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23日，台湾第一起跨性别者“申请免变性手术换证”案件胜诉。 由长年关注LGBT权益的NGO“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律师团代理诉讼的跨性别者小E，出生时生理性别为男，但性别认同为女，长期以女性身分生活，却在日常生活遭到许多刁难。从2019年开始，小E向居住地所在的桃园市大溪户政事务所提出申请，想把身分证性别栏位由男变女，但因不符现行法规，遭户政单位拒绝，随后提起诉愿，又遭驳回。随后，小E与伴侣盟向该户政事务所提起行政诉讼，并于今年9月胜诉，成为台湾第一个“未经性别置换手术”而成功改变性别栏位的案例。 然而这次胜诉却引起部分女性社群不满与担忧，认为一旦开放跨性别者“免术换证”，极可能带来更多混乱，让有心人士利用漏洞“任意转换性别”，进一步剥夺女性权益，甚至导致更多性犯罪。 小E案胜诉后，11月16日，另一起跨性别免术换证申请案“宇萱案”，亦由伴侣盟代理的当事人吴宇萱，对台北市中正区户政事务所提出行政诉讼。法官于当日询问双方是否同意停止诉讼，并表示将声请释宪，双方均同意。这也意味着台湾“免术换证”的争议，即将在短时间内提升到宪法层级。 此后冲突越发激烈。不少反对者在网上发起联署，希望暂缓免术换证相关法律程序。网路舆论中，意见在短时间内升温成对立两极—— “我不想在女子三温暖看到自称是女的还晃着老二的男人，我不想在女性更衣室看到自称是女人还晃着老二的男人，我不能想像哪天我的小侄女跟有老二又自称是女人的男人共用更衣室。如果这样叫做仇跨，好的，我就仇，我就保守，因为我无法接受这个可能出现的风险，这个已经在别的国家发生的问题，我不能忍受在台湾发生。” “我看以后女厕所、女汤、女更衣室⋯⋯以上各种依照性别分类的场所，通通在门上注明‘限定性染色体为XX，并且没有男性外生殖器的人使用’。” “悲哀啊，女性的困境就是，女性的困境从来不被当作是真正的困境。台面上几个争取跨性别权益，想消除单性空间的生理女性们很多都是具有高社经地位的人，已经不用住宿舍，以后没意外也不会去住庇护所甚至监狱，真正为所谓进步人权牺牲的，永远都是社经地位较低，负担不起独立空间，生理上又打不过自称跨女的生理男的女人们。” 成为一个性别，到底要有什么条件 争议的起源“免术换证”，要先从台湾现行法规说起。内政部规定，民众若要到各级户政事务所办理性别变更登记，当事人必须符合下列资格： (1) 经二位精神科专科医师评估鉴定之诊断书。 (2) 经合格医疗机构开具已摘除性器官的手术完成诊断书，若为女跨男，则需摘除包括乳房、子宫、卵巢；若为男跨女，则需摘除包括阴茎及睾丸。 然而从性别置换手术到精神鉴定，这些门槛并不易达成。对许多跨性别者而言，性别置换手术有相对风险、须负担昂贵手术金额，加上每个人对“怎样的身体才是最舒服的自我认同状态”，有不同想像。 本身在台大医院设立了“同志资询门诊”的卫生福利部金门医院精神科主治医师徐志云，说出自己临床的观察：“确实跨性别族群内部的多样性非常高，也就是说，不同的跨性别者对于自己原本身体性征的感受差异很大，有些人对於原生性征会感觉到非常痛苦、本来就想摘除，有些人觉得相对可以忍受，也有些人的跨性别认同与身体形象比较没有关系，而是建立在行为举止或是社会角色上。” 如前述小E案，她虽已于精神科就诊，并拿到确认其符合跨性别认定的诊断证明，然而手术对她而言，却是复杂艰难的抉择。首先不是每个人的体质都适合手术，再加上手术费用、术后照护、工作请假等都须付出极高成本，若无亲友支援，很难熬过。因此小E决定采取法律途径，改善跨性别社群的困境。 伴侣盟秘书长简至洁更表示，除了这次讨论的“手术”，跨性别到底需不需要精神科“鉴定”，也是个问题：“其实现在，许多友善的精神科医师也都认为不应该由他们来鉴定，因为性别认同这件事情是只有自己最知道，精神科能做的辅助，顶多是去看个案有没有其他的精神疾病、造成他无法确认自己的性别认同。”她补充，“但是我们也理解，社会其实还是普遍认为，如果没有精神科医师的诊断，社会会为此感到不安。” 她指出，部分跨性别者觉得，如果为了“符合社会期望”，而必须拿到精神诊断书、手术完成诊断书的话，他们也愿意完成这些要件；但必须知道的是，不是所有人都能适应这套程序。 徐志云也表示：“性别是非常多样性、而且是非常个人体验的感受，精神科医师不会比当事人更能体会他们对於性别的不安。” 他认为，精神科医师扮演的角色是协助当事人厘清不安的感受、来源，让当事人得到心理的支持和适当的资源，逐步能够改善不安与不适。 而这一切的核心问题是：“想成为一个特定性别，到底要有什么条件？” 简至洁说，事实上免术议题在台湾，从2013年左右起经有许多讨论。“从2013-14年的两公约（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施行法）、CEDAW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都曾经提到，我们的国家现在使用手术作为变更要件，其实是不符合公约精神的。并且国家当时的反应也是说，会朝这个方向修正。” 只不过此事一直无法有进展，原因正在于“拿掉手术之后，我们要用怎样的方式变更性别”。她说：“这个一直是国家跟性别团体之间没有办法找到共识的事情。如果我们今天不要手术、那我们要用什么方法来变更性别？变更性别到底需要什么条件？还是不需要条件？走什么程序？因为现在我们是户政做，那如果我们不需要手术证明书、也不需要精神诊断证明书，那机制是什么？” 简至洁提到，另一案件主角吴宇萱，读高中时发现自己心理认同是女性，已开始跑医疗流程、做贺尔蒙治疗。尽管已以女性身分生活，但因身分证件仍认定她为“男性”，上大学后无法入住女宿，抗议未果下只好休学。 吴宇萱改了名字、做阴柔打扮，但校方还是要求她住男宿。“她其实已经非常努力了，”简至洁说，“当时宇萱一考上大学，还没入学，就去找了大学的性别社团、认识里面的成员，并且找到了愿意跟她一起合住的女同学。然后她心里担心学校可能还是会反对，因此她甚至请这些同学回去问家长，并拿到了家长们的同意书。她的宿舍就是四人一间的套房，对她来说，其实已经是尽了一切的努力，想要以一个女大学生的身分入学。” “这其实是非常残酷的事情。虽然校方承诺让她住自己一间、没有室友，但是毕竟她的周遭内层就是男生宿舍，每当她走进那个空间，就立刻会被指认出来是跨性别者。后来她就乾脆不入住宿舍了，因为她总是必须早出晚归，趁走廊还没有声音的时候赶快出房门，避免遇到其他男同学。这些经验，其实是我们身边非常多跨性别者共同的经验。”简至洁说。后来校方提出方案，让她住“贵宾室”，但对吴宇萱而言，住贵宾室仍是被要求出柜状态。 “因为你要怎么跟同学解释，自己会住在贵宾室呢？” 如果台湾的换证门槛能提供更多元的认证方式，小E、宇萱或许还须承受社会的压力与不理解，但至少在国家认定层面上，能够减少许多不必要困境。 简至洁表示，伴侣盟也曾邀请国外跨性别团体分享经验，希望处理相关草案研拟。 “其他国家的做法其实是很多元的。比方说法国就没有这些形式化的要求，但它还是会要求跨性别者提出证明。”她介绍。“像是可以提出改名证明。因为国外的名字都很明显有男女性分别；或者可以提出家人、同事、配偶的现身说法，表示他已经以另外一个性别的身分在生活一段时间了；又或者，也有人会提出使用贺尔蒙的证明，比方说我已经用了一年或两年。并不是非得要像一个清单一样，要一二三四五六都做完，才能证明你是一个跨性别者。只要依据个人状况，提出证据，就可以了。” “性别战争”是保守派论述的全球化吗 台湾爆发这系列跨性别争议，与几年前西方经历的跨性别论战颇为相似。 2020年6月，创作《哈利波特》系列的作家J. K. 罗琳在推特上表示，自己对“女性”一词已不能用来单指生理女性而感到困惑：“我很确信过去曾有一个词专门用来形容那些‘有月经的人’。有人可以帮帮我吗？Wumben? Wimpund? Woomud?” 论证就此引发。支持跨性别权益者认为，罗琳刻意在讽刺跨性别社群，暗指跨性别“侵占”了女性的定义。当时有不少《哈利波特》系列演员反击罗琳发言，引爆对JK罗琳“取消文化”的论战。今年《哈利波特》电影满20周年，许多纪念活动、影片是否会出现罗琳的身影，也是媒体关注的焦点。罗琳近日更自称遭跨性别运动激进人士公开住址，但也有舆论反驳指罗琳的地址本身一直都是公开资讯。 美籍非裔女性主义作家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也曾因跨性别议题引起争议。她在2017年场访谈中提到： “跨性别女性是跨性别女性。我认为如果你曾经以男性的身份活在这个‘男性享有特权’的世界上，然后转换性别…那对我来说，很难接受要把你的经验跟生下来就是女性的女性相提并论，因为她们一出生就是女人。而且她们从来没有得到给男性的特权。” 随后阿迪契遭到许多网友攻击，她再写文章回应，指控如今社群论战太容易沦为二元对立，不再保有公共领域讨论空间：“我曾跟年轻人们交谈，他们告诉我，他们害怕发布任何推文，他们反复阅读自己的推文，因为他们生怕会反而会受到自己人的攻击。对社会的善意假设已经死亡。重要的不是善良，而是看起来善良。我们也不再是人类。而是一群天使争先恐后想把对方推离天使的行列。愿上帝帮助我们。这是淫秽的。” 跨性别议题在近年突然成为性别新战场，或许与保守派的全球化语言论述有关。 2013年，美国科罗拉多州裁定一名6岁的跨性别学生在小学可以使用女性厕所。这是美国第一起跨性别厕所裁决，引起媒体大量关注，揭开了直到今日的“厕所法案”战争序幕。 2014年，知名动画《南方公园》以此为主题创作，讽刺厕所法案通过后，有心人士可能利用法案，剥夺女性生活空间等种种权益。第18季第3集《Take Your Punishment!》中，主角之一Eric因想使用更干净厕所、不跟其他男生共用，宣称自己是跨性别者、改名“Erica”，以进入学校的女厕，随后引起一连串争议。 2021年春开始，美国有多个保守州意图推动针对跨性别青少年的法案，包括“禁止男跨女的跨性别者参与体育校队”、“禁止未成年跨性别者进行贺尔蒙疗法与性别置换手术”等，在缺乏充足医学资讯流通、讨论与理解的情况下，再次造成保守派与进步派的撕裂。 而在台湾的争议中，也可看见类似的保守派语言。许多反对者援引国外跨性别者性犯罪事件，如“2017年英国Karen White监狱性侵案”、“2021年美国维吉尼亚州高中厕所性侵案”来表达忧虑。认为一旦通过免术换证，将导致女性空间的消亡、以及更多的性侵事件。然而之间的因果关系为何？“跨性别者”的身分是否确实造成女性空间的危害？这些案件却不能够提供足够明确的答案。 面对台湾这种以数年之差紧追全球争议的趋势，简至洁也提出她的观察：“台湾恐怕不只是晚两年喔，恐怕比这些国家晚了七、八年到十年。美国的跨性别战争打很久了，但我们会注意到，美国在2015年同志婚姻通过后，反同方的战争打完了，他们就开始把资源投注到跨性别者身上。” 台湾性别媒体《Queerology》创立者Nana也表示，保守派的论述，在这些议题上的资料共享是全球性的：“这种资料的共享，是确实存在的。政治议题上的保守确实呈现出全球化倾向，台湾并没有独立于这种全球化的保守倾向。” 但Nana也认为，现在台湾的讨论当中，已有太多不同议题被混淆在一起。 “这本来只是‘免术换证’的议题，但现在反对派的焦点里，可能会牵扯到传统上‘女性私密空间’使用的问题。其实坦白讲，这两件事情是要分开来讨论的，因为不管如何，我们现在要进入不论是更衣室或厕所，其实都没有查验证件的步骤。也就是说免术换证与否，其实都不影响谁可以进入这些空间。所以从这个地方看起来我觉得问题的讨论就已经有些跑偏了。” Nana指出，现阶段反对者的担忧，并不真的是在处理“免术换证”的议题，而是对于女性空间消亡的恐惧。她说：“比如说有非常多的女性，包括我在内，确实都会担忧那种‘自己可能遭到侵犯’、或是‘自己的隐私被偷窥’的情况。但是这个恐惧没有找到正确的对象去处理。” “因为如果我们今天一定要说的话，女性恐惧的对象，应该是会去侵犯自己空间、或是侵犯自己身体的人，而不是跨性别者。所以当这个恐惧忽然被丢到跨性别者免术换证的议题上来讲，这也已经不是赞成或反对的问题了。如果我们今天真的要处理恐惧的话，我们要做的，应该是已经很长期在做的，例如在一些偏僻的洗手间去巡查、整理，这个才是针对恐惧去做处理的部分。而不是反对跨性别免术换证。” 要如何缓解“恐惧” 对跨性别者的恐惧是否“合理”，或可求助于实证研究。Nana提到，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2018年发表研究报告，指出美国北卡罗莱纳州2016年实施《公共设施中的性别认同非歧视法》后，开放的性别空间，如公共厕所、更衣室等，对犯罪率并没有影响。 然而，2018年台湾同婚公投大比数不通过后，许多人也领悟到，恐惧不是理性可以说服的。而这次免术换证争议中，反对者也常常诉诸恐惧。 对此，简至洁表示，目前可着手的方面有三点：第一，要对被广传的国外跨性别犯罪新闻，做出正确的资讯厘清；第二，要强调目前讨论的修法方向，并不代表会导向无条件、无门槛的性别变更登记；第三点，是要落实性别教育，让一般民众在生活中更容易理解跨性别者们的日常与困境。 Nana认为：“我们回看台湾同婚的历程，很多反对者的论点，同样是出于恐惧，或许不是像这次针对人身安全的恐惧，但很多人会想像说，同婚通过后，家庭会不会消亡？当时看了非常多跟‘护家盟’的辩论，我们就了解到，有些恐惧是很难消解的，而且消解这件事情，还需要整个环境、政策、外界的种种配合。” 也有意见认为，社会恐惧情绪的蔓延，或许就代表这个议题在台湾还不够成熟。而Nana认为：“就像当初也有人说，‘同婚在台湾还太早了’、或是‘这个问题社会还没有共识’。可是这牵涉到一个直接的问题，跨性别者生活上的困难，并没有因为社会有没有共识而改变。今天就算只有法律先行，对跨性别来说已会有很大的帮助。” “大家想像都会以为，（免术换证）一旦通过了，跨性别者就完全自由了，好像我们一下子冲到很前面的地方。但不是的。任何法律通过了，社会都还要经过漫长的时间，随着法律慢慢去扭转观念。就像同婚通过后，也不代表我立刻就敢回家跟我妈妈说我要跟女人结婚，我妈还是有可能会打死我啊（笑）。” “跨性别者也是一样的，今天就算通过了免术换证，社会也不会立刻对跨性别友善，他就可以立刻回家告诉家人。但去掉手术，其实是在法律行政的层次上，让这件事变得简单一点点而已。也可能会进而有一些人觉得，今天法律都承认你了、政府都承认你了，那我或许也可以放平心态来看待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