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快速下滑的时候，我想政治致郁的大时代才正刚刚开始。 政治致郁是大家都了解的概念，我想阅读这篇文章的人也许已经经历了漫长的政治致郁史，这已然不是新鲜事。但我不知你是否有这样的感觉，简中互联网越来越疯狂了，不管是呈现真实世界中的极端事件；还是太多小事在互联网被放大，进而衍生出极端言论。这虽然是一个比较难用统计或举例的方式证明的问题，我想不同的人也有不同感受，不过深度探入这个经济下行社会的结构变化却是有意义的。 从什么角度看，中国都是一个“极端”的国家：制度、政策、文化，过去托住中国社会底层秩序的是看似快速增长的经济。当这个“经济底”逐渐崩溃后，我们很难设想一个忧伤而平静的社会。 These violent delights have violent ends.（语出《罗密欧与朱丽叶》，大意为“欢愉有多狂热，结局就有多暴虐”。） 以社会失范视角看待政治致郁 政治致郁是个体感受，但这个感受可以获得一个社会学意义的阐释。尤其考虑这种感受是个体对宏观社会环境的感知，这个视角就是——社会失范。这是涂尔干在名著《自杀论》中探讨的观念，指社会规制无法有效支撑个人行为时，导致的疏离、无目的和绝望。 社会失范在涂尔干意义下有两个重要的方向：一是社会监管不足，导致秩序缺乏，现在欧美社会很多对移民涌入产生的不满，就是这种失范。当然也存在另一种失范，即社会监管过度，社会方向与个人愿望大幅度脱节，这也是一种可以感受到的失范。 这种失范在对政府保有批评态度的人群中早就是熟悉的状态，所以很多人已经政治致郁很久。但不可否定，对于更多中国人，过去他们关注的核心都是经济发展，个人财富的持续增长。而持续到2020年，这样的经济神话都还在持续。2022-2023年的颠簸被“疫情”这个“特殊状态”解释。而从2024年开始，经济体感的转向才开始被正视。 我想即便不提任何政治与社会权利，仅仅在经济领域上，大多数中国人的感受也是一种加速的窒息。减税政策退出，房地产泡沫破裂，股市大幅下滑，官方主导的降薪，医疗金融领域整肃，查税补税，失业率上升，社保缴费基数上升，延迟退休。还有官方“经济光明论”的存在，让对经济的讨论也无法自由开展——哪怕经济已经算是中国言论最自由的领域。 中国人生活秩序的核心——经济，在过去增长时期，大家似乎只需要跟随着自己的“自利”，就可以感受到个人的“经济自主”与全社会蒸蒸日上集体目标的契合。这是一种三合一的契合，即政府的目标、社会整体人群的向往、个体的愿望。处在这种三合一的契合下，个体会感受到一种很大的安全感和秩序感——这是维持绝大多数城市阶层的社会秩序。 但在经济下行期，政府没有采用“休养生息”的政策，而是为了保财政和保金融系统对社会持续加压。对于社会主流人群的经济生活监管过度开始，个体延续经济成长的渴望无法被满足，还被一再存在的各种新政策干扰。真正的，大规模的社会失范开始了，这是个困窘的时代。 政府、社会、个人的“三位一体” 一般而言，遭遇经济下滑，外界想当然的认为居民对政府的怨气将上升、很多人会因此反对政府设置的所有议程，从而甚至更理解和接受对政治改革和民主社会的追求。但现实上却可能不是如此。我想大多数人的社交圈，都能够遇到在经济政策上非常不满，但依然延续仇美仇日，在涉疆藏港台立场上激烈迎合政府态度的人。 这种认识失调恰恰这是因为我们上面提到的那种安全感和秩序感问题。人生活在一个社会中自然追求秩序与安全，绝大多数人不希望将自己放置在一个“异类”的位置上。因此在经济议题本身瓦解后，一些独属于中国的“政治正确”领域反而成为了少数能够体会到政府目标、整体社会向往、个体愿望三合一的场合。这让本来选择岁月静好的人，可能反而会对社会与政治问题充满热情。在当下，容易发生这种问题的领域包括对明星和网红的批判、对资本家的批判、反日反美、台湾问题、菲律宾问题、辱华、华为与黑神话悟空这样的国货精品、某部电影或文化现象、反对西方价值观等领域。 这里出现的还不仅是政治话题代偿的现象，在经济下行，人们自我改良生活无望的情况下，恐怕会吸引更多人拥抱与西方的激烈对抗，通过激进冲突甚至战争破局（入关学）的念头。这个领域存在大量实证研究，几位经济学与社会学家合著的论文《走向极端：金融危机后的政治，1870-2014》（Going to Extremes: Politics after Financial Crises, 1870–2014）显示，在欧洲例如议会选举中，每次经济危机后都会更容易导致极左或极右政治上台。另一个针对2008金融危机的研究《经济冲击和右翼极端主义政党：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案例》（Economic Shocks and the Right-Wing Extremist Parties: The Case of the 2008 Global Financial Crisis）也指出了类似的倾向。 因此经济下滑不仅不是“梦醒时分”，说不定反而是另一场噩梦的开始。 来自评论区的“驯化与致郁” 现在我们讨论的政治致郁现象大多涉及互联网，而我们上面提到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话题，尤其在中国的互联网，越来越成为一个不是被大V和创作者塑造的环境，而是被普通网民以大规模灌入评论的方式塑造。 评论区致郁应该是很多人都有的生活经验，很多互联网内容，不管是一篇文章、一条微博小红书，还是一个视频，真正让人火大的不是内容本身，而是评论区的反应。评论区内容的简短扼要，往往体现出最大胆的偏见、最阴阳怪气的讽刺、最直白的审查与举报威胁。中文互联网的典型特征就是受众巨大，这个特征让中文互联网的评论区规模比其他语言区都要更引人注目，比较火的内容动辄数百条评论，而最高赞评论往往能够收获数千条赞，且互动活跃。 且中国畸形的互联网审查与举报体系，让很多评论者确实掌握对内容生杀予夺的影响力，当其在评论区叫嚣威胁时，那种威胁是真切而非虚张声势。更不必说像B站这样的视频网站，互动性更强，不仅在评论区，弹幕还会形成足以覆盖内容的用户浪潮。可以说这种功能设计是高度民粹主义的，在一个大人口基数的互联网中，以上这些足以影响互联网生态。 本来互联网创作者与受众是一种共生与互相塑造的关系，在一个更普通的社会，因为创作者掌握更直接的话语权力，创作者对受众的塑造能力更加显著。但在中国，受众对创作者的聊聊几次网暴足以改变一个创作者的心态和创作方式，虽然不至于主宰所有网络话题设置，但足以通过这些评论发明出各种各样的“纪律”：哪些问题不能碰，哪些态度不能表达，哪些“民族情感”必须照顾到。所以中国创作者如履薄冰、自我设限，同时也慢慢学会顺着民粹情绪进行表达，享受民粹情绪到来的流量和赞誉。 这种类“驯化”的关系让评论者也对这种权力感受渐渐清晰。让互联网评论区不仅是评论者与创作者的角力场，也是不同态度的评论者互相争夺的场合，这本来是属于饭圈的典型死斗模式。现在在很多其他领域也逐渐出现，因此评论区一条“扎眼”的评论，往往会被其他评论者攻击辱骂几十条之多。因此中国互联网的评论区是一个恶意的集中地，我想很多人恐怕都有战战兢兢不敢点开一个内容评论区的经历，也有更多在评论区致郁的经验。 评论区比内容更致郁，这也符合人寻找社会认知的方式。群体归属与群体的排斥，是通过观察其他群体成员的对比中一次次确认的。而很多时候评论区的观看，会不断确证自己在群体中绝对异类的身份，而评论区的互联网功能，结合所有互联网监控，政府的宣传导向，又构成一种结构性暴力。让不顺从于这种意识形态的人处于绝对的劣势。 因此我说一个庞大的政治致郁时代才刚刚开始，随着上述经济下滑期政治关注强化和政治极化，早已常态化的互联网结构性暴力可能还会加剧，带来一种持续的压抑，这是一种更大的失范。 同温层的绝望侵蚀 你也许想到一个方法，就是委身于同温层，就可以找到一个安全的藏身处，并在“自己人”的环境里获得一些“秩序感”。但这也颇不容易，我在最近看到一条对“翻墙”的吐槽，这个网友说以为翻墙出来会看到一些让自己有希望的东西，但没想到翻墙出来后看到的东西更糟心，他半开玩笑的说现在他希望墙外也有一种特殊的“防火墙”。 这当然就是对极端墙外政治言论的隔离。经济下滑、政治极化加剧，虽然中国颓势尽显但社会正常化的过程遥遥无期，因此很多人翻墙出来，不过是可以更直白的表达对中国的绝望，与更重要的——毁灭的欲望。因此即使在防火墙外，也充斥着丧气话与更糟糕的言辞。在这一点上，墙外与墙内一模一样，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紧张现象”。 紧张现象又被称为“文化失范”，是美国社会学家莫顿对涂尔干理论的有效扩展，这种现象特指那种一个人在社会中拥有某些政治和文化目标，但整个社会都没有提供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这种巨大的差异就会产生一种压力和紧张，而个体容易在这种时候产生越轨行为。这即可以体现为防火墙内，国家约定的“政治目标”：如反美反日等，在国家为了外贸和外交反复摇摆的情况下，全心支持反美反日目标的人遭遇很大的挫败，例如佩洛西访台事件，中国没有即时进行军事干预后国内失望乃至失序的状况。国内如战马行动、铁头、亚人等极端仇日操作，也无法受到官方的显性支持。因为中国现在炒作的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政策，本来就不具备在经济和政治情况下的可执行性，战狼外交实质性进退维谷，这对国内的亲建制网民是一种紧张。 那么翻墙出来的同温层更是，很多人翻墙出来，以为这种新的舆论生活会让自己的生活和中国产生不同，但蜜月期的新鲜感褪去后，却容易发现自己在墙外做的事情，对中国的情况和自己的生活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更容易在巨大的期望下产生“文化失范”。这会导致个体产生一种退缩和放弃，即抵制这个政治文化目标，同时也放弃社会认可的手段，对中国的正常化和民主化彻底绝望放弃，也拒绝通过任何墙外言行获得承认。反而展现出完全无情、冷漠的嘲讽态度。这种态度在墙外已经蔚为大观，称为很多人即便翻墙也难觅“同温层”的困惑。 这种通过不断通过挑衅和伤害他人来证明自己活着的生之欲望，已经称为简中互联网一种像病毒一样扩散的顽疾，这只会加剧我们的政治致郁。 为大政治致郁时代做好准备 中国前几十年经济上的疯狂负债增长政策，对社会自由的疯狂压制政策，这两项恐怕都很难实现“软着陆”。我们现在正在crush的前夜，像我最开始引用的：These violent delights have violent ends. 我们不可能期待长期积累的疯狂会在轻描淡写中化解。社会失范恐怕只会越来越严重。经济主轴线的逐渐崩解，与经济管控的逐渐严格，对主流人群的体感将带来彻底的转变，中国社会与舆论恐将有强烈震荡。 如果你认为过去几年的互联网已经足够疯狂，那你就意识到，那还是社会的主轴——经济增长预期还被绝大多数人信任的情况。所以未来会如何呢？ 面对这种结构性的困境，提出对绝大多数人都适用的解决方案是困难的，甚至不可能的。对现状找到积极应对的方法，哪怕从小事做起，都会有好处。但寻找到有意义的“小事”不正是现代社会最大的困难吗？我们能看到很多人走入仪式性的“政治治疗”，从海外的聚集聚会、同温层节目的规律性观看收听中获得力量，这些都很有意义。 但我们需要的也许是一种更新的想象力，不管是对上述压迫机制和失范的更直接认识，还是我们可以基于互联网建立更好联结的可能，或是设想出应对这种失范的，参与者都可感的集体行动，让我们可以更好的回应现状。对大政治致郁时代的挑战中，也许可以打开新的路径。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