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紫文在脑海中推演过无数次警察冲进报社的时刻。那时候该问他们什么问题，采访资料怎么保全，她都想过，但事情真正发生的那天，她是在手机上看着自己的同事，直播警察一队一队进入公司，在办公桌之间拉上橙色封锁线，再看着大老板黎智英被押回办公室，总编辑罗伟光生气地与警察理论。 “好激动，激动到整个人都在震，尤其是看到警察在翻同事摆在桌上的文件的时候，那里面有多少资讯呀？警察有搜索票吗？”那天，邓紫文休假，原本打算在家休息，起床后看见直播，心想“大镬了（粤语，糟糕了）”，马上换了衣服，下楼拦了一辆的士便飞回公司。 8月10日早晨，《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因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被捕，不久后，约200名香港警察进入《苹果日报》大楼，进行了长达8小时的搜查。邓紫文抵达位于将军澳工业邨的报社后，大楼已被团团封锁。她发现有些放假的同事也回来了。他们要向警员展示记者证、职员证，登记身份证、电话和地址之后，才能到达位于二楼的编采部。“国安法杀到身边了，真的来了，”回想起那天，邓紫文说。 多年来，香港一直拥有相对较高的新闻自由。许多国际媒体在香港设立分部，将香港视为报导中国新闻的跳板，记者在香港做报导，也无须担心官方跟踪或者是骚扰。但港区国安法实施后，新闻界产生了相当大的隐忧。 国安法部分条文涉及新闻媒体，第九条列明港府需对媒体加强监督和管理，许多新闻工作者担心监督政府的报导未来会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令他们被“以言入罪”，或者工作会被警察监控、需要强制交出采访资料等等。 稿子怎么写也写不好 邓紫文入行七年，目前负责专题报道。论资历，她已经算是一个资深记者，见过不少大风大浪。但最近和同事们聊天的时候讲起，从去年反修例运动一路累积的疲惫和抑郁好像就快要藏不住了。“一日比一日黑暗，看不见出路，未来的环境好像只会更严峻。” 那几天，邓紫文心情混乱，稿子怎么写也写不好。许多过去的受访者传来讯息，问她可不可以拿掉刊登在网站上的访问，有些先前约好的采访，也因为受访者担心安全而取消了。“这一年整体的气氛是，访问越来越难做。去年反修例运动时，大家还算是愿意与记者分享想法，顶多请你不要拍摄到他的样子或是使用化名，但国安法实施后，连这样的访问也更难做了。” 港区国安法虽然已有具体条文，但什么将会被视为触犯“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恐怖活动”或是“外部势力干预”，所有人有的只是模糊的想像。邓紫文说，不害怕被捕、坐牢“绝对是假的”，但更令她担心的，是她立即感受到的、尾随国安法而来的，对自己工作上的自我审查。“作为一个专题记者，我们常常需要想有什么题目是需要做的、可以做的。在苹果不会有审查，我们什么都可以做，但是国安法实施后，出现了一条隐形的红线，”她说。“你不知道红线在哪里、写什么会触碰到它的时候，反而更容易为自己划下限制。这或许也是国安法之所以那么模糊的原因。” “国安法之后，心里出现了一个声音。这个题目可以做吗？做了之后安全吗？我会被抓吗？”她认为这是传媒行业的大忌。“一旦新闻开始自我审查，整个行业所坚守的价值也就随之崩毁了。”她说，她只能尽全力在恐惧中抵抗这件事。 离开、坐牢、成为喉舌，你选一个 《苹果日报》大楼被搜查的那一天，为外媒工作的自由身记者 Jack 终于付费下载了 VPN，将他所有工作上的对话都搬到了 Signal，并设立了新的加密电子邮件信箱。他也将过去的采访录音、逐字稿、笔记都做了整理。“最差的情况是，有一天香港不能保留这些资料了，那就把它们都寄到国外去。” Jack 大约五年前入行，作为主要帮外媒供稿与相片的自由身记者已经快要两年了。怎么在未知的政治环境下保护受访者资讯，是 Jack 当时想到的第一件事。以前他总是听说，在极权国家工作的记者朋友要如何与政权斗智，才能将采访资料回传给公司，他没想到一直算是自由的香港，有一天他也需要有类似的心理准备。Jack 只能开自己的玩笑： “还好我的字写得很丑，过几天没有整理，连我自己都看不懂。完全不用软体，天然加密。” 然而除了确保受访者安全之外，自己的安全也令 Jack 担忧。港区国安法包含“外国势力”，令行家们揣测在香港设有办公室的外国媒体、以及外国媒体聘请的香港记者，会否成为国安法的目标。有大量的外国传媒机构，都将自己的亚太区总部设在香港，Jack 最近听说，有些驻港记者的签证一直没有获批，种种因素都让 Jack 觉得，应该小心为上。 “不过常常想一想，又觉得好像除了做好资讯安全保护之外，没有其他真的能够小心的地方，”Jack 说，表情无奈。参照中国大陆的经验，Jack 认为警察不会直接抓记者，但未来外媒记者在采访上遇到的阻力可能会增加非常多。“可能会骚扰你还有你身边的人，想办法干扰你与受访者的联系，在访问地点拦截你，或是监听你的电话、骇入你的社交媒体帐号等等。” 自由身记者面对的情况又更加复杂。没有公司在背后支撑，如果出了事可能要自己扛，不会有来自机构的保护，因为这样 Jack 这几个月一直在尝试找全职工作，然而因为疫情影响，许多公司都冻结人事成本，找工作的计划没有那么容易实现。 许多外媒机构会做的安全培训与法律咨询工作，身为自由身记者的 Jack 因为不是全职员工，也无法运用这方面的资源。“可能就是，这个年代在香港做自由身记者的现实吧。我常常会突然地有希望，觉得怕什么呢，但有时候又莫名很害怕。” “规则由他们定，就算你做了持平客观又中立的报导，他们认为你有问题，你可能就有问题。”但 Jack 也说，不可能因为这样就不再写报导。“所以我想最后留给记者的选择可能是，离开传媒业、成为政权喉舌或是坐牢，这三个你选一个吧。” Jack说他还没想好，如果那一天到来，三个选项摆在他眼前，他要选择哪一个。 在脑中模拟自己被捕的情景 在香港有线电视工作了两年多的黎婉婷则很清楚地知道，她绝对不可能成为政权的喉舌。 入行五年多，她做过报纸、电台、电视，不管是在哪里，都有资深的前辈告诉她，记者不仅仅是一个职业，在做记者之前，要先做好一个人。“所以更没有理由当有不公义的事情在我眼前发生，我却一点声音都不出。” 国安法实施后，有线电视高层出现人事变动；最近，电视台又解雇三名工程部资深员工，事件引发一众员工不满，联署要求管理层解释人事变动原因，并进一步告知会否再有裁员行动。黎婉婷也是其中一位联署的职员。 “审查要来了吗？”那是她听到消息的第一个想法。 黎婉婷的公司有许多经验丰富的同事，许多更是熟知中国的政治运作与传媒生态。他们估计，国安法后，目前香港记者应尚未有被直接逮捕的风险，但可能会受到警方“密切关切”或是要求协助调查等等。 黎婉婷也曾到中国采访，在西南内陆的一个小乡村里，她与同事由入村起便由公安跟着。“他们还说，老师，天气热，你们待会再做访问吧，就把我们带到像是乡里办事处的地方，切了西瓜给我们吃，之后马上把我们载到市区的高级酒店。”她记得，那个酒店高级到她和同事怀疑有诈，学电影情节那样在柜子、桌子底、灯罩里都摸了一圈，但没发现窃听装置。 因为拥有中国经验，黎婉婷与同事都知道，红线划下之后，传媒要做的便只有寻找能继续做报导的空间。“在内地的记者也是这样的，”她说。“是不是很没志气？可能是。这条红线会不会游移？绝对会。但你有没有理由就不做报导了？当然没有。” 编辑与资深的同事建议她，虽然不太可能发生，但每隔一阵子，就要在脑中模拟自己被捕的情景与应对方式。“多模拟几次，万一，万一真的发生了，至少不会那么慌乱。”那包含记住律师的电话，事前交待值得信任的朋友，万一自己被捕，该如何处理自己手上的采访资料，也包含为家人做好心理建设。 黎婉婷最近与母亲进行了这个对话。“妈妈哭了，她叫我不要跟人斗气，要保全自己。”但黎婉婷已经不确定，在今天的香港，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是不是就代表自己与家人就安全了。 最近，她在家中显眼处放了一个逃难包包，里头装有她与妈妈的护照、备用电话与现金。“万一真的有什么事，一拿了就可以走。”走去哪，不知道，但黎婉婷希望永远都不需要用上它。 好像有人在远方按删除键 阿仁最近觉得，香港的一切都正在消逝，而他像是一个旁观者，目睹了一次记忆的修正工程。“好像有人在远方按删除键，删掉这个人，这个人不存在了，删掉这件事，这件事也不再存在了。” 阿仁是香港一间本地媒体的港闻记者。入行六年，他的生活由一个又一个的政治事件，与大大小小的选举、示威所串起。他回顾他由雨伞运动入行，一直到今天，对他来说于公于私最重要的一年，都是去年如风暴一般的反修例运动。 但这么重要的一年，却正在消逝。 6月30日晚上11点，港区国安法刊宪并生效，他点开手机里的 Telegram 应用程式，从聊天记录的最头一直滑到最尾。除了几个熟悉的朋友还显示在线之外，里面只剩下大片大片的 Deleted Account，“一排排的用户头像都变成了灰色的卡通幽灵图案”，阿仁稍微数了数，有快要 50 只幽灵。 阿仁去年为了顺利采访反修例运动下载了这个应用程式，这是示威者之间最常使用的联系方式，但“国安法杀来了，他们也都撤出了”。当时他不知道这只是个起头。后来的两个月里，阿仁看着过去的受访者有人永远离开了香港，有人被判刑，有人消失。每次翻开电话簿阿仁都感到怅然。“最近我很努力地想，去年反修例运动的哪一天，我在哪边见过了什么人，他们跟我说了什么话，有时候实在想不起来。随着联系记录消失，剩下的记忆好像也一起慢慢不见了。” 新闻是历史的初稿，过去每次在办公室里写稿写到灰心丧志，有同事为了提振士气而这样说的时候，阿仁总是会半开玩笑地回嘴：“讲这些做什么，真是陈腔滥调。”但这几个月，他好像终于了解了这句话的重量。 7月21日，他回访了去年721元朗站袭击事件的伤者，有人患上创伤后遗症，至今仍然有意回避元朗地铁站。一个多月后，新界北总区刑事总部高级警司陈天柱指，721元朗站事件并非“无差别袭击”，又形容在双方在元朗站大堂对峙时，“势均力敌，旗鼓相当”，受访者看完新闻直播气馁地传讯息给他，说“谎话连篇”。阿仁不知道该如何反应。 初初入行时，阿仁以为自己不会做得久。传媒业工时长、人工低、工作压力大，行业里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记者的职业生命有“三年小限，五年大限”，能留得久的人不多，但不知不觉，阿仁也跨过了五年期限。“反修例运动爆发以前想过转行。每天都在新闻前线⋯⋯很消耗，但是突然一下你就撞上一个大时代，觉得对社会有责任，走不了。” 面对为传媒行业带来更多未知的国安法，阿仁说他不是没有担心过。“会害怕是一定的，不可能不害怕。但有这么多未知的时候，我只能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继续采访，继续报导，”他笑着说。“记者的角色是做中立的报导，是做权力的监督者，不管这个权力握在谁的手上。就这一点来说，我们一直都会是政权的眼中钉，现在我们只是终于做回这个角色了而已。好好做自己该做的事，这样就够了。” （尊重受访者意愿，邓紫文、Jack、黎婉婷、阿仁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