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s is your mirror！” 5月10日这天，在联合国大会表决以143票赞成、9票反对通过，认定巴勒斯坦有资格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之后，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尔登（Gilad Erdan）在发言席上，一边说出这句话，一边当场拿出小型碎纸机，将联合国宪章小册子的封面粉碎：以此抗议其他代表们的选择“破坏”了联合国宪章。 看到这个新闻的第一时间，我问在台湾生活了20多年的以色列犹太人Ohayon的看法，他的回答令我意外：“我认同巴勒斯坦建国，只要他们可以和平与以色列共存。但是必须有一个正常的政权，不应该让哈马斯继续领导。”过了一会儿，他又补充了一段，“就算他们通过也没有用，美国不会让巴勒斯坦建国。反过来，中国也不会让台湾建国。那么未来，如果美国允许巴勒斯坦可以加入联合国，那中国也要允许台湾加入联合国，这才公平。”看来，他非常明白以巴冲突中台湾人最关心的点，但不知道这个回答是真正的解方，还是一个永恒的僵局。 台湾离巴勒斯坦很远，如今居留在台的犹太人总共不超过300位，但是，从以巴冲突至今半年以来，相关话题却越来越热，大众的立场也逐渐发生翻转。不同世代的台湾人不断更新自我认同：台湾到底像以色列还是像巴勒斯坦？到底应该紧紧跟随美国，还是走出自己的路？新一代的“天然独”年轻人，借着以巴冲突，在台湾的地位问题、外交战略问题上产生了和上一辈本土派们截然不同的叙事。而习惯了在台湾“岁月静好”的以色列人，也开始升起隐隐的恐慌与失落。 第一次感到恐慌的在台犹太人：“反犹”战火烧到了这里？ Ohayon是出生在摩洛哥，生长在法国和以色列的犹太人，20年多前来到台湾读大学之后，就长期居留在台湾，几年前已经取得台湾身份，如今已经是台湾知名的犹太裔企业家。他热爱台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东亚国家都对犹太人特别友好，而台湾还是走在东亚前列的民主热土。虽然他也拥有法国籍，但是在法国求学的经历令他终生难忘，在反犹主义早已政治不正确的时代，他依然因为犹太人的身分遭受过不少校园霸凌。 “上中学的时候，我被同学们辱骂和嘲笑了半年，他们叫我‘乌鸦’”，他说，原因是因为他长着犹太人典型的鹰钩鼻，后来他忍无可忍，和同学打了一架。一直到学校的犹太学生增多，他才逃脱被霸凌的日常。上大学后，他来到台湾，在这里，他学习了中文，也同样发现，在华人社会里，不仅没有反犹主义，而且在进入商业时代后，犹太人时常被捧为成功学的模板。从台湾毕业之后，他还去中国大陆工作过几年，长居在上海，那是他非常快乐的时光，他在中国发现了很多犹太人的东方足迹：二战中庇护过数万犹太人的上海，自唐朝时聚居过犹太人（时称蓝帽回回）的开封，甚至与苏联时期打造的“远东犹太人自治州”接壤的黑龙江……这些地方都有着关于犹太人的美好传说，开封的部分犹太人后裔还依照以色列的《回归法》移民回以色列。他认为，华人文化很好，要是有民主就更好了，于是他后来还是回到台湾定居。 全台湾的犹太人加起来都不如上海那么多，但是大家依然时常聚会，在台北仁爱路还有台湾首间永久性犹太社群会馆“Chabad Taiwan”，成为在台犹太人的文化中心。他们在台湾的声量比较小，但是依然密切关注着台湾的政局，上一次总统大选，Ohayon对每个总统候选人的特点和政见如数家珍，并且郑重地投票。这20年间，他亲身体验了台湾对外籍人士的态度和移民政策的变化。早年，在台外国人的签证管理非常严格，尽管他在台湾读书和工作，但是很长时间内都必须每两个月就离境，在香港澳门停留一天再回台湾。有一次他被迫离境的时间正好是他生日，他苦求移民官网开一面，可仍然被拒绝。有时候，他还会受到普通人莫名的排斥：有一次，他坐在路边，被一个陌生的台湾老太太指着骂“你们这些外国人把我们台湾姑娘都骗走了”。后来，他成功经营企业，仍然花了多年才成功入籍。拿到身分证那一刻起，他觉得自己终于是真正的台湾人，远离反犹主义，而且从法律上和所有人完全平等了。 可是，一切从去年10月7日的哈玛斯袭击以色列开始，情势很快超出他意料。一开始他非常震怒，甚至一度希望回以色列帮忙，他每天跟住以色列的父母通话，大家义愤填膺。但是当以色列不断袭击加萨地带，造成数万人伤亡之后，他陷入了迷茫，他觉得，哈玛斯无疑赢得了宣传的胜利，让全世界都同情巴勒斯坦，但是，他也同样担心内塔尼亚胡政府可能会把整个国家带入战争。他一直认为，只有加强交流，才可能带来真正的和平，甚至希望台海问题也这样解决。 不过，像他这样持中间派的立场的人并不多。在台湾的犹太群体中，有的人和他的父母一样，认为就应该“像消灭藏在地洞的老鼠一样消灭藏在地道里的哈玛斯”。有的人则认为，西方国家太双标了，美国人、俄罗斯人在叙利亚也造成了成千上万人的伤亡，但是舆论世界根本没有像指责以色列这样针对他们。也有部分人同情巴勒斯坦——主要是美国籍的犹太人，他们反战，坚持人道主义，反对以色列和美国的霸权，还支持哥伦比亚大学等美国大学里的反战学运。 关键是，他发现在远离战场的台湾，反以色列的声音也逐渐多了起来。前两个月，在台湾的民主地标自由广场上，一群人喊出了“从河到海”的口号，他内心久违的惊恐被唤醒：“如果台湾也反犹，那我们就真的没有容身之处了。” 翻转自我认同的“台独”新世代：巴勒斯坦才更像台湾？ 3月24日，一群民间团体在自由广场发起一场以“我拒绝成为共犯”为题的抗议行动，表达对巴勒斯坦自决的支持。这应该是笔者在台湾见过的平均年龄最年轻、外国人最多的一场抗议。除了有在台加萨人现身说法，还有许多年轻的民间团体在此演讲。有打着“反对帝国主义”口号的“国际社会社会主义联盟”，呼吁经济制裁以色列的国际特赦组织，长期关注人权的资深人权机构台湾人权促进会……让笔者一边感叹台湾人权团体的多样化，一边好奇大家的理念。大家呼吁台湾各方拒绝成为战争罪的共犯，并现场号召大家给立委写信，退出“台湾与以色列国会议员联谊会”，而且现场还派发着“BDS”的传单（bds：“抵制、撤资、制裁”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s Movement，是自2005年由英国社会运动组织一项全球性的运动，目的是向以色列施压，支持巴勒斯坦，但被以色列认为该运动反犹主义倾向明显）……加萨人Hazem演讲结束之后，挥拳大喊“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时，在场的人员全部跟着高呼，声音响彻广场。 “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这是要灭掉以色列。”Ohayon听闻后，非常担忧地说，“BDS，非常可怕。”他没想到，这个运动有一天会出现在台湾。“我希望强调一件事情。以色列复国不是什么帝国主义，而是原住民族奋斗2000年，好不容易重新建国。” 在这场抗议运动的组织者的社交媒体上，可以看到，他们其实大部分是坚决的“台独派”，但在以巴冲突中，以色列被他们想像成为强权的中国，而同样需要民族自决来解决国家前途的巴勒斯坦，被认为更像台湾。这和台湾社会过去长期以来自比以色列的思潮截然相反。 细数台湾和以色列几十年来的交往，其实一直都是一种台面上务实，台面下密切的关系。如果算上二战期间上海庇护犹太人的事迹，其实中华民国和以色列一早是有感情基础的。 1949年3月初，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承认以色列，但是几个月后，国民党政府迁台，刚建国的以色列选择了务实，在1950年成为中东第一个正式承认新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当然，此时的国民党政府方面也基于对联合国有所需求，立场上亲阿拉伯、远以色列。1971年，以色列投票反对中华民国续留联合国。但是因为两国都是美国的盟友，所以1979年台美断交后，美国需要以色列作为第三方来补足对台军售的角色，而以色列也需要对外军售赚取外汇，所以两国开始了台面下的交流。比如，美国无法对台出售响尾蛇飞弹，以色列便出售了防空飞弹，台湾的经国号战斗机和300架F-5战斗机也全部由以色列升级换代。以色列也开始了跟中国和台湾同时友好交往的历史。甚至在60年代，台湾当局想建立自主核能力，也和已经发展出核能力的以色列有过深入合作。虽然在美国和国际的压力下收手，但是两国的台面下合作一直没断过。 1992年1月24日，以色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但同时，1993年，台湾和以色列互相设置具大使馆功能的经济贸易办事处。1952至2020年，台商赴以色列总投资金额约1亿9,600万美元，远超以色列对台湾的投资。 正是因为这样的交往史，所以台湾社会一直有一个讨论——面临中国的文攻武吓，台湾要成为东亚的以色列：面对强敌环伺，必须全民皆兵、提高国防支出的占比，高科技立国。在年初大选前，笔者还就此问题在一次活动中采访过当时的副总统候选人萧美琴，她表示，台湾的国防预算占比、民企和国防的合作方面的确都应该学习以色列，但是最终，台湾应该走出自己的路。 4月15日，蔡英文在总统府接见以色列访问团，并且就以色列遭伊朗攻击一事，向访团表达关切及慰问。前不久，美国批准的950亿援助资金，对象就包括以色列和台湾。很明显，在今天的局势下，以色列和台湾更像是同一个阵营的盟友。而中国，至今不愿意谴责哈玛斯的行动，还在前不久邀请哈玛斯和法塔赫在北京会谈，这一切都让对中国一直抱有好感的以色列很失望。可是，新世代人权民团表态支持巴勒斯坦，显然又和中国同立场。“他们太天真了。”Ohayon说。 当然，资深台派的立场往往相反，学者张国城比较有代表性，他在脸书上无不担忧地写道：“巴勒斯坦对约旦河西岸和加萨的主权依据正当性，和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依据是很类似的。可是最近巴以冲突的发展，展现了几个对台湾极为不利的现象：一、历史主权论和种族主权论得到国际社会空前的支持；二、先以武力发动攻击是可以得到允许且无需承担责任的；……如果台湾人支持巴勒斯坦，将来会不会也声援中国攻打台湾?……这次哈以战争，哈玛斯在政治上是全胜。这都源于全世界的压力和声援。台湾人真的要好好注意。” 这就是现在吊诡的现象：随着以巴冲突的演变，台湾人对台湾的定义却分化了，从某种程度上反应了不同的世代对于台湾未来和自我认同的变化，他们不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也不愿再全盘接受老一辈本土派的主流叙事。 其实很少有人知道，以色列还有和台湾更相近的地方，那就是族群冲突。这也是为什么Ohayon周边的在台犹太人理念差别巨大的根本原因。 流浪的宿命：以色列历史性的族群矛盾 自从犹太王国被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就四处分散，后来分布三大区域，流散各地的犹太人相继形成了三大族群：米兹拉希（东方）犹太人，主要生活在中东, 非洲, 中亚, 和高加索一带；塞法尔迪（地中海）犹太人，主要生活在西班牙和北非，和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欧洲）犹太人。 公元11世纪，米兹拉希（东方）犹太人和塞法尔迪（地中海）犹太人占全球犹太人的96%，他们出了很多哲学家、文学奖、科学家，影响了整个地中海的贸易，是犹太世界的中流砥柱。但他们却没有族群语言，而是直接使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 而同时期的欧洲犹太人却长期苦苦求生。从1世纪开始，犹太人遭受来自罗马天主教会不同程度的歧视和迫害，因为当时天主教会认为犹太人导致耶稣受难。幸运的是，随着欧洲工业革命的开展，欧洲犹太财团发展起来，为后来欧洲犹太人的命运翻转提供了财力支撑，但是欧洲千年不散的反犹风暴让犹太人始终无法融入欧洲。随着族群势力的增强，掌握财富的欧洲犹太人中产生了“犹太复国主义”，这是对欧洲猖獗的反犹太主义的一种强烈回应。与此同时，18世纪美国建国后，大量饱受压迫的欧洲犹太人也移民到新大陆，发展出名贯华尔街的金融大鳄，美式理想主义也促使他们支持犹太复国运动。 而此时的东方犹太人，在奥斯曼帝国宽松的宗教环境下享受着的稳定生活，对“复国理想”兴趣不大，认为这不过是欧洲犹太人的妄想。而欧洲犹太人则认为东方犹太人已经被阿拉伯化。这在1897年召开的第一次犹太复国大会上就能看出来：246名代表中仅有1名来自东方犹太族群。 但是，一战以后到二战后，因为欧洲对犹太人的迫害和种族灭绝，百万欧洲犹太人涌入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发生了多次冲突。这些新仇旧恨在以色列建国后集中爆发，1948年的以色列建国战争，惹怒了整个阿拉伯世界，而原来生活在阿拉伯世界的，大部分只会说阿拉伯语但是信犹太教的东方犹太人和地中海犹太人被当地驱赶了出来。东方犹太人肯定也觉得自己很冤枉，什么都没做，就突然成了敌人，被驱赶，被剥夺财产，一无所有。但是他们退无可退，以色列的建立让他们成为阿拉伯人的攻击目标。 同时，以色列为了壮大自己，也为了实现千百年来重建犹太国家的愿望，于1950年出台《回归法》，只要是犹太人就可以回归到以色列，于是到1951年该国人口就膨胀到150万，新移民绝大多数是东方-地中海犹太人。 但是，说着英法德等西方国家语言的欧洲犹太人，与一嘴阿拉伯语的东方犹太人差别十分明显。而且，两方对以色列的想像完全不一样，东欧系犹太人要的以色列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式的犹太国家，而东方犹太人希望是保留传统的中东犹太人文化的强大经济体。于是，被欧洲犹太人菁英掌控的以色列政府，从一开始，就对东方和地中海犹太人实行了下意识的区别对待。 在这些东方犹太人大量移入的几年间，以色列的住宅一时之间不敷使用。政府便快速兴建了很多临时公寓、帐篷——就像台湾的克难房，来收容这些移民。这些区域的各种公共设施、医疗保健及教育机构，也自然较欧洲移民先驱的区域落后。 另外，东方犹太人本来擅长贸易，但是来到以色列后，根本没有用武之地。这里市场小，曾经的阿拉伯市场也因为中东战争不再接受犹太人。而大量东方-地中海犹太人还被以色列政府安置到边疆甚至是沙漠地带新建的城镇中，消化新占领区、分散犹太人聚居区，去拿起农具，从事不甚了解的农业生产。可是欧洲犹太移民来到以色列，会被安置到特拉维夫等大城市，享受充足的社会资源。 欧洲犹太人掌控的以色列政府曾一度要求“拥有熟练生产技术的东方犹太人才能移民以色列”，虽然日后该政策被废止，仍给东方犹太人留下心理阴影。以色列的建国总理本·古里安甚至曾经毫不讳言地说：“我们不能让以色列阿拉伯化，与这种势头做斗争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Ohayon的外公，作为一个摩洛哥犹太人，到了1980年代仍然受到歧视，他曾经被东欧系犹太人从犹太会堂赶走，对方跟他说：我们这边不欢迎阿拉伯犹太人。情况一直到90年代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得益于第二代以色列人的争取权利运动。比如，1970年代开始的“黑豹运动”，就是一群摩洛哥犹太年轻人发起的抗议以色列社会歧视中东和北非犹太人的运动，大家自称“黑豹党”，他们的奔走呼吁提高了公众对“东方问题”的认识。 不过，欧洲犹太人内部也还有隔阂。苏东剧变后，约110万东欧俄裔犹太人进入以色列，他们大都是拥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的中产。但欧洲犹太人却不把俄裔犹太人当作同胞。因为俄裔犹太人来自前苏联地区，历经冷战岁月的他们不是很认可西方文化。美俄博弈加剧后，甚至有极端的欧洲犹太人指责俄裔犹太人是以色列的“第五纵队”。 随着以色列社会日趋多元化，族群间通婚率增加，截至2021年，以色列的其中欧洲犹太人（包括俄裔）、东方-地中海犹太人分别占47.6%和50.2%。虽然，从人口结构来说，现在东方犹太人的数量已经超过欧洲犹太人了，但是地位仍然没有发生改变。欧洲犹太人上大学的机率，是东方犹太人的两倍；以色列的政治菁英阶层仍是欧洲裔居多；在一些比较中下阶层的社区、例如非洲裔移民及移工群居的南特拉维夫，多数居民都是东方犹太人后裔。2018年以色列强行取消了阿拉伯语的官方语言地位，也引发东方犹太族群、阿拉伯裔以色列人和德鲁兹人（Druze，对以色列很友善的阿拉伯少数民族）的极大不满。 而美国和欧洲的犹太人，则和以色列的犹太人更是不一样，他们从反犹主义中幸存下来，推己及人，支持弱者。美国犹太族群因为支持进步主义，而且没有经历过以色列人经历的中东战争，大多数人也坚持着美国式的“政治正确”和进步主义，所以和以色列本土的犹太人想法不一样。“不过，最近的美国犹太人有点不一样。因为反犹主义太严重，有些原本不支持以色列的美国犹太人开始改变立场了。”他说。 Ohayon有时候很迷茫，到底什么时候，犹太人才能在欧洲摆脱反犹主义，作为漂泊台湾的以色列人，又怎样才能摆脱复杂的政治漩涡和外来者的处境，而作为米拉兹犹太人，又怎样才能在以色列摆脱二等公民的处境。或许一切都要等时间才能治愈，但是也可能，这是少数族群在全世界的永恒宿命。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