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ddie至今难以忘记三年前的那个日子。 2021年2月1日，早上七点，他突然被表哥叫醒，对方问他，“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 他迷茫地摇摇头。表哥告诉他，“军政府发动了政变。” Freddie一时震惊得说不出话来，一个月前，网上时不时会传出“军政府即将发动政变，推翻选举结果”的“谣言”，但他从未相信。Freddie时年18岁，正在阳光科技大学读工程专业。 两个月前（2020年11月），缅甸举行了大选，这是自2011年缅甸脱离直接军事统治以来的第二次大选。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民盟，NLD）再次赢得国会多数席位。Freddie的父亲也是民盟的成员，2015年他首次在掸邦的区域选举中当选为掸邦邦议会的议员，2020年末的选举中，他成功连任。 而这一切，都将被这场政变化为乌有。 政变那一天，他们仍记忆犹新 2011年2月1日凌晨，缅甸国防军推翻在2020年缅甸议会选举中赢得选举的全国民主联盟政府，成立了缅甸国家管理委员会主导的军政府，由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莱昂领导。之后国防军宣布全国进入为期一年的紧急状态。时任缅甸总统温敏和民盟的领导者、国务资政昂山素季也遭到军政府拘禁，同时被捕的还有中央政府内阁成员以及议员。 那天，母亲走过来和Freddie说，政府军一早就登门，要求见他的父亲。母亲撒谎父亲不在家中，他们才不情愿地暂时离去。Freddie所居住的政府大院中，也已经有多位掸邦民盟的议员、部长被捕，政府军包围了整个院子，到处都是军人，令大家很惊慌。 Freddie洗了一把脸，去见父亲，他看到父亲脸色苍白，没有一丝血色。他想到过往被军政府关押起来的政治犯，不仅要和家人离别，失去自由，连生病后就医的权利都没有，他非常担心父亲，跑到后院没有人看到的地方，大哭了一场。 万幸的是，父亲由于职级不高，并未被捕。他们一家人被软禁了10天，10天后，军政府要求他们离开住所。他们匆忙打包好所有东西，Freddie执意要带上家中的5只猫一起离开，他说，“那些军人不会愿意照顾它们，留下它们，它们一定会饿死。” 一家人带着5只猫从掸邦的首府东芝市回到Freddie出生的小镇——同样位于掸邦的yebu，在2015年父亲当选之前，他与妹妹、父母都一直居住在这里。 三周后，眼看着局势并未缓和：民众和平上街抗议无效，军政府逮捕了大批示威者，甚至开枪射杀他们。父亲决定独自离开缅甸，开始在海外流亡。 提到政变那一天，NiNi也是一样记忆犹新。 她说话语气坚定，条理清楚，颇有主见。2000年，她出生在缅甸一个中产家庭，父母是缅甸8888民主运动时期的学生。 1988年，缅甸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争取民主运动，这场运动因1988年8月8日的大型示威而得名。日后民盟的领导者昂山素季，正是从参与这场运动开始，组建了全国民主联盟，成为了缅甸政坛的重要人物。 就在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军政府突然发动了政变，对示威者进行血腥镇压，这场民主运动就此宣告失败。昂山素季也在此后遭受了长时间的多次软禁。然而，这场运动之后，全国民主联盟发展成为了缅甸最大的反对派政治势力，民主理念也得以深入人心，对军政府的权力构成了巨大挑战。 NiNi的父母当时正读中学，虽然并未直接参与示威，但在此期间“民主”“自由”等价值被广泛讨论，他们也成为了昂山素季的坚定支持者。但运动结束后，缅甸爆发了经济危机，通货膨胀，民不聊生，父母的家庭不再能支持他们继续读书，他们中学毕业后便开始工作。 父母后来成为了食物行业的小商人。从小，母亲总是和她说，吃一块肉，要多吃点米饭，因为肉的价格更高，但NiNi总想多吃一些肉。 长期的军事统治带来了腐败、经济萧条，军政府在压力之下开始寻求改革。2010年，被软禁了20多年的昂山素季被释放，民盟被允许注册为一个合法政党，可以参与选举；2012年，军政府宣布废除国内出版物的审查制度，允许民办报纸。2015年，缅甸举办有史以来第一次民主选举，昂山素季领导的民盟在选举中大胜。 在此期间，缅甸的公民社会开始蓬勃发展。直到2021年军政府再次突然发生政变之前，这十年的时间被视为缅甸重要的民主改革时期。 NiNi是在此期间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读中学时，她开始大量接触宣传民主价值的独立杂志。她读到一篇文章，将贫困问题和缅甸的政治现实联系起来，她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因为政治，我和我的家庭才只能吃得起一点肉。 从那时开始，她积极地关注缅甸的政治情况。2018年，她进入曼德勒大学学习法律，立志未来投身政界。 2021年政变发生时，她正在参与一场重要的国际模拟法庭比赛，她所在的小组进入了决赛阶段，将代表缅甸和其他国家的法律学生在线上展开辩论。她是小组的组长，带领着小组成员，已经认真准备了数月。 2月1日的那个早晨，她醒来后想如常继续备赛，却发现网络被切断了，电话也打不出去。她打开电视，电视中有一个单调的声音重复着：为了民众的安全，军政府已经切断了网络信号，直到和平恢复。 她懵了。2010年代，在相对自由宽松的氛围中，智能手机和低价的网络进入了缅甸普通人的生活，许多关于政治、民主的讨论也发生于活跃的社交媒体。如今，一夜政变，军政府试图再次控制信息。 虽然不久后网络逐渐恢复。但军政府封锁了Facebook、Instagram、Twitter等应用，缅甸民众想要登录这些应用，必须使用VPN。Freddie表示，在政变后的过去三年，缅甸无论老少，几乎都掌握了使用VPN 的方法。但在街头，总有军人随机查路人的手机，如果被发现VPN，就有可能被逮捕。 NiNi说，“我无法相信在21世纪，还有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对她这一代年轻人而言，言论自由、选举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她从未想过，这一切会被如此轻易地夺走。 那段时间，原本坚强独立的NiNi哭过很多次，她说，“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原本在专心为我的竞赛、我的未来做准备。但突然之间，我没有未来了。” 失去“未来”，是政变之后许多缅甸人的普遍感受。原本对于生活的规划，被这场政变打乱，有的人再也无法回到原来的生活轨迹。 “革命需要牺牲，我愿意牺牲我的未来” 政变发生后不久，缅甸全国多个城市都爆发了抗议政变与军政府的和平示威，民众要求军政府释放昂山素季，承认大选结果。当时正值新冠疫情期间，仰光等城市的医护人员率先发起“公民不服从”（CDM）运动，决定通过罢工的方式反抗军政府，并在网络上呼吁更多民众加入，通过罢工、罢课的方式，瘫痪体制，反抗军事统治。 NiNi在政变后，也走上了街头参与示威。 2月9日，军政府在和平示威中开了枪，一位年仅20岁的示威者妙兑兑凯（Mya Thwe Thwe Khine）中弹，并在送医后几日内过世，她是军政府在2021年政变后枪杀的第一位和平示威者。此后，在军政府的暴力镇压中，有更多的示威者被捕、被杀。 “更多人被杀之后，父母开始担心我的安全，后来上街，爸爸几乎都会和我一起去，他想要保护我。” NiNi记得，自己最后一次上街是在2021年3月20日左右，那是一场爆发于她所在城市曼德勒的示威，数万人走上街头和平抗议。不久，军队便从四面八方涌来，向示威者开枪。她和其他二十余示威者躲进一处建筑，大家不敢出声，一起在黑暗中听着从街道上传来的枪声、军人的咒骂和恐吓声，还有被捕示威者的哀嚎。 大约三小时后，深夜，所有声音都渐渐平息了，他们才敢三三两两地逐渐离开躲藏地。 那晚之后，NiNi决定参与“公民不服从运动”，开始罢课。 她说，“街头抗议始终无法长久，也更容易被军政府血腥镇压。我在网上看到越来越人参与公民不服从运动，我们要用这种方式，令军政府统治下的社会无法正常运转。” 这场由医护人员发起的运动，在短短几个月中受到了数十万人的响应：政府职员、学生、老师、铁路工人，甚至是军人，纷纷开始罢工、罢课。 父亲流亡后，Freddie的一家人都参与了“公民不服从运动”。母亲原本是政府职员，罢工之后，她回到家乡yebu，开始种地为生。她一个人在地里要做许多体力活，Freddie在缅甸时，时常骑着摩托和母亲一起去田地里干活。Freddie的皮肤黝黑，身高不高，有一些纤瘦，戴着一副眼镜。他知道自己并不强壮，但他说，“我必须去和母亲一起承担。” 原本皮肤较白的母亲，在长时间的日照下，一天天地黑了起来。 发生政变时，Freddie的妹妹只有11岁，为了参与“公民不服从运动”，她不再去学校，开始在网上接收流亡政府民族团结政府NUG（National United Government)提供的课程，这些课程通过网络私下传播，报名后通过简单的面试，即可参加。大部分课程都是免费的，只有少数课程会收取少许费用。 Freddie说，“在线上上课，对妹妹来说并不是最佳的选择，她缺少了很多和同龄人的互动，更有钱的人，会选择把孩子送去国际学校，这样既支持了CDM，又不用接受政府的洗脑教育。但对于我的家庭来说，这已经是我们能够做出的最好的选择。” 学校的许多老师也参与了这场运动，失去了原本的生计。有的老师转行去开了便利店，有的老师流亡到海外，开始做线上课程的老师。NiNi和其他参与CDM的同学有时会为这些老师捐钱，以支持他们的生活。 她说，“至少我们都为革命贡献了一些东西。” 在高峰时期，Freddie和NiNi各自的班级中，有至少一半的同学都参与了这场运动。那时，大家总是在谈论“牺牲”，“革命需要牺牲，我愿意牺牲我的未来”，或者是，“如果没有人牺牲，革命便没有出路”。 于是，有的人牺牲了自己的工作，有的人牺牲了自己的学业，有的人被迫流亡。然而，国家的境况并未像他们所期望的那样，在短时间内发生重大转变。一波又一波街头抗议被残酷镇压之后，许多人决定加入由流亡政府NUG组建的人民防卫军（people’s defense force,PDF)，与军政府交战。直至成稿时，战事仍在继续。 而另一边，军政府采用了各种手段控制局势，包括加剧对CDM参与者的打压，通过开除、恐吓、逮捕等方式，逼迫参与者回到工作岗位和学校。 在各种压力下，一两年后，一些同学决定回到学校，继续学习。 NiNi说，“得到大学的文凭，意味着你有更稳定的工作、更高的薪水。”在动荡之后通货膨胀、经济萧条的缅甸，这意味着切实的生存利益。 Freddie曾经最好的朋友便在不久前回到了学校，他说，“每个CDM参与者几乎都有这样的朋友。他（朋友）回去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 同样参与了CDM的Marie，则对那些回去的人表示理解。她说，“许多女同学罢课之后不久就结了婚，如今很多人已经做了母亲，没有机会再回去接受高等教育了。很多更小的孩子为了参加CDM，只能通过上网课来接受教育，更多地接触了网络游戏、化妆，这对他们的成长未必是一件好事。” 她总结道，“说到底，要反抗军政府，我们需要有知识，受教育，所以我怎么能责怪那些决定回去上课的同学呢？不是每个人都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而他们那些继续坚持公民不服从的朋友们，有的留在缅甸做小生意；有的去了日本，成为了照顾长者的护工；有的申请到了其他国家学校的奖学金，离开故土，继续深造；还有的，家庭较为宽裕，去了西方国家念书、生活。 香港，清迈，美索……不服从者的大离散之路 而Freddie、NiNi等人，也在重新选择着自己的未来。 NiNi罢课后，开始远程为一家地下NGO工作，为缅甸的示威者提供法律援助。这间NGO驻地在泰国，为它工作很有可能被捕，NiNi因此总是有些提心吊胆，每天都处在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当时，一位参与CDM的教授和NiNi说，“你很有天赋，你应该继续学业。接受了更好的教育，你才能更好地为我们国家的未来出一份力。” 2022年，NiNi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她铁了心要将CDM坚持到底，但家庭环境无法支持她去国外读书，于是她开始着手申请奖学金，NiNi说，“申请奖学金竞争非常激烈，往往有几千个人申请，最终只有100人能得到奖学金。”她也中间收过无数拒信。 一年半后，她终于拿到香港一间大学的奖学金，2023年8月，她去到香港读书，原本在缅甸还有半年就可以毕业的她，又重新从大一开始读起。 Freddie也在同年申请到了香港另一间大学的奖学金，告别了母亲和妹妹，和父亲一样踏上异乡，去到香港继续学业。 而另一边，泰国清迈是缅甸人的一个聚集地。从1988年民主运动开始，便陆续有缅甸的活动家移居此处，这里距离缅甸较近，生活成本又远低于曼谷，因而成为大家的选择。政变后，在清迈大学，迎来了一群参与CDM的缅甸学生。Marie便是其中的一位。 她的父亲是一位曾经的政治犯，因为在一家争取少数民族权利的组织工作，在她2岁时被捕，当时被判刑79年，后来父亲遇到政府特赦，在她9岁时出狱。 从小，家人几乎不会主动和Marie谈起父亲，如果她问起，妈妈就告诉她，爸爸出门旅行了。7岁的时候，她因为父亲在学校受到同学的霸凌，同学们嘲笑道，“你爸爸是犯人！”，她才从同学的口中知道，原来父亲在监狱中坐牢。 父亲被释放后，她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和这个陌生的男人逐渐熟悉、亲密起来。在饭桌上，父亲总是会和她聊到缅甸的政治现状，特别是缅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不平等地位。那是Marie重要的启蒙。 政变发生时，她的父亲在为争取少数民族权益的NGO工作，母亲则在为争取妇女权益的NGO工作，政变之后，他们所在的NGO都转入地下运作的状态。Marie也几乎在第一时间参与了罢课，后来，她在父母的支持下，来到清迈大学学习。 离开缅甸、去到其他国家读书，不仅需要优异的成绩或殷实的家底，还需要拥有一本护照。而在政变后的缅甸，得到一本护照也并不容易。 NiNi说，“在我想要申请护照的时候，缅甸政府因为太多人逃离国内，突然暂停了护照的审批，我非常恐慌，担心自己走不了”。后来，她和家人向政府官员谎称要去印度一处佛教圣地朝圣，才以宗教的名义申请到了一本护照。而走通这个程序，花费了她家庭月收入的一半。 Freddie则表示，在申请护照时，为了能够尽快拿到护照，不得不去贿赂官员，否则就要等待数月。但贿赂官员，对于原本想和体制划清界限的CDM参与者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接受的事。Freddie说自己“不想那样做（贿赂），但不得不如此，不得不。” 即使拿到了护照，也很可能在机场受到盘问和检查。另一位在清迈大学读书的August就遭遇了这样的盘问。 2002年，August出生在一个保守的军人背景的家庭，身为佛教徒的他，也曾支持政府对于缅甸境内穆斯林罗兴亚人的打压。18岁时，他的大学由于新冠疫情停课，他机缘巧合进入一间由西方人办的民间学校学习，从那里“才第一次了解到关于缅甸穆斯林的真正历史”，他感到自己被国家宣传和自己的家庭欺骗了，为自己过往的行为感到羞愧和后悔。 从那时起，他开始积极参与缅甸的公民社会，在倡导宗教自由的NGO中做志愿者。政变之后，他不顾学校的严令禁止，参与了示威游行，同时间开始罢课。 两年后，他靠着工作几年的积蓄与经验，申请了清迈大学的项目。在缅甸东芝市的机场，准备登机前，缅甸海关人员盘问他：“你是一个学生，为什么不在学校里好好念书，反而要出国？你是不是参加了CDM？” August则反复辩称，“我外公是军人，我哥哥也是军人，我不可能做那样的事情。”最终才被侥幸放过。 而那些无法申请到一本护照、又想要逃离缅甸的CDM参与者，大部分都来了美索。 美索位于泰国西部，是泰国达府下属的一个县。1997年，一座泰缅友谊大桥（Thai-Myanmar Friendship Bridge）的建立，正式将缅甸的妙瓦底与泰国的美索联结起来。但早在此之前，由于缅甸民族之间的内战、反复动荡的政局，美索便成为了缅甸地方民族武装、流亡者、活动家与难民的目的地。少数拥有合法文件的缅甸人会通过这座大桥来到美索，但更多没有身份文件的缅甸人，会通过搭乘莫爱河上的小船跨越边境。当地人告诉我，船家通过贿赂打通了关系，是一条存在已久的灰色通道。 2021年政变发生之后，更多缅甸人来到了这里。有的人在这里短暂休息、就医，然后再次穿越边境，回到缅甸丛林中和军政府作战；有的人则无限期的在此停留——从美索去往泰国其他城市，需要通过检查哨点，因此许多没有身份文件的缅甸人，只能留在这里。 在美索被泰国警察截停是常有的事，而被截查则意味着需要贿赂警察。有时被截查，是因为没身份文件，有时被截查，是因为无证驾驶摩托车——摩托车是这里主要的交通工具，在歪脑记者认识的缅甸人中，有两位缅甸朋友坚持骑自行车出行，他们说，泰国警察认为骑自行车的人太穷了，没钱贿赂他们，所以不愿意花力气截查他们。——每次被索贿，需要支付的金额为1000~5000泰铢不等。 据当地一些缅甸人传授的“潜规则”：如果你愿意每个月交给警察300泰铢的“保护费”，就可以得到一个电话号码，下一次你在被截查时，打电话给这个号码，对方会为你证明你交了钱。如果你想“合法地”无证驾驶摩托车，则需要每月多交1000泰铢。 但拥有一个电话号码有时并不能保证万无一失。一位缅甸朋友告诉记者，她的号码有一次不知为何打不通，好像是那位警察被调去了别处，面对向她索贿的警察，她只能再交一次“罚款”。 记者在美索一场缅甸人的活动上，遇到了Elena。她留着齐耳短发，模样有点像中国人（后来才知道，她的祖母是中国人），她在活动现场牵着一只白色的小狗，总站在活动外围，看起来很沉默。 美索并不意味着完全安全，这里总有缅甸军政府的间谍出没，有时记者在当地的缅甸餐厅和缅甸朋友聊他们的经历，声音稍微大了一些，他们立刻会小声提醒，“小声点，小心周围有间谍。”也有人有安全的顾虑不愿和媒体交谈，记者也因此碰了许多钉子。 但Elena在得知记者的身份后，几乎立刻表示：“我希望更多人关注我的国家，所以我很愿意和你聊聊。” 今年29岁的Elena毕业于仰光大学，毕业后她进入政府部门，成为了一名检察官。 做检察官的几年，她看到了许多腐败，贿赂检察官、法官的事情时有发生，也有人想贿赂她，但她总是拒绝，因此被其他人说“固执”。 那时她总想，“昂山素季政府有一天会改变这些腐败的，只是需要时间。”然而她等来的，却是一场政变。 政变发生后没多久，愤怒的她便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参与公民不服从运动的帖子，开始罢工。她说，“我那时没有想过后果是什么，只是觉得如果继续工作，就意味着要帮军政府，去起诉那些无辜的示威者，我不想这样做。” 她的2000多个同事中，只有5个和她一起参与了公民不服从运动，其余的同事，在政变发生之时也表达过愤怒，但很快便不再做声。Elena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变之后，军政府总是通过升职加薪，来留下这些公务员。” 她原本和几位同事非常要好，失去同事就是失去了原有的社交网络，“我一开始也很难过，很孤独，好像失去了所有的原本的朋友。但我一想到他们起诉了很多无辜的人，就觉得无法原谅”，她稍微笑了一下，补充道：“就算我联络他们，他们也不敢和我说话了。” 每个参与公民不服从运动的政府职员，都成了军政府极力想要逮捕的对象，和这些人保持联络，很可能会惹火烧身。军政府将参与公民不服从运动的公务员列入了黑名单，在每个机场，都有人对照名单确认乘客中没有黑名单上的人；军政府还封锁了他们其中一些人的银行账户。 在银行账户被封锁之前，Elena去银行取出来自己这几年所有的积蓄，和父母搬离了仰光，去了乡下躲避，每隔一段时间换一个地方。军政府时不时骚扰她的亲戚朋友，问她去了哪里。 她当时的精神状态非常不稳定，许久都无法接受政变发生的现实，每天都在极度愤怒、恐惧之中度过。白天不停地转发社交媒体上的新闻，晚上则辗转反侧。有时候，她听说军政府正在这一带挨家挨户地检查，就担惊受怕，更严重的失眠。 Elena是家中的独生女，父亲是一名思想开明的军人，十年前因为健康原因提早退休；母亲原本是一名工程师，自她出生后就辞去工作在家照顾她。小时候，她家中放着昂山素季的照片，但父母告诉她，一定要小心地藏好。直到民主改革时期，家人才敢光明正大地将照片摆出来。 政变发生之后，父母支持她参与公民不服从运动的决定，但又非常担心她的安全。在和她一起东躲西藏的日子里，半夜醒来，她经常看到妈妈也醒着，用担忧的目光看着她。 不想让父母再担惊受怕，和她一起四处躲藏，她决定离开缅甸。 在小城美索相遇之后，Elena告诉记者她是如何“偷渡”来到这里的。 2022年6月，在躲藏了一年多之后，她终于启程，流亡美索。她做了许多准备：一位年龄相仿的朋友借给她自己的身份证，让她应付一路的检查；她删除了手机上所有的照片和信息——军政府总会抽查人们的手机。Elena从仰光搭乘巴士来到缅甸的边境城市妙瓦底，然后花了约1000泰铢乘船跨过那条窄窄的莫爱河，到达了泰国。 如今，在这座边境小城，她没有任何合法的身份，每月要向泰国警察交300泰铢的“保护费”；她无法合法地工作，无法离开这座城市去其他地方，也无法回到缅甸。她一个人租了一间房子住，租金是每月3000泰铢。她不会讲泰语，只能用谷歌翻译和当地人沟通，她说，“很多泰国人都看不起我们，如果我们在家大声播放音乐，他们会立刻报警。” 到达这里后不久，她开始为一间美索当地为缅甸人服务的NGO工作，这间机构了解缅甸流亡者的困难，因此没有要求她一定要提供身份文件，她以此来支撑自己的生活。不久，这间NGO的创始人得到了联合国难民身份，得以前往第三国，机构跟随创始人一起搬离了美索。她再次陷入失业的困境。 朋友曾为她联络到了联合国难民署，对方给她打过一次电话了解她的情况，此后再无音讯。她说，“或许只有那些足够知名的人，才有可能获得难民身份。” 而她，虽然遭受了许多，却仍旧只是一个小小的人物。她说，“我觉得自己像是一条小船，停在海洋上，不知道可以去往哪里，不知道明天在哪里。” 忐忑的异乡生活与不确定的未来 来到香港之后，NiNi感受到“很安全，很自由”，在一些方面，她感受到香港像“天堂一样”，她不再担心夜晚出门，不需要时不时清空自己的手机。 但香港格外拥挤，昂贵，她发现这里的人几乎不会对陌生人微笑，城市被巨大的商场一层一层地包围。在缅甸，她的日常交通工具是摩托车，她说，摩托车“可以带我去我想去的任何地方”，“香港的地铁、巴士，好复杂，我经常迷路”。 她说，“我仍谈不上喜欢香港，但在努力适应。” 每次经过缅甸领事馆，她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感到害怕。她害怕如果被缅甸政府发现自己曾参与公民不服从运动，她的护照随时有可能被注销。遇到其他来自缅甸的学生，她也会先谨慎地了解对方的背景——在香港，有不少缅甸军方家庭背景的子女来此处读书——直到确认彼此是同一立场，她才会愿意敞开心扉。 她的一位香港教授曾在课堂上说，缅甸的情况更多属于内战，而不是革命。她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她对记者说，“缅甸正在发生的，当然是革命”，在香港，她发现许多教授根本不关心缅甸，“他们觉得缅甸太小了，太边缘了，大家都在关心欧洲、乌克兰、巴勒斯坦”，她感到失落。 在香港，新的生活方式、新的规则之中，她的能力还未找到方法去施展。对未来，她说，“我还在努力搞清楚状况。” Freddie说，“即使有了护照，到了机场，我还是非常害怕，很怕临时出什么意外。我的焦虑直到飞机落地香港的那一刻才得到些许缓解。在香港，我觉得很安全，至少，我的肉身是安全的。” 他说，“我从未像现在一样对未来如此乐观”，在经历了政变、父亲流亡、参与公民不服从运动、担心无法离开缅甸之后，“我开始觉得，所有的事情，最终都会有解决方法的。” 但他仍牵挂着流亡的父亲，和家乡的母亲与妹妹，时常打电话回家询问他们的状况。 被问起未来的计划，他说，“就像每次和我父亲打电话时，他都会说，你要好好学习。我想，这就是我现在的计划。” 他也想过，假如香港的环境更自由，他或许可以在这里组织集会、活动，让香港的缅甸社群联结起来，也让更多本地人关注缅甸。但是，他说，“即使没有这样的环境，我也很感谢香港让我可以安全地生活于此，我或许不应该要求更多。” 在泰国的美索，Elena终于可以有完整的睡眠，她学着不再去想未来，开始着眼于每天的日常生活。在缅甸，她曾有一只猫和一只狗，离开时把它们留给了父母；在美索，邻居送给她一只小狗，她宠爱极了，走到哪里几乎都带着它。 她开始在线上为缅甸流亡政府NUG的司法部门工作，在采访中，她时常提到那些仍不得不留在缅甸国内的人，她说，他们的处境要比自己困难许多。 在清迈，August认识了许多泰国的行动者，“越了解泰国，就越觉得泰国也并不安全”。他们在清迈举办的关于缅甸的活动，也会小心翼翼地避开诸如“革命”的字眼，以免引来泰国警察的关注。 August是清迈缅甸社群中的重要角色，他外向、健谈，脸上总是挂着暖洋洋的笑意，几乎和所有人都是朋友。但谈到未来，他却流露出非常悲观的态度。他说，“如果是三年前，你问我对未来有什么打算，我会滔滔不绝：继续在NGO工作，规划自己在公民社会中的角色，希望大展宏图。” 但他说，“现在，我的未来计划就是喝酒，不停地喝酒。”革命进行了三年，他从未后悔过上街和参与公民不服从运动。但三年过去，“我感到抑郁、沮丧，逐渐无法承受”。 至今，他没有适应泰国的生活，他不会说泰语，经济不稳定，作为学生无法全职工作，因为安全原因也回不去缅甸，“所以我觉得自己没有未来”。 2024年1月31日，军事政变三周年前夕，缅甸军政府再次延长紧急状态六个月，这是军政府第五次延长紧急状态，这意味着，军政府承诺的民主选举再一次被搁置。 但与对自己未来的悲观态度相反，与记者交谈的大部分人对革命的前景却很乐观，或许一部分原因是，他们的未来寄托于此。 离开美索的时候，记者和一位缅甸朋友拥抱道别，她说，“未来革命胜利了，你一定要来缅甸找我玩，我的家乡特别美。” 记者问她， “什么时候?” “我不知道。”她停了一下，然后笑着说，“不过会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