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校园霸凌的电影《少年的你》，日前获第39届金像奖最佳电影。校园霸凌频繁出现在影视作品中，带点暴力与残酷的浪漫，成为主角青春成长的点缀。
然而真实生活里，欺凌远比电影更普遍、日常，反而常被忽视，尤其歧视、恶作剧、嘲讽、辱骂等没上升到残害肉体的霸凌，更被当成司空见惯的玩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9年的报告指，32%的学生曾至少遭过一次学校同龄人的欺负。那些遭遇欺凌的人，现在怎么样了？
从“霸凌者”到“被霸凌者”
13岁的蔡瞳（化名）从未想过，《流星花园》中道明寺们对杉菜的校园暴力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像电视剧情一样，推开课室门，一堆书劈里啪啦落下来。那是她的课本。黑板上“蔡瞳，婊子”四个字，触目惊心。
现实不像电视剧，蔡瞳没有从天而降的男主角拯救，也不像杉菜得到施暴者的认可和关注。蔡瞳像多数被害者一样，被暴力笼罩多年。
“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一天前还好好的，突然……就好像变成全班公敌了。当时眼泪一下就出来了，一方面是课本砸的疼，另一方面就是委屈，还有吓的。”
蔡瞳，27岁，香港本科毕业后去美国读硕士，如今是初创企业老板。她目光明亮，说话快。
“一夜之间，我失去了所有的朋友，被全班孤立。在此之前，我才刚拿了话剧节的金奖，排练的话剧男主还是我们级的有名的帅哥，我感觉就是一下从天堂狠狠摔到了地狱一样。”蔡瞳描述，“之前小学时候也见过同学被人霸凌，万万没有想到有一天会落到自己身上。毕竟当时我也算是一个众星捧月的小公主吧。”
如今蔡瞳身穿男装白衬衫，卡其色工裝裤，帆布鞋，一頭短发。她不着粉黛，一堂浓眉，实在不像“小公主”。
“我在初中前就是个小公主呀，”她给我看儿时照片，扎着辫子，天蓝色泡泡袖公主裙，与现在风格相去甚远。“小学不是有什么少先队么，我可是大队长呢，全校最风光的人吧。穿着小裙子，带着小红花，国旗下领奖的那种‘别人家的小孩’。”
少先队大队长，内地每个小学都有，说是学校最出彩的人也不为过。蔡瞳说，当时女孩围着她，男生也不敢欺负她。因为太优秀，总有“不怎么好的同桌”。
所谓“不怎么好”，就是同学都讨厌。她印象最深的是个五年级转校生，不是城里人，长相被认为又黑又土，说话带口音，身上脏兮兮的。蔡瞳就像其他同学一样，不喜欢他。
“那时候所有人都欺负他，一下课他就不见了，回来身上总有伤，据说是被其他同学打的。”蔡瞳说，“我那个时候知道，但没有阻止，因为我也不喜欢他。觉得他脏，和他坐同桌也画好界限，不许他碰我的东西。”
“你打过他么？”
“没有，但我也没有阻止过别人打他。我还记得他挨打了也不哭，只有一次哭的，就是他们太过分了，在讲台上把人家裤子脱了。”蔡瞳说，“那一次我也觉得太过了，悄悄叫了老师，然后他就哭了。”
当时蔡瞳没想过同桌身上的悲剧几年后会降临到她身上。原因是她引以为傲的话剧节金奖，她演了朱丽叶，而罗密欧是年级的“级草”。
“他们觉得我不配当朱丽叶，是几个女生带头开始的，然后不知怎么就有人造谣我给罗密欧写了情书。再后来，就变成我去发短信约罗密欧上床，当时我14岁不到，连男孩子手都没拉过。”蔡瞳困惑地说，“但所有人都相信了。不过仔细想想，这件事发生以前的我，性格的确有点骄纵，应该是很让人讨厌。所以墙倒众人推吧。”
“那个时候真的痛苦，每天不敢上学，上了学也不敢说话。只要一说话就有人指着你鼻子骂，‘婊子住口’！’”
最让她痛苦的是“罗密欧”的反应。蔡瞳承认，当年对“罗密欧”有朦胧好感。“他是当事人啊，我有没有写过情书，有没有告白过他是最清楚的。可是他没有站出来为我澄清，甚至是，在一群人围着我嘲弄的时候，别人找他求证的时候，他没有为我说过一句话，居然，还默认了。”
蔡瞳一声嗤笑：“或许觉得，有女生给他写情书这事很牛逼吧。所以我从此就很讨厌男人，觉得他们虚伪。如果当时有一个人出来帮我说一句，或许我都没有那么痛苦。”
“那你现在是一直单身吗？”我带着冒昧，小心翼翼问。
“不，我马上要结婚了。”她抬起手，露出婚戒，“女友和我大学就在一起了，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欺负她。”
60岁了，但霸凌记忆始终在那里
1966年，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读小学的李姨开始了10年的噩梦。
“我已经60多岁了，但是至今看见那种木制的，Y字型弹弓都会发抖，”李姨说，“那时候走在路上，会被男孩子们用弹弓打，好一点的时候是纸，大多时候就是地上的石子。”
童年李姨生活在华北二线城市，地上还没有柏油马路，碎石子混着煤渣随手可得。
“你不会知道石头从哪个角落冒出来，重了就见血。不过到底还是一群小学生，见了血他们也害怕，后来就改用没有那么尖锐的石头，或者纸团了。”
纸团也不是一般纸团，浸了水，用牙咬得硬邦邦，打在身上一块淤。
“一般打人的都是家里‘成分’比较好的，像我们这种‘成分’不好的就是挨欺负的。我们家在班里算是‘成分’差的，所以我是被欺负的最厉害的。有一次，他们在路上抢我书包，被我爸爸看见了，我爸爸吼了他们几句，把他们吓跑了。结果第二天晚上，他们家人就把我家全砸了，玻璃碎了一地。所以在学校受了欺负，也再也不敢回家说了。”
进厕所就被反锁，课桌被画乌龟，无缘无故被同学打一顿，无处不在的弹弓石子。这成了李姨的日常，然而家长、老师不能帮忙，因为家长和老师也成分不好。
“我记得有个男孩子，家里成分比较好的，他爸爸其实是不认字的，但文革以后就当了校长，他是欺负人欺负的最厉害的，老师也怕他，算是当时的校霸了。”
当年英文不被重视，但有一句必须会：Long Live Chairman Mao （毛主席万岁）。校霸趴课桌睡觉，老师把他叫醒，校霸一把推开老师，说了句谐音：“冷了戴棉帽。”然后说，“如果你再吵着我睡觉，我就告诉别人，这句话是你说的。”
没人敢再说一个字。这样开毛主席玩笑，是能掉脑袋的大罪。
李姨说：“我当时吓死了，恨不得连听都没听见过这句话。我英文一直都不好，但是这句话和这件事至今都记得。”
李姨不愿与小学同学有任何来往，“没有什么美好回忆”。
她留下深刻阴影，在子女教育上特别敏感。“女儿上小学的时候，曾经被班里男同学打过一次，那次我气的浑身发抖，叫了几个男同事在放学路上直接就把那臭小子堵住狠狠教训了一顿。我当时真的恼火到了极致，仿佛看见了小时候的自己，每一次上学都战战兢兢，被同学欺负的痛哭也得不到任何人帮助。后来女儿班上再没有人敢欺负她，因为都知道她妈妈非常凶。”
李姨至今还会做小学的噩梦，但她不认为自己特别不幸。因为身边有人更凄惨。
“我算是运气很好的，校霸虽然在我们班，但是也就是拿弹弓打打人，欺负欺负我。我爸爸妈妈不能为我出头，但至少还活着。”
她强调“活着”这个词。她请我喝她手泡的茶，如今随女儿女婿住，膝下承欢，小外孙常跑来求抱。
隔壁班同学家里是印尼华侨，相当不好的“成分”。爸爸被活活打死，母亲被剃阴阳头，直接跳湖。“全家都死光了，就剩下他一个人了，老师其实很可怜他，但是不敢收留。”
“他是被打的最厉害的，不光我们级的孩子打他，其他年级的，其他学校的也打，时常就看见他一身血，基本天天挨打。”李姨说，“后来，就再也没见过他了，大约也是死了吧。”
“这是很普遍的事情，你去问任何一个妈妈辈，在中国年代生活过的人，他们都有这样的同学或邻居。能坐在这里说故事的，已经是幸运活下来的人。”
被忽视的冷暴力：我只想选择干净的人
从16岁到20岁，从高中到大学，20岁的天池一直在面对校园冷暴力。比起蔡瞳和李姨，天池的同学没造成肉体损伤，只是忽视及嘲笑。
高中时天池是重点中学转校生，一时跟不上节奏，成绩不好，遭到同学冷遇和白眼。
“好一点的情况是，我提出的问题，永远不会有人解答。我跟他们主动说话，也不会有任何响应，他们好像当我不存在一样。”天池说，“坏一点的时候，遇到他们心情不好，就会嘲弄我，说我身上有臭味，说和我讲话人会变臭。我只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没有人帮我，我是孤独的。”
他跟老师反映过，老师说：“你先把成绩搞上去，不要想那些有的没有的。”他不敢跟家人说，父母把他弄进重点高中花了很多心思，不想再让父母操心。
天池后来参加了三本学校的自主招生。 “我到了后期根本不想上学，也不想面对老师，就躲在家里，后来也没参加高考，就上了这个自己不喜欢的学校。”
那时起，天池开始用“干净”和“脏”界定周围人，不屑与他感到“脏”的人说话。
大学第一年，天池就遭舍友排挤，原因是太孤傲，不想和室友一起打游戏。“他们觉得我高傲，眼睛长在头顶上。而我觉得他们脏。”天池说，“我觉得好多人都脏，包括高中那些人。”
如今天池也做兼职网络情感陪聊师。“网络陪聊”近年兴起，中科院教授林春认为：“现代社会人的压力大，如果告诉身边的人会有很多尴尬，因此他就会选择这种网络陪聊的方式进行倾诉，以达到缓解压力的需求。”
天池说，他一边给别人慰藉，一边自己天天想去死。
“我干这个不为钱，就为了充实。陪着人聊完了，让他们纾解压力了，我觉得自己有点价值。”然而天池的店主告诉我，天池是店中最糟糕的：“非常多差评，不主动，完全不会和客人沟通。”
天池说，他只想选“干净”的客人，想给客人“满眼微笑，心理正常，善良好人”的印象，但也希望遇到同样“干净善良”的人。
你会原谅他们吗？
校园霸凌不是愉快的话题，提及过去的蔡瞳几次落泪，李姨心有余悸，正在经历的天池，更是日日深渊。
我问三人同一个问题：“你们会原谅当时带头施暴的人吗？”
蔡瞳反问：“你觉得，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是报应吗？我从一个默认校园霸凌的施暴者，变成了一个受害者。有时候我自己想想，也许这就是惩罚吧。”
她说，如果时间能流转，她一定压制那些欺凌弱小的手，真心跟对方说“对不起”。
“初中时我最希望的事情，就是有人在我被欺负的时候，站出来为我说一句话，哪怕一句都好。”蔡瞳说，“所以，将心比心想想，小学的那个同桌也许也很想要一个人，站出来为他说一句话吧。”
对施暴者，蔡瞳轻描淡写：“恨他们太累，死的时候告诉我一声就好，我不会去帮他们上香的。”
李姨则说了个亲身经历。小学同学中有个女孩叫阿梅，工人家庭出身，父母和善，常招呼同学去家玩，是李姨小时“最羡慕”的家庭。
高考恢复后，李姨成了炙手可热的医科大学生。参加工作不久，李姨在妇产科病房看到了曾羡慕的对象。
两人地位完全调转。当时是第一波下岗潮，阿梅的丈夫受到波及。而独生子女政策的大背景下，因为“家里想要个男孩子”，阿梅此前两次怀孕都做了流产。大概因为频繁流产，她情况不好，需住院观察，但家里已没什么钱。
“我把一个月工资拿了出来，给她交了住院费。没有别的原因，或者是因为看着当年高高在上的女孩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于心不忍，或许因为当时她没欺负我，反正就是觉得不能这么看着。”
阿梅的孩子保住了。多年后阿梅与李姨重逢，称李姨“救了她一命”。
李姨没有回答“会不会原谅”，只说：“如果当时换了那些人，我可能选择会和其他医生调班，躲得他们越远越好。”
天池则说：“我不想再见那些‘肮脏’的人，也不会羡慕他们没有被欺负的经历，我只觉得他们可耻，不配为人的可耻。”
2017年腾讯新闻调查显示，校园霸凌会对被霸凌者的学业产生严重影响。38.2%的受访者观察到被霸凌者放弃学业，30%的受访者观察到被霸凌者转学。24.6%的受访者观察到被霸凌者短期不来上学。
调查显示的只是短期的可视化影响，对受害者而言，每一天上学都是地狱。对隔壁班级草有好感的蔡瞳，自此讨厌男性。60多岁的李姨，至今害怕弹弓。而天池未来能否摆脱阴影，也还未知。
他们年龄不同，背景不同，年代不同，却不约而同地说：“当时没有一个人帮我。”
校园霸凌成因很多，至今各国政府、教育部门也无解决方法，而倘若无论家长、老师、同学，见到霸凌时，不做无声“帮凶”，站到被霸凌者旁，告诉他们“我来帮你”，或许一句话，就能转变他人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