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2022年底，香港政府公布了一系列的“抢人才”措施，当中包括启动“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截至2023年6月底已有逾十万分申请，不少中国的年轻人有意透过这些人才计划赴港。就在2023年开始，中国的青年失业率屡屡上升，据官方数字显示，6月已达21.3%，相当于每5个年轻人中，就有1人处于失业状态。同一时间，香港政府亦宣布输入外来劳工计划，建造业、运输业这两个基层劳动行业最多能输入2万名外劳，在小红书上引起热论。香港政府的两个政策，一个是人才的引入，一个是基层劳工的输入，对于这些中国年轻人来说，香港会是他们的出路吗？ 盛夏的香港，移民潮仍在持续。官方最新数据显示，自2019年以来，香港四年间流失近6.8万名中小学生，由此推算可能有6万余户家庭、十几万人次离开香港。从数字上看，香港的净流出人口数量相比高峰期虽有所减缓，但总体数字仍居高不下。 另一方面，香港政府自2022年大刀阔斧地推出一系列人才引进政策，包括启动“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高才通），优化和扩大现有的“优秀人才入境计划”（优才计划）和“一般就业政策－专业人士”，鼓励以内地年轻人为主的人才，赴香港就业甚至定居，填补人才空缺。政策推出后，申请人数众多，特首李家超在近期公布“抢人才”政策实施半年后的成绩单，港府截至6月底收到逾十万份申请，有近六万名申请人成功获批签证。 香港人才政策的红利，更直接带动了移民中介生意的火爆，小红书上充斥着“500元全家拿香港身份”、“一千元做‘优才’赴港” 的广告和宣传。尽管市场上充斥着不少虚假信息和误导，但中介咨询量只增不减。一时间，此城如围城，里面的人想尽办法出去，而外面的人大显神通要进来。 “抢人才”政策推行半年，成绩固然亮眼，成效却仍是未知数。不少内地申请者看中的是香港的社会和教育资源，但未必愿意或有长期定居的打算。况且，从拿到香港的人才签证到真正住满七年成为香港永久居民，申请人至少需要再续两次签证。虽然首次获批率相比以往大大提升，但首次签证到期后是否能顺利续签，仍有一定风险。新推出的“高才通”更因审批过于宽松，被部分申请人钻空子，遭外界诟病像一张两年期无限进出的“港澳旅行签注”。 即便顺利拿到香港的人才签证，申请人仍须面对陌生的环境和文化。与以往因着读书而留在香港工作的“港漂”一样，“文化冲击”不可避免，留港发展的吸引力也因政治时局变化持续减低。在一贯大浪淘沙的香港就业环境下，在“中港矛盾”依旧紧张的香港社会里，究竟这些“新来港人才”能否顺利留下，甚至最终达至当局所期望的“人才换血”，仍需时观察。 “趁着有政策优惠就先申请了吧” 陆娜记得，那是2023年2月底，加班到深夜的她正瘫在床上刷着手机。在微信朋友圈，昔日的大学同学小孟发了九张维港夜景，“Hello, Hong Kong”，小孟写道。陆娜从床上坐起来，敲响了旧同学的私信：“你去香港玩啦？” 2月6日，香港和内地才开始全面通关，此时去香港并不算很方便。小孟很快回覆：“是啊，我去香港拿身份证。” 在没有开灯的房间里，陆娜瞪着发着光的手机屏幕，感觉自己仿佛是在黑暗隧道里发现了一丝微光。 香港政府在2022年底推出了“高才通计划”，根据香港特首李家超在10月发表的首份《施政报告》，为应对过去两年达14万的劳动人口流失，港府推出多项措施“抢人才”，其中就包括“高才通”计画，目标招揽年薪达250万港元、全球百强大学毕业生来港发展。 陆娜的旧同学小孟就是该计画的首批受惠者。“高才通”接受申请后不久，小孟在网上递交了文件，两天就获批了。 “只需要毕业证书和工作证明，一点也不复杂。”小孟强调。申请简单、成本低，陆娜不由地想：“为什么我不去试一试呢？”这对急需寻求改变的她来说，是难得的机会。 在旁人眼里，陆娜是幸运的。她任职于上海一家大型的互联网公司，工作九年后，职位和薪水都已超越同龄人。然而，2019年新冠疫情以后，公司经营情况明显受压。而经历了上海在2022年4月的封城，她形容自己陷入了一场政治性忧郁，亦对大陆单身女性生存空间的局促、女性权益的进一步紧缩感到失望和厌恶。加上国内职场竞争激烈，特别是在互联网行业，陆娜萌生了去意，但又担忧36岁的自己找不到下一份工作。“整个行业内卷到不行，超过35岁的员工相比新人‘卷不动’了。但又不能不‘卷’。于是每天惶惶而不可终日，生怕自己在经济下行的环境下被炒。” 凭着一股冲动，陆娜第二天就在线上急急提交了“高才通”的申请，和小孟一样走的是“B类”方向。“高才通”包含三项申请类别，A类要求申请人全年收入达港币250万元的门槛，陆娜当然望尘莫及；而B类和C类则要求申请人具有世界百强大学的学士学位以及相应工作经验。陆娜和小孟都毕业于内地前三的一所大学里的附属学院，有小孟的成功例子在先，陆娜毫不犹豫地点下了提交键。申请获批之前，亦无需缴费。“这挺好的，趁着有政策优惠就先申请了吧，不然之后政策又有变动。”她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小孟。两个女生在微信上欢欣鼓舞了一番。 根据香港入境处的数据，自港府政府去年12月28日推出“高才通计划”后，截至今年5月底接获3.2万人申请，共有逾2.1万人获批，占总数六成半。获批申请人九成来自中国内地，年龄主要以18至30岁为主。当中有逾7千人已经到港。 养肥了中介：“移民香港”生意的火爆 港府进一步优化和扩大人才引进政策的同时，移民中介的咨询量亦与日俱增，“抢人才”直接带动了“移民香港”生意的火爆。由于港府大幅批出人才签证，一时间申领香港身份证的预约爆满，目前最快也要排3个月才能领取身份证，有中介推出“代预约”服务，亦是供不应求。 除最受欢迎的“高才通”外，中介也会建议客户试试“优才计划”这条路。 “优秀人才入境计画”于2006年推出，相比“高才通”，申请资格和要求更为复杂。申请人需符合基本资格，再经“综合计分制”或“成就计分制”接受评核。较多申请人选择的“综合计分制”需达及格分数后才能进入甄选阶段，最终获批所需时间为9至12个月，久一点的要一年半。对于移民中介来说，“优才计划”耗时耗力，收取费用也更高。目前，申请“优才”的中介咨询费用为八千至六万人民币不等，所涵盖的服务范围也不相同。 安博就是经中介递交了“优才”申请。从事软件工程行业的安博，在香港通关后的第一个月，就带着妻子来港添置结婚用品。由于父亲在2020年染病去世，安博不得不推迟自己的婚礼。这次来香港，是他和妻子三年来首次离开杭州。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他觉得香港变了：人流虽少了，但说普通话的人多了。安博坦言，相比刚刚撤掉核酸亭、百废待兴的内地城市，香港在疫后似乎有一种欣欣向荣的复苏感，特别是在中环和铜锣湾看到西装革履的上班族步履匆匆地经过，让他觉得如同港府宣传的那样，“挥别2019年的动荡后，香港回来了”。 见了几个在香港工作多年的朋友后，安博萌生了移民香港的打算。“移民海外毕竟成本太高了，需要从头开始，而且离父母和亲人也太远了。香港看起来像是一个不错的中间点。”他这样告诉自己，亦说服了妻子。 因为没有世界百强大学的学士学位，安博决定找中介帮自己打点。经在香港的朋友介绍，他交了五万元人民币给一家中介。中介会评估安博的个人条件，然后整理资料，撰写所需文书直至最后提交申请；申请不成功，也不会退还费用。申请“优才”必须提交计画书，阐述申请人到港后计划从事的工作领域，以及推荐信，展示过往的工作经验。申请人自身条件需过硬外，文件整理得好不好也很重要，毕竟优才委员会在甄选过程中会带着不少主观因素。安博觉得朋友介绍的中介会比较熟悉香港的政策，做出来的文书应该更能打动审批人员，就同意了。 与此同时，洛克选择绕开中介，自己递交“优才”申请。 和大学女友远距离恋爱三年后，洛克迫切地想要结束这一僵局。去年底，内地防疫措施松动后，在香港读完硕士并继续留港工作的女友终于能回南宁和自己团聚。趁着久别重逢的契机，洛克精心策划了向女友求婚。双方家长随后也见了面，过了礼，算是迈出了第一步。 为了和女友团聚，洛克计画和她一起赴港工作。借着女友的资讯，他选择了自己做申请，“所需文件的清单其实上（香港）入境处网站就能找到，而且所有签证费，不论你是‘优才’、‘高才’还是‘专才’，都是统一的230元港币……中介收费高，其实主打一个‘智商税’和'工本费’。” 当洛克开始准备文件，才发现一点也不简单，光是文件清单就有一页A4纸那么长。洛克虽然是内地“985大学”本科毕业，但学校够不上世界百强，自己毕业后就在企业单位工作，勉勉强强能满足“综合计分制”的及格要求80分。不过，优才计划的年度配额逐年递增，从最初的每年1,000个名额，到2022年增至4,000个。港府早前宣布，自2023年1月1日起取消“优才计画”的年度配额限制，为期两年，意味着只要符合优才计划申请资格的申请人，就会有更大的机会获批。这让洛克感觉是“天助我也”，“香港政府现在放开手脚招揽人才，一定是能批尽批，以往选不上的现在也能选上了。”于是，他决定放手一搏。 赴港工作的盼望 递交了“高才通”申请后，陆娜在繁重的工作中，时不时惦记着申请进度。她的审批并不像小孟那样“秒批”，一个星期后仍然毫无回音。在忐忑中，她反倒生出一份越来越强烈的盼望，开始幻想自己赴港工作的可能性。 对陆娜来说，香港始终是一个国际化的都市，西化程度之深，非北上广深可比拟。税率低、社会规范也好，更重要的是职场文化没有内地那么“内卷”。她从小看港剧长大，在电视剧里的香港职场总有威风的女性上司，可见香港社会对女性的包容。这对她来说，非常重要。 “未来的香港可能会变吧？但至少不是十年内。等它变成一个内地普通城市的时候，内地普通城市的情况可能更差了。” 等待了两个月后，陆娜收到了香港入境处要求补充资料的电邮，包括社保纪录、赴港同意书，以及经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认证的学位证书，这让她有点傻眼。她和小孟交流后发现，小孟当时提交的毕业证书，是用手机直接拍摄上传的，并不需要提交学位证书。赴港同意书是找朋友的公司开的，盖了公章就算数了，也不需要提交社保流水。 “入境处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了，看来是内地人钻的一些‘漏洞’被发现了。”陆娜无奈地想。 自“高才通计划”启动后，由于申请条件宽松，香港政府多次被批评“急抢”和“盲抢”人才，在审批上疏忽和不严谨。曾因“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在内地非法行医罪成判囚三年的内地科学家贺建奎，早前被揭在2月获批“高才通”来港，引起香港社会哗然。香港劳福局最终在社会压力下改变规定，要求申请人须申报刑事犯罪纪录。但事件已对“高才通计划”的公信力带来伤害。 为补齐材料，陆娜只好去公司人事部要求开具赴港同意书。公司要求和陆娜签订协议，才会出具同意书。协议中写明，陆娜是为了办理“高才通”才申请同意书，但之后是否能赴港，还需要看公司安排。 这一座围城 “抢人才”半年后，香港特首李家超于7月对外界披露数据，指“高才通”等各项人才输入计划实施至今年6月底，接获逾十万宗申请，首5个月已批出约六万张签证，数目超出每年3.5万人的目标。他认为，按目前趋势，年底数目有望翻一番，即批出约十万宗申请。 另一方面，香港的移民潮未止，人口连续三年下降。香港政府统计处最新数字显示，2022年底香港人口临时数字约为733万，为自2016年最低，估计过去一年共有6万名香港居民净移出，是2021年的约2.1倍。加上英国、加拿大等国多次放宽对香港人的移民和工作要求，从当前情况判断，香港人才流失的浪潮远远未停歇。 为填补人才缺口，港府在5月又派“人口政策红利”，扩大人才清单，把涵盖的专业由原有13项增加至51项，并即时运用于“优才计划”。 这对安博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他从事的软件工程工种恰好位于新增专业中。在“优才”申请仿佛沉入海底般近半年后，他终于在中介发给他的甄选名单里找到了自己的申请编号，立即打电话给妻子，通知她这一喜讯。 等待他的还有另一喜讯：妻子怀孕了。这更让他坚定了赴港的决心。 “香港人的离开对我们来说，反是一个机遇。毕竟香港这个城市始终需要有人做贡献。”安博和妻子愿意为了下一代而赴港，主要原因是看中了香港的育儿和教育环境。“内地育儿环境很差，学习压力非常大。生一个孩子丢入公立教育系统，不但对小孩是折磨，对家长也是折磨。对女性来说，更在职场上受压……我们实在不想‘卷’，也不想‘鸡娃’。” 安博从中介那里得知，许多申请移民香港的客户都是为了孩子。 “大部分做高才和优才的，都是30多岁，有家庭有小孩的。”中介和安博分享，有一个客户拿了“高才”以后，送孩子去香港的国际学校读书，“香港国际学校选择多，价位比国内便宜。”，配偶也赴港陪读，本人就在香港开公司，但是回大湾区上班。 “这样时不时往返一下就可以了，最后一家人都能拿到香港身份。” 在“高才通”实施初期，曾有到港的内地孕妇在小红书上称用“高才通”计划成功赴港产子，网络上什至有专门负责“教路”的社交群组。 安博对“假高才真产子”的行径嗤之以鼻，他认为这只是少数案例，事实上内地有大量的人才，但近段时间国内经济环境低迷，不论是金融业、房地产业、教培业、还是以往辉煌的互联网产业都不得不裁员紧缩以自保，“这对香港来说也是一个机遇，吸纳在‘逆淘汰中’被刷下来的人才，他们完全有能力为香港做贡献。” 要在香港留下来吗？ 洛克的申请递交了快三个月，一直没有回音。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他还是忍不住让女友去入境处询问，换来的是相当机械化的回覆：“达到最低及格分数或得分较高的申请人不一定获分配名额。由于甄选程序需时，除非入境处向有关申请人发出申请被拒绝的通知，否则申请人可视其申请为正在办理中。” 不想再等待，洛克托熟人在香港介绍了一份工作，走“专才”路线，抵达香港。所谓的“专业人士”签证就是工作签证，需要预先找到香港的工作，有香港的公司担保才能办理下来。和“优才”一样，“专才”首次签证为三年，采取“3-2-2”的模式直至满7年，符合申请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资格。新开通的“高才”则是“2-3-3”模式。但“高才”和“优才”均能带配偶和子女以受养人的身份，与主申请人同时入境，“专才”则不适用于家人。 洛克的新工作是做市场销售，客户以内地人为主。经历了起初的新奇后，他很快遭遇了文化冲击。由于不是土生土长的南宁人，洛克的“白话”水平一般，在香港只认识女朋友一个人。因此周末外出需要靠女友，平日上班则显得“自闭”。他也对香港的企业文化感到不适，分不清本地同事是“冷淡”，抑或“保持社交距离”。 来港满一个月，他和女友大吵一架。起因是因为有旧同事来香港旅游，洛克和他们在外面吃饭，喝到烂醉，回家后控制不住大吵大闹，还吐了一地。女友气恼洛克把内地酒桌文化的恶习带来香港，两人互相指责，陷入冷战。 冷静下来的洛克，再一次回顾自己赴港的经历，责怪过去的自己是不是想得太简单了。为了与女友一起来香港，大费周折，还要做一份并不熟悉的工作。移民香港，看似门槛低，但也是不易居。虽然审批是容易了，但后期维护的成本仍然很高，7年后能不能拿到永居也有风险。洛克决定不再奢望“优才”签证获批，而专注于再找一份更适合自己的工作。不论走哪条路，自己仍须续签两次，要向香港入境处证明自己符合要求，受聘于香港公司，薪资水平也要和本地公司看齐，更要缴税和缴纳强积金。 和女友和好后，洛克咨询了几个中介。有中介劝说他可从工作转为去读书，从而获取非本地毕业生留港／回港就业安排。也有中介直接告诉他应等女友拿到永居，再登记结婚，然后以受养人身份留港。洛克举棋不定，这两条路听起来实在是太漫长。哪怕是女友也没有做好长居香港的心理准备。“本来是想拿到身份就走的，7年还勉强吧，超过7年真的有点吃力了。” “买一个机会，留条后路” 小孟在2月激活香港“高才”签证后，就返回了上海，一直没有赴港。陆娜和小孟聊天得知，小孟的老板给她加薪了，这让小孟开始犹豫是否要到香港发展。 “如果真的不去香港，也没关系，就当‘高才’是一张两年的旅游签证好了。反正就算去了，两年后能不能续签也是未知数。”小孟这样告诉陆娜。 陆娜收集了一些数据，算了一笔帐，香港目前的月工资中位数近两万港币，但租金也不便宜，月付一万港币也只是与人合租。如果只身赴港闯荡，预计最快半年内找到新工作，她需要准备至少15到20万人民币作为生活费。更何况，香港对于陆娜来说是一个文化和语言都截然不同的地方，一旦付诸行动，她要做出的就是长达7年的规划。“对于现在的我来说，要做出这样的承诺，实在是超越我的风险调控能力。” 但另一方面，一想到内地的环境有可能持续转差，或者类似“上海封城”一般的悲剧会再次重演，她又无法不兴起逃离的冲动。“我现在的想法还是买一个机会，留条后路，也想不到太长远，但此刻的留港意愿真的不太高。” 补交材料后的第二天，陆娜就收到了香港入境处的回覆，她的“高才”申请被拒绝了。拒信中注明：“从全球百强大学设立的持续和专业教育学院、分校、延伸学院或附属学院等所获取的学历，将不予接受。” 靴子落地，陆娜早前的担忧一下显得多余和矫情。她一边羡慕小孟申请时机早、获批容易，一边又觉得自己被拒大概是“命中注定”， “这样也好，不需要挣扎了。” 沉寂了两天后，陆娜又改变了主意，决定再试一次，转走“优才”申请。“也许人才清单会再一次扩充，又或者‘高才’的条件会再放宽，还是抓住机遇，再试一试……要知道我们‘老中’要换本护照，真的太难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陆娜、小孟、安博和洛克为匿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