歪脑读

目前在司法机构任职的Eugene坦言，荒谬感存在与日常工作中：“两年多前我刚入职时，一直被提醒司法机构要保持中立和不偏不倚的形象，它甚至与掌控检控政策的律政司不一样，但现实是怎样呢？我们看到那么多的政治检控，用法律的手段打压异议者。”她正在考虑辞职。

我惊讶地发现，自己身边的年轻亚裔、1.5代移民和中国留学生们没人听过陈果仁的名字。“陈果仁事件”被誉为美国亚裔民权运动的转折点，但就像大多数社会运动，如果不反复思索如何延续它与当下和未来的关系，那么在时间的长河中，终会被集体淡忘。

在调查的时候，只要你一问你觉得自己有受到文化统战影响吗，大部分的受访者戒心都会起来，他们会告诉你，我没受影响。我们倾向把这个现象叫做文化流动。

她的改变就在那时：她意识到，在她站立的校园草坪上，曾经堆满了1989年牺牲的师兄师姐的遗体。

我发觉自己作为女性，在各个层面上都在远离“母亲”。远离母亲的概念，母亲的事务，母亲的群体，甚至作为母亲的个体——我三年没见国内的父母了，而且我早就走出了妈妈的人生经验范围，她也不再有“值得分享”的人生经验了。

于是我开始思考，我放弃了在香港的农业，将锄头放下了，但我是否可以在英国重新拾起锄头？

同婚通过至今，许多台湾的爷爷奶奶，已经由震惊、不解到慢慢习惯自己的同志儿女，甚至开始接受了他们的“孙子”。

“发红包还是晒孩子？”在这个“快乐脱单相亲”微信群里，忙不迭的是海外单身华人青年的爸妈。

计划生育时代终结，促进生育的政策不断加码，但他们仍然选择丁克生活。

这个群体都是最普通平常的中国人：有异性恋，有同性恋。有人爱读书、打游戏、逛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