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0年初甚至更早之前，中文网络圈曾有一篇名为《孙中山否决粤语为国语》的文章广泛流传，据说最后是甚至报纸专栏都可能引用的程度，最后却被证实“不大可能”，内容多半是假新闻。 这篇文章绘形绘声“指出”，粤语在中华民国酝酿的时候，曾经在“国语/普通话”选拔投票中，以一票之差败给北京话，而且那一票更是来自广东出身、母语是粤语的孙文。 历来有不少人表示，这其实不太可能，也作了很多反驳。香港的语言学家刘择明亦曾作有关考证，提出多个论点反驳。大意为：“投票选国语”这件事其实“从来没有发生过”。民国政府当初想建构兼容南北口音的“老国音”实验亦以失败告终。南方来说，粤语人口亦不如吴语人口，以粤语来做全国国语反而匪夷所思。 这个迷思能够流传，与其他网络假新闻流传原理一样——虽然是假的东西，却打中人们的心和情绪。 粤语的源远流长和深厚，令不少人自豪，这自豪也受到“推普”（推广普通话）的现实所抑制，于是母语被边缘化的焦虑总是挥之不去。一些人也感到语言空间受到普通话的挤压，所以“捍卫粤语”的行动和声音也零声而持续地产生。 “国父们投票决定国语”的“另类历史”是假的，却慰藉了一种挫伤的心灵。这心灵是一种语言及文化危机感的投射，广存于粤语人口之中。所以分享上述文章时，他们很多是出于惋惜之情。历史是假的，感情却是真。这个人口总是要对抗关于粤语的刻板印象（如浅碟、现代、“口语”不登大雅等），他们更加想要证明粤语的伟大过去及典雅一面。 这个故事亦似乎有些细节是半真半假，耐人寻味。例如，孙文虽然没有投票支持北京话做国语，但是纵观孙文一生行状，都似乎是建立一个“大中国”，他与主张广东自治的军阀陈炯明的冲突（中山舰事变）更是显例。历史的读者因而确信，在类似的想像情景中，孙文并不见得会偏私广东利益及粤语。反而是面临粤语凋零危机感的网民，可能是来自香港、澳门、广东广西，乃至海外，才是那个十分希望确有其事的人。 我们也多数都确信“一个国家”最后真的会变成“一种语言”——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也是一种很普遍的迷思。因为在一般的中史教育里，整个历史被形容为不同的文化及民族碎片形成“一个事物”的命定过程。 不管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唐朝皇帝称“天可汗”、异族的“汉化”形容、制度上的中央集权趋势等，都是描述出“统一意象”。那么语言难道不也正在走向统一吗？因为一个国家的内部活动需求，慢慢导致“国语”排挤“方言”，似乎都是自古以来之理。在西方对全球的殖民统治过程中，欧洲语言也“消灭”了很多土著语言。 “一个国家一种语言”与其说是定理，不如说是人心底下的欲望。一个甚至值得强力去执行的乌托邦工程。 2 月 19 日香港立法会里面的政制事务委员会，讨论了平等机会委员会（平机会）的工作。该会主席朱敏健表示，平机会正倡议改善少数族裔学生学习中文作为第二语言的措施。委员会主席黎栋国质疑，为什么主流学校的少数族裔学生会以中文为第二语言，又说中国有 56 个民族，但是只有一种语言。 朱之后没有正面回应，表示因为少数族裔学生在家中欠缺中文环境，所以需要加强中文训练。 黎得悉后表示认同，并说：“ 我们国家有 56 个民族，但只有一种语言啊，一种语言就是中文，是不是？我们经常看到很多不像汉族的同胞，但他们讲的普通话是很厉害的。其实他们是有一套的，而且他们那一套（学习普通话）的经验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于是网民和传媒马上尝试事实核查。据中国政府网上有关“中国语言文字概况”简介，正确情况是：中国其实有 56 个民族，有 80 种以上语言、30 种左右文字。56 个民族使用的语言可分为五大语系：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岛语系、南亚语系和印欧语系。 至于文字，其实亦不只汉字。该资料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有 21 个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文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先后为壮、布依、彝、苗、哈尼、傈僳、纳西、侗、佤、黎等民族制订了文字方案。” 根据 2004 年公布的“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除港澳台三地外，1999 年中国内地人口能用普通话进行交际的人口比例只有 53.06%，即当时有一半人口不能用国语交流。 当然经过 20 年的教育、经过人口的新陈代谢，国语沟通率现在应该提高了不少，但仍然能在一般很长的时间，中国其实都有很多种语言并用流通。毕竟中国也多次确认自己是多民族国家，或“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组成的国家”，非如此理论，不能承接清帝逊位时遗留的一篮子民族。这还只是理论，现实里中国的民族问题是很紧张的大问题。 但是在汉族心中，近代史的开端，就是汉人做回主角的辛亥革命。汉族复仇成功，驱除了外族，光复了中华。汉族叙事在新中国放弃阶级斗争改以（中华）民族为纲之后，也一同复活。国家的主体从无产阶级转变为“一个民族”，多数的汉族自然是成为中心。为了新时代的国内沟通和文化传播制订的语言系统，也自然是依从（某些）汉人的习惯。大的越大，小的越小。粤语虽然被边缘化，不过确是不是诸语中最惨的。 19 世纪欧洲“民族国家”的理论来到东方，由日本等邻国输入中国的时候，与英国荷兰数百年前讲究个人的国族主义（nationalism）已经相去甚远。19 世纪初的世界，形象比现代野蛮得多。最进步的思想家可以是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张弱小民族应被兼拼和消灭。因为那个世纪最流行的学问是人类学、人种学、进化论、社会达尔文等等，全是后来纳粹重视的东西。 翻译家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就加入了很多自己的私货，是原书的变异版本，令 20 世纪初中国知识青年也极受社会达尔文世界观的影响。由于这个世界观相信“国际”只是一个民族互相斗争吞食的宇宙，人人都时刻被卷入民族之林的对抗。为了“自强”，帝国里的各族臣民，虽然语言、文字、文化、人种各异，但为了抵抗外敌的需要，需要融合成一个强大的民族，代价包括很多人的母语会成为“方言”。这也是梁启超等提出的强国路径。他提出的中华民族理论，至今在中国仍是唯一实行中的“民族理论”。 那是 20 世纪初的中国广东。时代的潮流迫使中国面对列强，人们需要急起直追，不断尝试输入新知，包括变异的欧陆思想。中国青年受到危机感促使，狂热追求建立单一民族强国“跟上列强”的想法，点燃一场百年跨度的富国强兵马拉松。从蒋介石北阀再次统一中国，到国语普通话的建立、简体字的标准化，中国人对“标准化”总是永远不嫌多，觉得不足够。 为了强国和进步，民国的文化人甚至推广过汉字拼音化。因为当时一些人认为拼音文字本质上胜于方块字，他们主张继续使用落后的文字会令整个民族在知性和文明上落后。 当一切都是为了富国强兵，全是百份百实用主义，文化多样性就会成为沟通的阻碍。不只文字要简化，中国人也最好只讲一种话。如果剩下一种语言，不是很方便吗？节省了很多沟通成本，很多人都可能会下意识支持。 今天做不到，只是未能做到，但“标准普世化”的欲望，从秦始皇就已经开始。秦始皇二千多年前的标准化工程，只是满足了最低行政要求，即是传达到政令，维持到帝国基本运转即可。所以他统一了书写文字，但不可能也不需统一语音。事实说明“中国”是以文字来维持，其他元素例如主体民族、思想、统治家族、制度等等都可以置换。 黎栋国的话当然可视为政治不正确，因为不符合中国是多民族的前设，而且以“是否像汉族”来论人，其实在多民族的中国有点落入“伤害不同民族感情”的危墙。新中国之前的大清，就是一个十足的多民族帝国。 现代香港的民族构成相对单一，但中国却混杂很多，民族关系是一个敏感问题。中国一些中史教科书甚至更新了南宋名将岳飞的定性，不再强调他是“民族英雄”。因为这感觉太“大汉”了——他对抗的金兵，也是今天中国境内的人。为免挑起“民族矛盾”，就需要变动岳飞的传统人设，可见中国在防止民族矛盾的议题上连很细微的地方都不放过。 在中国旁边的日本及韩国，应该是全世界较为接近“单一民族国家理想”的国家。然而在日本，日本是否单一民族单一语言国家却也是引起争议的敏感话题，并非不证自明的公理。 2020 年 1 月 13 日，日本时任副相兼财政大臣麻生太郎因为声称日本是“二千年来以一个国家、一个地方、一种语言、一个民族、一个王朝126代天皇延续至今的国家”而遭受舆论批评，他一日后便火速道歉，收回言论。 原因是日本政府才近年立法通过，认可包括北海道的阿伊努人（Ainu）为日本原住民族，阿伊努人也有阿伊努语。所以声称日本是单一语言和民族国家的言论，其实不符合政府的方针。虽然他说的好像也是不少人的印象，但仍是引发争议。民族成份明显更为单一的日本尚且如此，“民族问题”在中国就只有更敏感。 所以黎是否发出了一个“超民族主义”、大汉思想的佛洛伊德式失言？即使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粤语母语的香港人，在他们投入汉族身份的时候，也会认同理所当然地“一个民族说一种语言”，汉字加普通话。好像很理所当然。 这种极端民族主义式的语言观，其实还是十分普遍。这个工程在 19 世纪末就开始，直至今天。正是由于香港人口主要是所谓“汉人”，我们其实是处于比中国内地可能更难自我察觉的大汉文化中。 《孙中山否决粤语为国语》为何能够疯传？背后的大众心理，是我们也渴望——即使在幻想中——粤语成为全中国的国语，我们便也能享用某种语言特权，然而若我们没有尊重“其他文化”，必会换来一样的结果：在实用和权准化狂热下，千千万万“没用”的语言，被“有用”的大语言辗碎。作为一个复杂多元文化体系的“中国”，被人们心甘情愿地慢慢收缩，面临日复一日变得逊色和呆板的危机。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