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崩溃”的预言千禧年来从未断绝过：从开始的中国经济会因世纪初加入WTO后政府无法操控国际贸易，陷入产能过剩；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有分析称中国将在经济收缩和以新疆、西藏为首的“内部矛盾”双重挤压下面临崩溃；再之后便是2015和2020年，先后发生了股灾同美中贸易战，都令市场对经济信心跌至谷底。 但这些唱衰预测全都错得离谱。即使过去10年中国经济增速有所下滑，但平均6.9%的经济成长率在主流经济体中仍算得上“傲视群雄”。说起比较大规模的“危机”：一是疫情以来由于新冠“清零政策”令餐饮、服务、零售等第三产业经营者损失惨重，濒临破产；另一事件则是疫情前全国范围内的“P2P贷款暴雷”。但它们或涉及投机取材，或涉及投资经营，都是一般人认知中需要承担风险的行为，也没有直接影响到大部分居民。 村镇银行暴雷：不是有“存款保险”吗？ 直到过去两周，两件发生在人口大省河南的危机，令有些人开始怀疑：喊了那么久“大烟花”的系统金融风险是不是真要来了。一是河南村镇银行暴雷事件经过数月发酵，官方非但没按维稳原则，赔钱息事宁人，反倒派白衣人和群众打成一片，将事件升级为海内外关注的“政治问题”。二是原本偶发的烂尾楼和住房贷款断供事件趋于常态化，甚至出现业主形成组织联合断贷的情况；当局既没能敦促开发商完成交楼，也无法阻止业主的“集体抗命”。 先说村镇银行“暴雷风波”。事件中最大疑点莫过于：储户们消失的400亿人民币究竟去哪了？按照目前的官方说辞，多家银行线上交易系统被一个名叫“河南新财富集团”的公司操控利用，主使者吕奕目前已潜逃海外，全件事属于诈骗案件。在官方说法中，吕奕通过入股多间银行，利用其中A银行股权，到B银行申请贷款，从而套现巨额资金。 但这样的说法不合理之处有三：1）利用贷款渠道套现的资金，在无法还款后，银行会展开追索程序，目前可追查到的坏账金额只有2-3亿元人民币，不到储户总存款的百分之一；2）储户存款会被置于央行旗下中国金融电子化公司的银行核心系统的“托管账户”内统一监管，县级银行想要挪用难度极大。3）官方没有提及“吕某”套出的钱尚在境内或转移至海外，如果是前者并不难追查；如果是后者，如此大额的外汇交易需由国家外管局审批，不可能在河南省的小圈子内完成。针对上述疑点，无论是河南省官方或是国内主流财经媒体，都未曾提及。 换而言之，所谓“卷钱跑路” 在混乱的村镇银行系统中可能确实存在，但金额可能远不会如此高，更不太可能是村镇银行崩盘的主要原因，除非犯罪分子能同时获得央行和国家外管局这一层级单位的协助。而从当局的反应来看，村镇银行的问题也不像是“卷钱跑路”这么简单。 内地政府处理危机或群体性事件时通常奉行维稳原则，讲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尤其要避免经济民生问题演变为政治风波。如果河南银行事件属于官媒口中“卷钱跑路”的个例：对银行破产清算，然后按既有的《存款保险条例》，赔偿储户50万元人民币以下损失即可。一方面于法有据，另一方面存保基金累计的960亿元，也足够应付400亿的窟窿。 然而河南省政府及央行不仅放着现成的解决机制不用；反而出现有外包的白衣人殴打民众，事件扩大化，既令“境外势力”获口舌，又重挫民众对银行系统信心。如果“维稳至上”的逻辑依然成立，那原因只可能是：全国各地有无数类似情况的“村镇银行”，一旦开了赔付的口子，后续财政根本无法支应，只会瞬间引爆更大的金融危机。 烂尾楼停贷案：房间里的大象撑不住了 近期的第二个重大新闻是全国各地烂尾楼业主，集体串联停付贷款。烂尾楼出现的原因很简单：房地产企业资金链断裂，无法筹措现金支付人工、建材等费用，不得不停工。相比金融系统“忽然爆炸”，遍及全国的烂尾楼和断贷问题则更像是房间里的大象：所有客观数据都指向时机成熟时，危机很可能会爆发。 过去数年，中国大部分民营房企在房价持续飙涨的情况下，都采取“借新钱还旧钱”方式，不断扩大规模，新购土地。2021年初，当局为避免房企杠杆过高带来金融风险，划定“三条红线”：倘若房地产企业净负债率大于100%，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大于70%，又或者反应即时还款能力的现金/短债金额比例小于1，都不可以获得新的融资。 但日本在迈入“失落三十年”的例子已证明：排雷的过程很可能不慎触雷，提前引发泡沫崩盘。由于“借新钱”的渠道被斩断，截止2022年3月，包括荣盛、融创、世茂、绿地、中南、建业、富力、恒大、佳兆业在内九家巨型房地产民企都已出现债务/商票违约，总违约民营房企占总数一半。 当局原本的预可能想是：提前限制房地产企业债务规模，管控风险；但恰巧房地产调控又遇上疫情管控，居民收入普遍下降，居民购房意愿崩溃远在当局想象之外。以恒大集团濒临破产为分水岭，今年1-5月，全国房地产销售面积同比下降25.8%, 代售面积（库存）增加13.5%。等到当局回过神来，为房地产企业融资松绑时，大部分企业又因为“房子卖不出去”陷入新的财困。资金无法回收，新获贷款困难，不少房地产项目就这样无可避免的陷入烂尾。 大批项目烂尾已成定局，但如今全国串联的“停贷潮”则可能会让烂尾状况进一步扩大。今次“停贷潮”威力体现在，令全国大批民众得悉烂尾楼情况之严重，进一步削弱市场对一手房信心。根据国内主流房地产研究机构克而瑞（CRIC）数据，截止今年初，河南郑州已停工项目占在建总项目比例已高达30%；另外长沙、昆明、福州、南宁、武汉等城市疑似烂尾比例已接近20%，但当时相关新闻并未第一时间登上主流版面。相信大部分读者，也是在最近的“停贷”新闻集中出现后，才留意到事件。 此举的后果是，为数不多还有购房刚需的消费者，转而选择二手房市场；另一方面，房地产企业的银根将更为紧张。与此同时，对整个房地产市场的不信任也会波及到债务状况尚属健康的企业，形成“挤兑效应”。可预见的是，30%的烂尾比例，绝对不是中国楼市的终点。 同村镇银行暴雷类似，有人质疑当局为何放任民众一边无家可归，一边还要为毫无价值的烂尾楼支付数百万元贷款；网络和受影响群体中，都出现呼吁有能力投资“大基建”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协助完成烂尾楼建设的建议。但惨痛的现实是：从中央到地方财政，不仅有可能无力填补存款和烂尾楼两个巨大的地雷，连维持日常运作的一般财政也岌岌可危。 财政危机：触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最后稻草？ 今年上半年，全国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政府基金收入同比下跌7.9%和29.7%，其中最大宗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下降31.4%，全国各地公务员或教师等“事业编制”人员降薪或被要求退还已发放奖金的新闻屡见不鲜。至于中央财政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13.38万亿，总支出18.37万亿，半年已出现5万亿人民币的赤字，李克强更已在上个月的“万人会议”上宣示：除了重大自然灾害有一笔总理特别费，否则中央无法支援地方。 过去20年，中国经济一直有“房价成长 - 政府持续获得卖地收入 - 基础建设刺激实体经济 - 拉动就业 - 经济繁荣刺激房价继续上升”的这一循环，但如今这一循环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出现阻滞：房价成长停滞甚至下降，政府卖地收入持续萎缩，基建对经济刺激的边际效用递减，就业低迷和疫情共同促进民众购买力。 在文章的开头，笔者提出诸如河南村镇银行的糟糕状况，在全国绝非孤例；400亿元中大部分金额也并非被个别人士贪污流入海外，那么钱究竟去了哪里？事实上，上世纪末开始，各地方政府便利用其对辖区地方银行的人事任命权，要求银行配合向地方政府主导的基建或投资放贷；并以城投公司为中介，减少账目财政压力，将财政风险转化为金融风险。地方政府视商业银行为“第二财政”，直接挪用资金的情况也并不罕见。 而对银行来说，相比放贷给私营企业或个人，放水予政府也是理论上风险较低的行为。但当过去一年多，当占地方财政收入总额40-70%的土地出让金腰斩后，这样完美的“击鼓传花”游戏也进行不下去了。尽管河南方面尚未公布相关情况，但贵州遵义本月8日公布“城投公司债务展期20年，前10年只付息，后10年才还本”，已经证明地方政府无力偿债的严峻状况。 多年的土地财政，将房地产市场、银行体系和地方财政紧密扣连起来。而如今，一个新的恶性循环正在民众、银行、政府、地产商和实体经济间萌发。 上世纪末的分税制改革，奠定了中国财政格局“中央强，地方弱”的局面，为后来的长达20多年的土地财政和房地产大开发埋下伏笔。这一过程中，中央获得大量税收收入，得以将大量资源投入以高铁为代表的全国大基建、饺子般下水的驱逐舰航母为代表的军工建设。至于地方则争先在竞争压力下，依靠房地产企业带来的巨额土地收入，加码基建投资，其中不乏贵州独山县水司楼这样的大白象工程。 地方竞赛式的GDP争夺战，令中国经济在过去二十年持续高速成长；中央充裕的财政资源，将部分财力转化为“综合国力”，令过去几年中国有了些强硬的底气。笔者难以评断此种发展模式是否利大于弊，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捆绑于土地财政和“大建设”的经济循环模式提前透支了相当资源，如今到了该偿还的时候。 舒缓风险还得苦一苦百姓 国内社交媒体上近期的一个热点问题是：美国次贷危机和中国“烂尾楼”危机有何不同，中国会陷入美国2008年一样的经济危机中吗？事实上，对比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中国的“抗风险能力”还是强了许多：正是由于上图“蓝色部分”中的普通人，承接了在其他国家由政府或银行承担的风险。 以美国次贷危机为例：当时美国银行体系向大量不符合资格的购房者，以接近0首付的方式批出房贷；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又将这些不良的次级贷款，包装为低风险的金融产品。当楼价下降，美国的购房者由于具备破产保护机制，发现房屋资不抵债便抛给银行一走了之；此时，银行就必须为早前贪婪扩大业务规模，不做风险管控的行为付出代价。后来，美国社会对政府救济银行的不满也集中在：不该用纳税人的钱，为承担风险的人买单。 但烂尾楼的情况便完全不同了：不顾风险一味提高杠杆、扩大债务规模的是开发商，在有限责任制下破产一走了之；从卖地收入和高息居民贷款中赚得盆满钵满的，是地方政府和银行，如今钱已入公帐，落袋为安。至于一般购房者，勤勤恳恳奉上积蓄，甚至掏空父母祖父母“六个钱包”买楼的消费者，既没有主动承担风险，也没有监管责任。到头来，却既要无家可归，还因为中国没有个人破产制度，需要终身承担几十到数百万元的债务。 除了风险和责任的不对等，中国独创的“征信体系”更在压迫购房者的过程中助纣为虐。进入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都在修订法律，将债务问题“除罪化”，避免有财政问题的民众遭遇二次打击；至于“父债子还”这样的规定也大多被废除。但“征信制度”却反其道而行，不仅剥夺欠债者旅行、出境等基本权利，更连坐其家人子女报考公务员、求学。 其实略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过去十余年房地产市场，和土地财政的巨大风险。但由于所有风险都由一般民众承担，从开发商、银行到地方政府才敢沆瀣一气，视监管为无物：反正征信大棒下，民众不敢不还钱，不会让金融危机传导进银行系统。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村镇银行暴雷案”，中央和地方政府宁可利用各种手段，拖延村镇银行破产；或将存款定性为“理财产品”，实现技术性违约；又或是再三宣称事件为诈骗案，和银行本身无关。目的都是要避免触发存款保险机制，让储户来承担大部分损失。与之相对，在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引起的金融海啸中，美国最大保险公司AIG集团为兑付债券的再保险同样濒临破产，最后只能依靠海量印钱出手施救。 谢谢取不出钱，为烂尾楼还贷的你们承担了所有，让中国经济的“系统性危机”至今未有爆发。但随着串联全国的“拒贷”潮声势愈发强烈，事情似乎正在起变化。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