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18日台北市的晚上，一群反对《海峡两岸服务贸协议》（以下简称“服贸”）的青年学生闯入台湾的立法院，成功占领了议事厅。连夜调派的警察试图驱赶抗议人士，在此同时，占领立法院的消息透过社群媒体即时传播，来自各地的众声援者已经在挤满了立法院外的济南路、青岛西路、中山南路，呈现出反包围的态势。在19日凌晨，警察决定不再执行驱离的命令，一场长达24天的政治对峙僵局登场。 服贸在前一年6月签定，这项协议将大幅开放台湾与中国大陆服务业投资与人力移动。由于国民党当局在事先并没有进行广泛的意见征询，在签定前夕，媒体才披露其部分内容，引发“黑箱作业”的争议。服贸内容公布之后，亦引发许多担忧，例如美容美发业与社福业都是中小企业或家庭经营，他们担心竞争加剧；电信服务、快递运送业则是涉及个人隐私与国家安全的问题。在诸多的质疑声浪下，立法委员协商决定，协议本文应逐条审查表决，加开公听会，收集民意。 从2013年夏天开始，民间的反弹开始扩大。7月“反黑箱服贸民主阵线”成立，其参与团体包括了劳工、妇女、人权等非政府组织团体，而由学生主导的“黑色岛国青年阵线”在9月成立。最后一场公听会是在2014年年3月10日完成，在17号日下午，国民党召集人在立法院开联席会议，混乱中在三十秒内宣布了开会、审查完成与散会。于是反服贸人士决定在第二天晚上闯入议会表达抗议，只是他们没有料想到自己能成功坚守议场，并且号召出来自全国的支持。在初期，运动人士要求“退回服贸、重启谈判”，后来改为“先立法（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再审查”之主张，这样的修正较能尊重民选代议机构的职权，也因此，获得立法院长王金平的响应，出面提出了制定《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承诺。太阳花运动主事者宣称已经取得了部分成果，以“光荣出关、转守为攻”名义，在4月10日和平地结束了占领行动。 太阳花运动是台湾在民主化之后，动员规模最大与最持久的抗争事件。3月30日的凯达格兰大道集会号称吸引了五十万人参与，林飞帆在当晚演讲提到，“台湾的未来属于全台湾2300万台湾人民，台湾的未来应该由我们自己决定”更是为了整场运动定调。尽管太阳花运动以“公民不服从”的非暴力抗争为基调，3月23日晚间意外的包围行政院事件，引发警察武力驱离，许多参与者承受国家暴力的冲击，仍有司法诉讼延续至今。 放眼全球来看，太阳花运动与二十一世纪出现的各种大规模占领运动有若干相似性。与2011年年的阿拉伯之春、南欧反撙节抗争一样，太阳花运动的主力是不满现状的青年，他们不是依靠组织动员，而是透过新兴的社群媒体联结，其运动诉求的表达也充满了丰富的创意，容许参与者多元而自发的表达空间。 不过，与曾席卷全球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不同，太阳花运动具有明确的领导中心，而不是扁平的无领导者运动。此外，也与同一年乌克兰的“欧盟广场”抗议一样具有深厚的地缘政治因素，同样处于夹缝地带，台湾面临选择亲近独裁阵营，亦或是西方的民主阵营之抉择。 太阳花运动释放出其巨大的政治能量，在事后，服贸协议并没有生效，原先谈判中的货物贸易协议也无疾而终，阻挡了台湾被收编于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体制之进程。国民党政府无能处理这项政治危机，陷入内部分歧，这使得民进党连续在2014年地方选举与2016年总统立委选举中胜出，确立了台湾的第三次政党轮替。太阳花运动还鼓舞了一股青年参政风潮，促成所谓的“第三势力”兴起，其中时代力量曾在2016年、2020年年取得了立法院的席次。 另外，太阳花运动激发了民间新一波的抗争风潮，在一个月后反核抗争登场，迫使向来拥核的国民党政府宣布停建核四厂；隔年夏天出现的反课纲调整运动，这场号称“高中生的太阳花运动”也使得教育部暂缓其政策。香港的学生也从台湾获得启发，他们更积极投入2013年登场的“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运动，促成了2014年9月爆发的雨伞运动。 重大事件之历史意义经常取决于观察者的位置，随着时间流逝，其评价也可能会发生移转。通常的情况是其过程细节与短期影响被遗忘，但是长远的影响可能已经转化成为实际的制度或政策，因此人们已经将其视为理所当然，而不会将视为重要的历史转捩点。就以1990年的野百合学生运动为例，这场受到北京天安门运动启发的抗议加速了台湾告别威权统治，在当时也经历了各种波涛巨浪，充满了不确定性。然而，在1992年国会全面改选、1994年省市长直选、1996年首度总统直选、2000年首度政党轮替之后，民主台湾已经成为了既成事实，但是大多数台湾人可能已经忘却了当初那场占领中正纪念堂广场的行动。 十年过后，太阳花运动的历史定位有许多的考察角度，在此，本文想要提出以下三个面向。 曾经的青年运动高潮，如今已进入消沉期 太阳花运动石破天惊，其掀起的巨大冲击来自于先前抗争运动的累积。在2008年，国民党重返执政之后，台湾公民社会出现了复苏的迹象。2008年11月的野草莓运动抗议中国特使陈云林来访期间的过当警力维安，使得沉寂已久的学生运动获得再出发的契机，而新浮现的学生领袖在2012年的反媒体垄断运动获展露角头的机会。在太阳花运动爆发之前，各种青年抗议不公义的事件层出不穷，其议题涵盖了环境保护（反国光石化、反核、反风车）、反对土地征收（反中科四期、大埔案、湾宝案）、反对强制拆迁（华光社区、绍兴社区、士林王家）、劳工抗争（华隆罢工、关厂失业劳工）等。在2013年夏天，因为洪仲丘案所激发的白衫军运动抗议，号召了二十五万人上街头，成功修改了台湾的军事审判制度。 仔细观察，2008年以降，台湾青年社运议题大致上可以分成两类。首先是关于公平正义的议题，抗议者支持弱势者，挑战强势的财团与政府，这也或多或少反应其日益不利的经济处境。另一类的议题则是涉及中国因素对于本地既有生活方式的冲击，包括在野草莓学运所抗议的“戒严传统、重新感受”，以及明显亲中的媒体集团对于言论自由的伤害。太阳花运动同时触及了这两条青年运动关心的议题主轴，所以占领立法院的行动才会激发出广泛学生与年轻世代的参与。 在2016年的政党轮替之后，民进党较愿意捍卫国家主权，“以经促统”的急迫威胁感消失，也因此大幅减少上街头的必要性。在第一任蔡英文政府时期，仍是有出现一些青年抗议动员，例如2017-2018年反对劳基法二修、2016-2019年支持同性婚姻、2019年支持香港反送中运动。然而，在2020年民进党执政后，台湾的青年运动显得消沉，许多太阳花运动前后活跃的校园异议性社团也纷纷传出倒闭的风潮。有些青年与学生发起声援国际民主的运动，包括声援泰国学生运动（2020年8月）、抗议缅甸军事政变（2021年2月）、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2022年2月），不过，其参与规模都无法与太阳花运动时间相提并论。 放眼全球，各国的青年与学生运动都是呈现周期性的发展，在短暂的密集抗争风潮过后，伴随而来的是更长远的沉寂时期。欧美各国的六零年代新左派运动的发展即是如此，在民权运动与反战运动退潮之后，保守主义在七零与八零年代登场。台湾在1987年解严前后兴起的学生运动亦是如此，在1990年3月的野百合运动与1991年5月反军人干政运动之后，也不再出现重大的学生抗议风潮。因此，从事后来看，2008年的野草莓运动可以算是这一波青年学生运动的开端，2019年的撑香港行动则是其尾声，其中太阳花运动无疑是这个周期的最高潮。 持续的经济不满驱动青年的政治参与 青年的经济不满是另一项支撑太阳花运动的动力，台湾长期以来处于低薪与过劳的困境中，刚离开校园的年轻人面临着派遣劳动、非典型工作、平台经济所导致的“不稳定无产阶级”（不稳定阶层）之处境。也因此，服贸协议被认为只会团利大财团，但是无助于改善青年劳动者的处境，而且大幅开放中国服务业劳工来台湾，也会产生排挤效应。 在太阳花运动爆发后，各政党都意识到这个因素的政治效应。在2015年，执政的国民党提出了所谓的“加薪四法”。在蔡英文政府时期，连续八年都调涨基本工资，2024年开始的月薪为27,470元，时薪则是183元，累计调幅分别为37.3%与52.5%。相对于此，马英九政府的八年内，累计调幅则是15.8%与26.3%。民进党政府也扩大了与青年相关的社会福利支持，例如公共化的托育与私立大学生学杂费补助等。 不过，青年选民似乎并不因此感到满意。尽管台湾因为低落的出生率，2020-2022年间出现了人口负成长，台湾的都会区的房价一直在涨，这使得青年租屋族的负担沉重。此外，俄乌战争推动了全球性的通货膨胀，也带动了物价上涨，青年明显的日常感受就是连便当变得更贵了。 持续存在的经济不满反应在柯文哲的年轻支持者群体上，亦即民众党的“民主小草”。在选举前的民调显示，柯文哲在30岁以下的选民支持度曾超过一半。值得注意的是，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期间，因为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的“亲中”言论，以及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激化，“亡国感”促使许多青年选民返乡投票，蔡英文也获得了空前的817万张票(57.1%)，顺利连任成功。但是四年之后，民进党的青年支持者消散，明显流向首度参选的柯文哲，他获得了369万张选票(26.5%)。 至今仍没有可信的研究报告，能够完整呈现柯文哲的年轻支持者之属性。不过，众所皆知，民众党在集中于新竹市县高科技业工程师，以及餐点平台外送员群体中，取得明显的优势。这两群青年的经济位置不同，前者因其技能而取得了较有利的劳动市场位置，后者则是滑落至不稳定无产阶级之行列。尽管两者分殊的处境，他们都有其各自的经济不满，工程师抱怨高涨的房价与长工时，外送员很可能是更在意日常开销成本变高，但是两者都在柯文哲身上找到了希望的寄托。 恒久的政治遗产：确立台湾自主的经济道路 十年前太阳花运动凸显了台湾所面临的生存困境：是否为了经济发展，我们必得牺牲辛苦取得的民主化成果，甚至让渡部分的国家主权？其实，这样的担忧在太阳花运动之前就存在，只是没有以戏剧化的方式展现出来。 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在2013年底进行了一项调查，其中有个问题是关于哪些情况会导致“赞成和中国和平统一的民众是会增加”。结果显示，高达54.5%的受访者选择“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这一回答，其他依序则是“中国大陆政府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继续上升” (44.2%)、“中国大陆不承认中华民国的主权”(15.3%)、“中国大陆继续由共产党一党专政”(7.0%)。很明确地，台湾人民普遍认知到经济依赖有可能带来相当程度的政治风险，而且其威胁性远比中国在国际舞台的崛起，抑或是不承认台湾主权这两种情况更大。 一项太阳花运动所确定的政治遗产即是在于，台湾不应过度依赖中国市场，而应该走一条更自主的经济道路。这样的路线后来是由2016年执政的民进党承接，蔡英文所提出的新南向政策，即是要摆脱锁死在“一中经济”的陷阱，扩展台湾的经济生路。从事后来看，太阳花运动具有全球性的意义，可算是开启了检讨新自由主义所高举的自由贸易之潮流。 首先是关于重新评估与中国经贸关系。在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全世界都觊觎成长中的“中国机会”，台湾也在其潮流下与中国签定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即欧洲金融协会）。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使用经济手段威胁或勒索其贸易伙伴，以行使其政治目的，例如为了反制挪威在2010年将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异议人士刘晓波，其鲑鱼进口突然面临各种阻碍。 “山塞经济”公然侵犯智慧财产权，强夺西方财团的商业机会，也引发诸多抱怨。回到2014年，台湾太阳花运动等于开创了新的潮流，检讨过度依赖中国所带来的政治与经济风险。在2018年，美中贸易战正式开打，2020年爆发的疫情也加深了西方各国对于中国的不满。 与此同时，习近平主导下的中国也日益采取“国进民退”的发展策略，倡言不需要依赖出口的“内循环经济”，打压包括马云在内的许多民营企业家，都释放出政治绑架经济的危险信号。换言之，台湾等于开创了重新反思中国机会所带来的各种政治风险。 其次，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追求自由贸易，相信各国之间的“比较利益”可以带来彼此共利的资源分配形态。因为其劳动力与土地成本低廉，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迅速成为新兴的“世界工厂”，中国制造的商品行销全世界。曾经有一段时间，西方各国深信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所倡言的“和平是国际贸易的自然后果”，因此，美国支持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相信更深入整合进国际经济体系的中国有意愿遵守既有的规则。但是这样的美好期待显然已经落空，党国体制主导的中国反而更有能力汲取经济资源，扩张其军事能力，挑战既有的国际秩序，换言之，贸易并没有带来和平。 全球性的新冠疫情危机也呈现这样的困境：海外生产（离岸外包）故然可以降低生产成本，但是却有可能带来立即而明显的危机，尤其当口罩或是疫苗无法自主生产，也无法取得海外供给时。俄乌战争使得欧洲各国意识到依赖俄罗斯能源供给所带来的政治风险，也使得西方世界进一步警惕如果中国掌控了晶片、电动车、太阳能面板、锂电池等未来经济的战略高地，有可能带来严峻后果。 十年后来看，太阳花运动的确是重大的历史转捩点，一场临时起义的抗争行动扭转了台湾未来的政治走向。当时的青年理想主义与满腔热血已经不恢复存在，但要求自主掌握台湾命运，避免被锁死于一中框架的意志已经成为了基本共识。相信“地球是平的”的全球化年代已经终结，早已登场的是民主原则与奉行扩张主义的独裁政权的斗争。太阳花运动使得台湾“提早”加入了全球民主阵营的行列，然而其内部的青年经济不满仍是不稳定的因素，有可能影响台湾的未来命运。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