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码”是如今中文网络的热词，更是海外新移民群体津津乐道的话题。转码是“转行写代码”的缩写。写代码是程序员们的工作，随着IT产业的迅猛发展，它长期以来就是“门槛低”、“工资高”的代名词。特别是在美国，计算机毕业生刚入职时的税前年收入就可以达到15万美元左右，往往大超其他领域的资深专业人士，因此吸引了越来越多移民的趋之若鹜；各种关于转码的“经验之谈”也广受关注和追捧。 去年，一位名叫孙玲的女性在网上走红，这位农村家庭、曾经月薪2300元的“深圳流水线女工”，通过艰苦求学和自学转码来到美国，最终成为了谷歌程序员，年薪据估近20万美金。她的励志故事被网友们 “封神”，也在无形之中为“转码成功学”做出了最强背书——即便你出身底层，也能通过这条路走出穷乡僻壤、实现阶层跨越，一跃为“人生赢家”。 在海外华人新移民的网络社区“一亩三分地”上，有一个专门的板块给了转码，而转码的搜索已经被限制为付费项目，不外因转码的服务市场巨大、盈利潜力可观，用户们随手或认真分享的转码经历被社区的经营者当做奇货可居的资源。不光一亩三分地，在任何社交平台上用“转码”的标签都可以找到成百上千的经历分享，多数都讲述成功，极少涉及失败。 除开在网络讨论的热度，不论是教辅、留学中介、技能培训，还是移民中介、职业发展顾问，在为客户建言时都脱离不开转码的选项。小至加薪升职、大至脱胎换骨，转码仿佛是当代青年在生活走入困境时的完美“逆袭”机会，总是能够带来值得不计代价的回报——有人用它脱离经济压力的掣肘，有人用它实现数字游民的梦想，有人用它重获对事业和生活的热情。在很多寻求职业和生活建议的帖子里，总少不了转码的建议，笃信转码有用的网友或是设身处地的为求助者出谋划策，或是一刀切把转码视为万用方案，到后来“宇宙尽头是转码”成了网络新梗。由此可见，转码已从具体的职业选择嬗变为了集事业发展、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等为一体的“成功学”大杂烩。 在转码成功学的逻辑里，因为转码本身就是成功的预演，于是“如何成功转码” 基本取代了“如何通过转码获得成功“成为核心问题。当然，任何转变的风险和代价都不可能完全隐身，转码成功学自然不能承诺必然的成功。 “永远在路上”的转码热，何以风靡新移民群体？ 从商业计算机出现开始，软件编程劳动就存在劳动力短缺。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从欧亚大陆迁移来美的移民就在填补软件产业的劳动力空缺。正是因为长期慢性的缺人，在几次信息科技引领的经济增长之后——包括个人计算机市场的拓展带来的软硬件个人化需求，各行业的数字化引发的数据产业的跨行业增长，信息科技的人才供需一直都是劳动力“卖方市场”，这种供需关系让软件产业的薪酬和福利都高于很多行业。每每当信息产业的财富爆炸式增长，居于金字塔顶的投资人和高级管理层迅速翻倍资产，而普通从业者即便在不平等的分配中，也能获得高于其他社会财富分配的回报。 说起转码热的开端，不同人有不同意见。有的受访者认为，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北美留学成为新精英家庭的升级消费品，通过教育移居海外成为一大移民趋势后，人们离开基础或传统理工学科，转向薪资和移民福利更优的金融和科技行业渐成潮流，而转码潮只不过是这条跨国移民路径的延伸。对于移民而言，成为程序员不光因为高薪资，更是为了获得安定的身份。众所周知，美国的移民条件极为苛刻，想要合法留在这里，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常常面临长达十余年的移民程序，来自印度的移民的等待时间则更长。大量的中印移民为了实现在美国相对安定的生活，都要依赖提供合法身份的法律通道——而美国的移民通道与雇佣移民劳动力的企业资助直接相关。美国的工签政策的目的就在于将移民作为更驯服的劳工加以管理，因此绝大部分移民劳工必须完全依赖其雇主的支持。 因此，我们所见的软件行业里，移民程序员与雇佣方各有各的议价点：移民程序员是科技公司在竞争中占先机的必须资源，而科技公司则是移民程序员收获高薪和安定的锚点。从学签到工签到永居，科技公司都最能介入和推动这些移民们的移民通道。在过去几十年的工签项目改革中，科技公司通过其政治力量，直接按照自身的劳动需求去调整和扩大工签的适用标准——H1b工签项目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成立，目的是为了给“能力和价值出众”的移民提供暂时身份。在九十年代，“能力和价值出众”从实施指导中删除，H1b签证成为有特定行业技能的移民提供临时合法居留的项目。2004年，H1b的年度通过人数上限调升至84000。这一系列工签政策的转变均与九十年代至今美国科技行业扩张和积极获取移民劳动力有直接关系。在科技公司面临长期劳动力短缺时，至少在表面上，移民程序员的“成功”路径与科技行业的扩张需求相当的一致，这也是转码成功学能够成立的基础。 相比其他职业中移民的艰难处境——Ta们甚至很难获得雇主的资助，对劳动力的渴求让科技公司甘愿承担支持移民过程的成本，这一项在找编程工作时的基本诉求，在其它行业多数时候作为特权而存在。在由劳动力市场决定的美国工签系统中，编程类工作仿佛是逃离移民不稳定生活的天堂。而转码成功学中重要的一环，就是成为被信息科技行业招募的海量劳动力之一，通过移民通道，获得稳定身份和经济报酬。只要信息科技行业的财富增长仍在继续，对劳动力的需求依然无法被本土劳动力市场满足，转码的成功学光环就不会褪去。 转码成功的另一大前提在于编程技能是可习得的，且学习的门槛不算高（并不代表学习容易）。作为软件工程或计算机科学这些学科涵盖的技术，编程的学习通常在一年半至四年不等的学院课程中。与商业计算机时代的早期程序员相比，今天对程序员的培训已经结构化和标准化。扩张中的软件行业需要的编程技能甚至并不需要是学院教授的标准，而市场上的各种培训、学习资源也相当充裕。小的企业需要实用的技能——无论如何习得只要能上手干活就行。大的企业囤积有基础技能和学习能力的入门人才，且乐于承担相当的培训成本。在信息科技经济走势良好的时候，这两类模式都给了有意转码的人们很大的信心。 这种信心甚至在如今的裁员潮下也依然存在。笔者在研究中接触到转码过程中的受访者，大多数人对眼下的市场紧缩报以乐观态度，认为在这次短暂震荡以后，信息科技行业依然会存在劳动力需求的缺口，依然有很大的转码成功可能性。在笔者的所有访谈当中，没有人跟我直言过转码的“失败”——转码永远有可能性；只要一直试下去，就总会有成功的那天。在互联网上，成功经常用“上岸”来指代，通常意味着找到了第一份工作，这份工作抑或可以提供移民通道，或者仅仅是第一份成就感。 笔者有个受访者直接把“上岸“的说法和描述移民落地时的“fresh off the boat”相类比，移民群体爱用“落地”和“登陆”作为新生活的标志，转码则用“上岸”，诚然二者不同，但也揭示这两种叙事的深刻联系。实际上，编程技术和英语一样被当做“全球通用语言”，这门“通用语言”对全世界移民平等开放。但是在人们对此趋之若鹜的背后，首先是移民落地的困难——绝大多数其它职业都要求相对本土化的知识、技能和经验。一个在中国有五年销售经验的移民到了北美后几乎需要重新开始，甚至不得不转换职业轨道。然而信息技术的全球化创造出了相对包容的岗位。对于移民而言，编程的技能在各个社会环境的企业里都能通用，自己则得以短暂回避面对社会文化差异、语言壁垒等问题；第二是很多移民通道与可雇佣性直接绑定，全球猎取劳动力的信息科技行业通过使移民成为可雇佣个体的方式，为移民铺就了获取合法身份的渠道，于是，移民转码者在被雇佣的时候，就可完成转码上岸和移民落地。 然而，转码的叙事并不涉及软件职业的发展，例如人们内在是否热爱，外在是否有未来方向的问题。通常，上岸或是持久的努力是转码的“唯二”的状态，转码的故事到上岸时便戛然而止。但转码上岸和移民落地的叙事也有共同的风险，即上岸/落地以后怎么办？信息科技行业不停扩张的同时，也在一直分化出更核心、更安全的工作和更边缘、更重复性、也更容易被替代的工作，如果整体社会系统对劳动者保护缺乏，则Ta们的可替代性会更高。那些身在高度可替代性岗位上的劳动者，容易沦为一波波大裁员浪潮的牺牲品。转码成功学并不包括对所获得工作的性质的讨论，对于未来发展则是一味模糊的愿景，转码者跨进科技公司的大门是一回事，今后能否在这里站稳脚跟，并积累更多专业的、本土化的知识和经验，从而走入更核心的岗位、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是另一回事。 转码的叙事之所以转变作成功学，其底层逻辑在于预设了成功然后通过指导路径的方式让人去获取成功，而最大的风险便在于“成功的预设”。前文有讨论，转码成功的可能性在于信息科技行业的生产方式和人才缺口，当这个外部条件恶化，转码目前所预设的成功则无从谈起。一切“成功学”都善于开发人自身的能动性去获取成功，并把个体的努力视为对外界困境的解药。但是当整个行业经历震荡、低迷时，个人的努力究竟能带来多少成果呢？更重要的是，当我们相信这种把个人选择和努力视为获取社会资源最佳途径的新自由主义价值观，进而在对跨国信息行业的结构性审视中，把一些涉及社会正义的议题彻底排除出去——例如，用可雇佣性来赋予移民的合法性，这究竟是否正义？ 从“嫂子班”看转码大潮里的女性处境 不论从实际性别占比还是流行文化上说，当代的程序员工作都是被视为男性化的工作。极客文化、硅谷创业故事等等都是以男性（尤其白人）为主体的叙事。近十年间，不乏移民女性也进入该信息科技行业，对男性中心的话语形成一定挑战。 笔者调查的转码中的女性中有一个特定的群体，她们的伴侣（绝大多数是男性）是程序员，是不少人口中传闻的“最早一批转码上岸的人”。在2020年疫情前，绝大多数的编程类工作要求雇员在公司场所办公，大量的程序员家庭迁移至科技公司聚集地区，如加州湾区、华盛顿州西雅图这类城市。这类女性通常和伴侣一起搬家到此，后来走上转码道路。这些城市里也有大量提供转码教育的机构，从训练营到高校开办的学位项目不一而足。后者中很多培训班都由志在转码的程序员的女性伴侣组成，被人戏称为“嫂子班”。 这些女性选择转码的各种原因里，有一个常见的模式与科技城市圈的大社会空间变化有关。高收入科技工作者的流入将整个地区进一步士绅化（ gentrification，“士绅化”指一个旧区从原本聚集低收入人群，到重建后地价、租金上升，引来较高收入人群迁入，并取代原有人群——编者注）。如今士绅化问题在北部和南部加州的城市区都在恶化，城市生活成本上涨造成了更多无家可归者，并将普通收入的人群挤出城市区。随程序员伴侣移居到士绅化科技城市区的女性，也同样面临士绅化带来的困境：她们原本从事的行业在这里收入很低，且工作机会稀少，虽然她们绝大多数都有至少本科以上学历（很多有研究生学历或职业证书）从事过的行业包括教育、会计、建筑、文学、音乐。一位受访者提到，她刚搬去旧金山的时候依然在做之前的早教工作，但收入远远不能支付日常开销，且工作时间长、付出精力多。后来她为了增加收入，在一家转码培训机构做管理，然后也通过这个机构完成了软件工程师的职业培训，入职一家中等规模的科技公司。 高度士绅化的环境也让很多程序员家庭需要双收入。美国近代史上并非没有如今天信息科技行业一样高收入的行业，例如战后的美国钢铁、建筑、铁路，这些行业长久以来是上个世纪“美国梦”的范本——即男性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收入来源，在经济上支撑整个家庭的开销，而女性则从事不被明确分配报酬的家庭劳动，包括家务和养育后代。这个模式在八十年代随着工业化衰落逐渐消退，而现在，崇尚灵活雇佣和高流动性的信息科技行业则更加没有当初的稳定性，小家庭组织往往需要第二份收入对抗经济起落带来的风险，而居住于高生活成本地区的家庭更甚。 此外，即便在单方面的程序员收入可以负担全家开销的家庭中，女性也早已现代化，她们接受过良好教育和专业训练，也渴望工作带来的价值感和归属感。有的人感觉在与男性伴侣的关系中因为没有收入而处于权力下风，她们需要工作和收入换取家庭关系中的尊严和平等。有的人则需要家庭空间之外的社会空间、有意义的社会关系、以及创造这些关系的可能性，这种需求在面对语言和文化壁垒的第一代移民群体里尤其重要。有些女性更看重职业女性这一身份，她们或许也做着无偿的家庭劳动，但也期待被社会高度认可的职业劳动。 理论上，在转码的过程中，有身为从业者伴侣的帮助应该是很有用的，但对于这类女性而言，伴侣的帮助可以是助力却也可以是阻力。有些女性在伴侣的全程指导下学习并成功入职，有些人在得到技术帮助的同时也感觉自己被伴侣居高临下的评判和检视。有的女性刻意选择职业培训机构或高校课程自行学习，避免与伴侣的冲突或产生负面情绪。在女性成功转码的双码农家庭里，男性是科班出身的程序员，女性是转行成为的程序员，有时从二人的互动中可见这种职业资历带来的权力差。因此，“嫂子班”这个被以男性为视角、通过男性码农之间的兄弟情谊（brotherhood）产生的戏称被笔者访谈过的不少女性抵触，这个称呼也常暗示，这类女性转码是缺乏专业性的 “半路出家”的选择。 “半路出家”能成功也因为信息科技岗位对于学历出身的宽容。很多当过面试官的受访者都表示，公司的招聘过程不会对科班出身和半路出家有分化，只看具体考察的技术和能力。然而入职以后，很多人都能看得出新同事是否靠转码入职，这在有些情况下会导致工作场所内的区分对待甚至歧视。而这种针对转码能力的区别对待会因转码人群的性别而转化为职场中的性别歧视。伴侣是男性程序员、通过转码入职的女性建立职业身份也应付着“码农嫂”的称谓，时而被质疑转码究竟是不是靠她自己的努力。这也合流于更宏观的科技行业性别问题——例如同样是软件工程师的头衔，女性被分配更高重复性和繁复的工作，其中不乏因转码入职的女性，而男性则拥有更高比例的科班背景，更有机会从事和主导高技术性的工作。科技企业普遍采取的薪资单独议价，而这种性别上的工作分化也会一定程度反馈在薪酬的性别差异上。 如今城市女性的性别意识觉醒，相比几十年前，对科技行业等高分配行业的性别平等议题更敏锐。对于科技行业女性地位，比较主流的说法，习惯于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ENIAC时代女性从事程序员职位，与如今男性居多的性别处境进行比较，从而得出女性是如何被男性挤出科技行业的叙事。然而这种表面叙事并不足以解释科技行业中性别处境的演化。我们需要看到的是，信息科技行业的工作本身一直在分化。最早的女性程序员被雇佣作为男性工程师的辅助，是一种秘书式的工作。在软件取代硬件成为信息科技的主要生产领域，程序员就不再是秘书式的工作，而是开发者、研究者、工程师，这些工作从学校教育阶段就被男性主导。随着编程的技能以及对编程技能的需求都逐渐普及，如今我们所见的信息科技行业与程序员职业，也正在进行更多分化，而这些角色的分化正在与性别分工交织。我们不但不能简单地以“最早的程序员是女性”去追溯女性在科技行业的立足，也很难以今天有更多女性进入程序员职业来证明科技行业性别环境的改善。从转码中女性的处境我们可以看出，即便在高分配的科技行业，女性依然在获得更核心的工作以及得到更好的薪资分配的道路上备受挑战。 “转码”为中国移民应对艰难的移民过程提供了一条夹缝中的狭小通道，也创造出一个成功的想象。转码的成功立足于多个外在要素，但当转码作为成功学时，它不承认成功的外在条件，而宣扬用个人选择和努力来对抗一切挑战，因此作为成功学的转码没有失败，只有放弃，不讨论价值，只讨论成果。转码成功学也抹除了转码中真实存在的差序格局，仿佛它是消除阶级和性别差异的独立空间，然而实际上，我们看到信息科技工作本身的分化，也通过转码在进一步性别化。很多人认可转码可以赋权个体的社会意义，然而，如果真的能全部一视同仁转化为合格的程序员和企业雇员，这个把个体人的差异通过转码消除的承诺，真的能把缺乏平等的职业空间变得更平等吗？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