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攻防就是这样子，有时候顺风，有时候逆风，如果怕犯错什么都不做，我们不是就提前认输了？”——《人选之人：造浪者》 2024年1月，台湾将迎来总统大选。 今年4月底，台湾原创影集《人选之人：造浪者》在Netflix上映，在选举刚开始暖身的台湾，旋即造成轰动。该剧描绘了台湾两大虚构的政党——“公平正义党”与“民主和平党”，上至总统候选人、下至基层幕僚，如何把握舆论浪潮，将自己政党所属的候选人推上总统大位。 由于该剧描绘了角色遭遇到的权势骚扰、私密照外流等问题，在Netflix热播一个多月后，5月底，台湾出现了一波性骚扰遭遇受害者的自述。 从民进党前党工开始的多篇自白文“为时已晚但也该被好好接住的求救信”、“让我为自己勇敢一次”开始，多名政治工作者陆续出面陈述亦有类似遭遇，目前更已延烧到艺文界、学术界，共计至少累积十多起受害者自述串联。这次浪潮，也被CNN称为“从 Netflix开始的台湾 #Metoo运动”。 在这篇报道中，我们采访了多位曾经历过台湾总统大选、资历超过5年、年龄介于25-45岁间的幕僚们，请他们匿名聊聊自己的真实工作经验，他们如何看待政治工作者遭遇到的光明与黑暗，也讨论曾遭遇的结构性骚扰问题。 政治场域中的性骚扰 在民进党内工作的Sidney记得，五月底，第一位受害者发文时，隔天中午部门主管就召开了紧急会议。 Sidney从事政治工作超过10年。她目前任职于民进党文宣部管理阶层，曾协助该党参与2012年、2016年、2020年总统大选。“可能是因为《人选之人》带来的效应，从民进党开始，也扩散到国民党，现在艺文圈、学术圈都出现类似的事情（metoo指控）。” 以性骚扰案件的特性来说，许多受害者在往往惊吓过度、或者由于骚扰者的权力关系，无法第一时间对外求助、因此许多指控案例都是发生在许多年前。再加上，性骚扰又是难以搜证的行为，要求受害者走进司法程序，往往难以得到保障。 她提到，自己过去也曾有在工作场所遭到性骚扰的场合与经验。“我之前跑组织的时候，会有一些喝酒场合，基本上我没有被劝酒，但当大家喝开，身体距离就会变近。有些男生，平常跟你是有距离的，但在喝酒的情况下，身体距离会比平常近一点。” 或者即便是不喝酒的工作饭局，在交换名片的时候，也会受到一些言语伤害。“我已经是个公开的女同志，但还是有些长辈会说，你一定就是没有跟男生交往、跟男生睡过，才会当女同志；又或者是出差，晚上开会，也会遇到男生跟你讲说，你一个人睡会不会怕？要不要我陪你，常常会有这种话——这也导致很多年轻女性党工会很两难，一方面要拒绝他们，一方面却又要拜托他们，很难帮自己捍卫什么事情。” 她认为，最近这些在选前半年出面发声的女性们，过去曾任职于民进党，一定也是因为认同政党的价值而加入，现在选择说出来，势必受到极大的心理压力：“她们愿意把故事写出来，我想内心一定很焦灼、压力也很大。因为在这时候公开，一定会变成政治攻防，不只敌对阵营会拿这件事情攻击民进党，甚至连我们的支持者，也一定会率先去质疑她们的说法，是不是别有用心。” 在五月底那次紧急会议上，会内有很多意见：“其中就有人提说，国民党跟民众党明明有更多性骚扰、性侵案，我们要不要整理敌对阵营的案子、媒体报道过的东西，出来反击？” “但当时我们秘书长讲了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他说，要厮杀也不是不可以，但大家要知道我们如果这样，会再伤害到那些女生。如果我们是为了转移炮火，去攻击别人，那也会伤害到国民党或其他政党里面，我们不认识的那些女生。所以我们不要做。” Sidney认为， 这波 #Metoo 运动的自述者们，“可能只是想要说出这件事，得到一个诚恳的道歉。所以对我来讲，受害者感受是不容被否认的。性骚扰是不分领域、不分党派的结构问题，因为它是一种性的压制。我不觉得它是政治圈特有的现象。我个人没办法代表整个民进党，但我会认为，不要让她们继续受到伤害，是当下最重要的事情。” Vicky同样曾任职于民进党的文宣部门，她于2014年投入政治工作，协助2016年总统选举，包括社群经营、文稿撰写。不过Vicky现已离职到其他单位工作。 她从结构性角度，分析女性政治工作者可能面临的问题。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业力引爆’吧。”Vicky说，许多年轻的民进党支持者、或政治工作者，当初都曾参与2014年的台湾反服贸运动，成为该世代的政治启蒙，“但后来我们真的走入政治，却发现党内的主管对性别意识真的超级无感，很多人比我阿公阿嬷还糟糕，支持同志可以结婚、跟对员工性骚扰，对有些人来说好像不冲突。前者是一种拿到选票的价值，后者则是整个结构的问题。” “我自己算是有个调适方式，例如当对方跟我开黄腔，我就会开回去。但这也很不健康。ＯＯ（某候选人）也是，投入选举到现在，她一直很努力靠自己往上爬，却一直被造谣说是‘睡出来的’，我们要一直自我说服说不要计较，他们老了、改不了。” “我们还算是活在中间的世代，当更小年纪的人投入政治工作看到这些，一定觉得非常荒谬，这些人到底在冲三小。他们的世代，性别越来越平权了，学校也教他们什么是正确的性别观念。他们就会很严厉地出来，指责对方说这样是不行的，当然就会出现内部冲突，主管会觉得某某某是不是很难相处、怎么碰一下就被点燃？但其实也是我们这个世代息事宁人，才纵容出这些人。” “我们在某个程度上，或许跟国民党、或我们想对抗的男性霸权社会，是没太大两样的。”Vicky说。 随时随地待命、权力阶级严明：没有下班的幕僚日常 Vicky认为，指控者在遭遇伤害的当下难以直接发声，也和政治工作场域与结构的特殊性有关系。 她所任职的“文宣”部门，大致包括“新闻部门”与“新媒体部门”。前者指的是传统的新闻公关室，负责与媒体联系。工作包含撰写新闻稿、准备记者会、回应媒体问题等等；后者则是因应网路社群时代，负责数位沟通，工作包含经营Facebook、Youtube、Instagram等不同社群、制作影音、图卡、写文等等。 受访者们都提到，选战最激烈的时候，幕僚们“几乎没有下班时间”。 大致而言，早上醒来进行舆情收集、带回部门分配产制、下午继续开会协调部门间的任务与共识，而到了晚上，则又可能迎来新一波的舆论消息。由于近年台湾选举期间，政治、国防、民生等高强度的话题不断涌出、加上错假讯息不断，新闻周期变得极短，许多议题几乎一天内就必须要作出回应。 “理论上九点上班，六点下班，但选前我们几乎没有下班时间，因为到晚上也有活动或造势，那就要做直播，群组也要回应各种讯息。”Sidney说tO，“在我们部门有句话，叫‘你只要没有插管（急救），都要起来回讯息。’” 图／整理自受访者（此为参考多位不同政党幕僚受访者整理而成，非固定行程。） 是曾在新兴小党“时代力量”担任幕僚的Lia于2020大选期间于党部负责文宣工作，现已离职，退出第一线后，她改到政治公关公司任职。在那段期间，她也提到自己同样“资讯爆炸、随时待命”的工作经验。 Lia说：“我对这部剧印象最深刻的角色，就是陈家竞（注：剧中“公正党”文宣部主任）。他跟我一样，是随时随地都在工作的人。我记得某天晚上有个专案上线，我只是回家洗澡，手机都要放身边。”也曾经跟朋友出门唱KTV，朋友在玩乐，Lia却必须掏出笔记型电脑，直接在包厢里开始制作图卡。 “戏里面，陈家竞的太太曾跟他说‘你跟我讲话的时候不要看手机’，那段就让我很有感触。当然，我没有老婆小孩，但选举期间，我也牺牲了交友圈、24小时手机不离身。” 她回忆：“最夸张的是我有次去按摩，都已经全身脱光光了，结果接到电话，只好跟按摩师傅说：‘不好意思，可以等我半小时吗？’然后开始工作。” 没有下班时间、牺牲生活品质、高压的竞争与攻击，对幕僚们是否会造成任何心理或肉体伤害？ Lia说，“因为我是个喜欢处理各种紧急状况的人。加班的当下当然会很崩溃，但处理完，却会很有成就感。只是相对应的，就是牺牲掉大量自己的生活品质。” Vicky回忆，“2014到16年，民进党几乎所有选举都大胜，想什么都可以做，各种文宣策略也都掀起旋风，很多人都会想说，哇，身在里面与有荣焉。但真正执政后，我们却发现，在地方政府或中央执政上，民进党都还不够成熟。” 一方面是传统的反动势力逐渐出现壮大，体现在2018年，台湾的婚姻平权公投案结果中。另外，许多年轻人进入政党工作后，也渐渐发觉许多意见其实并未被上层认真聆听，“感觉就像用完就被丢掉”。 “当时吸引我们的是理念，但把理念去掉后，整个体系是不太健康的。”Vicky说。 图／人选之人剧照 候选人与理念就是商品：如何让人买单？ Sidney出身于社运组织，本身是同性恋，在当年还没有婚姻平权法案的台湾，为了推广性别议题，她选择进入政治工作。 “我当初的起心动念只有一个，就是想帮助蔡英文当选，让台湾有第一个女性总统。”而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她也认为，文宣就像是行销团队一样，要将作为“商品”的“候选人”被最多人买单。 “如果把候选人当成一个产品的话，文宣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包装。我们就是想把候选人最好的一面突出，让更多人想购买这个产品。” 从2012年加入民进党，她提到许多文宣可操作的细节与观察。比方说，在包装政治人物形象时，要顺着个性打造个人特色：“蔡英文参选的时候，如果知道候选人今晚有个夜市行程，我们就会想拍她跟摊商互动，或者如果今天有个动物保育行程，我们就会拍她跟狗狗猫猫的可爱画面。” “我们有时会说‘天气不好’，这是个暗语，意思是‘总统心情不好，大家小心点。’但即使她心情不好，如果当天行程有动物或婴幼儿，她还是会忍不住想上去看看摸摸，她是真的很喜欢小孩与动物。所以我们会看情况拿捏候选人的个性，去捕捉这些不为人知的可爱画面。” 也因为选举重视候选人“人设”，其中的性别问题，也时常被忽略。Vicky说，自己也常听见如“如果女生要出来选，最好要漂亮，学历不好没关系、但要瘦”一类言论。 “跑饭局、酒局，候选人遇到金主摸你腿、摸你屁股一下，老一辈可能会觉得说‘这个就是长辈爱护晚辈的心情’，但我就常常心想，‘干咧，难道摸屁股难道就是一种爱护吗？’” 她认为，性骚扰事件之所以长年被压抑，也与政党内部的“国族主义认同”、“相忍为大局”氛围有关。 “我觉得民进党爆这次事件，不能反咬‘国民党也有’就好了。我们本来就要正视这个内部问题。另外，在政党内这件事情也会更严重。因为这本身就是一种‘用国族主义去包裹性暴力’的事情。” Vicky观察，向往从事政治工作的人，多少都有一定的使命感跟价值追求。“如果是在一般公司，遇到性骚扰，你可能就是跑跑申诉什么的。老实讲公司倒了，也不关我的事。可是在这里，我们会 有一种心态，像是‘国民党不倒、台湾不会好’、‘民进党才能让我们不被中国统一’。所以当你爆出这些事件的时候，就会引发一些奇怪的揣测。” 包括此次爆发的多起性骚扰指控、还有逐渐延烧出的职场霸凌，也是相似的脉络。 Sidney说：“最近也有爆出民进党内的职场霸凌，是有个主管情绪控制比较差，就我所知，他是蛮惯性会欺负、咆哮、或是排挤同事，已经陆续导致三四个同事离职，还要看身心科，对于我来讲，很多事情没有上媒体，你是动不了他的。所以这次出事，我心里也有种‘哦，早晚果然有这一天’的感觉。 因为大家年纪都蛮轻的，带着热忱进入政党，可是却遭遇到打击，身心状况都蛮不好的，自我感觉也会很差。我能做的事情，就是私下去安慰这些受害者、或是帮他们找下一份工作。（因为还在党内），我唯一能够做公开的反击，就是在自己的社群限时动态上表态。” “我们在选举期间的工作（强度），很多是不符合劳工权益的，但我们还是会觉得说，如果自己多牺牲一点、就能成全这个大局，这都没什么。只是渐渐的，在里面的人多少会觉得，自己的能动性变差、也不太想去帮忙粉饰太平，就会选择离开。”Vicky补充。 离开的“造浪者们” 除了还待在政党的Sidney，其他几位受访者，如今都已退出第一线工作，在民间企业或行政单位任职。他们因为不同的理由选择离开，如今回看曾于政治圈内贡献的青春与理想，各有感受。 担任过民进党文宣幕僚的Jason，政治工作经历约6年，曾参与2020年总统大选。他用了“战争”的比喻来描述选举过程中的压力。 “民主政治的核心，就是权力不能过度集中。要透过不断竞争，让选民做判断。这样的结构，大至政党跟政党，小到部门跟部门之间，都难免会有竞争、想要主导的情况。” 他说，也因为总统、市长选举，毕竟是“赢者全拿”，“第二名就算只差一点点，也无法成为市长。就像军事作战一样。” “很多人在过程中也许会觉得受伤，但如果你有想达成的目的，这是无可避免的，的确需要适应。因为民主政治的设计就是这样，大家互相竞争，让社会做判断。” 也因为感受到身处党内的成长毕竟有其局限，在2020大选结束后，他于党部留任一年，后来选择回到民间工作。 Vicky回忆自己的政治工作经验，她认为，带给她最多的警醒，是“练习换位思考”。由于工作编制，她偶尔需要撰写总统候选人讲稿。 “我们要去揣测上面的人、思考用他的高度去看事情、会看到什么？我一开始写总统讲稿，有阵子我都会被主管说‘这个是秘书长讲稿，不是总统讲稿’，让我练习了换位思考的能力。” “也许我们觉得，我只是想要处理一件性骚扰的事情，但对领导阶层来讲，不只是案件要处理、法律也要处理、甚至相关的国家政策都要配套。我也会去想，如果我今天在案件中是一个重要角色的话，我会希望总统为我做什么事情？” 受访者们都认为，如今延烧的这波 Metoo案件，对整体台湾社会而言是必要之事。不仅让过去不能发声的受害者重新找寻叙事的管道，也更能让所有人意识到结构性的问题。 目前，立法院已经召开党团协商，预计将于七月底前，完成《性别平等工作法》、《性别平等教育法》、《性骚扰防治法》，即性平三法修法。 “很多事情，在0跟100间，存在很多数字光谱，我们要认知到，这些数字都很重要。如果今天，推动改革的法案，只能做三成，我们知道后面还有七成没有完成，不是不做，而是需要许多配套措施。那我们能不能渐渐推动？十年后这三成，会渐渐累积成很多共识。而我们也要接受，让自己的刻度里面出现更多不同的数字。”Vicky说。唯有正视结构性的问题，整体的社会氛围才有机会走向一个更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