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偷拍的报道增多，偷拍似乎正成为女性生活中要面对的日常问题。这些新闻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男性偷拍的，例如河北师范大学发通报称，6月14日晚，该校男生俞某某着女装混入女浴室，被学生和值班人员当场控制，学校将根据公安机关调查结果依法依规严肃处理；6月14日晚，有记者从郑州警方获悉，男扮女装进郑州大学女澡堂偷拍的男子已被依法行政拘留，涉事男子为该校毕业生，在逃离时被老师和学生控制，其手机内拍有部分女生隐私内容。 另一类则是男性被误会偷拍，这类新闻很少，但最近成了网络热门话题，如河南大学女生（已保送四川大学研究生）“疑似被偷拍”事件。6月7日，该女生在地铁上看见一个大叔蹲着玩手机，怀疑对方偷拍自己，随即要求检查其相册，但并未发现被偷拍的影像。其后，该女生在网上曝光大叔，称其手法娴熟不是第一次作案。此事在网上引发争议，多数网友认为，该女生没有证据、属于诬告。该女生在得知男方报警后，赶往大叔家里争取到对方谅解，并在网上公开道歉，但此事引发的舆论尚未平息。 从以上事件中可以看到，偷拍已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女性和男性对此都非常焦虑，女性是害怕被偷拍，而男性也开始害怕被误会为偷拍，因此在网上爆发了持续不断、二元对立的争执；但对于偷拍为何日渐猖狂、男性偷拍背后的心理、如何治理偷拍行为、女性乃至女权主义者要如何应对等，目前深入的讨论还比较少，本文试图从这几个方面来进行一些分析。 偷拍的根源是根深蒂固的厌女心态，而并非某种特殊性癖 偷拍现象越演越烈，影响到的人越来越多。这源自多重因素， 最关键的可能是信息科技发展，使得偷拍越来越容易，成为男性发泄其对女性的欲望（控制欲）的、最便捷的出口。以前偷拍还需要专业设备如针孔摄像机，通常在一些特定场所，如酒店；现在每个人的手机都能利用起来，随时随地都可拍摄，制作和传播的成本也极其低廉。参与的门槛很低，参与者也就越来越多。 最近BBC爆出的纪录片《追查“痴汉”——谁在售卖性侵偷拍影片》，就扒出了一个在东京经营偷拍视频的犯罪团伙，其幕后负责人“齐叔”来自中国，在他的网站上有大量女性被偷拍的隐私影像，拍摄场景多在境内，包括地铁、公交车和商场等，付费会员大多是中国男性。这类网站、经营团伙的存在，说明偷拍已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并成为一个难以根除的社会顽疾。 偷拍的根源是男性的性别平等意识普遍滞后，以及其根深蒂固的厌女心态。人们往往认为偷拍者是特殊性癖好者，实际上并非如此。香港岭南大学教授陈效能从2019年开始研究偷拍，访谈过50多位曾偷拍女性裙底的人，这些人对此的解释比较一致，即偷拍不是为了性，真正吸引他们的是“刺激感”和“成就感”，这往往建立在他们对女性单方面的掌控和侵犯上。“看”和“被看”本就形成了一种主体对客体的权力关系。陈效能认为，这种把女性看作物品的视角并非个例，而是被不平等的社会性别文化所塑造的普遍现象。 从访谈中还可看出，即使加大处罚力度，也很难让这些偷拍者转变，因为他们已将不当的“社会性别文化”内化，成为被这种文化操纵、丧失了自我意志的偷拍工具，要矫正这种心理状态需要一个过程，主要是改变他们对女性的错误认知。 尽管如此，但在网上有关偷拍的讨论中，法律占据了很大层面，集中在是否需要单独立法、加大处罚力度等。目前我国对于偷拍没有单独的法律规定，又由于许多偷拍个案难以判定，或没有造成严重的影响，相关处罚多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第6款规定，即有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行为，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可见惩罚力度还很轻，最多是拘留和罚款几百元。这种现状令许多人不满，认为应该加重处罚，以儆效尤。 香港常被作为值得效仿的范例提出，因为那边与时俱进修改了法律。2021年9月，香港的《2021年刑事罪行(修订)条例草案》新增加了窥淫、非法拍摄或观察私密部位等四项罪行，最高刑罚为监禁五年。此外，英国、日本、韩国等地对偷拍的处罚都比较重，因此也经常被提及。然而从前述学者的研究中可以发现，严刑峻法并不能杜绝偷拍，根本的解决之道在于提升性别平等意识，让男性不再厌女，把女性当成跟自己一样有感知、值得尊重的“人”来对待，只有这样，男性会认识到实施偷拍、观赏偷拍都是糟糕的侵权行为。 令人遗憾的是，在这方面社会进步并不明显。2023年6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最新版“性别社会规范指数”报告中指出，包括女性自身在内，全球仍有近90%的人对女性持有某种偏见，这一情况在过去十年未得到改善。不过，报告同时也强调变化有可能产生，为了推动性别平等的实现，应该鼓励在挑战有害的社会规范、父权态度和性别陈规定型观念方面采取有效的创新干预措施，如打击网上仇恨言论和性别虚假信息，这将有助于将落后的性别规范转变为平等。此外，报告还建议实施相关教育来改变人们的观点，推动政策与法律变革，以承认妇女在生活各个领域的权利。 网络性别议题陷入二元对立的舆论战，使得寻求解决之道变得不可能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男性的厌女行为（偷拍即其中一种）更容易实现，但这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它同时使得这种不当行为更容易被上网曝光，米兔的风起云涌就是一个例证。如前所述，有这类（潜在）不当行为的男性不在少数，因为厌女是男性的普遍心态。就偷拍而言，即使偷拍者是少数，但在网上观看过此类影像的男性肯定人数众多，且他们都是匿名，这个庞大的“消费市场”也是偷拍产业赖以生存的土壤。在边界模糊的网络上，很难去界定偷拍影片的影响力有多大，而多少人必须为此负责，尤其是新进的跨国偷拍产业链，还涉及到执法的盲区。因此，对于（潜在）受害者来说，这种茫然的不安全感，令她们很容易感到自己在被男性群体，甚至这个男权的世界所合谋剥削、侵害；其“疑罪从有”的倾向不仅仅是在盲目“扩大指控”，而是出于现实的焦虑。 而在这种应激的“敌意”中，当男性看到“同类”因为一些不当行为被频频在网上曝光（包括被误判而曝光），遭到从未有过的损失（如“社死”），他们也产生了一种普遍的焦虑心态。然而，和女性日常遭受窥视、侵害的焦虑不同，男性的焦虑既来自于“被冤枉”，更多则来自于从优势地位落马，被问责，并被迫为这种社会问题买单。 最近网上因“偷拍”引起的轩然大波，并不是公众对偷拍的愤怒，而是有一个男性被指偷拍、查无实据后仍被网上曝光，引起了许多人尤其是男性的不满，他们纷纷谴责这个没证据就曝光的女生，呼吁对其严肃处理。短短几天，该女生的各种个人信息被放在网上，遭到千夫所指。6月12日，中国新闻周刊在新浪微博发起投票，有5万多网民参与，一半（2.5万）的人都认为大学“应该开除”她，网民态度可见一斑。由于舆论影响扩大，人民日报对此发表了评论，呼吁不要以暴制暴；新浪微博也很快封禁了一百多个账号，但在官方的干预下，讨伐之声仍不绝于耳。正如同严刑峻法难以改善一个性别不平等的社会，官方的“禁止”也无法塑造一个健康的舆论环境。 由于既往偷拍的男性从没遭遇过这么大的讨伐阵仗，且当事女生的误判（她坚持认为对方有偷拍企图）与“恶意构陷”不可同日而语，对其表示同情的也不乏其人。一些新兴女权者对她表达了积极的支持，认为舆论对她的打压是对权利意识觉醒的女性的“围剿”，但是自由主义公知（多为男性）则很多站到了“被诬告”的一方，强调就事论事、无罪推定，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再现了米兔早期的女权主义者与自由派公知之间的论争。尽管有一些较理性的网络意见领袖强调，该事件的背景是偷拍行为猖狂，女性的人身权益得不到承认和保障，有关职能部门的缺位和无所作为是症结所在，但这类比较平和的分析在网上不是主流。 网络性别议题陷入了女权者和反女权者的二元对立中，这使得去讨论问题背后的根源、形成一定共识并试图寻求解决之道往往变得不可能。为了走出这个死局，去要求正在承担人身侵害风险的女性反思未免不公，作为既得利益者的男性更需要反思。他们必须意识到，在一个性别不平等的社会，自己不可能永远安全，永远是赢家，男性也可能在某些时候遭遇不利的处境，被迫为整体上男性的不当言行承担某种“责任”。这对于并没有犯事的个体而言，确实是不公平、不正义的，但如果不去思考这背后的社会问题，不参与到促进性别平等的实践中去，而是将其归责为某些女性的“人品低劣”，进而加入对个体女性的口诛笔伐的网暴中，不但于事无补，还会继续为性别歧视的文化添砖加瓦，使得现状更糟糕。从这一点说，违法偷拍者其实是男性和女性，以及一个安全、健康社会的共同“敌人”。 防治偷拍等性侵害行为，女权主义者可以做些什么 遭受“男凝”是女性的日常，男性的注视往往含有某种特殊意味，让人非常不舒服，因为这往往并不是欣赏，而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和窥探。被偷拍当然就更糟糕了，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图片会被如何使用，其流传到网络上的风险是不可预测和控制的。因此女性对偷拍行为很敏感、很愤怒是可以理解的。而在法律力所不及的时候，在网上曝光男性的不当行为（包括偷拍），迫使他们做出反思和改进，也有一定道理。但由于舆论的力量同样高度不可控，再加上性别环境的险恶，在指控个体男性的时候，需要谨慎一些，要有一定的法律意识，以避免不必要的风险。对此，女权社群应该寻求专业人士的意见，提出理性可行的应对建议。 具体来说，当对方的不当行为未被证实时，要保持克制，谨慎诉诸舆论。在侵犯行为被证实后，如偷拍者已被控制住，就没有必要再对其施加额外的暴力，如拳脚相加。有女权者在网上抱怨女性太乖巧，缺乏攻击性，例如在潜入浴室的偷拍者被抓住后，怂恿周围的女生“还不上去打人”，这就有矫枉过正之嫌，反而会将女方陷入不利。如果认为处罚太轻，最好先尝试向责任部门提出诉求，而不是对个体男性处以私刑。更重要的是看到这些行为背后的心理基础，即男性的厌女心态，督促社会（尤其教育机构）增强性别平等的倡议和教育，减少性别歧视现象。 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不只是男性对女性有偏见，女性对女性的偏见也很常见。这体现在被偷拍的女性在讲出自身经历时很少得到支持，反而会遭受各种指责，其中不少言论还来自同性，哪怕是出于“自保”的经验传授，如“你为什么自己不注意”，“为什么没有保护好自己”，“为什么要穿暴露的衣服”......因为担心遭到恶评，许多女性都被迫隐忍，不愿及时发声指控，这也使得那些偷拍者更加猖狂。只有人人都转变认识、转变社会文化和风气，不再指责受害者，积极去帮助受害者，促进施害者转变，偷拍行为才能真正得到抑制。 目前，网络女权议题越来越集中于性侵害，偷拍也在这个范畴中，这是米兔运动的成果，也和此类话题更容易吸引舆论有关。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确实更易遭受性侵害，多数女性都有这类经历，无非情节轻重不同，但性侵害是否女性遭遇的、与性别有关的、最主要的困扰呢？当我在社交媒体上提出这个问题时，许多女性给予了回复，其中被点赞最多的一条提到了就业，其次是家务分配不公。女性的困境是方方面面的，这些议题并不是彼此割裂的，且往往都需要长期的关注和耕耘去推动。因此，当舆论仅仅聚焦于一些“充满话题性”的性侵害事件，并陷入二元对立的舆论战时，带来的问题不只是失焦，也可能掩盖了更多急需关注的议题，这是我们需要警惕的。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