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上月在中国与包括总理在内的主要经济官员会面时，就清洁能源补贴和工业产能问题向中国施压，她的观点是中国政府的产业扶持政策导致大量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中国企业以压低的价格将过剩的产品——过去是钢铝等产业，现在是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板——向全球输出，这种做法尽管维持了中国的生产和就业，但是扭曲了全球价格和生产模式，损害了美国企业和工人，也损害了世界各地的企业和工人。而且从长期看，依赖出口支撑疲软的经济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应该转变经济增长政策，更多地关注和提振国内消费市场才是正道。 作为一名反对对中国加征关税的经济学家，耶伦被视为美国对华政策鸽派，她的主张更代表了西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奥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在去年的采访中同样表示表示已经建议中国利用政策空间，放弃以债务为动力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将增长模式转向更多的国内消费，因为传统的方式是不会有成效的。 在转型升级路上挣扎的中国 但是这种从经典理论出发的一厢情愿对中国定于一尊的经济决策来说显然没有效果，李强在北京向耶伦表示，中国出口净增是由全球需求推动的，应该从“市场角度”客观地看待中国廉价商品向全世界倾销这个问题。李强这一表态意味着最高决策层并不认为中国经济现在存在结构性问题，在3月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李强表示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全国上下都在唱响经济光明论，提升“新质生产力”。 但是现实的惨淡，包括外资撤离、房地产持续低迷、通缩风险、失业率高企等问题严重打击了民众对经济前景的信心，也使李强的自信显得底气不足。事实上，中国经济的结构性挑战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就已显现，而荒唐失措的新冠防疫政策大算“政治账”，把经济彻底打到谷底，导致疫情后的报复性消费几乎没有出现。由于内需一直都不是拉动中国经济的主力，加上习近平择错固执地认为“福利主义养懒汉”，耶伦等人主张中国政府改善收入分配机制，通过社会中下层的共同富裕来拉动消费的良好愿望肯定会落空。 由于房地产行业正在经历一个漫长的下行周期，泡沫的规模过大，尚未触底，使得经济的调整复苏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时间，在此背景下，中国只能动员其作为出口国的巨大权力来推动增长、稳定经济。“一个国家摆脱房地产衰退的通常方式是出口”，为抵消房地产行业严重低迷造成的影响，中国正把投资引向庞大的制造业，发展所谓的新质生产力，并通过跨境电商平台把大量廉价商品和电动汽车、智能手机等优势技术产品运送到全球各地。 中国新一轮依靠海外需求来实现增长有很大的风险，对全球经济来说更不是一个好兆头，“中国冲击”不但会让某些行业的外国竞争对手招架不住，而且会不断加剧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冲突，最新的例子是韩国反垄断机构对中国拼多多的跨境电商平台Temu展开调查，以及欧盟宣布对中国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涡轮机供应商进行调查。但是，即便面对全球性反弹，中国决策层并不打算改变策略，因为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以汪洋的“广东模式”为开端的不同形式的产业转型升级几乎是空喊口号，流于形式，成效不彰，只能退回基本盘，重走出口驱动增长的老路，饮鸩止渴。 《寻租中国》解构的中国发展模式 这样看来，中国始终无法摆脱“世界工厂”的宿命，但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这种发展模式导致的政治经济社会后果会有很大的分别。台湾学者吴介明在他的专著《寻租中国：台商、广东模式与全球资本主义》中就富有洞见地指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创下经济奇迹的诀窍正是“顺着全球价值链打造世界工厂”，而包括港资台资在内的境外资本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为中国沿海地区的制造业崛起解决产业经验、技术及人才匮乏等问题。在这本书中，吴介民将价值链的全球展开作为海外华人资金，特别是台湾制造业资金进入中国的起点，从微观层面的政企互动和企业生产活动出发，讲述了中国政府和台商共同推动了广东发展成“世界工厂”，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提供了出发点。 吴介民用“寻租”这个概念来形容中国地方政府对外商经营活动的介入，将地方政府和包括台商在内的外资企业构成的“地方成长联盟”如何让全球价值链嵌入地方经济发展作为分析焦点。理论上说，寻租指的是官员私下索贿的个别行为，不利于经济成长，但在珠三角，寻租行为得到中央政府的默许，地方官员集体化、组织化、制度化、日常化地参与其中，形成“机构化寻租”。比如，外商为了投资设厂的便利，避免“违法违规”或“惹麻烦”，就必须向地方政府缴纳不同名目的费用，包括工缴费、管理费、特别费、挂靠费等。此外，地方政府也会在批租土地、缴纳五险一金等方面为企业大开方便之门来收取“服务费”。 由此可见，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改革派采取务实主义的态度，积极拥抱外资，创设“政策租金”，编织“权钱交易”网络，使得寻租行为反而成为一种不可言明的“准生产要素”，不但使得地方官员获利，而且帮助国家积累外汇存底，此外，各级政府也以招商引资的成效来考核官员，作为提拔升迁的依据。正是寻租行为的制度化奠定了中国过去40年经济崛起的基础，而寻租的主体包含在前台的地方官员和外资制造商（以台资台商为代表），以及在后头的中央政府与跨国企业，他们构成了一个攫取最大利益的跨层级政商集团，因此吴介民把这种发展特色概括为“寻租发展型国家”。 吴介民认为这套寻租模式必须嵌入在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才能成立，他在1994年首次进入珠三角时，刚好碰上改革开放在邓小平南巡之后重启，深圳东莞等地处处大兴土木、建造厂房、楼房和道路，传统的小村落快速成为工业区，聚集了大量的外来人口，他们正是全球产业链迫切需要的廉价农民工，“民工阶级提供相对优质而低成本的劳动力供给，让不断寻找劳动力的全球价值链延展到中国，快速与中国沿海的地方制度结构产生镶嵌，而将中国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环”。而管理工业区的地方官员则构成了一个特权的收租阶级，“他们征收工厂租金，土地租金，管理费、民工中介费用等利益。 农民工可以说是毛泽东时代生育政策与户籍制度相结合的意外后果，并且随着农村土地改革和城市对外开放的推进，大量劳动力从农村流动到城市就业。但是受到“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农民工的户籍仍在农村，从最低工资标准、社会保险到子女受教育权，农民工根本无法享有城市身份和公民权利，沦为二等公民。这种“公民身份差序”制度是“地方成长联盟”共谋的结果，使得政商双方皆能攫取最大的利益，而农民工则遭受来自国家和资本的双重剥削。 裴宜理在本书的英文版前言中写道“这种剥削机制是建立在限制自由迁徙的户口制度之上，该制度剥夺了农民工享有城市居民的权益。低工资让台湾资本家能够以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价格雇用优质劳动力，而户口制度则排除了民工的城市公民身份，使国家不必提供昂贵的福利开销。这种安排对国家和资本都十足有利可图，让地方政府以加工费、管理费、虚拟所有权合约等形式，向台湾投资者收取高额租金”。 在身份剥削之外，农民工还遭遇严重的阶级剥削，特别是港资台资企业以血汗工厂臭名昭著。珠三角的制造企业大都采取低成本战略，人为压低工人的工资待遇（以最低工资标准为底薪），但为了追求生产效率和利润最大化，工厂要求工人长时间工作，在生产旺季，每月加班时数经常超过100小时，工人的工作环境恶劣，劳动强度大，需要长时间站立和重复性工作。此外，台资企业往往采用独特的准军事化管理方式，把工人高度原子化，辱骂和罚款在车间里是常态。 四十年来，农民工为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做出了巨大贡献，如果没有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提供廉价而温顺的劳动力，中国不会成为世界工厂。但是农民工却长期被排除在“地方成长联盟”之外，无法公平分享快经济成长的果实，比如地方政府刻意限制最低工资标准的增长，使得农民工不得不超时加班，自我剥削，否则难以负担在城市的基本生活。另一方面，农民工针对严苛的阶级剥削发起的不同程度的“马克思式抗争”都会遭到国家和资本的联手打压，群体聚集被驱散，罢工工人被解雇，工人领袖被抓捕，这些事件在过去二十年间屡见不鲜。凡此种种，一言以蔽之：“机构化寻租是对农民工劳动力剥削的掩饰”，但产生了严重的社会政治后果，包括但不限于贫富差距扩大、阶级不平等加剧、最后酿成集体抗争或城市骚乱。 难以持续的中国式寻租 但是，历史与现实经验表明，这种世界工厂发展模式并不是永动机，它的功能发挥受到时空背景的制约，一方面，全球价值链的转移有其内在规律，“逐底竞争”仍然是主要驱动力；另一方面，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受人口结构的影响瞬息万变，农民工不会永远甘愿接受身份剥削和阶级剥削，这两方面因素决定了中国寻租式发展的内在不稳定性，而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只是触媒。随着要素价格的上涨，政策制度环境与政商关系的变化，产业升级的政策推力，加上周边国家低劳动成本吸引力，以及发达国家要求供应链“去风险化”，这些内外因素所汇集而成的巨大力量，使得全球“世界工厂”格局朝着“中国+N”方向发展。从这点来看，中国要追求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无论是主动拥抱还是被动接受，都需要超越寻租式的世界工厂发展模式。 吴介民基于丰富的民族志研究与全面的理论结构，结合宏观与微观，历史与当下，为中国过去四十年的经济崛起提供了启发性的解释，但“机构化寻租”、“在地镶嵌治理”、“公民身份差序”等概念的成功逻辑还能继续适用于下一阶段的发展吗？尽管中国在过去多年擘画了一系列产业转型升级蓝图，并透过强势国家能力来推动实施，像“中国制造2025”、半导体大基金、新能源产业等。但是在真正的高技术领域和高附加值环节，中国的自主创新与技术突破仍然受到国内僵硬过时的科研体系的制约，再加上西方国家的技术抵制与封锁，导致中国式的创新驱动发展只能走回举国体制的老路，其结果也有历史经验可循。 在以芯片为代表的高科技无法取得突破，但又要解决眼下的经济困境的情况下，中国试图在传统的“世界工厂”模式中寻找所谓的新质生产力，以Temu、Shein等跨境平台和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和锂电池等新产业为经贸武器，向全球市场发起冲击。备受重视的高层智囊郑永年在最近的一篇《这次轮到中国了》文章中自信地讲到，“唯有足够的产能，才能改变世界。一个拥有足够改变世界的产能的中国有助于塑造出一个更加可持续发展和公平的世界经济新秩序”，气势恢宏。 但是深究一下就会发现，跨境电商平台和新能源产业的底色仍旧是低成本大规模制造，而困在“内卷”里的人就是代价，像拼多多用竞业协议向离职员工索赔巨款、比亚迪薪资待遇太差导致工人必须排队离职等问题比比皆是，层出不穷。但是这些打工人的痛苦和哀嚎早就淹没在强国竞争的宏大叙事与“遥遥领先”的尖叫欢呼中。 中国向何处去？吴介民带来的洞见与郑永年描绘的前景预示着截然不同的方向，但过去的经验表明，即使是西方社会科学哪怕是最佳的预测都没能料到过去四十年中国的经济崛起会如此成功，以及未来的走向会如此让人难受甚至恐惧。 吴介民这本书讲述的是台商西进与中国地方资本结成利益联盟共同剥削农民工的故事，但时移世易，如今包括台商在内的外资大规模撤离，留下的利益空间迅速被本土资本占据，资本与国家不再需要形式上的结盟，因为它们已经融为一体，像“合肥模式”就是国家化的资本。这样的资本更加不受制约，行为上更有进攻性，它们压迫的对象正是那些躺不平也卷不动的大国小民。 困在“公民身份差序”里的农民工是被牺牲掉的一代人，他们辛劳一辈子，大部分积蓄花在给子女买房结婚上。但他们现在垂垂老矣，大部分人没有退休金，不得不以高龄在工地搬砖，在马路扫地，在零工市场趴活，这样的场景入不了郑永年这样的政治学家的法眼，反而是耶伦看到了，她指出中国工人的待遇过低，呼吁减少工时并增加工资。为强国奉献一生的故事还要继续吗？这或许对烟草二代、电力二代、银行二代适用，但普通人的命运还是映照在吴介民的书中，所以就不如“最后一代”吧！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