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界东边的调景岭，昔日有条由国民党军及眷属建成的村子，叫“调景岭营”，后来由港英政府正式治理，更名为“调景岭徙置区”。藏传佛教寺院“普贤佛院”就位于旧调景岭村内，1956年建成。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前，港英政府正式清拆旧调景岭村。 港英政府对坚守到最后的刘家说，息事宁人。 寄身于旧警署的藏传佛院 作为国民党军第二代的刘建国仍记得，当时母亲病重，“九七大限”又逼近，村民本来对收地赔偿反应不一，但“一到了1996年，就没办法了，大家都泄了气一样，意识到香港终究回归的事实”。 一排排棚屋，在政府工程车下连根拔起。 港英政府的安排是，不论住户、租户，登记者可领取低息贷款，购买楼房；或经政府安排，轮候公共房屋。刘家四兄弟，长兄领贷款；而刘建国拒绝安排，决定守候普贤佛院。 他是普贤佛院第四代主持人。 收地前一年，香港城规会曾批准佛院迁往山上，于原调景岭警署旧址“重建”。但当刘建国为资金四处奔波时，1997年3月，另一部门地政总署通知，佛院不具备财力“开展重建工程”。经过他的投诉，地政总署最后决定以短期租约形式，把警署租予佛院。政府每年收取1元象征式租金。既是寺院，也供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丶抗日军民烈士及旧调景岭村居民的先人灵位，合计396名。 但短期租约并不稳定，政府有权随时取消，如租户拒迁，可强行收回土地。 严格来说，普贤佛院自1996年起不再存在。1996后，佛院只是依附于旧调景岭警署的一缕精魄。 挽救佛寺，主持两次自毁明志 佛院迁到旧警署后，山下的民房悉数拆去，原址落成簇新公共房屋，且自北而南，海岸线随填海工程渐行渐远。旧调景岭警署和普贤佛院，都是旧调景岭村的最后见证。 生于1958年的刘建国，和另外三兄弟的名字合起来一看，便是“中华民国”，建国自然是年纪最小那个。 当年港英政府清拆旧调景岭村时，引起村民连番抗争。佛院的旧址，挂满反对港英政府逼迁的布条丶横额。当警察进入旧调景岭村，和村民冲突时，刘建国从屋顶一跃而下，没死成，反而压伤一名警察的脖子。 2015年，西贡区议会将警署纳入一亿元社区重点项目的规划，将“活化”成彰显西贡民俗历史的“风物资料馆”，要求普贤佛院迁出。不愿活生生的历史被赶走，刘建国面对收地人员时，再次跑上屋顶，点火焚烧左臂。 过去寄生在他的手臂里。如今再见到刘建国，他的左臂仍穿着压力衣。 “烧伤其实早已痊愈，但是植皮后皮肤常常很绷紧，唯有继续穿压力衣，方便活动。” 然而，佛院还是被赶走，院内的烈士纪念碑丶国军遗族灵位丶唐卡丶香油钱等，一律没收。直到2018年3月，刘建国经立法会议员张超雄协助，才成功联络民政处，取回部份灵位及烈士纪念碑。 他发现，民政处没有清点全部财物，而且黄花岗烈士纪念碑受损，有骨灰龛的骨灰渗水，原因不明。 “我们丧失了本来的地方。我理解是，让普贤佛院安置在旧调景岭警署，是当年的赔偿安排。现在如此，岂不是没有赔偿过？” “冥冥中自有安排，人生中改变一生的事情，都同佛院有关。”刘建国说，他自焚，出于不想重蹈覆辙。至今，刘建国仍旧为讨回公道而四处请愿，及争取取回被没收的灵位等佛院物品。 寄身于香港一条村的“小中国” 要问刘建国为什么宁愿两次自残明志，得先问他的父母是怎样走过来。国共内战结束，逾120万名军民随国民政府迁往台湾。当中有人未必直接到达台湾，有藏身于泰国北部的孤军，有寄居于香港调景岭的国军及眷属。上世纪50年代的调景岭，本名叫“吊颈岭”，一片荒废山野之间，曾经存在某座由英国人伦尼（Herbert Rennie）开设的面粉工厂。开厂三年，生意失败收场，传说1908年，伦尼上吊的遗体在倒闭的工厂内纹风不动。死了人出了事的地方，很快有各种传闻。 荒废得连一条通往外界的公路也没有，港英政府决定安置国军眷属到调景岭前，改去本名“吊颈岭”为调景岭，以免他们担惊受怕。 刘建国的父亲从山东济南的军营偷跑，一直往南逃难，最后逃到调景岭去。他想着反攻大陆，也挂念着济南城内未能带走的母亲；眼前现实却是必须砍树开路丶辟地建屋，以求生存。树木和土地，在刘建国记忆中，是每当父亲要教训他时，便默不作声走到屋旁，折断树枝，用刀仔细又熟练地削去树皮：打在刘建国身上痛是痛，父亲也不忍树枝的勾刺弄伤儿子。 与家人一别就是一生，下一代却渐渐在调景岭生根。“对我的父母而言，旧调景岭村是他们的第二故乡，对我们国军第二代来说，是故乡。” 刘建国的母亲一直在普贤佛院帮忙打理。普贤佛院由来自蒙古的吐登利嘛上师建立，他曾跟随七世章嘉活佛学法，而章嘉活佛与达赖丶班禅及哲布尊丹巴并称藏传佛教四大领袖。第七世章嘉活佛跟随国民政府迁台，曾被聘为总统府资政，1957年圆寂。 佛院供奉观音的化身绿度母，及另外30多幅吐登利嘛上师从北京带来的唐卡。每逢观音诞丶佛祖诞，佛院四出筹措，必为居民提供一顿好菜好饭。刘建国自两岁起，懵懂间便要在佛院早晚点灯丶焚香；小学识字了，又帮忙母亲写家书。母亲每次接到大陆捎来的家书，未拆开，摸着信封已泣不成声。从写家书的过程中，刘建国慢慢了解他降生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旧调景岭村行“保甲制”管治，刘建国记得演1983版《神雕侠侣》的“龙女”而走红的艺人陈玉莲，她的父亲陈宝善曾任村长。村子分十二区，他家住第十区。邻居姓李，出入招呼皆唤他作“李保长”，长大后刘建国才知道他不是名叫“李保长”，而是保长。 “调景岭村没有村公所，当然也没有祠堂，历史最悠久和具代表性的建筑，当属普贤佛院。佛院设忠烈祠，每年为先烈春秋二祭。以前听前辈说，不少港丶台名人都来过旧调景岭村，来的人当中，绝对不会有左派份子。每年双十国庆，居民中总有一批人负责‘守山’，监视会否有左派份子袭击。” 他随后数了数，与其说旧调景岭村是“小台湾”，不如说是“小中国”。小学副校长是师长，数学老师是团长；帮他家建屋的邻居当中，有个是骑兵团团长。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军人，都操着各省市方言，谈起话来乱七八糟。刘建国早就忘记，为何自己自然而然学会说国语，却记得同年的同学中，有个来自蒙古家庭的少年。他笑说，只能归因于年纪小，吸收知识快。 寄身于失落时代的身份认同 由蒋介石成立、专门救济国共战争后流亡人士的组织“中国大陆灾胞救济总会”(简称“救总”)，于1970年出版《救总二十年纪念专集》，当中调景岭被描述成为“忠贞难胞聚集之地”。 “反共精神极为坚强⋯⋯夙有反共精神堡垒的称号⋯⋯目前营区设有救委会驻营服务处，从事管理，仍维持原有自治精神⋯⋯除本会设立之调景岭中学之外，尚有附设小学的中学三所，小学七所，幼稚园三所，拥有流亡学生五千名左右，弦歌不绝，颇具规模。” “很多人会以为，旧调景岭村的人必定接触三民主义。村里有三所中学：教会背景的鸣远中学丶慕德中学，以及由台湾资金兴建的调景岭中学。我在岭中读到中三（初中三年级）辍学，但记得中二那年，课程才开始加插三民主义思想。那是73丶74年左右的事情，小学也是照常教授中丶英丶数丶体育等课。直到双十国庆大肆庆祝，我们才喊‘反攻大陆’，毕竟平日村里也挂满国旗。” “反攻大陆”丶“反共精神堡垒”或宣之于口，或官方美名，然而对少年时期的刘建国而言，国民党对旧调景岭村的帮助有限，口惠而实不至。“我由小到大，又没怎听过很实际的反攻大陆计划。50年代的事情我不知，成长于70年代最有感觉的国民党的支持，是兴建调景岭中学，问题是论师资及设施，教会背景那两所中学都比岭中好得多。救总在村内有个办事处，但是不怎么觉得它发挥什么作用。“ 五千名弦歌不绝的少男少女当中，刘建国说，自己能力未济，又要兼顾家庭，中三辍学后到市区的工厂打工。当他领着一千元月薪下班，兄长赴笈国立台湾大学；村内其他年长的朋友，也纷纷到台湾升读大学。学成归来，向刘建国说起台湾种种见闻。原来旧调景岭村的学生到台湾读书有优待，而不少人听“宝岛”的歌，看“宝岛”的电影长大，自然相当向往物产丰饶的台湾。“跟泰北孤军相比，我们算是活在天堂吧。我有一位大伯正是居于泰北，也没怎么听过他们得到充足援助。”他说。 活了大半生，刘建国对国民党终究心底藏有一根刺。 1987年，“救总”的办事处迁出了“忠贞难胞聚集之地”。90年代港英政府着手清拆，一方面因为在规划将军澳“新市镇”，另一方面，也与即将到来的九七主权移交有关。那个年代香港掀起过移民潮，掀起过纸醉金迷的生活潮，对寄身于香港丶认同中华民国的人而言，主权移交，又是另一次迁到他方寄居的过程。 过程不无争议。十名“难胞”代表送国旗到台北，向台湾行政院请愿，希望由政府延聘律师，协助居民向港府争取合法权益。例如由政府设立专责部门处理调景岭事务；派员到香港举行公听会，听取难胞意见。他们还提出“协助难胞回台就业就养“措施，如办理居于旧调景岭村的前国军退役手续，以便领取退役金。最终台湾通过“救总“表示，搬迁后各项服务照旧，包括迁建调景岭中学（今已择址重建，易名为景岭书院）解决教育问题。 “我没记错，96丶97年之间，马英九和蒋孝严分别来过调景岭探视。但是又有什么用？国民党迁台后，政客对我们尽过什么责任？是否只有出卖两个字？” “现在回望，你会否觉得自己成为了Condom？”（Condom，避孕套，香港网络语，取其用完即弃之意，于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流行，取意警醒人不要对前线抗争者忘恩负义。） 也许吧。他说，可能当年蒋介石掌政时代，也曾想过利用旧调景岭村为反攻大陆的基地，只是用不着。 于是，从来身份暧昧。“中华民国在地是台湾，过去我到台湾旅行，却从未打算移民。我以自己祖籍中国山东济南而自豪。而中华民国应该在中国土地之上，中国应该统一，但绝对不是由共产党统一，而是三民主义。中国不属于国民党，国民党却属于中国，它有责任宏扬三民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我尊敬国民党三字所代表的革命先烈精神，我瞧不起政客而已。” 刘建国的身份，寄身于失落的时代之中。 其他人去了哪儿？最后，还是忍不住问问，清拆旧调景岭村后，居民的去向。 “他们不少人都住在将军澳的厚德邨。”刘建国说，厚德邨是将军澳新市镇的公共房屋屋邨之一。虽然同在调景岭，但是回归后，香港的右派势力一去不返，如一滴水投湖，消溶在新的香港都市风景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