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新年，是家人团聚的日子。今年，有的同志家庭终于和子女在法律上“团圆”，也有同志家庭被法院拒绝，不得不继续“被迫单亲”的日子。 2019年5月，台湾通过俗称“同性婚姻专法”的《司法院释字第七四八号解释施行法》。该法限定，只有双方其中一人有“亲生子女”时，另一方才能申请收养、成为配偶孩子的家长。 于是透过出养机构收养无血缘子女的同志家庭，就这样掉落法律保障照不到的死角。同性伴侣不仅无法以双亲身分“共同收养”无血缘子女，若其中一方先以单身身分申请收养、其配偶再向法院申请“追加收养”，通常也会因相关法规不健全，而被法院驳回申请。 因为这个限制，台湾存在着许多“法律单亲、实质双亲”的同志收养家庭。这个农历年，他们如何在围炉桌前度过春节？ 全台唯一“双亲收养”同志家庭：全家过年就是我们的日常 今年除夕，屏东新园的透天厝里，3岁半女孩肉肉和她的两个爸爸陈俊儒、王振围，一同围坐在围炉桌前，与她的阿公阿嬷、伯父叔父共八人齐聚团圆，再跟着爸爸和爹地步行到附近的阿祖家拜年、骑堂弟的小车。 这是肉肉来到爸爸陈俊儒老家的第三个农历年，也是她在法律上正式成为陈俊儒女儿后的第一个春节。陈俊儒的伴侣王振围，在2017年以单身身分向出养机构申请收养，2020年农历年前，两人终于通过社工访视、亲职课程、媒亲、半年试养期一连串考验，收养到女儿肉肉。 虽然两人共同扶养女儿近3年，但由于台湾的同性伴侣收养法规尚未完备，陈俊儒和肉肉一直是法律上的陌生人。陈俊儒身为肉肉事实上的家长，不能替女儿开银行帐户或签署医疗文件，也因为无法申请育婴休学，不得不放弃硕士学业。直到去年12月28日，法院裁决通过陈俊儒的收养申请。 今年1月，陈俊儒正式办理亲子收养登记。一家人意外成为全亚洲第一、也是目前唯一一个拥有完整“双亲权”的同志无血缘收养家庭。 为了庆祝陈俊儒和女儿确立亲子关系，过年前两周，陈俊儒特地请父母从屏东新园载来几十盒家乡名店的喜饼，带到他任教的学校。在主任的陪同下，陈俊儒揹着同事替他做的“正港肉爸”红布条，一一拜访全校各科室发喜饼。 “可以很明显感觉到，他们就是很为我开心，”陈俊儒说。 王振围与陈俊儒出生成长于1980年代的南台湾。那时，性小众在台湾仍属禁忌话题，当年白先勇在《孽子》里描述同志是“只有黑夜，没有白天，天一亮，我们的王国便隐形起来了”的一群人，而在社会风气相较保守的台湾南部乡镇，更是如此。1990年代中后期，众多酷儿社团才纷纷在台湾各地的大学校园成立，而就读彰化师范大学的两人就是在2005年刚创办的同志社团“性酷社”相识，进而交往。 “我大学的时候完全不觉得同婚会通过，当然也不知道原来我30多岁的时候能够结婚，是在2017年台湾同婚释宪案那个时候，才真的觉得，欸，好像会通过，”王振围回忆，2017年同性婚姻尚未合法时，高雄市政府就率先开放“同性伴侣注记”，尽管这个注记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当时已交往12年的两人仍迫不及待前往登记领证。 “当年我们去做同性伴侣注记，有公开本名上新闻，我阿嬷的朋友在报纸上看到我，还很紧张地打电话跟我阿嬷说我是不是被骗了？”陈俊儒笑道，“但其实后来收养肉肉的时候，我阿嬷非常快就接受。” 肉肉正式来到他们家时，刚好是过年前几天。准备带孩子回到陈俊儒老家过春节前，他们担心突然抱一个小孩回去，会吓到老人家，还先打电话告知陈俊儒阿嬷。“不过可能因为以前收养很常见，长辈就接受了，看到肉肉，阿嬷足欢喜欸（阿嬷很高兴）。大家看到小孩，就是很自然地跟他玩，”王振围说。 在收养女儿肉肉之前，两人都是各自回自己的老家过年。有了小孩之后，一家三口每年除夕都会轮流回去陈俊儒和王振围的老家。 顺利让女儿肉肉拥有双亲权保障之后，这次过年，陈俊儒又在饭桌上正式向父母、阿嬷等亲人宣布收养第二孩的计划。个性较为严肃、曾经不太能接受儿子同志身分的陈爸爸对两人说，只要他们评估自己准备好，就支持他们继续收养第二个孩子，而一路以来非常支持两人的陈妈妈，也说能趁自己身体还健朗，帮忙顾顾孩子。 陈俊儒发现，负责掌厨年夜饭的67岁母亲，今年煮了特别多的虾子。“她好像有特地准备。可能对她而言，虾子是丰盛的象征吧？我不知道，反正她就买了很多虾子，我们每一餐都吃了很多只虾，”他笑道，“对我来说，今年过年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因为肉肉成为我们家的一分子已经迈入第3年了，这就是我们的日常。” 被隐形的同志家庭：官方统计看不见，数量却逐年增加 据行政院主计总处统计，2020年台湾有接近883万户家庭，其中以核心家庭33%、“夫妇”双人家庭20%为大宗，单人家庭、三代同堂家庭、单亲家庭和“其他”则分别占了14%、12%、9.9%和10%。 从“夫妇”这一项目看来，台湾家庭型态统计的思维，仍以异性恋婚家组成为主。“有孩同志家庭”的真实数量，仍是官方统计没有触及的未知数。 “台湾目前没有官方数据，但根据我们同婚通过前的统计，（有孩同志家庭）大概是350组，”台湾同志家庭权益促进会（下简称“同家会”）秘书长黎璿萍表示，“从那时候到现在，我们所接触到的家庭又新增了80至100组。我们估计，目前台湾约有450至500组有孩同志家庭。” 行政院统计，台湾2019、2020这两年的“同性结婚对数”共5326对，等于每年会诞生两、三千对同志新人，对照同家会的数据，“将近有十分之一、也就是一成的同志朋友有孩子。” 此外，同婚通过之后，同家会所收到的同性伴侣人工生殖谘询数也成长近5倍。“我印象很深刻，2019年年中同婚通过后，2020年上半年一季的谘询量，就是2019年一整年的量。我们刚刚整理我们的年度报告，2021年的人工生殖谘询高达995人次，收养的部分虽然没有明显增幅，但也有177人次。” 长年从事出养媒合服务的儿童福利联盟文教基金会资深主任李芳玲也表示，自2012年政府修改收养法令、禁止收出养媒合服务机构基于性别和性倾向限制收养以来，儿福联盟每年都会收到同志收养人的申请。虽然同志单身收养一直是以个位数的零星数量缓慢成长，去年的案量却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此外，黎璿萍分析，收养之所以没有在2019年之后大幅度增加，正是因为同婚专法的限制，让同志收养家庭“被迫单亲”。相较之下，虽然去国外从事人工生殖必须花费大量时间成本以及至少100到400万台币以上的费用，但只要是“亲生子女”，就能确保孩子有“双亲”的法律保障。 “这个司法事务官很幸运愿意裁定通过收养，但同间法院的其他人会不会做同样的决定？这其实要打一个问号，”陈俊儒一家的辩护律师林子琳解释，“同样在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审理，另外一个案子就是被驳回。如果法务部不修法，每个等待收养裁决的同志家庭都像在‘掷筊’。” “法律单亲”同志家庭：孩子的红包，也是家族的祝福 去年4月，台湾有3组同志收养家庭同时向法院申请追加收养。陈俊儒、王振围与肉肉一家，幸运地掷到了裁决通过的“圣筊”，同样住在高雄的林怡如、陈怡伶和阿阳一家，却不幸掷到了“驳回”的结果，而他们的案子仍在法院抗告审理中。 在林怡如老家、台中潭子的社区大楼里，3岁半的男孩阿阳和两个妈妈，与阿祖、叔叔、婶婶、堂哥堂姐、二伯公和堂姑共十人同桌围炉，享用林怡如妈妈、也就是阿阳的阿嬷亲手煮的红烧鱼、卤白菜、炒肥肠、凤梨虾球等八道大菜。 吃饱后，大伙再一齐前往住在楼下的大伯公家，与另外十几位亲戚相聚。在二十几人的四代同堂大家族聚会，阿阳说着童言童语的虎年吉祥话，高高兴兴领了满满的红包。 记者问阿阳，最喜欢过年的什么？男孩自顾自玩着火车，一边同妈咪陈怡伶撒娇。3岁半的他还不知道钱是什么，只知拿红袋子玩“装钱游戏”、向长辈说讲虎年吉祥话，挺好玩。不过，对他的两位母亲而言，这些“红袋子”却意义重大。 “逢年过节，阿阳就会收到很多很多的红包，我想这也是受到家族的祝福吧。不只我们这个小家庭的人，他的姆婆、我的堂哥堂姐、我妈妈的6个兄弟姐妹，知道我们要回去过年，都会特别准备一包红包给小孩，”林怡如说，“那虽然是很实际的物质，可是也代表他们接纳小孩的心意。” 大约在4年前，林怡如和陈怡伶开始认真讨论生养孩子。 “交往头几年，我的态度比较是我们两个在一起就好。我之前已经有一段婚姻，不想要再有第二段，而且那时候同婚也还没过，生养小孩子就更不用说，我完全没有想过，”陈怡伶回忆，“不过，怡如一直提说自己很想要小孩，而我们两个一直以来都一起做教育工作，所以我也知道他真的真的很喜欢小孩”。 一直到两人交往将满十年时，他们才下定决心生养。那年，陈怡伶37岁、林怡如28岁，陈怡伶一句“我负责生，你负责养”，两人散尽积蓄，飞到柬埔寨做人工生殖。只是经过评估后，发现两人的身体状况并不适合，他们于是转而走上收养这条路。 “收养孩子之前，我们想要在身边的亲友面前有一个公开的婚礼，做一个关系上的确认和承诺。也是为了要办婚礼，我才跟我家人出柜，”陈怡伶说，“我觉得最难的就是这件事。为了出柜，我做了好几年的心理谘商。” 2019年初，同婚公投刚过去1个多月，还没完全走出当时社会铺天盖地的反同歧视言论，陈怡伶就得赶在婚礼前，向个性较为保守的父亲出柜。她用手机给爸爸打了一封长长的LINE讯息，边打边哭，讯息最后写道：不管你愿不愿意出席我们的婚礼，我都知道你很爱我。 婚礼当天，已读不回讯息很久的陈怡伶父亲终于现身，“他那时脸很臭，递给我一个东西，我打开来一看，是一只金戒指。” 陈怡伶口中严肃又可怕的爸爸，如今变成呼唤孙子祭祖的慈祥阿公：“我们家有神桌和祖先牌位。今年过年的早上，我爸爸就有跟阿阳说：‘逗阵来拜拜！’只是我怕阿阳拿香乱戳，所以有跟我爸说，先不要让他拿香、用手拜拜就好，我爸也都OK。” 逢年过节的“被接纳感” “直到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一些地方乡镇都还会挂着‘同志婚姻绝子绝孙’的红布条，”黎璿萍说，“十几年前，台湾同志家庭权益促进会在2005年成立时，那个世代的同志家庭就是现在已经5、60岁的一批长辈们，你可以想像他们过去所受的教育、接收到大众对于同志的观感，让他们相对比较被动跟保守，不太会在社会运动中‘现身’。” 陈俊儒、王振围以及林怡如、陈怡伶这两对80后的年轻男女同志，原先也都难以想像自己成家育儿。如今，他们不仅冲撞法律限制、尝试双亲收养，也更常与配偶和孩子现身家族和公众的视野。 “阿阳刚来的时候大概是端午节，那时候我阿嬷他还不知道我结婚有小孩，我们带阿阳回去，我阿嬷就很惊讶，她看看孩子、看看怡伶，瞬间马上领悟，说：‘啊，按呢嘛足好欸。’（这样也很好）” “她从惊讶到就接受，大概只有1秒钟吧。”林怡笑道，今年85岁的阿嬷、阿阳的阿祖，大半辈子都住在云林仑背的三合院，一边种植水稻、花生、哈密瓜，一边拉拔她的众多子女、孙子女长大。在她的年代，出养、‘分予人饲’（分给别人养）这件事情，原就非常常见，对于两人收养孩子，阿嬷只担心她们的钱不够花用。 “收养阿阳之后，我们每年都回家过年。以前家族的LINE群组还会出现‘公投要投几好几坏’的文，也许是知道了家族里面有这样的人，也有可能是整个社会风气慢慢在改变，自从我们结婚收养小孩之后，家族群组几乎没有再出现反同志的言论。” 陈宥华说，刚开始她也会耳闻一些惊讶的亲戚问：妹妹怎么会喜欢女生？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才会转变这么大？但是，她觉得妹妹和林怡如一同收养孩子的决定，非常勇敢。 陈怡伶则回忆：“有一次我问我妈说，妈你会不会介意说这个小孩子姓林、不姓姓陈？我妈说：‘那些拢袂要紧，恁有爱伊就好了。（那些都不要紧，你们有爱他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