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运营独立网站“中国反网暴资源平台”九个月后，网站的创始人之一小K（化名）在凌晨两点钟被电话吵醒。电话那头，一个男孩子向她求助。 男孩表示，遭受网络暴力的是他的女友。在玩网络游戏“王者荣耀”时，女友遭到了其他玩家的言语羞辱。女友试图向游戏平台举报，但许多玩家们开小号继续攻击，无休无止。女友非常伤心难过，男孩安慰其入睡后，开始上网寻找网络暴力的信息资料，他发现了“中国反网暴资源平台”这个网站，于是拨通了小K留在网站上的热线电话。 小K迷迷糊糊地接通电话，听到“网暴”一词，顿时清醒。她与伙伴们在2019年搭建起这个网站，得到美国网络暴力研究中心（Cyberbullying Research Center）的授权，翻译上面的科普文章，但点击率一直寥寥，总浏览量不过1000多人次。这是他们第一次接到求助电话。她回忆起翻译文献中提到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的重要性，“真的不可以在遭遇网络暴力时，（让她）一个人应对所有的事，”小K在电话里对男孩说，她建议其女友暂停玩这个游戏，游戏账号可以由男孩暂时保管，“虽然可能没有什么用，”但要继续向游戏客服举报。 半夜打来电话求助的男生没有再联系过他们。“我们就是期待，能帮助一个算一个。”小K对歪脑说。 她和其他三个小伙伴一起筹建网站时，都是在中国沿海省份读书的高中生。在校园里，他们几乎没有接受过关于网络暴力的教育。小K有同学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张化妆的自拍，被公开羞辱。小K得知后，开始上网寻找关于网络暴力的内容。接着，她在同学中组织了一个讨论会，每隔两周在咖啡馆集合，聊聊网络暴力的话题。 2019年，韩国明星崔雪莉自杀，她生前经历过网络暴力。这些正在“追星热”中的高中生们在大感意外和悲伤之余，开始思考网络攻击到底对人造成了什么伤害。“特别也是这几年，是中国女性意识觉醒的年代，包括网络女权、新冠疫情，”但他们发现，“国内对于网络暴力的求助、科普资源实在太少了。” 小组讨论常有意见不合。一次，大家讨论“是否可以用网络暴力来惩罚有不道德行为的人”，小K回忆，“如果你做了违法的事情，法律可以惩罚你，但如果你做了不道德的事情，拿什么来惩罚这个人呢？”小K说，“我想到了网络暴力，但，网络暴力本身也是件不道德的事。” 其他人觉得，网络暴力不可取，但网络批判行得通。可两者的界限又是什么呢？“对事不对人”——大家达成一致。不过，辩论和思考并未就此结束。 四位创始人当时都在准备申请美国的高中或大学，他们开始在英文世界寻找资源，于是发现了由贾斯汀·帕钦（Justin Patchin）和萨米尔·兴都佳（Sameer Hinduja）两位学者创立的网络暴力研究中心。这个研究中心的内容丰富，从网络暴力的定义到如何处理网暴，每篇科普文章都有学术研究做支撑，还专门有针对青少年和家长的内容，让几个学生眼前一亮。 他们写信给两位学者，获得授权，很快着手翻译文献。他们同时在网站上公开了自己的联系方式，“希望能做成心灵树洞、帮助别人的热线。让他们（受害者）更容易找到我们。” 自救与互助 在歪脑发起的问卷调研中，一些网络暴力受害者选择进行心理咨询或向信任的人倾诉来缓解网络暴力带来的痛苦，但更多的受害者选择减少网络发言来暂时回避伤害。同时，大多数人都会向网络平台投诉，但尝试直接联系施害者或诉诸法律的受访者很少。只有不足三成的受访者表示，他们采取的行动能够制止针对他们的网络暴力。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心理咨询中心培训副主任蔡振宗（Chun-Chung Choi）在美国高校有超过20年的心理咨询师经历，这期间，他接触过十多个有关网络暴力的案例，来访者有美国本地学生也有中国留学生。 蔡振宗说，他的处理方式会视情况而定，一般会鼓励来访者去举报或寻求法律途径，美国大学里一般设有处理学生问题和纠纷的办公室（Student Conduct and Conflict Resolution)，但根据他的经验，让受害者寻求法律途径极不容易，多年下来，只有一位采取法律行动，其余大都选择退避、保持沉默、甚至延迟毕业或退学。 蔡振宗对歪脑解释，可以用“微侵略”（micro-aggression）的角度来分析一些“隐性”的网络暴力。“（它）是一点点累积的，不像是身体攻击，打你一拳，你会很清晰感受到伤害，很多言语的评论乍看上去不容易让人发觉这是种伤害……是一种量变达质变的过程。”他指出，许多网暴受害者会出现自我责备（self-blame）的心理——认为不过是其他人的几句评论，自己是“小题大做”。 根据蔡振宗的观察，很多受害者在应对网络霸凌时都表现出一种无力感，譬如，“我不被人喜欢，没有人愿意和我做朋友。”“他们对你的攻击让你觉得自己很糟糕、无价值，”蔡振宗说，“可是如果你能在现实生活中建立支持系统，这些都会come back（回来），会让你相信自己是个有价值的人。” 因翻译方方《武汉日记》而被中国网友攻击的美国学者白睿文（Michael Berry）回忆，在他遭受网络暴力最严重的时候，一位名叫张生的上海作家写了一篇文章《白睿文教授》。“这么简单的一个标题，对我的为人，做了一个见证。他对那些人说，你们误解了，白老师不是你想象的样子，他不是CIA。”白睿文说，“在那个环境之下，张生替我说话，我非常感动，非常感激。”虽然许多人“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明哲保身，少说话，”但也有许多人给白睿文短信，“比如某个导演给我发短信说，下次来北京吃个饭吧！”他回忆，“没有提到方方，也没有提到这个事件，但这个心意我领会了。” 美食作家、前美国驻成都总领事的夫人庄祖宜亦曾收到数百封支持她的私信，她在2020年中美互关领事馆的风波中遭遇网络暴力。“我知道他们都是在评估了自己实质可能受到的骚扰、伤害，我自己非常感动。”她觉得，“直到现在，我还有很多‘同情票’。我很久很久没有发出一点声音，随便（在网上）发一个小狗、做菜，大家的赞比以前还用踊跃，恨不得用他们的热情和爱来感动我。” 一些受害者们也在尝试互助。2020年4月左右，女权主义在中国互联网上遭到集中打击，许多女权运动人士在微博等社交媒体上遭受大规模的网络暴力，并被诬为“境外势力”。当时，一位名为阿枣（化名）的网暴受害者和他的朋友决定组建一个交流会，抱团取暖。“这是不公开的，目的是让大家有个安全可以说话的空间。”阿枣告诉歪脑，参与者大多数是因为性别议题遭到网络暴力的，有的是新闻工作者、网店店主，还有在读的大学生。“都是有战斗精神的人，但每个人还是有脆弱的一面。”阿枣回忆。 这个线上小组以“网络舆情交流会”为名，大家依次介绍了自己在网络上被攻击的经历，网络暴力的共性和施暴者的形象也逐渐清晰起来。“去指认网络上有哪些人在攻击我们，攻击者是什么样的，自己是如何应对的，其他人也会学到该如何面对。”阿枣回忆，大家也讨论通寻求法律途径、投诉微博等方式来反击。 相比现实生活中的暴力，蔡振宗认为，虚拟空间里的霸凌在近二十年内才出现，公众还需要时间认识它。网暴受害者希望他人理解自己的遭遇，但事实是，大多普通人并未意识到事情的严重度，无论是家人还是朋友，“他们有心却不懂如何出力，所以要教他们什么才是你需要的”。 蔡振宗解释，“比如，可以告诉他们：我只想来分享我的沮丧和难过，不想你来评判我，我只需要你来听听，支持我就好了。” 而对听者来说，肯定受害者的感受很重要。“重点是受害者的感受被侵犯了，所以我们要去支持他的感受。”“就静静地去听，能给予这种陪伴，其实真的不容易。” 蔡振宗补充。 社交媒体平台不是旁观者 阿枣对歪脑回忆，许多网络暴力的受害者“对人的信任度会变得很低”，有时候，“即使遇到了同样受到网暴的人，互相之间不太愿意说出来”，因此不容易形成长期的、规律性的互助组织让彼此敞开心扉。他组建的互助群组最终也没有了消息，一些想法也没有付诸实践。他们中有人被“国安请喝茶”，感到来自国家的压力，大家只能“销声匿迹一段时间”。 “这个社会，对经历了糟糕的网络暴力的受害者们制造了巨大的负担，”维多利亚·维尔克（Viktorya Vilk）对歪脑说。她是美国笔会（PEN America）的数字安全和自由表达（Digital Safety and Free Expression）的项目总监，这个组织为作家和记者群体的自由表达发声。“但问题是当人们鼓起勇气说出来时，有时情况却比第一次（经历网暴）时更糟。”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方可成也曾是网络暴力的受害者。他在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期间，因身处香港而被网友留意到，有人截取了他在Facebook上的一些贴文，把他打上“支持香港游行”甚至“港独”的标签。接二连三地在不同平台被封号后，方可成没有重建自己的微信、微博账号，而是选择电子邮件和新闻信（newsletter）——这一相对传统的互联网平台继续进行内容创作和分发。他对歪脑说，经过这一轮网络暴力之后，自己想要从创作中获得更多的控制权。 谈及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从来都不是一个中立、旁观者的角色，它一定有主动的选择在里面。”方可成表示，一个平台的氛围，与产品的设计、运营思路、核心算法、流量变现的机制以及掌舵者的态度都有直接关系。譬如，“微博的举报好不好用，私信能否屏蔽，对某些关键词的搜索结果，是否给予这些人更高的权重，乃至官方的流量加持？”方可成认为平台的这些功能都直接影响着个体遭受网络暴力的严重程度。 他继续以微博举例，认为微博作为一个平台，对于一批民族主义大V的兴起“创造了直接的一个条件”，“给予他们直接的鼓励”，而这些大V吸纳了大量粉丝之后，“就是鼓励自己的粉丝去举报、去挂人，然后引发了国家机器的行动，”这是一个“有流量，有红利，有利益可图的模式”。 “任何一个网暴的消息，特别是公开的评论，对被网暴的人来说都是给他再加一刀；但是对平台来说，任何一个评论都是它可以写在下一季度财报上的一个新的数据。”方可成补充。 美国笔会在2021年发布了一份37页的报告，他们针对不同的社交媒体提供了一系列产品修复建议，譬如建议设立盾牌（shield）模式，“用于阻隔那些令人作呕的诽谤或仇恨侮辱”；增设SOS按钮和实时支持的功能，当用户受到攻击时，平台能提供热线服务以及更迅速的保护。 他们在文书书写中特意避免用“cyberbully”、“troll”等措辞来描述网络暴力。维尔克解释，“cycerbullying”让人联想到校园里学生间的“小打小闹”（teasing each other），“(但)如果有人扬言要杀你或者你孩子时，就不仅是bullying（暴力）了。”而”troll”词根原指巨怪或精灵，使用它们会让人错以为网络暴力仅存在于少数人群或神话故事中。 美国笔会也在动员公众人物，联合其他非营利组织，向科技公司施压。但维尔克对歪脑坦言，效果并不显著。 “人们需要认识到，很多人确实会享受对别人很刻薄、残忍地伤害别人。”美国心理学家多萝西·埃斯佩拉奇（Dorothy Espelage）对歪脑说，她常年从事反对网络暴力的公民教育，也是社交应用软件TikTok的内容顾问委员会成员。她透露，一些社交平台正在探索让用户掌握更多主动权，用户将可以选择谁有权浏览自己发布的内容以及浏览的方式。 “我们必须要占领这个空间，这是你自己的科技。”埃斯佩拉奇接着说，“如果在你的主页上，有人持续（伤害你），不要妥协，去举报他们，每个社交媒体都有这个功能，他们有很多钱来调查清楚...社交媒体本是让你享受快乐的地方，如果有人让你不开心，他们得离开。” 在社交媒体搭建情感联结 白睿文发现，哪怕现在他在微博上发的内容“和政治毫无关系”，前来留言的人还是“把它泛政治化了”。“我也是非常苦恼，”白睿文对歪脑说，他认为自己“不是异议人士”，“但是我觉得，如果我放弃使用了，他们便赢了，把‘洋鬼子’赶出去了。” “我还是维持我的小天地，做建设性的工作，不是破坏性的。”白睿文补充。 2020年，疫情在全球蔓延开来，越来越多人被隔离在家，人们被不确定的前景困扰着，网络环境也愈发恶化。“给爷爬”、“阴阳人”……大量污浊的话语停驻在网络空间中，方可成反思，为什么只有这种糟糕的词，这种“恶的力量”，才可以在网络传播呢？ 贾尼斯·惠特洛克 （Janis Whitlock）是康奈尔大学自我伤害和疗愈项目（Self-injury & Recovery Program）主任, 她常年研究社交媒体对于人类心理健康的影响。她对歪脑表示，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工具，互联网海量的信息和与全世界连接的功能与特性会激发人们的好奇心和与人分享的本能，但也会大程度地释放人类最消极的本能（negative tedencies）——去人性化地对待别人。像捕杀大型动物，建立高墙一样，这是人类自古以来面对外界威胁所作出的防御机制。 “你不能真实看到彼此，他们只是虚拟化身，或者一个名字或物体。”惠特洛克对歪脑解释，因为没有现实生活中的连接和责任，人们更容易在互联网上肆无忌惮，不考虑后果。当人们感到不满或受伤时，互联网成了发泄这种消极情绪更容易的方式，“人们经常是完全无意识的。”惠特洛克补充，“社交媒体给那些沮丧、愤怒和被受伤的情感一个暂时的容身之地，这给人们带来暂时的缓解，但并非持久的舒畅，也不能实际解决问题。” 方可成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团队决定做些事情来改善网络环境，于是开始筹备“放晴公园”的项目，以期营造一个“数字世界里的光明角落”。方可成说，“这个世界让人觉得很糟糕，但是大家还是有信心能去做一些事。” 他无意间发现了一个波兰媒体制作的表情包，于是借鉴这个想法，与团队开发了一款中英双语的“放晴表情包”，在微信、WhatsApp以及Signal等社交软件可下载使用。方可成认为，表情包是社交媒体中常用的传播工具，也可以是聊天中的润滑剂。他们希望通过发行“善意”的表情包，在群聊、私聊的日常对话中也营造一个“更善意的聊天环境”。发行八个月以来，中英版共有大约6000的下载量。 “在日常聊天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跟他人观点不一致的情况。想要让聊天变得放晴起来，需要做到以下三点：第一，积极地肯定我们所认同的言论；第二，礼貌地反驳我们所不认同的言论；第三，冷静地对待我们尚存疑虑的言论。”放晴公园在其微博上写道。肯定对方时，用户可以使用“深受启发”、“精彩”、“达成共识”等表情；反驳对方前，用户可以用“有道理，但是……”、“歪个楼”、“尊重你的想法”、“申请发言”等表情去温和的过渡；需要进一步思考对方的言论是否合理时，还可以用“你怎么看”、“核实中”、“值得思考”等表情。 中文版表情包中也加上了“躺平”的表情。“很多结构性的不平等因素，你没有办法去改变，”方可成说，“只能选择尝试去非暴力不合作了。” 不让恶的力量在网络蔓延 史蒂夫·罗杰斯（Steve Rogers, 化名）住在美国西海岸，2021年，他因为“酷儿”身份，遭到来自熟人的网络攻击，他收到了大量恶意的手机短信，也看到人们在Facebook上谩骂自己，他被指控为“掠食者（predator）”、“骗子（fraud）”和 “占朋友们便宜”。之后，他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十个月后，罗杰斯向歪脑回忆起这段自杀未遂的经历，表示这些持续的轰炸，曾让他一度怀疑自己的内心动机、理解力等，最终犯了自杀这个“危险和愚蠢的错误”。在遭受网络暴力的日子里，他始终保持沉默，因为担心回应会让暴力来得更加猛烈，以为“忽视它，攻击就会停止”。 歪脑发起的调研结果显示，有超过16%的网络暴力受害者曾自残或有试图自杀的想法。在罗杰斯康复的日子里，心理医生告诉他：“允许自己对此感到愤怒。”医生帮助他认识到，“这个人（指网络暴力的施害者）是病态，我愤怒并为此生气是可以的，但让愤怒变成怨恨则对我没有任何好处。”罗杰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原谅那个人并过好我的生活，是最佳他们病态（行为）的回应。我不能治愈他们的病，也不能改变他们的行为，但我可以选择如何回应。” 心理学者惠特洛克对歪脑表示，决定一个人是否会在网上骚扰和欺凌他人的因素之一，是其是否有被骚扰和欺凌过的历史。她指出，很多施暴者也曾经是受害者，通常有过长期被虐待、被孤立的创伤。“如果选择用同样的方法以恶报恶，基本上是在延续同样的循环。”惠特洛克接着说，“我们需要跟施暴者们沟通，不仅仅是告诉他们你的行为不能被接纳而且告诉他们你能被原谅。我们很愿意接纳你，帮你了解如何变得更加健康。” 惠特洛克认为，人类社会应一同努力对抗着人性中的恶。“最容易的是从幼儿园开始，从小就去培养孩子们的心理和情感教育，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同情，打破我们这种伤害他们的倾向。” 心理学家埃斯佩拉奇对歪脑指出，社交情感学习（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SEL）的普及会抑制网络暴力的蔓延。在欧洲和北美等地，从幼儿园到高中校园，社交情感学习被纳入校园课程，教师通过模拟场景、角色扮演等方式，引导学生学习调节自己的情绪和行为，例如跟他人意见不合时如何解决，如何对不同背景和文化的人表示尊重，如何作出负责任的决定，以及抵抗压力和进行冲突谈判等。“如果能继续社交情感学习，或其他教孩子和青年人如何应对日常压力的项目，”埃斯佩拉奇接着说，“甚至不需要专门提及网络暴力，它自然会减少。” 疫情使得很多课堂中的社会情感学习停滞了两年之久。“而孩子们在最需要学会管理情绪的时候，没有学到如何应对。”埃斯佩拉奇推测，当学生们不知道该如何管理情绪，如何处理纠纷，那纠纷很可能会升级至现实和虚拟世界中的暴力。 美国笔会联合正在其他民间组织试图建立更大意义上的互助。他们培训公众，如何从网络暴力的旁观者（bystander）转化为受害者的盟友（ally）。“当你无法依靠政府或社交媒体公司时，至少我们还可以依赖彼此，”维尔克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