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的一个文化遗产节，圣彼得堡一处老旧的苏联工厂迎来了时髦的年轻拜访者。在这一年一度的嘉年华上，手工饰品、原创画作、黑胶唱片、二手玩具等各种商品令人流连忘返。越来越多的人聚拢在一个与众不同的摊位上，几个学生正在修复一扇历经百年的修道院石板，一个亚洲面孔的男孩拿起工具，邀请其中一名观众体验修复文物的乐趣。

“快看校园网首页，有你的照片！”，第二天这名男孩收到了导师的电话，话筒那头传来抑制不住的兴奋。他是圣彼得堡国立文化与艺术大学文物修复专业的硕士生仁钦，来自中国甘肃，藏族人。“早知道会受到如此大的关注，我应该穿上藏服”，仁钦笑着说。

走出小县城，“我是全村的希望”

仁钦生于1994年，老家在甘肃省下辖的甘南藏族自治州，位于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2019年底，自治州人口近75万，有超过20个民族，其中近6成是藏人。从传统过渡到现代，甘南藏人代代相传的传统生活智慧渐渐没有了“用武之地”，“现在没有年轻人放羊了，自身要发展，必须要离开接受汉化，很少人能留下来”。

这里大多数年轻人在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后，就跟随父辈去周边大点的城市做生意。“很小一部分人能考上大学，我小学同学里面只有一个，在青海大学念民族法学。”作为县城唯一出国念书的藏人，仁钦庆幸自己的父母“思想前卫”。生于60年代的父母都是“正儿八经念完大学”的知识分子，很早就决定要送孩子出去接受教育。

10岁时，仁钦离开了甘南，被送到离家230公里的省会兰州念书。第一次离开藏人社群，他发现与汉人相处比想象中辛苦太多。班上只有仁钦一个藏人，由于教材变化他的成绩直线下降，“差生就会被老师骂，老师一骂同学也就更看不起我，加上我汉语带着口音，同学们就很爱欺负我”。

进入初中后，仁钦渐渐习惯了在兰州的求学生活。从衣着、语言、饮食上看，他完全不像个少数民族的学生。在汉人圈子里呆久了，仁钦说自己的“藏人性格”也悄然变化：“藏族人在感情表达上比较直白，出来后我就渐渐变得内敛了”。

2014年，仁钦远赴俄罗斯留学。他选择俄国的理由，不外乎小语种人才吃香、申请便利、留学成本较低。上世纪90年代后，赴俄留学成为流行。随着中俄关系解冻，经贸日渐频繁，会俄语懂俄国的人才越发抢手。俄方也逐步出台针对留学生的便利政策，就在2014年，俄罗斯将留学生打工合法化，那一年在俄的中国留学生总数达到2.5万。

 

一年俄语预科班结束后，仁钦考取了圣彼得堡国立文化与艺术大学的平面设计专业，“从此我是全村的希望”。

 

异类中的异类

觉得平面设计“无聊”的仁钦，在考研时转向了文物修复专业，主攻木质家具修复。“这个专业非常冷门，我可能是全俄罗斯唯一一个学文物修复的中国人”。

大多数时间里，仁钦会疏远他的国人同胞，甚至把“屏蔽华人”作为选学校和专业的考量。这其中自然有他曾与“不靠谱同胞”合租的个人经历，也有留学生不务学业“混文凭”的大背景，但最关键的，是仁钦不想“未来提到留学生涯时和游客说的相差无几”，“像俄罗斯这种留学大国会很自然地形成华人聚集社群，大家说中文、吃中餐，唱卡拉OK……既然留学能接触俄罗斯人，就要与他们进行交流，去了解他们的生活，甚至参与到其中。”

兰州的汉人乐见其汉化，俄国的中国留学生却‘背地里说我崇洋媚外’。

其实，不论在俄国还是在兰州，仁钦的选择并无二致，都是融入当地。不过，语境变了，兰州的汉人乐见其汉化，俄国的中国留学生却“背地里说我崇洋媚外”。偶尔会有中国留学生约仁钦聚会，但他一次都没有参加，“叫我去玩无非是给他们做翻译，有些人天天和中国人待在一起，到现在也不会说俄语”。

不过，仁钦也和大多数游子一样，在异国遭遇歧视时，最能激发心中的国家认同。五月，当地疫情紧张，仁钦隔壁宿舍的格鲁吉亚同学说中国“带来病毒”，两人在网上开架：“我怼他说，我的家在中国，我看到一些新闻时可以做出理性的判断，而你又是看的几手资料？我自己说中国不好可以，可是别人说，我就会很生气”。 

“我那些东方文学系的俄罗斯朋友就不会说这种无知的话”，了解带来亲切，仁钦和这些同学关系最好，“他们专门研究中华文化，在学习中遇到一些问题会找我确认，比如问我春节是怎么过的”，但仁钦也不无遗憾，“虽然他们大多问的都是关于汉族的问题”。

其中微妙，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汉人也常常一知半解。两年前的农历廿八，临近春节，知名哈萨克族演员热扎依发微博说“其实我也不过这个节，但还是挺想家的”，其后还声明“我说的是春节”。相关言论引发争议，网友甚至网警认为“春节是中华民族的节日”，“不过春节就滚出中国”，最后热扎依删空了微博。同样，藏人过的新年也非汉人的春节，而是基于藏历计算。

 

仁钦知道华人在俄国是“异类”，也因此接受一些差别对待，但作为少数民族，他其实也是“异类中的异类”，负负得正，倒也泰然。藏人身份对于仁钦来说意味差异，“我比在俄罗斯的华人了解更多一种语言，更多一种文化，这是一种自豪感。”和俄罗斯人相识时，他总爱提起自己是藏人，“一般他们会有两种反应，一种和乌托邦联想在一起，大概跟汉人认为‘藏人都不洗澡’这种刻板印象差不多。还有一种就是完全没听过，他们觉得这种民族还存在在当代，不可思议。”每每遇到这种情况，仁钦就会热情地给他们详细介绍藏族在中国的地理位置、文化特色，建筑特点和宗教习惯等。

“也会有面对追问一时答不上来的情况，我就会反思对自己的文化怎么只知皮毛”。这促使仁钦埋头阅读关于藏族的书籍，在学校里从未学过的藏族历史，也逐渐补上：“是汉族人先信佛教，然后藏族人才开始信的；藏传佛教有五大派系，每个派系所支持的政权都不一样；文革的时候拆了很多寺庙，被破坏的唐卡堆积如山……”

有一整年，他课上学东正教，课下学藏传佛教，负笈他乡的经历令仁钦重新面对自己的民族身份。曾经因为“汉化”而收敛起直率的“藏人性格”，也开始回归，“我的中国朋友现在总会数落我说话怎么那么直来直往，不给人面子”。

在圣彼得堡修文物

仁钦最初憧憬的，其实是绘画。仁钦在高中是一名艺术特长生，那时起，他就对俄罗斯现代绘画非常着迷，里亚·叶菲莫维奇·列宾、马列维奇、伊里亚·叶菲莫维奇、安德烈·卢勃廖夫都是他崇拜的偶像，“中国现代绘画受俄罗斯影响很深。我们上一代年轻人的绘画老师在他们资源不发达的时候，看到的很多素描、画册都是苏联画家的”。

来到俄国后，他惊讶地发现当地同学的绘画素养太高，当地“中学生的水平比许多国内大学生还高”，略感底气不足的仁钦选择了文物修复当作权宜，不过真的入门之后，他越发觉得“最终选择文物修复是对的。我的绘画所学不但可以用于修复文物，还可以进行文物研究”。

 

这个专业不但要求仁钦掌握扎实的化学、物理知识，还必须需要熟悉俄罗斯的文化习俗、历史知识、思维方式等。尽管已在俄国待了七年有余，仁钦自陈对俄语的理解仍不足够，“语意之间细微的区别，同学也无法用俄语解释给我。而有些专有名词‘专有’到字典都没有，只能靠谷歌搜它的词源，才发现它源于意大利语或法语，或是一些多源头的合成词。”

对一件文物进行修复之前，需要对其进行价值判断，博物馆的修复注重保存考古价值，难点在于拼补加固，基本上维持原物原貌的古旧。而商业修复则偏重商业价值，修复得越完美就越值钱。前者有一定可逆空间，而后者则不可逆。仁钦偏爱博物馆修复，虽然创作空间受到限制，但他对保护文物的考古研究价值更为着迷。

“要把一件文物修复得跟新的一样，方法太多了，也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修完之后它还存在多少历史和科研价值，它能保存多长时间才是最核心的。”

作为一个“异乡人”，仁钦会不自觉地将中国与俄罗斯的修复理念进行对照，他认为藏文物的修复存在一些不正规的操作。比如对于价值相对不高的寺庙，政府会先把陈列其中的文物移至别处，再派工程队粗暴地推倒重建，再把文物摆回去。对唐卡修复，仁钦也颇有微词，“他们在收集查询资料方面不是很严谨。我在修复俄罗斯修道院的木框时，搜索到了三十多页来自上一个修复师的资料，非常有利于下一代修复师查询参考。而中国的版权意识薄弱，在档案保存这方面也较为欠缺，所以许多唐卡由于搜索不到画家的资料，只能凭空想象，修复就会非常不准确”。

仁钦认为，中国的修复偏重师徒传承的经验判断，而俄罗斯又太注重数字化的精准作业。他想象一种“中西结合”的方式，“就好比中药和西药的差别，前者偏重临床，后者偏重科学，我就想把两者结合起来。未来我肯定会往回走的，把西方知识用于民族复兴。”他口中的“民族”，像是双关。

 

未来向哪儿？

仁钦认同关于“中华民族”的“官方说法”，他认为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是“一家人”。但他也知道民族之间仍有些一些“不和谐”，时常令他不快。

我不希望后代只能通过想象去认识一个消失的民族和文明。

比如，文革中大量唐卡被破坏，仁钦非常惋惜，“一个文明归顺了另一个文明没问题，但是不要去改变它，破坏它，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要拿文物撒气。我不希望有一天，在书本上写着‘从前在中原大地上有一个叫藏族的民族，这是以前留下来的珍贵的图片’，或者是‘这有一段音频可以听’。就好像我们现在去圆明园，看到那些遗迹的感受。我不希望后代只能通过想象去认识一个消失的民族和文明。”

每次回家，辗转飞机火车，从俄语世界，到汉语世界，再到甘南藏区，虽然花不了两天，仁钦却感觉跨越了上百、上千年的文明。仁钦见证了藏区的巨变，“20年前的藏区和现在很不一样，通了铁路，藏人的生活条件改善很多”。但他觉得藏人也“牺牲了很多”，

国家领导层都是汉人，也许他们不明白藏人想要的不仅仅是经济发展。

绝大多数仍坚守传统的藏人，希望藏区这片广袤无边的土地，和星罗棋布地点缀在这片土地上年代悠久的建筑，如千百年来一样不受打扰，而如今藏人最看重的宗教信仰却受到了冲击。寺庙是藏人最神圣的场所，而今却熙熙攘攘地挤着各地的游客“像个菜市场”。“俄罗斯也有很多教堂，既是宗教场所也是旅游景点，但现在藏区寺庙里的游客，已经多到给当地居民带来不便。很多虔诚的藏人一路跪拜，经年累月终于来到布达拉宫朝圣，却被告知今日限流不可进入，他们内心会非常崩溃。”

对外来民族的侵扰，藏族人学会了沉默，面对随地吐痰、不尊重民俗礼仪、不经允许就拍照，甚至破坏文物的行为，藏族人只能忍让。仁钦从小就被教育“要与汉族和睦相处，一旦发生争执，应采取友好方式解决”。在俄罗斯独自生活了7年后，仁钦开始反思藏族的民族性格，并为同胞的懦弱感到生气。“我希望今天的藏人，可以在受到欺辱时勇敢捍卫自己的权利”，而这是他不识字的祖父没有意识到的，也是他终日忍让的父辈所不愿做的。

一回到甘南这片亲族繁衍生息之处，一群热情的亲戚就会把他众星捧月地围住，询问着外面世界的样子。也有老乡问他“你是不是不回来了？”

“未来会回甘南吗？”，这对仁钦而言是“灵魂拷问”，“回国的话大概率可能在北京，如果能去故宫最好。我们家那边没有博物馆，如果回去，这几年的留学肯定打水漂，但不回去的话好像没有回馈老乡”。

仁钦很明白，从小就离开藏族群体生活的自己，和民族传统文化之间存在断层，“不仅仅是我一个人，这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但藏族文化也在发展，四川卫视在前几年搞了一个综艺节目叫‘中国藏歌会’，把说唱和藏歌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是个好现象，有更多的年轻人在想办法传承藏族文化，用流行的方式传承一些传统的东西。”

或许，仁钦的未来有这样一条路：带着自己的团队回到藏区，用现代科技以及留学所学的专业知识，修复藏族文物。对这条建议，仁钦笑了，“如果条件允许，我倒真期待有这么一天”。

听起来，这也像是他对藏人的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