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又到了台湾的“选举年”，所有的舆论话题、公共政策与资源分配，都会开始慢慢环绕着年底即将登场的地方选举而产生变化，暗流汹涌。而最能让人辨识出这些暗流所向的信号，就是满满的选举文宣品与“周边纪念物”，从选举一开跑的看板、面纸到选前之夜的旗帜，琳琅满目的商品，不但牵动着选情，也养活了一条“选举产业链”，从台湾彰化田间乃至深圳沿海，都是打造每一次的选举热闹气氛的幕后功臣。 无论是中央或地方层级的选举，如果想要在台湾“成为候选人”，一般而言，有几个“设计”步骤是少不了的：给你与你的团队挑一个本次选举的主题色、给你自己拍一张看来计有干劲又亲民的照片、在选区的主要街道上挂看板、制作带有候选人头像的小卫生纸包与旗帜。 这些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美术设计师的密切配合，通常是由候选人的竞选办公室来发动设计与定稿。不过，也可能出现例外，也不乏热情支持者自己给候选人做周边商品的案例，仿佛娱乐圈中热情粉丝给偶像做小手举牌、自制图卡的行动。 尤其在总统大选时，若候选人本身拥有大群疯狂粉丝，那这些“去中心化”、野生的选举文宣品，甚至会凌驾候选人本身的官方设计与周边商品。2018至2020年间活跃于政坛的前高雄市长韩国瑜，就是最好的例子。由韩国瑜竞选总部发出的“韩先生”与“柴犬”图像的周边商品，热度反而不如粉丝自行制作的“国瑜娃娃”、“国瑜LED手举牌”与“中华民国国旗装”，字体与用色皆有些为差异，做工多半也不算精细，却受到支持者的热情购买与拥戴，蔚为奇观。 不过，一般来说，这些选举的文宣与周边商品，依然是以候选人与操盘手为核心所进行的一次大型设计专案。选举开票那一天，同时也可说是某种设计专案的总发表会。谁的设计更能打动人心？一目了然。 “选举，就是台湾最大、台湾人也最喜欢的社群活动，”设计经验横跨国民党、民进党与时代力量政治人物的设计师小梅（化名）分析，“现在年轻人搞社群活动，也是要做一堆设计、一堆美术编辑嘛，没有网路的时代，这些文宣就是选民唯一可以认识你、知道你的方法。” 为了让选民印象深刻，选举设计师们必须按照幕僚的要求，做出一张又一张的“主视觉”、定装照，乃至看板的字样，“就算在今天2022年，城市文青那一套，只要离开都市就不行。字太小、颜色太浅，阿嬷看不见，不会记得你是谁。” 小梅分析，选举的设计风格，最重要的就是让人“记得住”、“进投票所不会盖错人”，因此字体一定要粗大、使用的颜色也要对比非常强烈，务求让民众远远地就能看见，“选举号次抽出来以后，一定也要记得把选举号次跟名字用大大的字—最好是红字—放在一起，以防很多教育程度不高的选民盖错票、投错人。投错票也是很常发生的事情。” 因此，许多对于专业设计师来说，“丑到眼睛痛”的设计法，仍会在每一次的选举出现在大街小巷，历久不衰。即便是诉求清新、阳光、素人参政的候选人，也不能免俗，必须在自己秀气的脸庞上，印上又大又红的“唯一支持三号”，以免开票时扼腕。 而候选人与竞选团队身上穿戴的背心，也有“专业”的巧思在其中—是选举的专业，而非设计的专业。曾经成功辅选过多位立法委员当选的小芯（化名）说，候选人穿着整齐的背心拜票，可以加深选民印象，是致胜的重要关键，“选的颜色要稍微配合一下候选人的脸型、肤色跟气质，但也一样，整体的搭配给人家感觉不能太模糊，不然你一进市场，就被『阿嬷紫』（台湾网路用语，指中老年女性喜爱穿着的紫红色外衣）吃掉了，谁看得见你！” 而除了候选人身上穿戴的服装，高挂街头的看板，也是众人观察候选人“有没有希望”的指标之一。 一般而言，看板悬挂的位置，都是由支持者自愿提供给候选人的。近年来“青年参政、素人参政”风潮兴起后，也可以见到这些候选人在网路上公开征集看板悬挂处，但通常都只能得到较小、较偏僻的位置。能够挂在交通要道、市街闹区的候选人，通常都有坚强的组织实力作为后盾，也是民众看候选人是否“玩真的”指标。 “看板，尤其是第一面看板，对候选人的选战节奏是蛮重要的，”小芯分析，“首先，看板挂起来之后，许多承诺要给钱的金主，才会真正开始把钱汇给你，确认你的决心嘛。只有那种真的很亲近的家人、真的很爱你的死忠支持者，才会像天使投资人一样，还没挂看板就把钱汇进来。” 也正因此，第一面看板悬挂的位置、候选人照片上的肢体语言、美学风格、选择的口号，都分外重要。一般而言，如果是有高速公路经过的乡村地区，挂在每位外出游子驾车返家都看得见的交流道口，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这样看板上除了口号之外，多少都要写『祝行车平安』等等，讨个吉利，或者针对游子们的心情，写『建设故乡、青年回流』也不错，”小芯说。 而对这些常常接到候选人团队订单的设计师而言，个中甘苦，也与一般设计案大不相同。小梅说，选举设计案最常收到的修改意见就是“字再大一点、颜色再亮一点！”或者把候选人的老态、疲态修饰掉，但又不能跟本人差距太大，以免本尊出现扫街时，选民根本没办法把照片与人“对上号”，“哇这超难的，每次都很痛苦，又要好看、又要不像，有些人就是怎么修怎么丑！真是痛苦死了！” 除了这些一般性的选举文宣之外，让小梅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每次选举几乎都会出现的“黑函”设计案。越是基层的选举，越是可能要求设计师制作直接攻讦对手的黑函，“比较有钱、接近中央一点的候选人，可以找『合作』的媒体放料、爆料来攻击对手，起码要县长这个层级才用得到媒体。一般而言，基层比较难让媒体扮演这么多角色，直接发黑函传单还是很常见的。” 小梅说，许多资深的选举设计师，都会私下偷偷交流做“黑函”的经验，“原则上都还是会保密，以免出去被人家打！”黑函的内容不外乎是指控对手“A钱”（台语，指用贪污不法方式获得财产）、现任者违法晋用亲信，“或者最受欢迎的就是，指控对手有小三啦！” 小梅印象很深刻，曾在某届某地镇长选举中，被指派制作对手候选人的婚外情传单。“当时的指令真是非常搞笑，主任要我们做成『佛家警世语』风格，我们还真的去庙里面拿了一些『奸淫者下地狱』的那种奇怪经文参考，就往那个方向做，他们果然很满意，选民反应也很好。我们自己倒是都快笑死了！” 最后，这位被踢爆有婚外情的候选人果真在最后的选举结果落败，根据事后“算票”验证，确实是因为失去了妇女票的支持，才饮恨败北。问小梅是否会担心，自己助长了选举的恶质黑函风气？“不会啊，在我看来，两边都不是好东西，谁上都一样烂，我就是拿钱办事。” 不过，小梅也强调，自己还是有基本的社会责任感，如果真的有优质认真的候选人即将被黑函冤枉，“我一定不会接这单啦，还是会推辞掉，不希望好人落选嘛！”但她也强调，就她长达十年的选举设计经验来说，台湾基层选举中，“好人太少了，几乎可以说是没看过，『不算太坏』的都算可以接受了。” 小梅的说法，其来有自。在台湾，基层选举设计案非常容易被拖欠款项，也算是选举设计产业的另类生态。小梅分析，就她观察，台湾的选举经费，即便是最基本的“议员”或“里长”层级，不拿出五百万（台币，下同）以上，都会选得非常拮据。这些候选人不敢欠其他项目的钱，“有些钱涉及黑道，或者他的重要桩脚、大老板，或者涉及一些色情招待的项目，他不敢不给，贿选的钱也通常都是悬举前就会给出去了。但设计师的钱，有的候选人会敢欠。” 小梅回忆，中部曾有一名形象甚佳、看来文质彬彬的候选人，在竞选落败之后，竟然连一笔两万多元的设计费都想要赖帐不给。小梅气不过，找到当初大力辅选这位候选人的长辈出来做“公道伯”陈情，长辈出面协调，才把钱拿到手，“想打听一个候选人的人品，可以问问他的文宣设计师，说不定会得到最接近真实的答案！” 与小梅这种个体户设计师比起来，在越高层的选战中，越常会交给专业的公关公司操盘，付出的金额也以千万起跳，甚至到百亿之谱。曾任亲民党党主席宋楚瑜核心幕僚的吴昆玉曾经向媒体透露，2000年的总统大选时，从他手中发出的文宣、公关费用，大约是新台币4亿元；但在同年，败给民进党的国民党候选人连战，文宣、电视广告、动员等相关经费，总共花了党部192亿元。 在多年的锤鍊之后，竞选经费通常不如国民党丰厚的民进党，也在连年的文宣中发展出自己的视觉识别系统：2020年，中央党部要求所有的候选人一律只能使用党部指定的设计色票来做文宣。他们替男生与中性的候选人准备了粉绿色、给女性准备了粉红色，依然追求红绿对比的抢眼效果，但也稍微添加了一点文青滤镜的色彩，保持了民进党年轻进步的形象。 而从竞选总部发出的这些钜额费用，就会一层一层地外包，交给专业的公关公司、候选人亲信成立的工作室，一点一滴地流向相关产业，最远甚至到达中国沿海的深圳地带。 普选后出现的选举产业链：从中部工业区到深圳工厂 “在疫情发酵、两岸交恶之前，其实很多候选人的文宣都是外包给深圳的啦，国民党、民进党都一样，”一名在新北市知名印刷聚落，经营三十年的老板“宝哥”（化名）说。 宝哥分析，台湾早年有非常发达而灵活的纺织、印刷、塑胶与玩具产业链，90年代初期刚刚开始开放民众选举首长、甚至总统的时候，这些产业到了选举季节便会摇身一变，加入选举产业链大军，“印刷的可以搞文宣、塑胶的可以立看板，玩具可以做成候选人娃娃。” 宝哥依然清楚记得，在陈水扁1998年台北市长选举时，由当时仍十分年轻的罗文嘉等幕僚制作的“扁帽”、“阿扁娃娃”等公仔，让所有的相关业者都捞了一笔，“正式接到订单的不用说，旁边仿冒、盗版的也是大大赚了不少。” 宝哥说，当年的台湾，智慧财产权的观念本就相当薄弱，“更何况选举要以和为贵，越多人盗版、越多人可以看见你的候选人，就算眼睛歪一点、嘴巴斜一点、那个缝线粗一点，有什么关系？又不是真的要做生意！难道候选人还会去告这些工厂吗？不可能吧！” 在1998年尝到甜头后，开始有大批的印刷、塑胶与玩具业者开始加入季节性的选举产业链。宝哥认为，这让不少中小型工厂成功“续命”，没有马上被东南亚与中国的便宜工厂打倒，“因为一时之间，你也很难把选举这些东西外包给越南人或中国人吧？麻烦啊！” 不过，随着互联网的兴起，选举文宣难以外包的铁律，也渐渐被打破。毕竟，2000年后的台湾选民随着一次又一次的选举，也已摸透一些政治人物操作舆论的套路，越来越难轻易被文宣煽动。选举竞争激烈、花钱如流水，对于一些经费不甚充裕的候选人来说，将竞选相关文宣、周边商品外包给大陆厂商，不失为一个划算的选择。尤其在2012年淘宝进入台湾之后，下单、到货的流程都算顺畅，让“文宣西进”成了许多候选人不能说的秘密。 2016年，一名曾经积极参与太阳花学运、平时政治立场“台独到不能再台独”的青壮派候选人团队，为了制作竞选总部前的“镀金招牌”，遍寻不着适合的厂商，寻求同党委员协助，同党委员给了他一个深圳厂商的联络方式，告诉他，很多人的选举周边商品都是跟这些厂商合作的，“又不会每一次文宣都写我主张台湾独立，只是写名字跟一些服务的口号，有什么关系？” 而在2020年的韩国瑜竞选活动中，不少摊贩都透露，在批发“韩国瑜娃娃”来贩卖时，发现发货地点位于深圳。根据多方线索比对，老板是一位在深圳拥有数座纺织与玩具工厂的台商，本人就是一位“钢铁韩粉”，由于他婉拒受访，故在“自发挺韩”之外，是否有接受其他政治势力资助，便不得而知。 不过，所有人都一致同意，“如果是韩国瑜的东西，在大陆做，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敏感问题的。除了中华民国国旗吧？大陆以前可以忍受国旗，现在也是违禁品了，送印都有点麻烦。” 然而，在2020年大选落幕后不久，Covid-19疫情便席卷全球，两岸之间的货物交付时不时受到疫情影响，香港政治情势恶化与两岸关系的紧张，也让许多深圳厂商不敢再接台湾候选人的订单。在这样的历史机缘巧合下，台湾的“选举产业链”又悄悄地活络起来。 “有些前两年不知道移去哪里的单，现在又跑回来了，说今年全部都被迫『根留台湾』，因为大陆那边是种种因素在变化...民进党的单子，多数人是不敢再接了。李明哲不是才刚刚回来吗？谁还敢为了省一点钱跟大陆玩这些政治话题，哈！”宝哥苦笑，“看起来今年底的选举，有好些印刷厂的老机器又要跑起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