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洪出生于五十年代，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 从小时候的两蒋威权时代，过渡到李登辉。 后又见证多次政党轮替的民主世代，阿洪也算是亲身经历了台湾政治体制的各个重要历程。 阿洪一直从事国际贸易相关产业。2012年，因缘际会，他加入了当时40多万人的“台商”行列，奔赴中国大陆工作。这一年他50多岁。 地点在靠近上海的苏州、昆山一带。 昆山的机械与电子制造业非常发达。除了密集的台商外，日商也不少。主要还是担心反日情绪，因而日商经常与台商一起合作在当地设厂。 从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日商和台商提供当时中国最需要的精密机械技术及工厂管理经验，积极与当地产业合作，关系紧密。 阿洪在中国工作的期间，多待在素有“小台北”之称的昆山，受到的文化冲击也是不小。初来乍到时，他看到男性员工不论工作场合与时机地抽烟... 公司里重男轻女的情形也很严重，这都让他感到讶异。 但作为国际贸易老手的阿洪，看到当时中国与各国产业合作范围很广，以及中国同事的态度也都相当友善，这让他对未来很有信心。 但过没多久，也是在2012年，又一次爆发了中日钓鱼岛的争议。当时中国群众的反日情绪高涨，非理性的暴力行为也层出不穷。 苏州也出现了抗议游行，这段时期，阿洪与当地日商只能保持低调。 但令阿洪费解的是，在经历剧烈的反日浪潮后，2014年中国赴日人数却出现了炸裂暴增。 阿洪身边的中国同事也纷纷加入去日本旅游，以及各种爆买日货的行列。从2013年9月开始，中国人访日连续13个月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中国游客的平均在日消费约23万日圆，也超出其他外国游客近8万日圆。 这让不到一年前的抗争活动，就宛若从没发生过。 2016年，时任总统的蔡英文，为减低台湾对中国产业的依赖，提出了“新南向政策”。 其实台湾的南向政策从1990年代以来，就一直存在，但因为各种产业成本与文化因素等考量，成效皆相对有限。 当时阿洪认为，民主国家的贸易政策，多实无任何强制力，人民最终还会依其所愿，自由地选择贸易合作伙伴。因此，对“新南向政策”并不乐观。 万万没想到，不到一年，情况却出现剧变。 2017年川习会后，原本阿洪身边的中国同事都觉得川普毕竟是商人，只要给他点好处，中美贸易关系应该不会有太大改变。 谁知这竟是后来多年中美贸易大战的开端，谁都没想到，关税调升与各样制裁政策会接踵而来。 考量产业的敏感性，阿洪许多电子产业的台商朋友们开始相继离开，转战东南亚或是回台继续发展。 一时间，“新南向政策”变成一种选项，一种莫可奈何的退路。 阿洪所属的机械产业影响相对较小，其生产线虽仍留在昆山，但公司亦决定加强台北的业务，并积极地拓展墨西哥与中南美洲市场。 就像当年的反日浪潮，尽管中美贸易战打得火热，阿洪仍不时觉得中国政府与人民的行为似乎就像两条平行线。身边中国高层主管的儿女们几乎都在美国念书工作。 阿洪的男同事：“下礼拜美国开始放暑假，我还在想儿子回来后要带他去哪儿玩。” 阿洪的女同事：“我女儿和她老公上个月也终于拿到绿卡了，我也在想什么时候去她那看我孙女。” 阿洪：“原来他们的小孩都长居在美国啊？！” 从2012年至今近距离观察中国超过10年的阿洪渐渐感受到，中国的政府与多数理性人民是相互脱节，没有交集的： 许多高知分子早就不看央视，也习惯无视政府官腔的意识形态宣导，一有机会便准备“肉身翻墙”，润到国外去。 而政府宣传官员也清楚这些人并非他们的受众，只要他们不出来大声说话，倒也相安无事，继续以民族主义控制较底层与无知的人民。 每每思绪至此，阿洪总感慨万千。想起在昆山遇到的，无论是管理阶层的中高主管，或是来自农村的基层员工，多是带给他质朴友善合作愉快的经验。他老是觉得中国人民与世界，其实并没有什么鸿沟与问题。 “若是真的说有问题的，唯有那个总是不断煽动一般民众叫嚣其他国家，认为全世界都在与他为敌的脱节政府，才是那一条自欺欺人，不再前行的平行线吧！”阿洪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