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放学后的L同学站在草坪上等校车，在下午的阳光下哼着迪士尼的歌，说出了我认识她以来的第一个问句：“Ms. N, can I dance with you?” 几个月前的一天，她抱着学校的iPad死死不放，不停地喊：“Mine! Mine!” 当我握着她的手，让她说：“I want. I want iPad” 时，她一口咬在了我的胳膊上，留下了青色的血印。我知道，对这个被定义为“自闭症”的孩子来说，如今这个简单的问句是一个飞跃：从“任何东西都是我的，这世界只有我”，到她第一次认识到，这世界“除了我，还有你，还有他”，并学会用问句向别人提出邀请，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当校长再问我时，我用非常确定的语气说了yes，她终于放心了 去年此刻，我还在美国东岸一所大学的教室里跟同学们讨论杜甫、佛经和戏剧理论。而现在的我，已经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一所公立小学做“特殊教育”的老师。 其实，一开始我申请的职位是这家公立小学的学生阅读老师。但由于工作许可迟迟申请不下来，学校撤回了对我最初的录取信。2023年秋天，开学一个多月后，我本来已在申请别的工作了，学校又突然告诉我，空出了一个特殊教育的助教和一个正常班助教的职位。我虽然对特殊教育几乎一无所知，但对“特殊”这个词感到兴奋。当校长难以置信地反复问我，你确定要教这个班吗？我说，是的。 几天后，我去学校实地“感受”了。那时是正中午，我未来的学生们正在午休。他们对于一个陌生人的到来毫无反应，看起来各在各的世界里。只有一个男生一直盯着我看，反复不停问：“Hi,what's your name? ” 教室里有三、四位老师，其中一位K老师，看起来身强力壮的，腰上缠了一个围裙，围裙上面有很多个小口袋，里面塞满了糖果、玩具、对讲机、医用胶带，好像一个百宝箱。不难看出，她是这个教室里的运转中枢。 我在这时候感受到了这个班上孩子的特殊。他们对外界毫无反应的那种状态，是我不熟悉的。他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世界里愉快地活着，那个世界是只属于他们的封闭空间，没有人进得去。但我热切地想要找到进去他们世界的任何通道，想要瞥一眼他们世界的样子。也可能我只是出于对未知的好奇。当校长再问我时，我用非常确定的语气说了yes，她终于放心了。 正式入职前，我问那个腰上挂着百宝箱的K老师，我需要准备什么，注意什么。她豪气地说，人来就好了，什么也不用准备。我第一天上班时，另一位助理老师还没入职，教室里有一位代课老师。这位代课老师告诉我，此前的两位助理老师都只做了一周，就没有再来。学校很长时间都招不到人来，每周都得换不同的人来替补。她虽然听起来是要向我表达感谢，但这让我感觉有些惶恐。 既然我将要与之一起度过一学年的K老师从第一天就没有给我任何指示，于是我决定凭借直觉，在忐忑和紧张中开始接触孩子们。而K老师看起来永远都在给学生指示，“Sit”, “Stay focused”, “Wipe your table”, “Come up”, “Use yourwords,” “Say ‘I want…’”只要学生在活动，她每时每刻都需要给指示，好像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在自己的世界里迷路而走不出来，她需要不停地以各种方式召唤他们回来这个世界。 每个小孩有什么特点，喜欢什么，什么方法对他们比较有用，K老师都没有告诉我。看起来，她实在太忙，脑子里根本没有空间给另一个老师指导。我只能用自己的经验去理解每个小孩，理解这位看起来经验丰富的老师说话做事背后的逻辑，然后自己模仿使用。我观察到，K老师对这些孩子的要求与其他同年龄的孩子无异，不会因为有的孩子心理年龄可能还在婴儿阶段，就像对待婴儿一样对待他们。她严格地实行着奖惩制，没有完成学习任务的小孩就要失去课间休息。即使有十多岁的孩子像婴儿一样渴望被人拥抱，她也在反复不停地强调界限和身体自主，一定让孩子说出“hug”，才可以给她拥抱。我似乎很快习得了K老师的教育逻辑，因为它跟社交共识是相通的，并自然而然地运用了起来。 在美国，每36个孩子中就有一个被诊断在自闭症谱系中 直到开始工作两周后，我在跟K老师吃饭的时候，听到她跟别人说，“我教自闭症小孩”，我才意识到原来我教的孩子被叫做自闭症儿童。据报道，在美国，每36个孩子中就有一个被诊断在自闭症谱系（Autism Spectrum Disorder，ASD)中。我所在的小学一共有三百多个学生，特殊教育的班上有近三十多个小孩。虽然公立学校的官网上不会直接将特殊教育跟自闭症对等，但老师们平常交流时，都用“自闭症”来指代这些孩子。 这个时候，我还并不清楚究竟什么是自闭症。要说我的学生们“自闭”的话，可能他们最明显的症状是社交能力的缺失，和对外界反应的漠然。 我每天开始高强度不间断地接收大量新信息：关于这个教室如何运转，老师、每个学生是怎样的。这所小学是这个区域唯一提供特殊教育融合教育的公立学校，学校一共有三个特殊教育班级，按学龄分为幼儿园前（Pre-K）、幼儿园到二年级（K-2）和三到五年级。当地的法律规定，每间特殊教育的教室里都要有三个老师：一位指导性老师（instructional teacher），两位助理老师（para-teacher）。K老师就是我所在班级的指导性老师。K老师负责各种电脑工作，上传学生的个别化教育目标（IEP goals)，制定计划。另外两个助理老师除了不负责上传数据等，跟K老师一样，需要做其它一切需要做的事情，包括教学和认知-行为干预。成为指导性老师，需要获得特殊教育的专业教育（比如特殊教育、儿童心理学、行为分析等），并被专门机构认证。但另外两位助理老师并不被要求具备这种专业性——这也是我可以来这里的原因。K老师是儿童心理学的硕士，毕业后在DC的几所公立学校做了六七年行为分析师，给特殊教育的老师提供专业培训，今年刚来这所学校教书。 孩子们每天有非常固定的日程，从早上八点半到学校，到下午三点半放学，每一个小时有不同的学习和活动。不同于普通学生，特殊教育的教室被称作独立教室(self-contained classroom)。普通班的学生需要辗转到不同教室上不同科目，用走廊里公用的洗手间，而特殊教育的教室里配备了自己的洗手间、壁橱，还有给学生休息用的感官休息室（sensory room)。学生学习的科目跟普通班的学生没有什么不同，但每个人的差异都很大，有人一句话也不会说，有人可以做长段阅读理解。有人自理能力很低，上厕所需要照护，有人可以独立完成所有生理活动。所以老师的教学完全照个体情况而定。教室里的三位老师负责所有学科的教学——我是语言和人文，另一个老师是数学，K老师统筹。 因为学校采取融合教育的方式，所以孩子们除了大部分时间待在自己教室之外，还要跟别的普通班学生一起上体育课。也跟普通班的学生一样，一周中每天下午要转去特定的教室上音乐、艺术、语言课，以及去图书馆。也要跟所有三到五年级的学生一起去餐厅午餐，一起去操场，一起参加学校组织的集体活动，比如晨会等。不同的是，普通班的学生参加集体活动不需要特别的老师，但我们班需要至少两位老师在场。除此之外，每周会有固定的职业治疗师（occupational therapist）和言语治疗师（speech therapist），带特定的学生去单独的教室完成活动。 作为一名特殊教育的老师，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三点半学生离开，要时刻保持警觉的状态。哪个学生需要我，我就需要出现在哪里，而且要以正确的方式出场。因为虽然对于正确的标准，看起来并不明晰，但每个老师和学生的互动方式，永远都在被评判正确与否。当另一位老师在帮助教室里自理能力最低的学生上厕所时，被K老师说给了太多的口头提示，给学生反应的时间并不够。这之后，我每次给出学生一个指示后，都默数到10，才给出下一个指示。每一个互动的细节都要做到百分之百的正确，才能有效，同时，老师的语气要永远是认真和耐心的。比如等十秒，比如提示他们说完整的一句话，掌握之后，再逐渐往上走，说出更复杂的句子结构，从 I want marshmallow 到 I want to work for marshmallow 到 Can I have marshmallow? 在我开始工作的最初两个月里，我们班不停地有各种人进来观察，弄得我眼花缭乱。我在跟K老师聊天中了解到，他们是从DC公立学校特殊教育中心来的行为分析师和社工们。他们在观察结束后，会给我们提供反馈，评价我们的工作是否到位。有一位社工也批评我们给自理能力最低的一位学生A提供了太多的提示。两个月后，我们班来了一位转学生，从普通班的三年级转过来。我又了解到，在这间教室之上，学校本身有一个整体管理特殊教育的工作组，负责对特定学生进行专业测试，决定他们是否需要转到特殊教育班。这个学生在测试后，来到了我们班。她的语言能力完全跟普通小孩一样，但习惯性拒绝老师给的任何指示。我不理解为什么她也被叫做自闭症儿童，因为她在社交上并没有障碍。也许自闭症的谱系太广了，目前不管是社会共识、还是学术研究，对特殊教育的科学分析都还不够。自闭症就像是电脑里“其它”文件夹，用一个篓子装下所有无法归类的。 3 “开始这份工作之后，我已经没有了这种傲慢” 初来乍到的我，第一周的时候还很容易忘记：我的大脑跟学生们的完全不一样，我对自己“学术”和社交上的要求，不是孩子们需要的。我只能从我作为一个社交人的经验里，去观察每个小孩，努力从他们的角度感受在他们的现实里发生了什么。我不间断地观察着K老师怎样跟每个小孩互动，来获得一些技巧。我很快意识到，我花那么大力气教他们什么是一本书的题目，什么是作者，什么是句号、逗号、动词、名词、元音、辅音，可能有些时候使错了力气。第二周，我仿佛掌握了使力原则——怎样教他们使用语言表达出他们的需求和感受：请使用你的语言，说出我不开心、我想上厕所、我喜欢这个、我不喜欢那个，以及我想要拥抱、我感到伤心、我感到焦虑、我感到紧张、我感到累，我想要白色的纸和马克笔。请说出“我想要看电影的开头”——当一个老师在放电影略过前面的迪士尼广告时，一个孩子突然尖叫、哭喊、在教室里奔跑。两周后，我感觉自己开始放松下来，可以在某些时候跟他们玩了。 我开始理解，为什么要花十几分钟，让一个小孩自己捡起自己的书包，再把它挂在壁柜里。为什么要拿着一袋糖晃半个小时，让一个小孩说出“ want it”。为什么在指导一个小孩深呼吸的时候，不是说“Take a deep breath”， 而是说“Smell the flowers, blow out the candle.”为什么每次在他们完成一件极微小的事情——比如自己打开了杯盖，都要用给幼儿园小孩讲话的夸张语气，变成花样肯定和鼓励，说“Nice job” “Yay! You did it!” “Kiss your brain!” 给他们鼓掌、喝彩，以及怎样在温柔和严厉的声音之间自由转换，要我的声音表演出我想要传达的态度。这些事情曾经对我来说，可能就像一场滑稽的表演。但开始这份工作之后，我已经没有了这种傲慢。我的知识体系，在这里没什么作用。我没有任何专业知识来做指导，甚至到这个时候我都还不了解特殊教育到底是什么。为此我只能依靠直觉和经验，以一个一个“单个的人”去理解我的学生们。例如： A会不停跑去厕所，但不上厕所，先打湿自己的手，然后放在吹风机下吹干，再跑回去教室，接着再跑去厕所，如此反复不停。我需要一步一步跟她练习怎样减少这种行为的频次，练习放弃某种行为、以及触碰别人的方式；B会趁老师们不注意的时候，在体育课上健身房的后门跑出去。会咬人，也会打她的同学。我需要尝试各种方法，让她明白怎样用语言保护自己的空间，并最终找到有效的方法；C很难在我教课时，安静地坐两分钟，注意力维持不了十秒。我需要反复不停用他的语言，把他喜欢的东西放在他眼前，才可以在他坐下来的一两分钟里，让某个单词和句子进入他的大脑…… 还有无数微小的组成一个人的细节，他们全都不一样。我只能通过理解这些细节，进而理解他们每个人，才能跟他们建立联系，才能让他们在面对我时，觉得安全，这样孩子们才会跟我分享他们的世界。 最初一个月里，我经常在欣喜和被伤害、沮丧、绝望之间反复横跳。当第一次被咬出血印时，我感到巨大的沮丧，被伤害和侵犯。当我怎样都无法成功地引导A在她的世界里放下厕所里的吹风机时，我感到绝望。我意识到，要修复自己，老师必须同时是更高的和平等的存在。我必须要在更高一层，而不是他们的对抗面，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他们不是为了故意要伤害我，不是为了让我受苦，而是有一些事情发生了，在他们的脑子里，他们说不出来，他们没有被赋予使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方法。于是他们把所有无法用语言表达的转换成暴力、呐喊、哭泣。 作为一个人，我感觉到了孩子们的挣扎。但我同时要是平等的，才可以让他们跟我建立联系。当E在吃饭的时候，突然扔走了自己的饭盒，开始撕自己的脸，咬自己的手时，我不知道原因。她讲越南语，而我不会，我无法用语言让她说出发生了什么，但我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她感到痛。我在感到痛的时候，也会咬自己，虽然我是有意识的，我知道我在咬自己，我知道我想让自己把这种飘忽的痛变成具体的疼痛。我知道，不会错的是，当她咬自己的时候，我需要抓住她的手，拥抱和抚摸，给她具体可感的东西，去握紧，让她把无法表达的痛苦施加在我的手上。 就在一切都有了进展时，十月底，那位喜欢我一直找我玩的男生（D）开始每天都有强烈的暴躁情绪，在教室扔东西，打老师。有次他把另一位助教的头按在桌子上死命抓她的头发，那个助教第二天没有再来。于是，这个教室只剩下了我跟K老师，我们一下子变得像患难的战友。十一月的一天，D开始没来由地暴躁，我尝试帮他舒缓情绪，带他散步，做他喜欢做的事情时，他把拳头伸向了我。我生平以来第一次感到被毫无理由地恶意地暴力对待，这导致我在之后很长时间里毫无征兆地大哭。此后的每一周，我跟K老师换着被打，而学校在两个多月里，没有提出任何可执行的计划来应对这种情况。只能在他每次打人时，呼叫别的老师来帮忙拉开他。如此反复了两个月后，到了今年一月，K老师被D打进医院。学校最后找到的方案是让他转学。 我承认，当D打人的时候，我有几秒钟没有把他看作学生，而是看成了敌人，把我的朋友打进医院的敌人，虽然在现实中，我还是一如既往地在操场上跟他一起玩，跟他说着一个老师应该说的话，努力尝试可以改变这种糟糕状况的方法。但在找到这个方法前，他就离开这所学校了。我后来了解到，D的爸爸妈妈离婚了，他由妈妈带着，妈妈酗酒、经常暴力对待他。 他被转到新学校后不久，因为打人被送进去了精神机构。这件事情听起来是一个插曲，但却让我不可避免地对很多事情产生了一些绝望的情绪。 系统或许有时会让人绝望，但个体的人却总会提供希望 我渐渐注意到一些似乎无解的东西。我所在的小学本身在当地最富裕的社区之一里，他们所能提供的资源也可能是最丰富的，老师的专业程度也相应地要高于很多其他公立学校特殊教育的老师（每个社区都会至少有一间公立学校提供特殊教育）。我们学校的特殊教育在当地而言，也总被当成标兵来展示。不停有别的学校特殊教育的老师来我们班观察取经。但即便如此，学校在面对一些棘手情况时，也只能踢皮球一样处理。 另外，学校像是一个官僚系统一样在运作（虽然它本来也是一个系统），将主要精力用于争取更多的政府拨款，对实际问题，却选择模糊掉。老师在这个系统中并无多少话语权，即使校长在例会上说很多学校很看重你们、很爱你们的话，作为老师，却总觉得自己只是一个被要求时时刻刻做圣人，也被剥夺了情感的“行为校正机器”。K老师被打进医院后，埋怨说，学校没有任何表示，甚至连言语上的安慰也没有，仿佛作为一个特殊教育的老师，被打就是我们职责的一部分。再有，就是我发现，公立学校里设特殊教育的教室被称作融合式教育，这样可以让自闭症儿童慢慢接触并习惯于社会和群体的运行规则，但这样的机构里，也会存在官僚系统的普遍问题，包括应对具体问题的能力、经验、专业性不足。 系统很多时候自然是会让人绝望的，但个体的人却总会提供希望。在我跟班上的小孩们相处一个月后，同一天里，他们所有人都叫我Mommy，要反复提醒才能转到Ms. N。写下这篇文章时，是我认识他们五个多月后，现在，他们都可以像叫妈妈一样对我叫出Ms. N了。 回想从第一天到现在：刚开始一句完整的话都不会说的B，看到班上另一个女生神情不对时，会用一句语法完整、无可挑剔的话问她“Are you okay? Why are you so mad?” ；一开始基础声音也发不出的H可以不费力气地说出Hi和Bye；一开始咬自己的E会在痛苦时说出“Ms. N, help”；最开始经常咬人的I总是说， “Ms. N, can I dance with you?”；讲日语的F每天都问我“Is everything okay?”；一开始跟谁也不说话的G开始跟我指着电影里的人物，突然说，“Run, the bear is coming”。 不可否认的是，如果要寻找希望的迹象，希望也是无处不在的。也许进入自闭症儿童的世界，跟他们建立联系，发生有效互动的基本原理很简单——只是让他们觉得安全，觉得安全才有可能分享和求助，但这可能需要漫长的几个月或几年。到现在，我也没去搜索什么是特殊教育，虽然有很多老师说特殊教育就是自闭症群体。自闭症是什么，我也没查清楚。因为我们对使用语言来建立联系的懒惰，似乎很多人都说自己有自闭症。每个人都喜欢说自己自闭、社恐，似乎人类中的大多数都在不同时刻患有自闭症。但深陷孤独的人，是不会使用自己的语言，说自己自闭、孤独的。 跟别的特殊教育的老师一样，我每天放学，就好像用尽了一天所有的力气，需要像进入急症室一样马上回家，修复力量。因为在每天的八小时工作中，我需要保持高能量的状态，随时准备用完美的方式介入行为转变和语言使用。我也学会了主动拒绝了一种公立学校特殊教育的老师集体无力感的拖拽：跟人建立联系，跟深陷孤独的人建立联系，了解他们、共享同一个世界，怎么会是一件让人感觉不好的事情？怎么会是一件只能让人消耗能量的事情？ 我开始意识到，或许，除了语言，我和我的学生们还可以用别的方式建立联系，分享自己所处的现实。就如几天前，我看到学生E在平板电脑上画的画。她用她的画告诉我，在她的世界里，鱼在顶着彩虹往上飞。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