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香港作家李怡本月5日于台北逝世。歪脑专栏作者卢斯达与李怡早年相识，在香港文坛有不少交流，在得知李怡逝世的消息后，歪脑邀请他写下本文，回忆他记得的李怡。 2022 年 10 月 5 日，香港作家李怡专页发出消息，由家人公布，李怡在台北逝世，享寿 87 岁。 自己听闻李怡是在大学时期，但当时还没有现实交往。有一段时间不断投稿给《苹果日报》论坛版，彼时李怡负责主管这个版。 当年这个向外征稿的版块，以言论多元和开放见称。跟很多传媒不一样，当时刊登刊登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稿件。由于一星期有五天，一切内容都十分即时。今天发生的事情，作者写一篇给他们，明天可能即时刊出，论坛版能够即时评论城中大小事，充满活力。 后来李怡在最后回忆录写到，黎智英当时找他主理论坛版那一年，他 69 岁，在完成《七十年代》、《九十年代》庞大的编辑工作之后，还继续挑战“人生的下一个阶段”，自评那是论坛版的黄金时代。 后来我知道这种编辑作风，是在复刻他主编政论文化杂志时的宗旨，读者是作者，作者又是读者，是表达自己和彼此交锋的空间，而且不看作者本身知名与否，觉得来稿提出的观点有意思，就给空间。 在那时代，论坛版一星期五天，大致会形成“爱国民主派”和“派外人士”（后来被归类为形形式式的本土派）双方观点轮流刊登，形成梅花间竹排序，完全不偏坦任何一派，这两班人彼此批评的稿件，他也照样刊登。在一些今天看来离经叛道的意见，当时也得以在较为主流的媒体出现。 但粗放的年代并不永恒，当然其中可能有一些稿件太过离经叛道，老板黎智英也受不了，基于各种考虑下就收回了这种自治权，并且在公司下达指令，要旗下传媒一律封杀“本土派言论”，论坛版黄金时代就此完结，但黎智英之后仍然邀请李怡写了相当长时间的报纸社论，之后继续在《苹果日报》开设专栏。 李怡属于勤劳者之中的勤劳者，在一般人早已退休的年纪继续拼搏。而且他并不像一般同辈甚至后辈传媒人，拥抱网络多少有点不情愿。当年传媒业远没有今天那样不断数码化，处于“想拥抱又怕受伤害”的试探阶段，但李怡完全不排斥网络，当年采纳的稿件，很多就是出自那些早年被称为 blogger 的业余写作人。他阅读很多网络新闻，留意社交网络。他自己写作产文，也有时是跟网友交流之后的结果或发想。 论坛版是个对当年的参与者和读者充满回忆的地方。虽然那时大家都有共识，主流传媒慢慢受到收购或者必须应付无形审查，很多话很多报道都不能说。当时网台或者网媒已经兴起，主流传媒不会谈的东西，都逐步转移到网上。李怡在那段时间实现了纸张传媒在网络时代最大限度的 stay relevant，活化了民主派媒体的惯常观点套路，给各界针锋相对的空间。 虽然香港“纸媒”已不可能回到之前的辉煌，但那已经是最可能的适应方案：与新兴的网络和一般人互相取材。事务而言，这种政策确实帮助《苹果日报》在网络资讯爆炸年代之中，仍保持影响力。 后来慢慢了解更多，他早年信奉社会主义乌托邦，是个“爱国青年”。很久之后，我跟《立场新闻》的同仁去他家专访他，他对于过去相信乌托邦的岁月，虽然自我批评，但也谈得自在，彷佛是另一个人的故事。六七暴动期间，市面曾经流传解放军很快就会渡过深圳，直攻香港提前“解放”，李怡当时作为“左派”，自言十分兴奋，可惜最后竟然愿望落空。中国领导层屈指一算，没有打算破坏“长期利用，充份打算”的英殖香港，竟然没有派兵过来。他表示当时文化界、读书人、青年，没有不对社会主义怀抱希望的： “一般认为社会主义的平等理想可以追求，是大多数人的共识。要到你有实践的经验，经历过失败才会看到真相。我们当时的主流意识有两样，一个是社会主义救中国，第二个就是中国救亡。我小时候在大陆沦陷区生活，国共内战期间又在北平生活，我知道很多情况，看到国民党很多贪腐。到了48年来到香港，嗯……亦不能否认，共产党入城的时候，的确不扰民，做了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东西。初期的建设也是有点成绩……但当时我们还未认识到，如果目标是正确，但手段是邪恶，其实都是邪恶；另一件事我们未了解的，平等也有很多种。分配平等是做不到的，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是比较能实现，也符合人性。罗素讲得很清楚，乞衣之间就最平等。最后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没有一个经济是发展到的。中国如此是因为他经济上抛弃了社会主义。” 到了专栏和社论年代，李怡仍然相对前卫。那些年青年和素人争取权利的很多反应，被大众视为过激和扰乱大局，政治社运圈子也开始质疑新出现政团“动机不单纯”，很长一段时间《苹果日报》也充斥这种阴谋论，但同样在里面写作的李怡并无沾染排除异己的风气，并反过来向弱者辩护。从占领运动 (2014) 的示威策略分歧，到旺角警民冲突 (2016)，乃至后来更大规模的《逃犯条例》事件，李怡总是站在那些千夫所指的“外围边缘人士”一方 ，但这示范作用不是对其他人很有效。 李怡在左派圈子言行过于独立，在民主派圈子也是一样。一些人也把不能适应大变局的压力，化为攻击他的怒火，便得出李怡早年支持中共，后来民主派，晚年亲本土的印象，指他是三姓家奴。或者认为他看到一股新兴力量，想要得到利益而投机支持。 但当时的印象是，也不知道支持“本土”和一班大众眼中的犯法者对他有什么利益，也不明白为什么他不享受盛名，反而跳往骂名和质疑的坑中继续战斗。 访问中他谈到，年轻时步入文坛，确是进入本地左派圈子，后来产生很大思想分歧而分道扬镳，当中恩怨如何可能外人无从得知，但当中也少不了被人骂。写作者确实少不了被人骂的修行，但正常来说大家都会极力避免，但李怡还是离开了左派自力更新，敢于离开舒适区把杂志继续办去。 当年他受质疑，晚年也因“支持青年”继续受质疑，虽然每一次的历史脉络都物换星移大不相同。这体验在想像中换作其他人可能是极其不舒服，受不了的，但他还可以一直写下去，像一个极其专注的长跑好手，永不言休。 例如说当年报纸的各位作者，很多都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再写下去。或者后来专注在创作影片，换了媒界，用说的，在多媒体为王的当下好像更能“入屋”。李怡是继续高密度写下去的少数。正如他说，未来是不知道的，但每个人每一刻都要把握当下的存在，这无关物理年龄。这是有些人很年轻就失去的事物。 最后三次见到李怡，其实是三个迷你年代的事。第一次是 2019 年初，他接受导演林子颖邀请，做港台《华人作家系列》其中一集的主题，当中他们还出外境，拍他其中一次定期飞去加拿大拜祭妻子，制作人也找了另外一班青年朋友评价李怡的作品。纪录片完成之后，大家在他家一同看了试片。 另一次是 2020 年的事，已经是反修例运动席卷以后，而COVID 病毒已经袭港，那次是想写关于他的专访。在那场示威之后，他对香港人的种种表现大感震撼，由此谈起他经历过的长历史，由日军侵略中国，到香港经历接收难民之后的人口大爆炸、两次暴动（十一和六七暴动），乃至当时他是如何看主权谈判期间的各界反应。我们事前甚至没有具体排练什么话题，他随便就能跟着问题，翻开一本属于他自己经历的香港历史书。 那个时期我开始对香港自身的历史产生较大兴趣，但这倾向也是集体，因为大家经历很多事情之后，总会不禁回想一切历史 (或灾难) 之源，也想从貌似狂乱的历史总结出教训，找出历史开始“走错”的瞬间。现实困扰和情志都会令人开始对历史感兴趣，他是一个真实经历过近几十年香港盛衰起伏的当事人之一。每次跟他交换看法的机会，都是一张游览那个时空库的门票。 前途谈判期间，他已经不是当年刚刚步入文坛的少年，但对于香港移交后倾向悲观的想法，他还是当时的少数派，自言当年香港社会没人理会他们的忧虑。他回忆，当时他跟倪匡一样觉得这样下去，车毁人亡的可能极高，但其他社会各界菁英不太认同他们。六四事件之后，他们觉得香港人应该示威发起命运再谈判，倪匡说，出来的加起来就你和我，点搞（怎么办）？这样风趣好玩的倪匡，也是在早前不幸逝世。 最后一次见他是在香港电台某一次公共谈话节目。当时也是临别秋波，有关方面面临整顿之前的时段。我们还是没有排练什么，也没有收到什么话题不能聊的指示，这也是言论自由的体验。李怡来时还是官仔骨骨，精神抖擞。 现在想来人生第一次体验到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滋味，还是李怡论坛政策开的门。这也是个学习过程，学到媒体中的派系是什么，也开始学会行使言论自由的甜蜜代价。媒体人和媒体老板之间的适当平衡可以创造什么奇迹、老板要停止项目时能够如何果断、很多的人情世故。即使只是外围观察，也是一场学院难以提供的体验。 最后一次谈话，自己有一种感觉，大家都没有特别想要谈什么大胆话题，而是颇有闲话家常的感觉，好像有谈移民潮，大家都知道它存在，只是社会贤达当时未承认，但清楚这一切得来不易，言论自由要能持续行使，而不是只能行使一次，真的不容易。那便是最后一次见他。 又记得他上次访问说过，从年轻起就不容易入睡，需要服安眠药，又说写作对其是“排除思想”的作业，但这当然也很吊诡，在自我排除和敢于解构自身的活动中，他自己也形成了自己的轨迹。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