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不少研究指出，人在空间上的流动机会的分布是不平等的。你的国籍、护照、教育程度、种族、性别都会影响到你的流动机会。流动性的不平等是其他维度上的社会不平等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甚至提出“流动性资本”（mobility capital）的概念，强调一个人的流动能力和机会，就像经济资本（财富）、人力资本（教育）、社会资本（人际关系）一样，会带来实际收益。而且流动性资本可以和其他资本互换。 但是在疫情下，流动不再是资本，不流动才是有资源有能力的体现。只有有一定条件的人，才可以长时间不出门而不影响他们的收入和生活质量。这些人的不流动，显然是需要其他人的流动来维持的，比如司机、配送人员、超市职员、清理工、护理工、保安、维修等等各类服务人员。他们是“核心工作人员”（Key Workers）中的重要部分。一些人把自己的流动行为“外包”给了另外一些人，形成了“流动性的再分配”。 流动性的再分配明显显示了在全球范围的现存的不平等，同时也强化了这些不平等。在美国，黑人死于新冠病毒的可能性是白人的3.5倍，拉丁美洲裔人的死亡率是白人的近2倍。少数族裔感染率和死亡率高，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很多人是“核心工作人员”。他们必须“逆行”上班，但是他们的日常流动又充满风险。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这些工人中有28％通常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黑人占美国总劳动力的12％，但是占了依赖公共交通的核心行业人员的近30%。 当流动性被再分配后，公共交通也不再那么“公共”。在多伦多和伦敦的初步调查发现，在地铁和公共汽车上的，越来越多的是残疾人、低收入者、和少数族裔。 在伦敦，一名来自印度的Uber司机在疫情中坚持工作，染上了病毒，但是他不敢去医院检查，担心房东会因得知自己被感染而驱逐他，最后不幸地去世。 社会不平等的具体形式和效果是不断变化的。如果要考察不平等怎么变型再生，特别是在疫情之后有可能怎么进一步演变，我们需要考察流动性的再分配的具体方式。流动性的再分配可以分为两种：强制性再分配和商业性再分配。强制性再分配是短期的，具有冲击性。商业性再分配则涉及更复杂的经济社会关系的变化，效果可能更加长远。 强制性再分配 流动性在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强制性再分配，在印度有明显的体现。印度政府于2020年3月24日宣布从次日起全国禁足，到5月23日，约有750万的来自农村在城里打工的人离开城市，迫切希望回到农村家中。由于公共交通已经全面停滞，很多人不得不抱着行李、带着家眷途步走回家。很多人要走十天才能走到家乡。 到3月30日，已经有22名民工就因为交通事故、疲劳和饥饿在路上死去。 印度农民工这一令世界震惊的流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中的强势群体——政府和城市居民——强制性地“分配”给他们的。印度农民工对流动本来再习以为常不过了。很多农民几个月在城里打工，几个月回乡从事农耕。越是低收入和低种姓的农民，越倾向于在不同州之间进行周期性流动；而收入高的农民，则倾向于短距离流动或者在城里定居。 到了城里，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靠流动谋生：出租车司机、搬运工、小贩、保姆、人力车夫、收垃圾、建筑工、守夜者、门童等。在居住方式上，大多数农民工在城市的贫民区里租房而居。贫民窟里的生计也是高度流动的。比如建筑工的妻子当小时工、或者帮助别人做小买卖。当丈夫没有工作时，妻子的流动性就业可以补贴家用。 当政府宣布禁足令，业主和城市居民停止了流动。男性农民工因为工程暂停失业，而他们妻子则因为不能流动而没有收入。他们停下来的那一刻就是失去工作的那一刻。他们没有钱付房租或买食物。回家是生存的唯一途径。是城市社会的“休克”，造成了农民工的“痉挛”式流动。 流动性再分配的视角，也让我们认识到，即使同样是疫情间的流动，对于不同的人群的意味完全不一样。比如，富人们在疫情间跑到郊区甚至海外的别墅，自我隔离。这种流动方式很可能把病毒从中心城市带到边远地区。但是对富人个人来说，这种自我保护非常有效，而且谁能指责他们搬到他们自己的房产里？他们在疫情间的流动是主动的，不受别人控制。但是，农民工的回家则是被动的，让他们完全措手不及。长途跋涉使他们面临多种危险，甚至，社会还把他们视为重要的病毒传播源。 商业性再分配 商业性的流动再分配是指，替代他人流动的行为成为可以买卖的、类似商品的服务。我们或许可以称那些替人流动者——骑手、司机等等——“专门流动职业群体”。阿里研究院的一份报告声称，一位骑手平均每天可减少24位市民外出。 此数据是否可靠有待进一步考察，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商业性的流动再分配使得若干平台巨头成为此次疫情中的主要受益者。根据阿里的数据，武汉在疫情期间的跑腿单量是疫情前的5倍多，骑手单日的跑腿距离总和是过去的3倍多。美团的数据显示，武汉在疫情期间的配送订单近4百万，其中食品类订单上升200%，慢性处方药订单上升236%。 平台公司以灵活就业的方式吸收大量的配送人员。疫情爆发以来，饿了么蜂鸟即配共吸纳约数十万人注册成为骑手。从疫情爆发到3月18日，美团新增骑手33.6万；整个上半年，新增骑手则达138.6万人。在这些新增的美团骑手中，18.6%原来是工厂工人，14.3为销售人员，排在第三位的是创业或自己做小生意或餐饮业从业人员。平台使得流动性再分配的成本很低：公司几乎不需要任何投入，而对劳务人员来说，专门流动职业群体也基本上不存在技术和身份的门坎。 类似情况也在其他国家发生。在西欧，大部分配送人员为外国劳工，这是外劳最容易进入的行业之一。即使在对劳动力市场管理相当严格的德国，只要有签证，外劳就可以在Helpling或Deliveroo等平台上注册成为专业流动者。基本上不需要其他文件，甚至也不需要说德语。 同时，专业流动者在职业内部也具有高度的灵活流转性。比如在德国，因为疫情禁足做不了清洁小时工的工人，可能就会去农业采摘。 在中国，长途卡车司机变成同城短途运输人员。从一种流动替代服务迅速转移到另一种流动替代服务，也是流动性再分配的一种方式。 再分配的深化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全世界，流动性的再分配可能会是一个不断加速、而且长期持续的趋势。Quest Mobile的数据显示，中国农历新年假的一个月，杂货配送服务市场的月活跃用户估计为7,000万，比去年同期增长了59％。中国在线外卖市场规模将预计从2019年的5779亿元飞跃到2020年的6500亿元。在线外卖市场的发展当然离不开专业流动职业的发展。 比规模的扩展更重要的是结构性的变化。首先，在线外卖向第三线城市农村下沉。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0年3月的数据显示，第三线城市中40%的网民成为外卖用户。其次，年龄较大者也加入了送货服务用户群体。在2月下旬重返工作后的两周内，新增美团送货服务用户中，分别有50和40岁以上人口分别占36％和31％。北京配送初创公司MissFresh 40岁以上的用户，在1月23日到2月23日间跃升了237％。第三，疫情可能也改变了配送平台和餐饮企业之间的关系。很多餐饮企业对第三方配送平台因为其所收取费用高而抱抵触态度。但在疫情期间，和外卖平台合作，成为多数商家自救的首选方式。一商业调查机构显示，约七成受访商家表示在疫后会加大外卖投入。看来，谁掌握了配送流动环节，就掌握了主动权。 在未来，生活中越来越多的领域中的流动可能会被外包给专门职业群体。滴滴在2020年4月全面推开多样“跑腿”服务。iiMedia Research (艾媒咨询)预测，跑腿服务的应用场景将不断延伸，帮忙排队、搬运货物、照顾宠物等都可能变成有偿服务。 在北京起家的“闪送”，声称为用户提供7×24小时，“平均1分钟响应、10分钟上门、同城1小时速递”的流动性服务。 在广度延展的同时，专门流动服务的深度也在加深。外卖平台纷纷斥资发展无接触配送、食安封签、安心卡、智能取餐柜等服务。专门流动服务行业可能会带来新的设备、新的供应链管理程序、新的业态方式。成为一个立体的、多面向、从而会不断吸引资本的有深度的行业。 福利再分配？ 流动性再分配显然也将是社会福利的再分配。问题是，谁收益，谁付出？特别是，迅速崛起的专门流动职业群体将在社会上享有什么地位？ 根据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的“公平工作”项目的报告，在疫情期间，全球的配送平台公司在它们和员工的关系上经历了一个微妙的变化。一开始，公司宣称配送员不是它们的员工，而是独立的合作伙伴，因此，如果他们在疫情当中生病，公司将不会负责。但是后来，公司纷纷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可以分为两种：一是预防性的。比如给配送人员发手套、发送各种信息、发口罩等等。二是补偿性的。当配送人员因感染病毒不能工作的话，一些公司给他们治疗提供经济上的帮助，同时一般也会给他们十四天病假期的最低工资。但是公司也都强调，这些援助是一次性的，这些福利不会改变公司和这些配送人员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配送人员不能以这些福利为依据把自己跟公司的关系变为一种劳动关系和福利关系。一旦疫情过去，一切都会回到从前。 “公平工作”项目的报告也指出，配送人员最关心的是收入的稳定。而平台公司最关心的客户的评价和安全，为了保证客户的安全，为了赢得客户的满意，平台给配送人员提供医疗保护。平台公司提供了重要的公共品（如生活保障、便利、安全），它们也在疫情控制期间和政府紧密合作，但是这些公共品是建立在专门流动职业群体的高强度、高风险、低回报的劳动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平台公司不仅对流动性进行再分配，而且也在对安全、便利等福利做再分配。 专门流动职业群体在疫情当中毕竟赢得了社会上空前的可见度和认可。这一可见度会不会给配送人员带来更多的发言权，争取到更多福利呢？现在看来没有这样的迹象。但这应该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