾解严的‘野百合学运’的大学生回流，带来台湾学运的经验，让隆雪华青得以借鉴，发展出街头抗争、写文宣、办讲座等模式。98年安华事件同样刺激不少本地大学生参与社运，声援安华，几代传承下来。我在青年团待了十年，当过团长，自觉年纪渐长，是时候让新一代接棒，就退了下来。” 李伟康形容，在“隆雪华青”期间，议题无特定范畴，大家都决心今生只做一件事——推翻国阵。没料到四年前梦想成真，自己与同伴内心忽然五味杂陈。 “真的成功了？糟了，那之后要做什么好呢？”他将情况形容作各族派联合打仗，旨在胜利后分大饼，对华人来说当然是教育议题先行。然而他补充：“老实说，大选后翌日我接受香港商业电台访问时，曾说过马哈迪不会像以前般只手遮天；然而他真的看透了政府体制与首相权力，连当选进入政府的国会议员，都被公务员体制反过来玩弄。” “很无助，华社更加绝望，因为大部份目标最后都无法实践。” 李伟康意欲参与下届大选，但2020年至今政坛乱局不止，几次州议会补选，巫统一次比一次更占优势。李伟康说，不是巫统支持者变多，而是自己人愈来愈少表态；与2008年起众志成城、不分种族、对准政权的“黄金十年”相比，今不少华人选民心灰意冷。 有时李伟康疑惑，是不是他们所有人，都尚未值得一个更好的马来西亚？华人面对各种歧视色彩的政策，即使寻求国家公民身份认同，也自觉无法完全被国家承认。这种长久被忽略的创伤拉扯他们的政治认同。本地环境变差，意味着其他华语地区的吸引力增加；华人还须面对近年中国崛起，对本地华社的冲击。 “一旦有马来政客为转移视线，便往往打教育牌，挑起对立，然后华社一定会群起而攻之。这某程度上也是一个弱点，同时这让华社成为中国统战的场域。广度上，不少华商、社区代表多少都面见过中国的侨务官员，深度上，那根植一种想法在华人心里，令我们不再想留在大马生活。” 近年不时有中国使节参与大马华社活动，积极投书华文媒体表达意见，尤其就香港运动或新疆集中营争议等，积极表达中国立场。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白天2020年离任前，于《星洲日报》向世界华文媒体集团荣誉主席张晓卿临别寄语：“‘但愿中华民族血泪苦难不再，强盛振兴可期’，您的话掷地有声，声犹在耳。您不仅关心大马华社发展，更心系祖籍国，多次为中国仗义执言，为中马交流合作牵线搭桥。” 李伟康认为：“中国软实力某程度令马华年青人有种错觉，以为他方比自家地方更好。然而在我看来，那些抖音、小红书上传播的内容，动不动就鼓吹受众贪图物质，满足虚荣心，甚至灌输有钱就可以无所不为的价值观，那不是一件好事。” 归属感很重要，如果华人找不出一份归属感，是不会全心投入马来西亚的建设上。而我认为中国崛起某程度削弱了这份归属感，李伟康如此总结。 而他自己下半生没有出走的打算。 “什么叫做‘家’？家就是一个我可以参与改革的地方。我意识到我喝马来西亚的水长大，这个国家我也有份，会定居到终老，那为什么我不去主动投身其中，参与政治，令这里变得更好？以前我们见证国家制造太多冤狱，未审先扣留的例子比比皆是。如果我这一代不发声，不作改变，那么下一代也很有可能身受其害。这其实与2019年上街反送中的香港人的心态很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