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离开中国去日本读书，林森选择了结婚。 出国读书和结婚这两件事听上去好像没什么相关性，但是她形容结婚就是她这个“物品的所有权转让”：“我的所有权就像物品一样从父母手上转移给了丈夫。”林森来自一个“控制欲非常强的原生家庭”，她的父母一直反对她出国上学，反对她去日本。 她家住东南沿海一个相当“传统”省份的小城市，20岁的时候，父亲以拜年的名义带她去很多不认识的叔叔阿姨家，并嘱咐“穿的乖巧漂亮点”。林森很快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因为那些叔叔阿姨的共通点都是“小老板”，更有个年龄和她差不多的儿子，“他们就像菜市场里的白菜一样从头到脚打量我”。 “如果是我自己选择的结婚对象，（出国读书的事情）当然会比我父母更容易商量和说服。即便我已经成年，我父母仍然理直气壮地把我当作一个物品，可以任意处置。我能逃离的原因纯粹只是因为我运气够好，找到了人品比较好的结婚对象，能赶在我爸妈的安排之前抢先结婚。”而她也确实说服了丈夫支持她出国深造。 林森没有读完国内的大学，她决定辍学的原因是学校带给她太多“痛苦”，无论是教学气氛、生活气氛还是无处不在的肃杀政治气氛。她特意提到了大学中的“形势政策课”令她异常反感，“经常有‘军事博主’一样的人物来开意识形态讲座，内容无非就是中国崛起，并进行仇恨灌输。” 类似的政治抑郁也令黄铠选择离开中国，“日本不是年年都有年度汉字吗。我的年度汉字，就是‘逃’，”他带着些如释重负的笑意对记者说。 当时负笈日本的随身背包里，他带着两本书，一本是《大逃港》、一本是《圣经》，在机场的候机大厅，他一直在读“出埃及记”。“我的状态和当时的逃亡者是一样的，就是要到一个适合人类生活的地方去。” 黄铠是个颇认真且有仪式感的人，来日本前，他曾经两次爬过深圳的梧桐山，那是中国改革开放前最著名的逃港路线。 从1949年到1980年，有上百万人冒死走上逃亡去香港的道路；“而当时那些逃亡者的后代——香港的年轻人在抗争后又要再次逃离共产党的统治。”作为广东人的黄铠，对这种背井离乡的勇气感同身受，他说，“前人逃亡的路就是我现在的路。” 出国读书的最大门槛是钱，来日本留学是因为省钱 大学毕业后，黄铠用了将近5年筹划自己赴日读书的“逃亡”计划，主要内容就是打工攒钱，并在这段时间里自学日语。为了能攒下钱，他返回了广东的家乡找工作，这样至少能够省下房租和一部分饭费。黄铠的父母过去都是下岗国企员工，之后下海经商并在广东站住了脚。关于赴日的计划，黄铠不确定父母是否会支持他，索性就瞒着家人先斩后奏，独自攒钱、独自申请学校。 几年间，他形形色色的行业都闯荡过，做过信贷公司、当过炒票的黄牛、也给广告公司打工写过软文。每次拿到工资，他便会把赚到一部分钱换成美元现金存下来，他的计划是每个月攒下500美金。虽然和家人同住，但他并没有把自己出国读书的大计告知父母，结果前期放在月饼盒里的1200美金就被母亲稀里糊涂的扔掉了。虽然如此，他确实在四年多后存下了24,000美金留学资金，这让他足够支付去日本的中介费、头一年的语言学校学费、住宿费、机票和各类杂费了。 当他把一切手续准备妥当，并知会家人的时候。母亲虽然担心儿子一人在外闯荡的困难，但更多的还是支持，这令黄铠感到意外。“毕竟是经历了三年封城，他们是知道外面的好的。” 小韭来自东北，那是赴日中国人的主要来源省份。关于很多东北人赴日的原因，他直白地说：“穷”。曾经“共和国的骄子”因为经济体制落后、工业没落、下岗潮而一蹶不振的故事已经无需赘述。小韭说自己5年前出来读书的时候，所在小城市的人均GDP不过2000多人民币，“你想2000多人民币，就是什么都干不了，如果是外来务工人员的话，租个房子一个月可能已经要800。” 高中的时候，他曾经跟团去过一次上海旅游，看见上海的高楼大厦，对比家乡令他有了巨大的落差，两座城市给他的感觉就是天上地下。要知道，同一时间他家门口才铺上了柏油马路，而赶集的传统也仍然延续——“每次大集都能看见大爷大妈赶着驴车卖白菜”。他的父母都是工薪阶层，明白不能让小韭去挤高考这唯一一条独木桥。由于家中经济实力不足以支持他去美加读书，只能退而求其次来到日本。 选择赴日读书的原因对林森来说也是如此，“价格便宜、门槛低”，尤其是相对英美等西方国家来说。从经济上考量，语言学校的学费5,000到6,000美元每年，私立学校每年依据文理科和艺术系不同，每年学费介于7,000到15,000美元左右。而赴英国就读的留学生每年需要支付15,000到35,000美元不等的学费，相较之下日本优势明显。 而林森所谓“门槛低”则包括三个方面，首先签证便捷。申请者可以通过学语言的路径申请日本的语言学校，便可以获得长期签证迅速便捷地登陆日本；其次日本更容易留下来，哪怕是语言学校毕业，有了一定时间的在地经验和良好的语言能力，便有更多工作机会，更不必说日本本地大学的毕业生。 第三是合法打工比较容易，海外留学生有每月120小时的合法打工时间，而哪怕挣最低工资也足够获得一半以上的生活费。而且日本和中国之间贸易频密，一些简单的代购、导游等小生意也能补贴他们的收入。林森明白自己财政尚未独立，也难以通过家庭获得足够的学费和生活费，她才选择“润”向了日本。 根据日本学生支援机构（JASSO）历年的统计，自2017年开始，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包括大学院、专门学校、语言学校等）首次突破十万。在疫情前的2019年，中国留学生更达到最高的12.4万人，虽然之后几年许是因为封控原因，数字略有减少，但是也没有低于十万人，占整体留学生的比例基本高达40%以上，远超过来自其他国家的留学生数量。 在五花八门的打工中为自己挣生活和前程 到了日本，林森不用再担心父母再横加干涉她的生活，也不再担心在公交车、地铁上被无情的推挤。她说：“日本给内向敏感的人保留了生存空间，如果在国内，你就会被说是不适应社会。” 然而随之而来的便是生存的压力。家中支持的生活费捉襟见肘，她平时大部分时间只会吃超市99日元（约0.75美元）的饭团，每每要等到超市夜间打折的时候去买盒饭作为晚餐。晚上在私塾里学到一半，她会偷偷溜出去抢附近平价超市的盒饭，有老师说她不专心学习，她平淡回了四个字：“生活所迫”。 周末她会去打零工赚钱。第一次的工作是去附近工厂给快递盒打包，工资时薪是大约1000日元每小时（约7.5美元），一天便能赚一万日元。“日本赚的真是多，在国内为了饭钱挣扎，日本随便打工就可以超越果腹，能够吃点好的，也能买点东西。”她拿着第一次的工资，去了稍稍高级一点的连锁餐厅“松の屋”，点了比平时“贵一点点”的炸猪扒饭。 根据日本学生支援机构（JASSO）的最新调查，2021年有67.0％的在日海外留学生都在打工。主要以轻体力劳动为主，根据调查，海外学生从事饮食业和贩卖类的服务业工作者，占比达到65.2%，而这些工作的日薪则基本与当地的最低工资持平或者略高。 记者请林森列了她这几年在日本都打过什么工，她想了想便写下多达14份工作，从夜班搬砖的建筑小工、深夜送报工、居酒屋服务员到私塾和幼稚园讲师，五花八门，个中辛苦不言而喻。她讲到，在做居酒屋后厨的时候，要忍受凶巴巴厨师长的职场霸凌，一个不如意便会直接开骂“滚回国去！”；而做居酒屋的前台，又要遭遇日本猥琐大叔的骚扰，“他们经常会做出语言骚扰，‘小姑娘多大啦？小姑娘你很可爱’”，三两杯酒下肚，那些醉醺醺的大叔就会变本加厉，被摸屁股更是家常便饭，“你叫出来反而会被人觉得小题大做”。 生活的压力尚在其次，最重要的是考学压力。林森7月到达日本，12月便是大学入学考试。父母对她说：“考一次试试看”，但她明白机会只有一次，父母不可能再等她一年。“半年内，如果考不上就要回国做家庭主妇、生孩子。”她知道自己过不了这样的生活。她是艺术生，日常的生活非常规律紧凑，上午画画，下午学语言，晚上继续画画或学习。 历经艰辛，林森最终通过努力成功考上了日本两所最好的美术大学。公布成绩的一刻，她以为自己在做梦，把网页刷了又刷，错愕和狂喜的表情同时挤在她的脸上，“那时我终于看到未来了！” 如今有了名校生的加持，她的兼职也逐渐“升级”，变成了在私塾里面做老师。未来她期望毕业之后能够找到稳定的工作，“有了工作签证，以后入籍也好，都不用再被控制了，那时我才真正有独立的未来。” “先斩后奏”的黄铠由于父母的支持，在日本的生活压力减少很多。他觉得，无论是生活还是吃饭，其实东京的花销和广东一线城市差不多，甚至一顿饭的量还更大。去年东京市政府和新宿区政府分别给当地住民提供了5万和2万日元（约为370美元和150美元）的疫情补助，他也忍不住向母亲炫耀了一番日本的“制度优越性”。 虽然当下的经济压力并不紧迫，但是黄铠仍要思考自己未来的出路。他的设想与其他中国留学生略有不同，虽然有国内大学的文科类文凭，但是他打算在读完语言学校之后，进入专门学校学习电子应用工程。对于从事技术类工种，身边大部分同学仍然嗤之以鼻，认为学历越高就越不应该做技工。不过黄恺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有技能才能够在新环境里有稳定的立足之地。“对我来说，用劳动，特别是有技能的劳动去换取工作是很正常的事。”他向记者描绘了一个清晰的职业进阶路线，从电子产品的维修到企业的开发工程师，重要的是他能在这样一个发展路径中找到稳定的可持续性。 毕业回国后“见到真实而荒凉的世界”，她决定再润日本 对如今很多海外留学生来说，回国的前景不再具有吸引力。中国经济一日千里、生活欣欣向荣的时代已经过去，这里没有更多空间和资源分配给源源不断的年轻劳动力，更难以满足他们向往多元、自由的精神世界和对社会正义的要求。在激烈的“内卷”中，传统的家庭和社会文化让他们深陷在痛苦的人际关系里。相比之下，海外朴素的物质生活似乎也不那么难以接受了。 经过北京互联网企业里的一番摸爬滚打，AKO在上海封城前回到了当初留过学的日本。在北京五六年的时间里，AKO换了四份工作，搬了七八次家，虽然月薪越来越高、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但是在北京的日子仍然让她窒息。 当时北京正在清理“低端人口”，在大型互联网公司工作的AKO自然能躲过被“清理”的厄运，“就因为我赚的还可以，不至于沦落到那种需要住半地下房子的情况，但我有一种随时都可能变成他们的感觉。”她知道当时民间有给被驱逐者分享住处的自救运动，便向室友询问能不能把自己租住的地方分享出来，室友一脸鄙夷，问：“你为什么要参与这种事情，他们跟你有什么关系吗？”一边是无家可归的“低端人口”，一边是朋友圈里日常的岁月静好，这让AKO感到分裂。 她在2019年的夏天去了香港，坐在8月31日晚上从旺角开往太子的地铁列车上，她那时距离警察进入车厢殴打市民的列车只差一站。她的列车在旺角停留20分钟再度启动后，她在太子的月台上看到了仍未消散的烟雾、散落的警察盾牌和倒地的民众……回到内地，她身边“每一个同事却都在喊香港暴徒，都在说香港人不对”。 她觉得身边的同事朋友都是“高素质”的，要么很小就去外国留学，要么家里有钱，也上过很好的大学，“他们甚至有些人还非常有理想，大家会聊文学、电影；但你和他们谈香港发生的、低端人口这些事情，他们是概不care的。” “我感觉我的生活在一层一层的打破，那个象牙塔之外一层一层，见到这个真实而荒凉的世界。”很多朋友调侃AKO是个“外宾”，是个理想主义者。她说以前在日本读大学的时候，周围流行的都是左翼思想，对很多话题本觉得很理所当然了，“比如说男女平等是理所当然的，LGBT权利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中国的生活让她觉得格格不入。“无所谓理想主义不理想主义，这是一个是非问题。”于是，她抢在封城前不顾一切地离开中国，回到日本。 生活在同属东亚文化圈的日本，也并非事事顺心。AKO如今在一个“相对开明”的日企工作，但日本僵化的职场文化和性别不平等问题还是令她颇为绝望。“企业招人的时候要求有独立自主性，但同时也要讲团结。若是太自主一定会被主管挑刺，最后还是要等待老板的决定，否则会被批评‘没有协调性’。” 性别问题更是日本的痼疾，她说公司的女性社员比例极少，开会有80%的情况在座的只有她一位女性员工；高层的董事会也是到了今年才终于有一位女董事。AKO不是没有升迁的野心，但她已经意识到领导分配工作的差别——经常把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交给她，而抛头露脸的工作留给自己。AKO也会思考：“如果不工作的话，日本值得我留下吗？”她目前还没有答案。 林森偶尔会被“天真”的日本朋友问到赴日读书不想回国的原因——日本人普遍并不爱负笈海外——她便会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让他们明白，中国在2021年大规模整顿教培行业，一夕之间造成上千万人失业。“在中国生活和就业是不稳定的，我无法确定那样的变故会不会突然降临到我的头上。” 正在日本准备深造研究生的小韭反问记者：“回去能干什么？回去东北人就只能考公务员，那我又考不上公务员。从小到大人家就觉得一个人如果不当公务员，就会被说没前途。”他认为东北是官僚主义非常严重的地方，哪怕经历了失业大潮，东北人的心态仍然对“铁饭碗”非常依赖，“因为东北这个土壤，不像北京、上海，不适合私企生长，我回去也只能跟着穷。” 黄铠说的更加决绝，他引用当初“大逃港”期间一个逃到香港的农妇的说法：“我死后，连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中国）来。”4月的日本，樱花刚刚凋谢，一场大风旋即把正在席卷中国十六省的沙尘暴吹到了日本。这是日本16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沙尘暴。 为保护受访人隐私，林森、黄铠、小韭、AKO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