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女性:出生在计划生育,适婚时请“离婚冷静”

《民法典》通过,“离婚冷静期”将于明年实行,引发诸多女性的反弹。三位出生在计划生育之中,又在适婚年龄撞上离婚冷静期的女性,聊了聊反对的理由。
撰文 | 雅清
09/09/2020
本文共4165字,阅读时间约7分钟

“我觉得很操蛋。”


这是阿葵听说“离婚冷静期”通过的消息后,最直接的反应。


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表决通过《民法典》,将自2021年1月1日起开始实行,其中第1077条规定,“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俗称“离婚冷静期”。


条例甫一公开就引发巨大争议,微博上“离婚冷静期”的话题在三天内获得超40万讨论帖、近5亿阅读成为热搜,“不婚保平安”的评论四处刷屏。

离婚冷静期会降低离婚率?(凤凰周刊的微博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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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声浪的抗议和质疑来自女性。有人留言“感谢这些人大委员每天一个恐婚小技巧”,“2021年以后结婚的各位,要先‘冷静’一下了”;也有辛辣评论:“在中国,同性恋不能结婚,异性恋不能离婚”;还有90后女性的调侃:“我们这一代人,出生时赶上了计划生育,现在到了适婚年龄,又赶上离婚冷静期。”


为什么这样一条无差别针对所有人的法律,会在网络上引起女性如此之大的反弹?三位身处不同的生活环境,却同样“生于计划生育,适婚时请离婚冷静”的女性,谈了谈她们的经历、感受和思考。


逃离的能力不是每个人都有

子涓今年23岁,在一座一线城市读研。两会前,她就在微博看见“离婚冷静期”可能会在《民法典》通过的消息,也见到当时很多人反对。最终通过的结果出来后,她在微博和微信群里亲历了一场愤怒的讨论:大家觉得,“离婚冷静期”抬高了离婚成本,这对在婚姻中本就处于弱势的女性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子涓觉得这事有点好笑,对于降低离婚率而言,这样立法会适得其反:“本来结婚大家好像都是冲着希望过一辈子吧,并没有谁结婚的时候会想,我以后一定要跟这个人离婚”,但现在,“离婚冷静期”反而提醒大家:结婚要谨慎。


另一方面,她认为“离婚冷静期”实施后,遭受家暴的女性更难摆脱危险的处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公布的数据:2016-17年间审结的离婚纠纷案中,有73.4%的原告为女性;一方想离婚,另外一方不同意离婚的案件占91.09%;14.86%的案件系因家暴,其中91.43%的施暴者是男性。


法律界解读,家暴属于例外情况,不受离婚冷静期的限制,可以通过诉讼的途径离婚。但子涓和她的同学并不买账:即使在法理层面有这样一个例外区域,但落实到具体个案,依然很难操作。法律专业的同学告诉她,在条例出台之前,所谓的“离婚冷静期”其实早已开始了——如果提出诉讼离婚,不仅要付出很大的时间和经济成本,而且一审通常不会判离,需要6个月后再行申请,有时一场离婚官司可以拖两三年。


子涓并不是坚定的反婚主义者,但她仍然觉得,“离婚冷静期”的出台让自己对婚姻多了一层排斥,“会觉得还挺恐怖的”。她和身边的朋友都未婚,对婚姻主要还停留在想象,但大家感觉相通,都无法忍受对自由的限制——当想到自己想离婚却离不了,“就会觉得很心累”。


子涓已经目睹身边的女性长辈如何在婚姻中失去自由,包括她的母亲。


子涓出生前,她的妈妈一直在银行上班,生下子涓后,她就放弃工作,全职照顾家里。子涓大一点之后,她先后到银行、居委会和超市工作,每一份工作时间都不长。子涓觉得,比起每日重复忙碌的家务,妈妈很愿意出去上班,因为上班之后她整个人都变开心了。

 

不过,在妈妈看来,家庭才是她生活的重心。下班回家后,所有的家务依然还是妈妈承包,即使她会觉得非常疲惫,经常因此和子涓的爸爸吵架,但事后,她还是觉得这些是她的——女性的——份内劳动。


在子涓看来,她的许多女性亲戚、长辈都和她的母亲有着相似的生活轨迹。她们始终认为,如果家庭需要自己,就必须马上放弃其它一切。这样的观念也被她们施加给下一代。


随着毕业临近,子涓也渐渐感到父母催婚的压力,但她并不认同这些期待,“如果没有十分、十分必要的话,我不会进入婚姻”。子涓想找一份离家远一点的工作,尽可能守护自己的自由。

能够从传统婚姻家庭中逃离的女性,多少有一些‘特权’。


但她很清楚,能够从传统婚姻家庭中逃离的女性,多少有一些“特权”:在城市生活长大、经济上相对宽裕、父母能够给到一些支持、周围的舆论也相对宽松,因此才能够面对四面八方的压力。比起母亲一辈,子涓这一代人在婚姻的选择上有了更多空间,但这样的自由不是每个女性都能拥有。


不同于微博上最近流行的“反婚反育”“不婚保平安”的说法,子涓觉得要看到人在不同情境下所做出的不同选择,对“不想结婚的人”和“选择了婚姻的人”,应该给予同等的尊重。毕竟,只要有人渴望摆脱婚姻和家庭的束缚,因而选择单身,就会有人出于情感或经济上的考虑而选择婚姻,选择一个“安全稳定的家”。

 

在上海2007年举行的展览会,一名中国妇女观看关于家庭暴力和婚姻破裂的视频艺术展览。(图:AFP / Mark Ralston)

 

“你总要有一个自己的家”

阿葵和语冰,分别是那个“不想结婚的人”和“选择了婚姻的人”。


在深圳的工业区,30岁的阿葵回避着家里一次又一次的催婚。综艺节目在赞美成熟独立的女性,“乘风破浪的姐姐”,“三十而立,三十而骊”,但阿葵的30岁没有这些,在她妈妈眼里,30岁不结婚就是一朵奇葩,家里有个大龄未婚的女儿,她都“不敢去人多的地方,怕被人指指点点”。


在阿葵北方农村的家乡,年轻女孩只要不读书、出去打工,就马上会有人上门提亲。家里如果生了儿子,打从孩子一出生,父母就开始为筹备高额彩礼努力攒钱。环境如此,阿葵多少能理解妈妈的压力,也会有一点愧疚,但这种愧疚感很快烟消云散。


阿葵的妹妹早已结婚,孩子5岁多了,妹夫在工地上干活。在她们的妈妈看来,两姊妹“没本事”,既挣不到大钱,也没攀上好婚姻,无法帮她们的弟弟买婚房。


阿葵没有办法接受:为什么替弟弟买婚房是理所应当的?为什么女性在家里一定要“吃亏”?她觉得不公平,不仅是因为女性对家庭的付出,也因为这样的付出并没有给她们换来家庭地位,甚至最后让她们无“家”可归。


她始终记得一件事。上一次她回家过年,刚到家不过两个小时,就因为催婚的事和家里起了争执。妈妈对她说:“你总要有一个自己的家。”

阿葵问:‘这不是我的家吗?’ 妈妈说:‘这个不是你的家。’

 

阿葵问:“这不是我的家吗?”

妈妈说:“这个不是你的家。”

 

然而,靠结婚拥有“自己的家”,也并非一劳永逸。阿葵目睹了身边好几个女性朋友结婚后,被孩子和家务束缚,没有收入,没有话语权,离婚后没有经济实力,也就争不到孩子的抚养权,最后“连一个可以被称为家的地方都没有”。


在外独自漂泊多年的阿葵,对原生家庭没有期待,对婚姻也没有憧憬,“我在哪,哪儿就是我的家。”

 

在苏州的一家婚礼礼服店里摆着一个穿着婚纱和绣花口罩的服装模特儿。(图:Reuters / Aly Song)


94年出生的语冰,则在25岁那年和相处了两年的男友组建了家庭。回想起这一决定,她觉得就是顺水推舟:家里催婚催得紧,不结婚就要天天被叫去相亲,在老家,恋爱谈了两年,已经算是“拖”得比较久了。她心想反正也躲不过去,这个对象又“还行”,结婚就结婚吧。


在此之前,她对婚姻既恐惧,又有浪漫的想象。恐惧是因为“不好的新闻看多了”,担心遭受家暴,也不愿处理复杂的婆媳关系、家庭关系。浪漫的想象则是因为“电视剧看多了”,幻想有一场童话般美好的婚礼。


这两种想象都被打破了。夫妻之间平等相处,凡事都能沟通,新家庭里也没什么复杂的关系在等着他,语冰渐渐打消了恐惧。不过,在操办婚礼的过程中,她也意识到,广告里那些美好而感人的婚仪,是靠真金白银垒就的。双方都是家境一般的农村孩子,村里人“实在”,婚礼没什么花样,简简单单地就办了。


语冰给自己的婚姻打了60分,“及格了反正”。婚后,她也遭遇了关于“家”的尴尬。她和丈夫住在城市,并没觉得婚后生活有什么变化,周中工作,周末娱乐,分享心事,偶尔也会吵架,但当他们回家过年,语冰发现,“家”的含义已经悄然发生了改变。


结婚前,语冰和男友各回各家,她的爸妈总会早早在门口迎接。但婚后,“自己家”变成了“娘家”,“丈夫家”变成了“自己家”。第一次跟着丈夫去他家过年,语冰在门口看不到自己爸妈,她“还没适应这个节奏”,一下子就开始想家了。


她打电话给妈妈,说自己想她了。妈妈在那头嗔怪她不懂事,说人家又没有对她不好,不应该这样。“现在又有一个人疼你啦,还不好吗?”


语冰感到一阵委屈,在电话里哭了。她觉得妈妈没能理解她的心情,“我始终觉得我自己的家就是我原生的家”。


被“计划”的过去和未来

人生轨迹大相径庭,阿葵、子涓和语冰对“离婚冷静期”的反对却出奇一致。


语冰不满的是,政府为了降低离婚率、鼓励生育,出台了这样的规定,却没有配套的支持性政策:“结婚的时候也没人告诉你会有什么情况……孩子出生了,教育之类的一系列问题都不管,只管这一个离婚率。”


而阿葵认为,“离婚冷静期”的出台某种程度上是为了维护稳定:因为人一旦成了家,生了孩子,就有家庭压力,就要努力工作,供下一代生活、上学、结婚、买车买房,也就成为了稳定的“劳动力”和“消费力”。


她们的人生,被各种基于国家视角的统计数据、宏观政策所计划,一如她们的出生。


语冰属狗,在她出生的上一年,也就是鸡年,正是计划生育在她的家乡管控最严格的时候,很多“计划外”的孩子被强制引产,都没有机会出生。这一年发生的事情,在家乡被称为“杀鸡”。

生育的痛苦,避孕的伤害,不生育的代价,这些怎么都要女性来承担?


在阿葵和她妹妹之后出生的弟弟,也是计划外的孩子。因为交不起罚款,计生办的人来到家里,要把粮食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拉走,连院子里的大门都要卸下。才刚记事的阿葵,始终难忘妈妈当时被吓哭的画面。最后是向邻居借了钱,全家才躲过一劫。


在计划生育制度下,生完孩子的夫妻会被强制要求通过手术避孕,大部分时候都是女性上环。阿葵觉得很不公平,生育的痛苦,避孕的伤害,不生育的代价,这些怎么都要女性来承担?


暴力执法的“一孩政策”时代早已过去,但国家对生育的宏观计划依然与对女性身体的管控如影随形。语冰半开玩笑地说起,她当时好不容易等到晚婚(女超过23岁),想休个晚婚假,结果刚好赶上国家鼓励早婚早育,晚婚假也给取消了。她总感觉,自己的出生、结婚、生育,一切都被国家“计划”了,“就不考虑人作为一个人本身的需求”。


随着国家步入老龄化、劳动人口缺乏,“一孩”变了“单独二孩”,不久又变了“全面二孩”,但政策未能扭转生育率的低迷。同样,结婚率逐年下跌、离婚率年年攀高,“离婚冷静期”亦无力解决结构性问题,只是将成本转嫁到个体身上。


当然,“离婚冷静期”只是最后一根稻草。持续关注女性议题的子涓认为,“离婚冷静期”并非孤立存在,之所以它会在女性群体中引起激烈反弹,正是因为它再一次触发了女性广泛的生存焦虑,“女性在各方面承担的成本都越来越高,越来越艰难。”


子涓觉得,社会得行动起来,做些什么。“不能把成本全都推给个人,也不能全靠她们的家人朋友、这些私人领域的资源吧。”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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