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华人,华人学生中的西藏人:我是异类中的异类

“我可能是全俄罗斯唯一一个学文物修复的中国人”,90后藏人仁钦,从甘肃南部的县城,负笈圣彼得堡,期待带着学到的技术,回到藏区修复唐卡。
撰文 | 调反唱唱
10/12/2020
本文共4616字,阅读时间约7分钟

2019年6月的一个文化遗产节,圣彼得堡一处老旧的苏联工厂迎来了时髦的年轻拜访者。在这一年一度的嘉年华上,手工饰品、原创画作、黑胶唱片、二手玩具等各种商品令人流连忘返。越来越多的人聚拢在一个与众不同的摊位上,几个学生正在修复一扇历经百年的修道院石板,一个亚洲面孔的男孩拿起工具,邀请其中一名观众体验修复文物的乐趣。


“快看校园网首页,有你的照片!”,第二天这名男孩收到了导师的电话,话筒那头传来抑制不住的兴奋。他是圣彼得堡国立文化与艺术大学文物修复专业的硕士生仁钦,来自中国甘肃,藏族人。“早知道会受到如此大的关注,我应该穿上藏服”,仁钦笑着说。


走出小县城,“我是全村的希望”

穿上藏服的仁钦
穿上藏服的仁钦(受访者提供)

仁钦生于1994年,老家在甘肃省下辖的甘南藏族自治州,位于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2019年底,自治州人口近75万,有超过20个民族,其中近6成是藏人。从传统过渡到现代,甘南藏人代代相传的传统生活智慧渐渐没有了“用武之地”,“现在没有年轻人放羊了,自身要发展,必须要离开接受汉化,很少人能留下来”。


这里大多数年轻人在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后,就跟随父辈去周边大点的城市做生意。“很小一部分人能考上大学,我小学同学里面只有一个,在青海大学念民族法学。”作为县城唯一出国念书的藏人,仁钦庆幸自己的父母“思想前卫”。生于60年代的父母都是“正儿八经念完大学”的知识分子,很早就决定要送孩子出去接受教育。


10岁时,仁钦离开了甘南,被送到离家230公里的省会兰州念书。第一次离开藏人社群,他发现与汉人相处比想象中辛苦太多。班上只有仁钦一个藏人,由于教材变化他的成绩直线下降,“差生就会被老师骂,老师一骂同学也就更看不起我,加上我汉语带着口音,同学们就很爱欺负我”。


进入初中后,仁钦渐渐习惯了在兰州的求学生活。从衣着、语言、饮食上看,他完全不像个少数民族的学生。在汉人圈子里呆久了,仁钦说自己的“藏人性格”也悄然变化:“藏族人在感情表达上比较直白,出来后我就渐渐变得内敛了”。


2014年,仁钦远赴俄罗斯留学。他选择俄国的理由,不外乎小语种人才吃香、申请便利、留学成本较低。上世纪90年代后,赴俄留学成为流行。随着中俄关系解冻,经贸日渐频繁,会俄语懂俄国的人才越发抢手。俄方也逐步出台针对留学生的便利政策,就在2014年,俄罗斯将留学生打工合法化,那一年在俄的中国留学生总数达到2.5万。

 

一年俄语预科班结束后,仁钦考取了圣彼得堡国立文化与艺术大学的平面设计专业,“从此我是全村的希望”。

仁钦
仁钦(受访者提供)

 

异类中的异类

觉得平面设计“无聊”的仁钦,在考研时转向了文物修复专业,主攻木质家具修复。“这个专业非常冷门,我可能是全俄罗斯唯一一个学文物修复的中国人”。


大多数时间里,仁钦会疏远他的国人同胞,甚至把“屏蔽华人”作为选学校和专业的考量。这其中自然有他曾与“不靠谱同胞”合租的个人经历,也有留学生不务学业“混文凭”的大背景,但最关键的,是仁钦不想“未来提到留学生涯时和游客说的相差无几”,“像俄罗斯这种留学大国会很自然地形成华人聚集社群,大家说中文、吃中餐,唱卡拉OK……既然留学能接触俄罗斯人,就要与他们进行交流,去了解他们的生活,甚至参与到其中。”

兰州的汉人乐见其汉化,俄国的中国留学生却‘背地里说我崇洋媚外’。

其实,不论在俄国还是在兰州,仁钦的选择并无二致,都是融入当地。不过,语境变了,兰州的汉人乐见其汉化,俄国的中国留学生却“背地里说我崇洋媚外”。偶尔会有中国留学生约仁钦聚会,但他一次都没有参加,“叫我去玩无非是给他们做翻译,有些人天天和中国人待在一起,到现在也不会说俄语”。


不过,仁钦也和大多数游子一样,在异国遭遇歧视时,最能激发心中的国家认同。五月,当地疫情紧张,仁钦隔壁宿舍的格鲁吉亚同学说中国“带来病毒”,两人在网上开架:“我怼他说,我的家在中国,我看到一些新闻时可以做出理性的判断,而你又是看的几手资料?我自己说中国不好可以,可是别人说,我就会很生气”。 


“我那些东方文学系的俄罗斯朋友就不会说这种无知的话”,了解带来亲切,仁钦和这些同学关系最好,“他们专门研究中华文化,在学习中遇到一些问题会找我确认,比如问我春节是怎么过的”,但仁钦也不无遗憾,“虽然他们大多问的都是关于汉族的问题”。


其中微妙,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汉人也常常一知半解。两年前的农历廿八,临近春节,知名哈萨克族演员热扎依发微博说“其实我也不过这个节,但还是挺想家的”,其后还声明“我说的是春节”。相关言论引发争议,网友甚至网警认为“春节是中华民族的节日”,“不过春节就滚出中国”,最后热扎依删空了微博。同样,藏人过的新年也非汉人的春节,而是基于藏历计算。

 

在圣彼得堡修文物(受访者提供)


仁钦知道华人在俄国是“异类”,也因此接受一些差别对待,但作为少数民族,他其实也是“异类中的异类”,负负得正,倒也泰然。藏人身份对于仁钦来说意味差异,“我比在俄罗斯的华人了解更多一种语言,更多一种文化,这是一种自豪感。”和俄罗斯人相识时,他总爱提起自己是藏人,“一般他们会有两种反应,一种和乌托邦联想在一起,大概跟汉人认为‘藏人都不洗澡’这种刻板印象差不多。还有一种就是完全没听过,他们觉得这种民族还存在在当代,不可思议。”每每遇到这种情况,仁钦就会热情地给他们详细介绍藏族在中国的地理位置、文化特色,建筑特点和宗教习惯等。


“也会有面对追问一时答不上来的情况,我就会反思对自己的文化怎么只知皮毛”。这促使仁钦埋头阅读关于藏族的书籍,在学校里从未学过的藏族历史,也逐渐补上:“是汉族人先信佛教,然后藏族人才开始信的;藏传佛教有五大派系,每个派系所支持的政权都不一样;文革的时候拆了很多寺庙,被破坏的唐卡堆积如山……”


有一整年,他课上学东正教,课下学藏传佛教,负笈他乡的经历令仁钦重新面对自己的民族身份。曾经因为“汉化”而收敛起直率的“藏人性格”,也开始回归,“我的中国朋友现在总会数落我说话怎么那么直来直往,不给人面子”。

在圣彼得堡修文物(受访者提供)

在圣彼得堡修文物

仁钦最初憧憬的,其实是绘画。仁钦在高中是一名艺术特长生,那时起,他就对俄罗斯现代绘画非常着迷,里亚·叶菲莫维奇·列宾、马列维奇、伊里亚·叶菲莫维奇、安德烈·卢勃廖夫都是他崇拜的偶像,“中国现代绘画受俄罗斯影响很深。我们上一代年轻人的绘画老师在他们资源不发达的时候,看到的很多素描、画册都是苏联画家的”。


来到俄国后,他惊讶地发现当地同学的绘画素养太高,当地“中学生的水平比许多国内大学生还高”,略感底气不足的仁钦选择了文物修复当作权宜,不过真的入门之后,他越发觉得“最终选择文物修复是对的。我的绘画所学不但可以用于修复文物,还可以进行文物研究”。

 

在圣彼得堡修文物
在圣彼得堡修文物(受访者提供)


这个专业不但要求仁钦掌握扎实的化学、物理知识,还必须需要熟悉俄罗斯的文化习俗、历史知识、思维方式等。尽管已在俄国待了七年有余,仁钦自陈对俄语的理解仍不足够,“语意之间细微的区别,同学也无法用俄语解释给我。而有些专有名词‘专有’到字典都没有,只能靠谷歌搜它的词源,才发现它源于意大利语或法语,或是一些多源头的合成词。”


对一件文物进行修复之前,需要对其进行价值判断,博物馆的修复注重保存考古价值,难点在于拼补加固,基本上维持原物原貌的古旧。而商业修复则偏重商业价值,修复得越完美就越值钱。前者有一定可逆空间,而后者则不可逆。仁钦偏爱博物馆修复,虽然创作空间受到限制,但他对保护文物的考古研究价值更为着迷。


“要把一件文物修复得跟新的一样,方法太多了,也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修完之后它还存在多少历史和科研价值,它能保存多长时间才是最核心的。”

在圣彼得堡修文物(受访者提供)


作为一个“异乡人”,仁钦会不自觉地将中国与俄罗斯的修复理念进行对照,他认为藏文物的修复存在一些不正规的操作。比如对于价值相对不高的寺庙,政府会先把陈列其中的文物移至别处,再派工程队粗暴地推倒重建,再把文物摆回去。对唐卡修复,仁钦也颇有微词,“他们在收集查询资料方面不是很严谨。我在修复俄罗斯修道院的木框时,搜索到了三十多页来自上一个修复师的资料,非常有利于下一代修复师查询参考。而中国的版权意识薄弱,在档案保存这方面也较为欠缺,所以许多唐卡由于搜索不到画家的资料,只能凭空想象,修复就会非常不准确”。


仁钦认为,中国的修复偏重师徒传承的经验判断,而俄罗斯又太注重数字化的精准作业。他想象一种“中西结合”的方式,“就好比中药和西药的差别,前者偏重临床,后者偏重科学,我就想把两者结合起来。未来我肯定会往回走的,把西方知识用于民族复兴。”他口中的“民族”,像是双关。

 

未来向哪儿?

仁钦认同关于“中华民族”的“官方说法”,他认为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是“一家人”。但他也知道民族之间仍有些一些“不和谐”,时常令他不快。

我不希望后代只能通过想象去认识一个消失的民族和文明。

比如,文革中大量唐卡被破坏,仁钦非常惋惜,“一个文明归顺了另一个文明没问题,但是不要去改变它,破坏它,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要拿文物撒气。我不希望有一天,在书本上写着‘从前在中原大地上有一个叫藏族的民族,这是以前留下来的珍贵的图片’,或者是‘这有一段音频可以听’。就好像我们现在去圆明园,看到那些遗迹的感受。我不希望后代只能通过想象去认识一个消失的民族和文明。”


每次回家,辗转飞机火车,从俄语世界,到汉语世界,再到甘南藏区,虽然花不了两天,仁钦却感觉跨越了上百、上千年的文明。仁钦见证了藏区的巨变,“20年前的藏区和现在很不一样,通了铁路,藏人的生活条件改善很多”。但他觉得藏人也“牺牲了很多”,

国家领导层都是汉人,也许他们不明白藏人想要的不仅仅是经济发展。

绝大多数仍坚守传统的藏人,希望藏区这片广袤无边的土地,和星罗棋布地点缀在这片土地上年代悠久的建筑,如千百年来一样不受打扰,而如今藏人最看重的宗教信仰却受到了冲击。寺庙是藏人最神圣的场所,而今却熙熙攘攘地挤着各地的游客“像个菜市场”。“俄罗斯也有很多教堂,既是宗教场所也是旅游景点,但现在藏区寺庙里的游客,已经多到给当地居民带来不便。很多虔诚的藏人一路跪拜,经年累月终于来到布达拉宫朝圣,却被告知今日限流不可进入,他们内心会非常崩溃。”


对外来民族的侵扰,藏族人学会了沉默,面对随地吐痰、不尊重民俗礼仪、不经允许就拍照,甚至破坏文物的行为,藏族人只能忍让。仁钦从小就被教育“要与汉族和睦相处,一旦发生争执,应采取友好方式解决”。在俄罗斯独自生活了7年后,仁钦开始反思藏族的民族性格,并为同胞的懦弱感到生气。“我希望今天的藏人,可以在受到欺辱时勇敢捍卫自己的权利”,而这是他不识字的祖父没有意识到的,也是他终日忍让的父辈所不愿做的。


一回到甘南这片亲族繁衍生息之处,一群热情的亲戚就会把他众星捧月地围住,询问着外面世界的样子。也有老乡问他“你是不是不回来了?”


“未来会回甘南吗?”,这对仁钦而言是“灵魂拷问”,“回国的话大概率可能在北京,如果能去故宫最好。我们家那边没有博物馆,如果回去,这几年的留学肯定打水漂,但不回去的话好像没有回馈老乡”。


仁钦很明白,从小就离开藏族群体生活的自己,和民族传统文化之间存在断层,“不仅仅是我一个人,这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但藏族文化也在发展,四川卫视在前几年搞了一个综艺节目叫‘中国藏歌会’,把说唱和藏歌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是个好现象,有更多的年轻人在想办法传承藏族文化,用流行的方式传承一些传统的东西。”


或许,仁钦的未来有这样一条路:带着自己的团队回到藏区,用现代科技以及留学所学的专业知识,修复藏族文物。对这条建议,仁钦笑了,“如果条件允许,我倒真期待有这么一天”。


听起来,这也像是他对藏人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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