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马第六十届盛会顺利落幕，无论前期还是颁奖典礼也用心做了好多宣传。诸多访问和资料里面听来一句，金马奖的地位至今没有人能取代，虽是优势，却觉得唏嘘。 的确，金马奖是中文世界目前的顶级盛事，它不只是颁奖，还有创投、大师班等一系列互相支撑的项目，确实是华语地区最推崇影像创作，也最重视电影本身的奖。相比之下，香港金像奖还在留恋过去的荣光，迟迟无法完成世代更替，明明上世纪遥遥领先，如今却变成另类颁奖礼；金鸡百花奖连审美观都还没能树立，摇摆在票房和所谓的工业标准之间，但通通也要臣服于意识形态。 反观金马，不断肯定香港中生代和新生代导演及演员，前几年的柯炜林、刘俊谦，去年的袁澧林，今年的余香凝、钟雪莹和梁雍婷，几乎与香港本地的风向一致，前几年隐约仅有一些中国短片报名金马，金马接下来数年恐怕还会继续保持为中国独立电影出走的舞台（今年的最佳原创剧本有三部都来自中国大陆）。被抵制固然陷入困境，但金马近来的特色皆成就于顺势而为，多少令人佩服。这两年大力对新马电影的发掘，也使人们对华语电影有了更多认识。 第六十届，向金马出走的中国独立电影变多了。金马也赶紧拥抱了这些作品。或许是因为稀缺，金马奖对中国电影的凝视一直没有消失，他们一边对中国的大制作商业电影身体上抗拒，一边对艰辛的独立制作心存悲悯。也难怪曾经的金马奖被中国最大资源的顶级烂片包围，一旦帐幕撤去，金马确实变得清新了。 但也可能不免让金马流连于某种价值意识。早在《神探亨特张》和《八月》这样的作品在十年前获得最佳剧情片时，金马奖已经流露出锄强扶弱的义气。今年的《石门》和《大山来了》胜出也有同样意味，甚至一度让人觉得前几年的波折消失了，除了台下没有亿万巨星，其他的口味变化不大。或许因为中国本身已经充满了庞大纷杂的戏剧冲突，随手撷取已经是对生活的展现，尤其如今生活处处充满限制，大陆电影人的创作热情和付出真是难以想像的（以及越来越向此方靠近的香港）。最终往往在金马反应出的是抽象与白描的对决。即在大陆直接架起机器捕捉到的野蛮景象与墙外宽阔无垠（但无聊）的取景框一起赛跑，最后的输家就是风格化及追求叙事和视觉语言的性格之作。《这个女人》《但愿人长久》《好久不见》以及甚至明明大热却无法入围最佳剧情片的《老狐狸》，台港中新马，不是地域限制，却是对创意的忽视。 如果确定这一种价值意识并订立为标准，也不见得是错，可惜金马欠缺的恰恰是对审美和艺术的标准。公道金马奖做得很足，但审美一直是金马薄弱之处（因为它最初的诞生其实是为了造星）。抛弃了审美的公道，最后只能大部分时间与中庸为伍。 今届赛果有一个最有代表性的漏洞，就是将《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那件事》捧成入围大赢家，最后甚至把最佳改编剧本送给了它。评审的点评大意是，这个剧本成功融合了多种类型片元素。“成功”固然是已经被证实，这部片已经有非常可观的电影票房，但票房是不是保证了它的剧作有水准？如果按照融合类型，过去任何一部周星驰的电影都做得比这部电影更出色，只是没有queer元素，可是显然周星驰的年代，大家对剧本创作的标准是矜持的。 平心而论，《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那件事》实际是一部反queer的电影。它用了许多二元性别社会下的价值观，让剧中的同志角色显得非常“优秀”，但最后的戏剧高潮，是他的父亲哭着表达接受了他。这个最佳改编剧本结构上的情感最高点，是父权社会对一个具备很多优点的同志角色几经疲惫的接纳（异性恋父亲亲口肯定儿子的为人和自己的情感）。看到这个结果，我不得不怀疑，其实台湾社会，以及整个文化创意行业对酷儿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正如《孤味》获奖的时候，我也一度怀疑到底台湾社会对女性的态度是什么。 金马是否一个以技术论技术的场域呢？但它又非常强调自己的人文关怀，以至于在很多重要的奖项上，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指标。以金马的评审规模来说，它应该是真的在反应台湾影像创作社群的审美观和社会价值观。所以《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那件事》的胜利值得质疑，并非因为它大卖，而是为何它的创作瑕疵没有引起评审的共识，甚至连提都没有人提？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