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17日，台湾通过同婚平权法案，为亚洲国家同性婚姻合法化打下头阵。10月26日，台湾同志大游行如期而至，漫天飘舞的彩虹旗再一次装点了台北街头。这场游行吸引了许多海外的团体和支持者前来，高达20万人互相拥抱、歌舞狂欢，刷新了参与人数的历史新高。 这个亚洲规模最大的同志游行，将在今年10月31日迎来第18届，也即它的成年礼。主办方“台湾彩虹公民行动协会”把今年游行的主题设定为“成人之美”，并解释道：“‘18岁’意味着蜕变与成长，从2003年第一届的‘看见同性恋’到今年的‘成人之美’，同志游行也由全台唯一发展至遍地开花。” 台北同志大游行的历史、地理和规模，都足以令其成为台湾最吸睛也最具象征意义的同志活动。而事实上，同运的能量已经“遍地开花”，台湾本岛的19个县市中有11座城市都在举办游行、市集等大型的同志活动，它们呈现出不同于台北的生态，但也将能量共同汇入了台湾的同志平权运动之中。 起步：台北 这场游行已经走了18年，但它的起点嵌入了台湾更长的历史脉络之中。1986年的台湾处在解严的前夜，同运先驱祁家威在麦当劳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公开自己的同志身分，并走上同婚平权的漫漫的征程。93年，台湾成立了第一间大学同志社团——台湾大学男同性恋问题研究社。96年，旨在争取女性夜行权的“女权火照夜路大游行”在台北举行，也有数百位同志参与其中，喊出“妇女要夜行权，同志要日行权”的口号，成为日后同志游行的预演。 正是在台湾1980年代以降逐步民主化的脉络中，关注政治改革、环境保育、两性平等以及同志平权等议题的进步力量蓬勃而出，并相互结盟；也是在这个背景下，台湾最大的同志权益倡议团体“台湾同志咨询热线”于1998年创立。 2000年，热线与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承办了台北市民政局主办的第一届“台北同玩届”，这是第一个由政府编列预算的大型同志活动，2003年，第四届同玩节上，同志大游行正式起步，时任台北市市长马英九还在游行后的同志卡拉OK大赛上致词。 这是台湾同志游行的滥觞，也是华人社会里首次同志游行。不过，隔年台北市议会删减了市府编列的“同志公民活动”预算，民间团体遂组成“台湾同志游行联盟”来为游行筹款，自 2012 年起，联盟立案为“台湾彩虹公民行动协会”，每年勠力于游行筹办。 18年来，游行既有“彩虹有够力”、“骄傲向前行”、“同志爱很大”等赋权主题，也有“投同志政策一票”、“革命婚姻——婚姻平权，伴侣多元”等倡权主题，还邀得张惠妹、梁静茹、张悬等知名歌手担当彩虹大使。同志大游行已成为台北的城市名片，吸引着各地同运组织前来共襄盛举，于此同时，也把不断积累的同运能量向着全台辐射。 2008年，业务逐渐扩张的“台湾同志咨询热线”来到高雄设立了南部办公室，两年后承办了作为高雄市民政局同志公民系列活动之一的“高雄同志大游行”，成为台湾首个于台北以外举行的同志游行。 时任高雄市长的陈菊，喊出了“相爱是人权”的口号。校园霸凌的受害者“玫瑰少年”叶永鋕的母亲陈君汝也现身游行终点的舞台，她说：“我在高雄这边，在南部等你们已经十几年了，早就应该走上街了……我救不了我自己的孩子，但我要救跟他一样的孩子！” 现年44岁的刘育豪，是高雄市港和国小的教師，也是2016和17年两届高雄同志游行的总召集人。他曾因在国小课堂上教导学生如何使用保险套保护自己，而被人控告“妨碍风化”。他出版过同志绘本，最近正为新作《我有两个妈妈》筹备宣传。 刘育豪从高雄师范大学性别教育研究所毕业后，在成立于1992年的妇女新知高雄办公室实习，两个机构都为南台湾的性别友善力量扎好了根基。 从帮忙管交通秩序的义工做起，到了2016年，刘育豪成为游行的总召集。当年，性别平等教育受到很多攻击，游行主题就聚焦于职场和教育的性别平等议题。“我就想要借着游行，带动周边活动的方式，让大家可以看到性平教育真实的样子。”刘育豪说。 虽然与台北同志游行的发展历程如出一辙，但与其相比，高雄的同志运动会“有机会直面移工”。刘育豪上街去做宣传，将游行的相关诉求翻译成东南亚各国语言，提供给来此处工作的外籍移工。 东台湾：深耕在地的外地人 2011年，也就是高雄首次同志游行的次年，中台湾与东台湾也分别举行了“中台湾同志游行”（现“台中同志游行”）以及“花莲彩虹嘉年华”（现“花东彩虹嘉年华”）。 相较于台北、高雄与妇运协力，东台湾的同运则有赖于环保团体、原住民团体的扶持，主办花东彩虹嘉年华的学生社团——东华大学“同伴社”，便由一群就读原住民学院的同志学生所创立。2011年5月，同伴社举办了第一届“花莲彩虹嘉年华”，但微弱的彩虹星芒随时都有熄灭的可能。 “因为我们是学生团体嘛，很多事情我们都不是很有经验，等到有人有了经验，可能就要毕业或者有其他的事情要忙，他就走了”，16-18年三届花东彩虹嘉年华的总召集人张哲源说。 张哲源是台北人，2014年来到花莲入读东华大学，并加入了同伴社。那一年，一位台东的高中生因性别身份不为家庭和学校所接受而选择自尽，悲剧之后，张哲源在花莲办完活动，立即开车到台东，第二天接着举办活动。从此，彩虹从花莲延伸到台东，活动更名为“花东彩虹嘉年华”。 大二时，张哲源接任了同伴社的核心干部，自此便连续当了三年总召，直到2019年毕业去当兵，才不得不中断。“其实我接任的时候，前任已经打算停办，但我觉得应该要办下去。”在东部，性别友善的空间与组织资源都有限，“我们不像西部，我们能做的事就是从在地长出来。”在张哲源担当花东彩虹嘉年华总召的那几年，游行不仅仅向外喊口号，更重要是靠它串起一整年内的小活动们，以此聚集在地的同志友善能量，串联在地的友善空间。 从中台湾到台中：在地的代表性 而在中台湾，同志活动恰恰经历了范围的缩小。 2011年，台中主要的同志组织“台中基地”（原名“彩虹天堂”）联合了中台湾的校园性别友善社团联盟，共同举办了第一届“中台湾同志游行”。长年深耕台中在地同志运动的志愿者薛育腾说，由于“城乡差距太大”，就有反对声音说，“很明显只有台中的活动，这样凭什么可以代表彰化和南投？”中台湾的同志盛会，在第二年便停办，将代表性缩小到一座城市之后，才在2013年以“台中同志游行”之名回归。 2015年，台中同志游行喊出“妈，我在这”的主题。对于当年的总召集人蔡佳勋而言，如何面对家人故里，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当时用这个slogan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看见‘——同志也希望被看见；另一点，家庭算是我个人当时最关切的吧，我大三出柜之后，其实家里也花了一点时间才接受。我从新竹完成学业回台中后，这个也就成了最直接要面对的问题，闪不掉。” 今年9月举办的花莲彩虹嘉年华（台中因疫情缘故取消）也喊出“洄＋”（谐音“回家”）主题，同样表达了直面同志原生家庭、试图打造同志友善宜居城市的渴望。 这个渴望，或许是暗暗推动同志游行在台湾遍地开花的动力，这也预示着，同婚合法化虽是一场胜利，但并非终点——每一个在地都有自己的脉络与难题，法律之外的人情冷暖仍考验着同志的命运。这也许是后同婚时代，台湾同志运动必须直面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