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月，河南南阳方城县的英才学校发生火灾，造成13名小学生遇难。这一事件让人感到悲痛，但是人们很快就会忘记，因为很快就有了新的灾难：云南山体滑坡、江西新余火灾 的遇难人数都超过了30人。春节期间，山东莒县又曝出了特大杀人案。 没有例外的，这几起重大事件发生后，都极少看到媒体的报道，基本上都是“官方通报”或者是当地宣传部门发出消息，其它媒体随之依照“通报”的内容，寥寥数语简要报道，鲜有对事故原因和受难者状况的主动调查和追问。 官方通报取代媒体报道，这一现象并不是从今天开始，但如果回溯这一现象的发生脉络，还是引人深思。它可能体现出当下中国舆论控制的新特点，那就是“官方通报”的模式已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并彻底丧失人性关怀。而这一模式本身，也面临被吞噬的可能。 河南火灾：官方通报的新样本 1月19日晚上11时左右，河南方城县独树镇英才学校发生火灾，第二天上午9点，人们才从网上得到消息。最初中国新闻周刊、澎湃新闻等转发的消息，都来自央视的官方通报。 1月20日、21日全天，河南的主要媒体大河报、河南日报、河南卫视等，在官方微博上都没有发布任何关于火灾的消息，甚至连消防部门的通稿都没有转发。这无疑是引人注目的“失声”。这一天三家机构的社交媒体动态，关注的内容包括天气、河南文旅的宣传等。 “河南媒体失语”成为广大自媒体关注的现象，并遭到网民的不满和讥讽。到1月23日早上9点，新京报、广州日报等才转发了“方城县英才学校火灾事故处置指挥部”发布的“通报”。火灾发生后，河南省相关部门一直没有召开发布会，这份“通报”，也只是一份官方文字通稿。 这份通报的用词，应该写入中国传播史。 整篇通报中，除了第一句“事故造成13人遇难”外，没有任何一处提到遇难孩子的情况；没有使用人称代词，也没有提及任何官员的名字。 过去的官方通报，在淡化悲剧和事实的同时，还往往会提到“领导高度重视”之类的措辞，尽管会被批评为“丧事喜办”，人们仍然能从通报中看到是哪些人在负责善后处理和调查。这次火灾通报，唯一出现在文中的机构是“事故处理转班”这个临时机构，所有人都成功“逃脱”了。 在语言学上，选择“第一人称”通常意味着责任和承诺。如何使用“主语”是一项学问，这次通报不但没有任何第一人称，也尽量不使用主语，一律用“该”来表述，比如“该学校系寄宿制民办学校；该学校自行决定每两周休息一次……”“该宿舍共有两个门，其中一个门供学生正常出入，此门夜间从不落锁。” 这个通报的文风，让人想起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所使用的“新话”这一概念。官方通报是一种特别的语言，通过“冷静”的措辞，重新书写事实。过去的通报，往往还有表面的痛心、看上去真诚的道歉以及对追责的许诺，这一切在河南的通报中都消失了。 通报为何如此冷漠无情又如此大胆？这是因为“官方通报”本就是权力的产物，它有一套自运行的逻辑。它自诞生以来，就缺乏必要的质疑和监督，终究有一天，权力会发现没必要再扮演一个“亲民”或者负责的形象。 官方通报是如何逐渐取代媒体的？ 就在河南火灾发生的前两天，山东电视台台长吕芃有一段“赤裸裸”的发言，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在和各地电视台负责人的交流中，吕芃阐述了山东台的经验：绝不搞异地监督，不去报道兄弟省份的负面新闻。 这话在社交媒体上受到广大网友的嘲笑。但是吕的潜台词，很多人却并没有注意：所谓“异地监督”，其实是中国市场化媒体在过去很多年的一个常态，那就是作为本地媒体，很难报道“本地负面新闻”，但去“异地”报道“负面新闻”，可能还有一定的空间。 1990年代以来中国市场化媒体崛起，一个标志就是媒体的“本地化”。每一个大城市都有两三家都市媒体，报道本地发生的新闻，对这一“新事物”，中共地方当局尚缺乏认识，有些地方媒体在组织管理上，又“挂靠”中央部位或者关联单位，这些都造成一种“管理滞后”，在一段时期内，让都市媒体获得一定的发展空间。 报纸时代也缺乏及时的监控手段（通常要到报纸印刷出来才能发现），媒体对本省、本市“负面新闻”的监督性报道，赢得大量读者，而这些监督报道，也向市民传递出一种基于权利的现代观念。最典型的，就是南方都市报报道的一名大学生死于收容所的“孙志刚事件”。南方都市报以及全国媒体的持续报道，在国家层面推动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让社会进了一小步，但是却也让广东当局十分难堪。最终，南方都市报遭到了严厉的整肃。 2010年前后，各省对“本地媒体”的掌控日趋成熟，各地报业集团、传媒集团的组建，看上去是经济上的成功，却又是政治控制的深化。通过对报业集团领导的任命，本地宣传部获得对媒体的绝对管理权，首先取缔的就是“本地负面新闻”。 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很难再继续做本地的调查性报道。为了继续获得读者关注，只能强化以往能做的“异地监督”。加之这一段时间，媒体所处的外部环境比较宽松，互联网的成熟也打破了“地方新闻”与“全国新闻”之间的边界，深度的重大报道，很容易风行一时，引起全国关注，并扩大媒体的影响力。也正因此，在此前后，中国地方媒体的“深度报道”兴起，不少地方的强势媒体设立了“深度报道部”，派出记者到外地调查。调查报道的资金和时间投入很大，但记者最终写出的报道也更加深入。 时移世易，如今山东电视台台长吕芃的这番表态，其实意味着如今的“异地监督”已奄奄一息。这一次河南的火灾，从一开始的报道来看，有几家媒体都试图调查，但信息大多都依赖于官方的披露。云南山体滑坡，最初网友指证可能和煤矿开采有关，但是也没有媒体能够深入采访和证实。 回过头来看，近几年，地方当局对媒体的控制，除了直接禁止地方媒体报道“本地负面”，同时也主动出击，积极作为。其中一个表征就是地方当局建立官办的信息发布系统，来逐渐取代过去有采访权限的机构媒体。肉眼可见的是，这几年，在微博上以及微信公众号上，“上海发布”“成都发布”这样的地方政务号开始迅速兴起。 这一类的政务新媒体，最初经费都来自各地党委宣传部，甚至最初的人员都来自宣传部的“新闻处”或政府的“新闻办“。比如，上海发布，其公众号认证单位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它是一个新成立的有独立编制的机构，而“成都发布”则属于“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 和1990年代以来兴起的地方媒体不同，“xx发布”从一开始就是宣传部直接或参与注册的，也是宣传部或地方政府直接出钱“豢养”的。它是“宣传”的一部分，从一开始就不具备新闻报道的属性。在实际运作中，宣传部门甚至会尝试对其进行外包，比如“成都发布”实际上是由红星新闻的一个部门来负责运营，但是它仍然属于“政务”的一部分。 “Xx发布”最初推出的时候，有一个功能是帮助政府组织新闻发布会。在舆论比较宽松的过去，各地政府曾经一度效仿中央政府，定期举办新闻发布会。很快，除了新闻发布会外，“xx宣布”开始承担起突发新闻发生后的“通报功能”。在铲除“本地负面报道”、联手消灭“异地监督”的同时，“xx发布”开始取代媒体，成为城市权威信息的主要发布者。 这样的变化，对媒体从业者来说，其实意味着工作更加困难。在中国，突发事件发生后，向政府采访求证总是非常困难，这也常常被舆论诟病。如今，政府表现出“高姿态”，通过这样的渠道主动“公开”，看起来媒体在报道的时候可以直接采用，但可悲的是，这些“公开”，往往只是官话和套话，而且，政府或相关工作人员，以“已有官方发布”为由，更不会接受采访。媒体发布的消息，无奈也只能“以xx发布为准”。 三年“防疫”也是信息大扫荡 2020年1月31日，李文亮发布了一条微博，称自己被警方训诫，也向公众交代了自己的病情。他成为新冠疫情中的一个符号人物。纽约中央公园的纪念长椅上，刻有他留给世界最重要的的一句话，“一个健康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 这句话充满力量，因为中国的现实正是相反的。政府只允许一个声音，很多人因为要发出“不一样的声音”，正在受到惩罚。疫情三年，同时也是全面加紧信息控制的三年。防疫是在和Covid-19作斗争，但是当局成功地把公共卫生学演变成一种社会控制。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工具，就是以“xx发布”为手段的“信息扫荡”。一方面，三年中，每个城市都开了几百场“疫情防控通报会”，通过“xx发布”来公布消息，而另一方面，疫情中人们对信息的渴求异常强烈，不得不翘首以盼防疫政策的更新，有关城市封锁的最新消息甚至食品供应等，“xx发布”同时还链接一些政府公共服务平台。 这为“xx发布”带来了大量的用户，事实上也从根本上重塑了中国媒体形态。上海人更多地是看“上海发布”，而不是面向全国订阅的“澎湃新闻”。在成都，更受本地用户青睐的是“成都发布”，而不是“红星新闻”。对比春节期间各家的微信公众号头条阅读量，上海发布和澎湃新闻相当，而成都发布的头条阅读量则普遍高于红星新闻。 由于用户粘性很高，广大市民开始赋予“xx发布”以情感，这些平台的“读者评论”中，用户会亲切地称之为“小布”，这种“拟人化”，某种意义上也说明它已相当深入人心。 地方政府最初开办“xx发布”的时候，并不见得有清晰的战略。它最初可能只是一种自己用着顺手、完全可控的信息发布手段，但是经过三年疫情的“社会互动”，政府的“权威发布系统”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一种思想和社会控制的手段。在信息流通流域，党国同样完成了一种“防护”，过去以报道新闻为己任的都市媒体，近乎被清除出舆论市场。 从疫情中恢复过来的人们，痛恨“健康码”“核酸”，但很少有人注意到，“xx发布”已经成为思想和信息的一道“防护线”，在大事件发生时，新闻媒体的身影更加稀少，政府的权威发布往往成为他们获取信息的唯一通道。 “权威”作为一种思维方式 2022年3月低，上海封城之前的一次发布会，女主持人呼吁在场的记者，要把市民关心的问题反映出来——她可能注意到，发布会上记者已经懒得提问了。 这只是“权威发布”时代的一个缩影。因为局面彻底可控，地方政府不再担心有记者会提刁钻问题，在进行通报的时候，只需要把通稿发给记者。事实上，各地的“xx发布”也会发布造就准备好的通稿，记者去不去发布会现场，也无关紧要。 2012年，温家宝在总理生涯告别会上“悲情”呼吁：如果没有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的成果也保不住。事实证明，这也是“总理记者会”的绝唱。胡温时期，曾经在全国两会上营造出媒体和官员互动的场景，向世界展示某种开放的形象，这一进程如今已终结了。 胡温时期的言论控制，是“删帖”和发布报道禁令，人们用胡锦涛“和谐社会”理念的前两个字谐音，也即“河蟹”，来代指网上的“删帖”。这时的言论控制，可以理解成是一种“防范型”；而在“新时代”，伴随着“xx发布”这一系统的确立和渗透，中国的言论控制，进入“建构时代”：主动塑造，并且获得垄断地位。 典型的故事，是发生在江苏徐州的“铁链女事件”。2022年初，有网友曝光丰县一位妇女被铁链锁住，怀疑有买卖妇女、虐待和强奸等犯罪行为，引发全国网友关注。这一事件，鲜见媒体报道，而 先后由“平安丰县”（丰县公安局政务号）、“徐州发布”、“江苏发布”三个层级的“权威发布”帐号，多次向社会通报案情调查进展，但是每一次都引发网友更多质疑。 这既意味着“xx发布”的垄断地位已经建立，机构媒体失去了“监督”的能力，同时也意味着“xx发布”本身，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它在整体上面临着失信的可能。就如铁链女事件，“江苏发布”在发出最后一个版本的“通报”时，邀请到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记者，伪装成一个“权威访谈”的形式，假装回答社会疑问。 这个形式其实是意味深长的：权威发布，通常都是“单向度的传播”，只负责给出信息和答案，在网络上不和网友进行互动。“徐州发布”每次通报会，马上放出“水军”的评论，但是因为过于整齐划一，反而成为失信的证明。最终，地方当局认识到，哪怕是事先安排好的记者来假装采访，这一“互动”形式，可能也比“权威发布”更有效。 这其实也表明传播学自身的规律。当权力完全垄断信息发布渠道的时候，也就是它在整体上失去信用的时刻。春节前，中国数万股民到美国大使馆的官方微博上留言“控诉”股灾，也是这种失信的明证。 “权威通报”作为思想控制的手段，当然是有效的，但是它不会永远有效——除非人们可以相信，这片土地会永远处于黑暗之中。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