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要让这个国家有和平，就得有一方让步——不是我们向你们让步，就是你们向我们让步。这两种思想意识——你们的和我们的——是永远不能相容的。”马来西亚国父东姑阿都拉曼在“华玲和谈”上发言。 在那场会谈中，马共提出条件如允许马共作为合法政党回归社会，或另立一个政党、保证马共党员日後不受政府监控。然而，马来西亚新政府方强硬要求马共无条件投降，并且马共党员须到集中营接受审查。双方条件落差太大，终於谈判破裂，会谈破局之后，马共变得更加不愿妥协，马共总书记陈平说：“即使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要继续战斗下去。” 1956年“华玲和谈”的主要参与者：陈平、大卫·马绍尔和东姑阿都拉曼。 （马来西亚国家档案馆） 在马来西亚，有很多国族禁忌不能公开谈论，其中包括马来亚共产党（马共）在英殖马来亚时期的活动。 1930年，马来亚共产党在苏联共产国际指示下成立，反抗当时殖民马来半岛的英国统治。数十年间，他们二战期间与英国联手抗日，战后争取马来西亚独立，发动武装斗争，结果部队敌不过围剿，被迫离开马来西亚本土，退守到泰、马边境的原始森林里。 后来即使马来西亚独立建国，仍延续严厉的反共国策；而马共则在六十年代接受中国援助，按邓小平指示继续斗争。然而到八十年代，中国停止援助，马共于才1989年与马来西亚政府达成协议，解除武装。 而曾经加入过马共的马来西亚华人，当中如今大多已经老去，许多个体的存在及生命经验消失在国族叙事中。这一段政治复杂的历史，他们很多人对自己的子孙也不太提及。 巧合地，他们当中有些人的后代，成为了影像工作者，而寻找祖辈那段与“共产党”“游击队”甚至“中国”相关的、遮遮掩掩的记忆，成了他们创作中的重要议题。 （受访者廖克发提供） 廖克发：游击队祖父被击毙在橡胶林 “我们的国家，建立在一个又一个的记忆被吸走的黑洞之间。为了成就国家的团结、和谐、强大，马来西亚每一个族群，都经历过某段被国家暴力逼迫遗忘的过去。”马来西亚导演廖克发说，他1979年出生于马来西亚霹雳州实兆远。 1970年代，退居边境的马共成立两支突击队南下马来西亚，试图重新建立根据地，廖克发身处的霹雳州是其中一个目标。不过吊诡地，直到1989年马共宣布解除武装，在他10年的童年及青少年记忆中，马共在马来西亚社会里如同不曾存在。 凭纪录片《不即不离》、《还有一些树》、剧情片《菠萝蜜》近年在台湾备受触目的廖克发，被评论为擅长处理东南亚华人族群驳杂而暧昧的历史记忆。然而他的电影无法在马来西亚上映。自从2011年毕业于国立台湾艺术大学电影系后，他便定居台湾作为创作基地。 {"preview_thumbnail":"/s3/files/styles/video_embed_wysiwyg_preview/public/video_thumbnails/1mNCD7seesQ.jpg?itok=nybrAckl","video_url":"https://youtu.be/1mNCD7seesQ","settings":{"responsive":1,"width":"854","height":"480","autoplay":0},"settings_summary":["Embedded Video (Responsive)."]} 访问当下，他正推出最新纪录片《野番茄》，探讨台湾“二二八事件”，入围应届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TIDF）的台湾竞赛，并夺得首奖。他的稍早作品中，《不即不离》、《菠萝蜜》分别以纪录片和剧情片形式探索禁忌的马共历史，《还有一些树》则聚焦马来西亚建国后，在1969年第三届全国大选后爆发的马来人与华人大型冲突“五一三事件”。 每部作品皆针对国族叙事的暴力，以及个体生命在当中所承受的伤痛。 廖克发接触、拍摄马共历史的原点，是从父亲处偶然得知，祖父原来是马共游击队成员。 1948年3月，马共宣布，武装斗争为“最主要及最高的斗争形式”，组成马来亚民族解放军，与英国交战。两年后，廖克发的祖父在自家后面的橡胶林被击毙，年仅29岁。面对英军盘问，祖母否认与祖父的关系，其后一家幸存下来，廖克发的父亲童蒙之际便要承受“没有父亲”的事实。祖父的相片被悉数销毁，仅留下一幅画像。 “要问我马共留下了什么痕迹，那就是一大片缺席、空白。很多华人对国家暴力习以为常，家族有很多不能说的禁忌。如果有家人在马共斗争时期失踪，我们只能强迫自己忘记他的存在。对华人来说，参与政治斗争而死，往往被内化成弱肉强食、成王败寇，通常只会形容一切都是命，而非思考公义与否的问题。事实上马共当年起事的部队里，除了华人之外，也有马来人及印度人，他们的家庭也都如此，只有符合国家大叙事的东西才可流传。” 《不即不离》剧照：廖克发的父亲拿着公公的画像（受访者廖克发提供） 一个用来安身立命的身份 在《不即不离》中，廖克发不但追寻早早缺席、承受“恐怖份子”污名的祖父及马共游击队的历史，也把镜头对准他与父亲之间疏离的关系。廖克发的父亲长年在新加坡打工，父亲的缺席这一情节，在三代人之间轮回。廖克发说，马来西亚的历史课本一直定性马共为残暴的恐怖份子，但没有人知道，马共也是最早争取独立的一群人。同样地历史课本也从不揭示当年英军对老百姓的种种暴行，反而歌颂他们是建设国家、推动制度现代化的功劳。 他记得中学时有一个历史老师，不得不按照课本宣讲，却又隐约让学生意会到，他拒绝相信课本背后的国族叙事。他不时讲课途中冷笑，反问学生：这样讲你们也相信？当时廖克发感到相当困惑，老师想讲一些事情却不敢明讲。以后他才醒悟，那就是大家都活在一个又一个记忆黑洞之间。“我们要装作什么都没看到，没听到，不知道。长此下去，我们怎样去相信他人，真诚地拥抱某些信念？” 再后来，一般的马来西亚华人，对投身政治抱有戒心，被迫遗忘伤痛，生活却没有长治久安。华人在马来西亚要面对的，还有建国后持续至今的国内马来人、华人、印度人三大族群的紧张关系，时有矛盾。 “虽然是马共遗族，但我家一直把精力投放到赚钱生活，不谈政治，不谈家中禁忌，不谈早早消失掉的亲人。家人认为完全拒绝国家与政治，就是务实，因为政治都是肮脏邪恶的勾心斗角，我觉得某方面这种想法是合理，在国族历史中那么多个体被不公义地牺牲，要教人怎样相信可以争取公义，建设社会？我来自一个挺边缘的华人阶层，小时候住老木屋，不要说电视机，收音机也没有。同样地，我觉得马华一直都不是华人文化的中心，而是边陲地带，所以我们透过中、港、台输出的文化去想像自己的身份，而且是很笼统地接收，还不懂得制造文化。直到长大后到台湾旅游，我才知道中国与台湾之间有很大差异。” 廖克发的父亲（《不即不离》剧照，受访者提供） 父子疏离，也有过片刻亲密记忆。廖克发记得父亲爱看港产片、徐克导演的《黄飞鸿》。在徐克的改编下，黄飞鸿除了是一代宗师，也流露出晚清华人承受的苦难，革新与保守的角力下对中国国族未来的思考。他也是后来才知道，电影是在英国殖民地之一的香港生产出来，是殖民地下华人导演对中国的想像。但是他觉得马来西亚华人当时正正需要这些想像，连带自身的祖籍及籍贯传统，在种族不平等的马来西亚，把这些想像作为安身立命的盾牌。想像自己是华人，先于想像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还是“中华民国人”，他说。 1930年，第三国际指示“南洋执委”重组成“马来亚共产党”，成立之初，影响力仅触及当地的海南人群体及工人阶层。廖克发说，华人的籍贯身份比起“中国人”这个身份意识来得更在地，更实际地帮助华人在马来西亚安定下来。这对马共来说，既是优势也是劣势。 “马来西亚是一个移民社会，试想像一百年前，一个人登陆马来西亚的港口当苦力，无亲无故，语言不通，同乡情怀下大家相互帮助，再到成立同乡会，今天年青人或者觉得同乡会过时，但在当年可是华人的救命草。甚至以前马来西亚华人的职业是按籍贯划分，如海南人独市经营饮食业，又或只有某籍贯的人才可加入运输业当车夫。籍贯身份建立出内部凝聚力，同时也形成不同籍贯之间的竞争。马共最初只触及到海南人群体，换言之他们必须要打通另一个籍贯的言语隔阀，才有可能沟通，才有可能把左翼思想带到其他群体。” 强大凝聚力的籍贯身份，令马共的基层成员具备一定的同乡情怀。然而当马共在五十年代，面对围剿及英国推行“新邨政策”集中营式圈禁华人，割断马共与在地支持者的连结，使退守到泰、马边境的游击队无法招募新血，困在原始森林之中。 《不即不离》中的马共老兵（受访者廖克发提供） 身份本来充满杂质 马共虽然于1989年在全球冷战结束的时间点成为历史，但马共消失之后，除了马共总书记陈平于2003年出版回忆录《我方的历史》，马来西亚华人文学圈一批作家也开始以马共为题材创作。自1990年代至今，不少马华作家投入书写马共，如前游击队成员海凡及黎紫书、李永平、黄锦树、张贵兴等作家。学者潘婉明分析，“马共书写”包括文学创作、报导文学以及由马共前成员的书写。而黄锦树则认为马共书写是“以马共题材（马共游击队的活动，以马共成员为行动者、那场革命的效应或伤害）为主体的小说作品⋯⋯那不过是诸题材的其中一种⋯⋯但因为八十年代末冷战结束前它在大马一直被视为禁忌，所以较多出现是在九十年代以后的事了。” 至于关于影像当中的马共，廖克发认为在几年阅读史料、探访老兵、拍摄纪录片后，他不觉得自己拍摄马共，就等于说好了马来西亚华人的故事。“拍《不即不离》一开始，我就决定不拍摄马共的领导人，而是老兵。” “马来西亚官方有其国族大叙事，马来西亚华人有自己的强调受苦受难的族群大叙事，马共也有自己一套叙事。访问老兵时，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的故事不值得被纪录下来，或许就是那些个体的生命经验，不但被马来西亚官方叙事排除在外，同时也面对马共大叙事里，要求游击队成员不存人欲地完全献身革命的伟大形像的压迫。黄锦树的马共书写反其道行之，关注游击队成员不同的欲望，甚至是性欲，结果一些前马共成员就不太认同他的书写。” 他强调自己最珍而重之的是个体的经验，而个体面对各种身份建构时，既能凝聚，也可能会为个体带来压迫。他记得小时候并不懂得说华语，只会说福州话，上小学时所有同学把他当成怪胎，因为无法与众人以华语交流。会说华语了，他到新加坡升读大学，却又面对身边新加坡人自觉说英语才是正统，有意无意地排挤英文较差的大马华人。到后来他赴台念电影，同样隐约察觉到台湾人的优越感，视马来西亚华人为某种前来投靠的“近亲”。 “如果身份只用来排外，团结自身，那我对身份这回事不大抱有好感。每当要建构一种民族主义时，总会出于民族大义，牺牲很多细碎幽微的个体。其实会不会我们每个人天生就是那么的不纯粹，才会在加入一种建构的纯粹的身份时，感到格格不合？” （《菠萝蜜》剧照） 在剧情片《菠萝蜜》中，廖克发虚构出一个马共游击队战士的儿子。与母亲短暂生活后，母亲忍痛把儿子藏到空心的菠萝里，送到某个马来人家庭抚养。他同时也刻划了当代的一个马华青年来台读农业，与另一个菲律宾移工相识相恋的故事。并置两个世代两条故事线，他想问的是，假设一个青年身为马共遗族，不被马来西亚华人的大叙事承认，身为马来西亚华人，不被马来西亚官方叙事承认，来到台湾，是否就能走出被身份主体排挤的状态？如同故事以嫁接马来西亚菠萝蜜到台湾土地上种植作为意象，男主角嫁接菠萝蜜失败，廖克发也开始反问自己，如果身份反反覆覆试图扎根在泥土，倒不如所有的根源其实都可以飘浮在空中？ “我不觉得有所谓先天决定的身份，身份要透过个人实践而得来。有人说过，我的电影试图模糊马华身份，但是我以拍电影实践我的身份，讲清楚我家承受的苦难，再进一步，与周遭国家的人民生命经验交错、并置、对比。因为对我来说，独立的身份并非是一种纯粹的东西，而是看清楚我与他人的差异和多元。在一个社区如是，在一个国家也如是。” 杨国鸿：不断梦回大象村 在政府与马共的战争钟，普通华人社区的样貌也被改造。 他靠着模糊的记忆去探询根源，却发现一切毫无痕迹，是梦是真？对25岁的青年电影人杨国鸿来说，外公外婆所在的那条柔佛州边境小村“大象村”（Kampung Gajah），是他很想重探马华历史在村子留下的痕迹，却在自己的梦境与他人的记忆中难辨虚实。 大象村今天已经没有大象。母亲却曾对他说，她小时候晚上睡觉会听到大象鸣叫及走动的声音。他也记得外公说他怎样来到马来西亚：一个8岁小孩在福建沿海小镇的海岸玩水，未几一个陌生男人过来问他，要不要再走远一点到海中心看看？想不想知道海的另一边有什么？小孩说好，却突然被带走，被贩卖到马来西亚。30岁时，外公认识外婆，一见钟情，在大象村落地生根。 短片《大象村》的剧情，以杨国鸿自己经历为蓝本。电影工作者伟弘伟弘因过往记忆，导致梦境反复错乱，于是他决定回到大象村去寻找过去的情人。殊不知回到大象村后，却发现记忆中那一切与外公的记忆有所交织。 “2018年3月，外婆在大象村去世。那时我已经在台湾念电影，当年春节回马来西亚有探望过她，但在我返台不久，她就毫无预警地走了。母亲没有通知我回去奔丧，因为大象村位置太偏僻，不方便我再花时间回来送别。然而在这之后，我开始梦见她，外婆和外公在大象村的事情，不知真假。外祖母去世之前外祖父身体还算健康，可是她走之后，他得了阿兹海默症，于是当我想认真接触大象村的历史时，能够找到做口述历史的人少之又少。” 短片《大象村》剧照 老村、老人、老去的历史 杨国鸿并非在大象村长大，他生于城市。升读中学前，他在华人社区生活，除了父亲任职半官方背景公司令他小时候见过马来人外，社区里都是华人。杨国鸿记得第一次察觉到华人在马来西亚社会的位置，是他初中本被选为班长，老师随后却发现他马来语不灵光，只会看不会听，就改选其他人当班长。他就读的是国立中学，官方语言为马来语，与马来人及其他族群混合学习。华人也可以升读以华文为教学语言的独立中学，有钱人则可以选择国际学校。 从小母亲每个月都会带他回大象村探望外祖父母。过去大象村也比较多华人聚居，可是下一代长大后选择到城市发展，老村的华人人口减少，取而代之是马来人、印度人及外地移工到这里租房子住。 当他想拍《大象村》时，就找来外公的朋友、前村长访问。前村长有5个子女，却都先后到台湾留学，并定居当地直今。“大象村过去发生很多事情，但没有好好保存下来。外祖父与前村长年轻时当过巡逻队员，属于被英国人强制征用的，就是巡逻村子会不会有马共游击队潜入与村民接触。外祖父和他都留着当年的巡逻证。前村长说，几十年后，他们突然收到政府发出数百元马币，说是巡逻队的薪金。他还记得曾见过英军捉住几个游击队俘虏，在村子中心的篮球场就地处决。当时他根本不了解什么是马共，只知道不时有人持枪在村外橡胶园附近出没。也有传闻说，游击队在森林猎杀大象，吃象肉充饥。” 1948年，马共发动武装斗争后，在48年到60年之间，马来亚殖民地进入紧急状态，实施宵禁。马共试图利用农村建立根据地打游击战，时任马来亚英军指挥官Harold Briggs发起“新邨计划”，改造及建立马来亚多个华人聚居的村落，以集中营式管理。 新邨周围建置篱笆和哨岗，华人出入必须检查身份及随身物品，防止有人与马共游击队接触，提供粮食、情报。新邨计划严重打击游击队后援供应，招募兵员也很困难，导致后来全马游击队退守到泰、马边境。 短片《大象村》剧照 马共仍然存在 由于大象村被改造成新邨，村内一排一排的屋子里原来都曾经有人在墙壁上开洞，宵禁时方便邻居通报消息，甚至晚间交换食物互助。前村长后来开了一间杂货店，村民买东西时他都会记下购买纪录及客人身份，所以经常容许村民赊帐。杨国鸿一问他才知，那是从紧急状态时遗留下来的习惯。 “2018年，马来西亚变天，在野反对党联盟第一次上台执政。于是当时好像社会风气开明了少许，民间有一些关于马共历史的讨论会。我在吉隆坡参加过一次，还记得活动海报上绘画马来人、华人、印度人，还有穿着游击队服装的人。主讲嘉宾是昔日马共总书记陈平的助手，没料到活动中途有几个马来人闯入捣乱，我留意到在场的中老年华人参加者眼神都好惶恐，像记起了什么事情。后来我问他们，才知道他们都是马共前成员。” 围绕着大象村有那么多的传闻，随着上一代老去、离逝，这条村落的华人聚居史似乎终将被遗忘。杨国鸿坦言，记忆的不确定性，不断影响着他梳理大象村历史的感受，也因此他希望以较为魔幻写实的手法介入。对他来说，魔幻写实并不是在改造现实，而是从这条迂回曲折的小径弥补某种伤痛，直视某段几乎烟没的历史。 “我想用影像尽量保留我外祖父母和母亲曾经生活过的村子。”杨国鸿说，《大象村》短片只是一个起点，未来他会继续以大象村为灵感，拍摄介入马来西亚历史的剧情长片。 纪录短片《若你尚在场》剧照 黄静：外公，教我唱《国际歌》好吗？ 生于香港的黄静，在纪录短片《若你尚在场》中，想向逝世数年的外祖父问两条问题：你是不是马共游击队成员？你会不会教我唱一遍《国际歌》？ 黄静来自一个父母都是海外华侨后代的家庭。父亲家族是印尼华侨，母亲家族则是马来西亚华侨，两个家庭同样在上1950年代响应回到中国参与建设的呼吁，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批斗，在文革尾声移居到香港。黄静的父母在香港相识、结婚。 “外公生前是一个很强势的人，外婆则较为内敛、沉静和温柔。我清楚我家族的起源在马来西亚，但以前家人都说，外公是出于要建设新中国，50年代回去的。数年前他去世后，外婆陆续多讲了家族的故事，我才知道这个版本有些细节没有透露出来。真相是，当年外祖父母从大马为避日本侵略，移居到泰、马边境的勿洞，外祖父在勿洞教书，宣扬共产主义与爱国思想，结果被泰国政府拘捕。最后他们被驱逐出境，才回到中国。” 外祖母愈讲愈多家族故事，挑起了黄静研究和纪录的兴趣。二战日军侵略马来西亚时，马共一度与英军联手抗战，1945年后两大阵营享受了短暂的和平，但随着马共发动武装斗争，英国强势围剿，终于在1950年起马共游击队陆续退守到泰、马边境，而勿洞正是他们的重要据点。外祖母忆述，外祖父在马来西亚时便是老师，与她在槟城生活。他在勿洞教授中文，又组织剧社，演曹禺的《雷雨》，更教人唱过《国际歌》。黄静疑惑外祖父是不是马共成员，但是外祖母一听到这条问题，就不愿多说。 《若你尚在场》便纪录了黄静到马来西亚槟城、勿洞寻找真相的过程。面对镜头的除了高龄九十几岁的外祖母，还有她在勿洞的妹妹，以及在勿洞营办马共游击队历史景点的前游击队成员。黄静问姨婆，外祖父有没有教她唱《国际歌》，她只回以一首粤曲《分飞燕》；而几度沉默后，外祖母最后只愿说：“共产党是很难加入的，海外华侨连共青团也无法加入。”片言只语间，外祖母对当年两夫妇在中国承受的若难记忆，似乎仍有点忿忿不平。 愈是禁忌，愈吸引着黄静以影像探索，却又因为是禁忌，她不断尝试徒劳无功。“我所得知的是，外祖父外祖母都不是马来西亚第一代华侨，他们祖上三代已经定居在此。我看着外祖父年轻时的相片，其实有一点混血儿的味道，有可能是土生华人（峇峇娘惹）的后代。外祖母在槟城长大，她家境小康，对生活有要求。外祖父家境穷困，但刻苦读书成为老师。两人在日本侵略时避难到勿洞，以及后来在中国遭遇文革被批斗，这两件事我知道对她来说很沉重。然而我没想到当我摆好镜头在她面前，她是完全不想也不敢吐露这个禁忌的更多细节。” （纪录短片《若你尚在场》剧照） 华侨去留不得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东南亚各地社会大多动荡不安，如1948年起英殖马来亚因围剿马共宣布紧急状态，印尼同样在独立后认为华人带来共产主义威胁，排华浪潮在1960年代达到高峰。与此同时，中国也需要归国华侨的资金、学识及劳动力恢复生产，建设经济。但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批归国华侨却被视为“海外资本家”，遭到批斗。 中国共产党历史网如此定性这段历史：“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经济发展的需要，更主要的是为了团结海外华侨，制定了鼓励和便于华侨投资的政策。全国各地吸收了部分华侨同胞的投资，兴办了一些企业⋯⋯当时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存在着误区，被“左”的指导思想所束缚⋯⋯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华侨投资受到很大的挫折，投资一度中断。” 据印尼《和平日报》专题，70年代初起，中国政府放宽归国华侨申请出国。截至 1976 年有约 30 万人离开。虽然多数华侨报称返回东南亚出生地，但最后有25 万人直接在香港落地生根。 “我在香港找到一个前马共游击队访问，他让我了解更多为什么当时人们选择加入马共。” “他年青时在橡胶园工作，每天凌晨3时就要起床，一大群人上山割胶。一整天体力透支，休息不足，没有时间思考其他东西，完全是异化状态。他并不很了解什么是共产主义，但是他隐约觉得，抛弃现在的生活，或许有一丝改变的可能。即使最后他们在森林里生活，要猎杀动物充饥，充满危机，他并不后悔加入马共。或许纯粹因为他们觉得那里会是个出路，带着某种乌托邦想像走入森林。”黄静说，《若你尚在场》是她在英国攻读人类学的功课之一，但未来她想继续思考马共的状态、家族的历史，尝试与自己在香港多年的身份思考挂勾。 “在港英年代出生，虽然我们的饮食习惯、语言仍保留很多海外华侨的痕迹，也知道马来西亚是我家庭的起源之一，但对我来说，在香港接受的教育或各种文化，是建基于一种现代化都市想像之上。所以当我按外祖母的口述，绘画他们当年的移居路线并实地寻访时，就不得不发觉东南亚那种仍保留一大程度的原始环境，是挺震撼我的。外祖母说当年他们徒步穿越边境去勿洞，森林总是传来狮子、老虎叫声。我觉得这一方面，或许可以帮助我思考自己与香港的关系，尽管现时我未梳理得清晰，但这是一个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