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本文之前，如果你对一些性别认同概念未特别了解，那么邀请你与我们一同学习以下名词： 跨性别女性（MtF）：自我认同为女性、自我呈现为女性、或作为女性生活的人，尽管这不符合TA们出生时被指派的生理性别，直观可理解为“男跨女”。2020东京奥运的历史首位奥运会跨性别运动员哈伯德(Laurel Hubbard)，便是此类性别认同。 跨性别男性（FtM）：自我认同为男性、自我呈现为男性、或作为男性生活的人，尽管这不符合TA们出生时被指派的生理性别，直观可理解为“女跨男”。加拿大演员Elliot Page便是这样的性别认同。 顺性别（Cisgender）：性别认同与自身生理性别一致的人，意义与跨性别相对。可以是异性恋也可以是同性恋。 性别酷儿（Genderqueer）：不同于主流的男女性别二元观念，性别酷儿可能觉得自己的性别处在男性和女性之间，觉得自己既非男性也非女性，或者既是男性也是女性，或者完全拒绝任何“性别”。日本歌手宇多田光便是这样的自我性别认同。 核桃的故事 核桃20岁才开始做女生。生日那天她穿上短裙、裤袜、高跟鞋，现身北京闹市区餐馆，和朋友们在众目睽睽下说笑饮酒聚餐，她觉得灵魂彻底获得解脱。她决定放弃伪装“合格男性”，按自己想要的方式打扮与生活。 她要尝试很多其他女生无需做的事，如学京剧腔让声音变尖细、用激素调整身体。成年后才开始使用激素，声线等第二性征虽已不可逆，仍会让她皮肤变好、体毛减少、乳房增大、脂肪比变高。 她是一名跨性别女性。从她发觉自己的性别认同可能与生理性别不一致开始，已经历十多年挣扎、错愕和苦痛。 初发现自己身体错置，是六岁。核桃去姨妈家和两个表姐玩，衣服玩脏了，被穿上姐姐的裙子。她记得清楚，那是件黑白波点裙，镜前的她反复确认这身装扮下的自我，感到兴奋。另一个男性小伙伴用害羞眼神注视她时，她是享受的，享受被当做女生看着。 她的探知在继续。先是半夜偷穿远房表姐的衣服，后来偷穿母亲的衣服。“我记得我母亲每件衣服摆放的顺序和在衣柜哪个位置。在他们快回来的时候，我会按照顺序去放回原处。为了防止被父母发现，我会非常在意细节。” 随着男性性征发育，穿女装不再能缓解身体焦虑，反令她越来越觉突兀。“短头发、长胡须、腋毛的我，穿上那样的衣服自己也会觉得奇怪。我当时认为自己是个男生，却喜欢穿裙子、穿内衣、穿丝袜，感觉自己很变态，但是我又不能停止这种事情，因为大脑告诉我要去这样做。” 但父母和社会告诉他要做的，是另一个模样。 小学、初中时，内向性格招来嘲笑和欺负，她不得不在人前极力表现出“男孩的样子”，大口吃饭，大声讲话，走路步子也故意很大。“父亲对我的教育是要做很古典的男性，谦谦君子又有气度又有气节，顶梁柱似的、男儿有泪不轻弹的。”每次不开心找父亲倾诉，认为自己疑似有易性症（Transsexualism）描述的情况，都反招一顿骂：“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这么多这种心思……”、“你现在还小，长大了就不这么想了。” 当然，核桃没有一刻停止过这么想。 整个青春期她都独自在身体焦虑中不安，社会氛围也加剧她的疑惑：“我父亲有时候会看一些猎奇的报道，像什么泰国人妖啊，也会用一种很不好的语气去评价从事表演的人，当时我知道原来这样的人是不好的。还有一些报道说某男子在医院门口挥刀自宫，我会想是不是某天我也要通过这么极端的方式去实现我（成为女生）的愿望。” 《2017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显示： 孤立状态和不确实的网络信息，往往加剧核桃这种性少数对自身污名化的想象和忧虑。知道“跨性别”这个词前，她只知道“女装癖、伪娘、人妖、变性人”这些带着社会偏见的形容。核桃当时觉得，一旦走上做女性的道路，她“一定会被社会所抛弃”：“当时我的理想是一个生物方面的科学家，但是我想人家不可能接受你这么一个人去搞科研。然后你可能也找不到工作，那你能干嘛？你可能只能去像猎奇节目里的人一样去卖淫，然后最终的命运就是感染HIV等等。这是当时我对于跨性别的唯一想象。” 出柜之后，被打了一顿 直到在北京上大学，核桃在LGBT吧认识了一个跨性别女生，是她现实生活遇到的第一个跨性别者。核桃形容她1米8，高瘦漂亮，自信幽默，在北京租房，且有一份合法、稳定的程序员工作。“她刚下班从地铁出来，再去小吃摊买了几个吃的。她过的就是北京朝九晚五社畜生活。”核桃对她这个再日常不过的细节有极深刻印象，“跨性别和社会大众没有区别。她就是典型北漂，在普普通通、破破烂烂的小房子住着。活人、无比正常。” 这个场景越普通，越体现当时核桃对跨性别者“正常生活”的渴求多深切。 “我终于发现正常地生活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那种感觉就是我内心十几年对自己身份的怀疑压抑、觉得自己是病、是变态的想法，就像是一块凝固在一起的糖，被突然放进了一杯热水里，很快地溶解、化开了。” 她明白了一切问题不在自己，而在社会的偏见和压力。她可以做自己。核桃于是初次尝试买假发和化妆品，给自己化了个妆。她趁夜色走了出去，也上过女厕，路人用女性称谓称呼她时，她找到了那种期待已久的感觉。她开始和男性约会，有了更多大胆的体验。 迅速接纳自己的核桃，也更期望获得父母认同。“我当时觉得，父母应该也能接受想成为女人的我，因为他们毕竟是我的父母。所以我当时期末考试都没有考，就直接一个飞机回家，去跟他们出柜。” 核桃完全低估了父母的接受能力。 “出柜那天晚上，他们的态度很冷漠，觉得我还小，肯定是受了社会上一些人的影响，以后我自己会扭转过来。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跨性别’，不明白为什么有的男生想变成女生。” 第二天，核桃带妈妈去三甲医院临床心理科，做心理测试。医生与核桃谈完，告诉妈妈：“你孩子的情况是完全正常的，需要改变的不是你的孩子，而是你的观念。很多人到了成家立业，甚至有了孩子的年龄，依然想成为自己想要的那个性别。” 核桃很感动，因为这个医生已头发花白。“她看上去年纪很大了，但能够以这样前沿的学术观点去劝说我的母亲，我很欣慰。” 但这没改变妈妈的想法，情绪激动的她把核桃暴打一顿。她上次被打已是小学。 “我妈妈扇我耳光，扯着我的头发往墙上撞，还说要和我同归于尽。” 甚至有亲戚给核桃发短信，“我要阉了你”。 也有亲戚语重心长：“何不牺牲自己、收敛自己，成全大家，其乐融融。” 妈妈放狠话，要么留在这个家继续当他们的儿子，要么滚出去。激烈冲突下，核桃选择离家出走，在外漂泊十一个月，其间几乎与父母完全断绝来往。 当核桃战战兢兢再次出现在父母面前，他们态度已软化不少。她发现母亲开始笑着对她的样貌品头论足。“‘你不是要当女生吗？当女生就应该……’虽然我不觉得当女生就一定要怎么样——这是一种传统的性别二元刻板印象——但是她从当女生的角度对我进行一些指导，我感受到她在开始接纳。” 同时，核桃反省自己：“其实他们不能应对我突然的出柜。我的方式就是直接把一个事实摆在他们面前，但之前没有去做一些铺垫。按照父母的知识储备和人生阅历，他们是很难理解的。我自己都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把自己给捋顺了，我的父母他们肯定需要更长的时间。” 父母这一年怎么过的，核桃从没问过。“但我知道，那段时间可能会不太好过。” 后来核桃把一家三口的生活拍成短片，叫《普通家庭》。她跟拍父亲每天颇辛勤的工作：谈生意、装货、拉货、卸货。在这个熟人社会，镜头中的父亲也要向人解释，核桃拿着摄影机在拍什么，解释为什么儿子变成了姑娘。爸爸总说：“她只是喜欢这样罢了。” 上述2017年的报告显示，近九成原生家庭不能完全接受跨性别孩子。 不再以男性凝视中的女性模样打扮自己 同家庭和解的同时，核桃也要与自己的身体和解。刚出柜时，核桃心中个有非常刻板的女性形象，想成为男生喜欢那种亭亭玉立的样子：“我每天都在焦虑自己的体重，自己的腰，自己的腿。我觉得自己腿又弯，又没有腰没有胸，没有屁股，穿衣服不好看……每天都在焦虑这些事情，然后出门也一定要化妆，一定要抹口红，一定要弄下头发就用卷发棒弄一下。” “我发现过去把自己放在了一个被男性凝视的很男权的视角下。女性是什么，应该是由女性自己去定义的，所以我可以去自己定义我自己。就我声音粗，难道我就不是女性了吗？我不穿裙子，难道我就不是女性的吗？我不化妆，难道我就不是女性的吗？” 核桃意识到这些焦虑源自她的刻板印象后，开始思考作为女性有怎样的可能。“我发现我自己更喜欢、或者说更倾向于成为一个专业的女性，有专业技能的女性，有自己独立思考的一个女性。我开始去更多的关注自己的内在，它会充实你的灵魂，然后你会慢慢地去忽略掉或者说不再在意你外面那些东西。” 初见核桃，是2020年末北京的跨儿文化艺术周，她作为主持，身穿略宽大的深色T-shirt、牛仔裤，头发背到后面扎出一条马尾，颇为爽利，发辫中透几条金色挑染，是社会大众印象中会认为较“中性”的装扮。她双手持麦，用自信浑厚的嗓音演讲，我对她的印象就是“干净利落”。那是作为导演、摄影师的核桃。 问及未来是否考虑性别重置手术，如今的核桃已没有以前焦躁：“我觉得会吧。但是好像跟我刚出柜或者跟我青春期的时候相比，没有那么着急。那时候对于阳具的焦虑是很严重的，就是真的很想弄掉它，但我又没有那些挥刀自宫的那种人的勇气。” 她说，其实不是所有跨性别者都会做手术，而且有的人做手术，只是为了更好地融入社会，比如找工作更方便，上女厕不被人逮出来。 “你会发现，有的时候真的不是你自己不去接纳（阳具）这个东西，而是社会、文化不去接纳。因为会觉得说，一个完美的女性就不应该有有阳具。但是慢慢你重新解构性别后，或者你有一些更多尝试后，你会发现，有阳具为什么就不能是一个女性呢？我觉得它反正也是你身体的一部分，并且它有快感。比如说两个拉拉做爱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会借助辅助道具。那你有一个真的也可以，对吧？” 而如今，核桃的同事、伴侣和父母，都接纳了她当下的身份，焦虑消失后，“手术只是一个形式上的东西了”。 对大多数跨性别人士来说，目前中国缺乏法律或相关机构认定一个人是否为跨性别者，现阶段的有效证明是“易性症”诊断。而要获得这个证明，要有监护人陪同和年龄要求。如要将身份证的性别改过来，就要做性别重置手术，在解剖学上证明自己的新性别。手术前，除要出具易性症诊断证明外，无论变性者年龄多大，也要有公证过的父母知情同意书。20岁以上的年龄门槛，也令很多青春期已过的跨性别者望而却步。 TA们的生活：家庭暴力、校园霸凌和就业歧视 最开始，人们只知道自然数：1、2、3。后来，人们发现了1.2、1.3这样的小数。再后来，小数也不够用了，有了像π这样的无理数。——核桃的朋友关于理解跨性别者别出心裁的理论。 除了政策钳制，跨性别者更面对社会诸多结构不平等。首先在校期间遭受校园暴力占比极高，高达70.8%的跨性别人士遭遇过校园暴力，因此造成的抑郁、辍学比也极高。 核桃遇过不少针对跨性别者的校园凌霸个案。“比如说把你的内衣从衣柜里面搜出来，然后整层楼的跑，然后说某某某是个变态，就完全就让你社会性死亡。也有肢体（暴力）非常严重的，比如说被绳子绑着、在操场上拖着跑。霸凌这个东西，它在一些小的地方、一些县城，有一些事情真的是超乎你的想象。” 家庭暴力也是家常便饭。核桃的经历算普通例子，她更提到有已27岁的跨性别者仍被家人24小时看管拘禁。这人深夜从3楼逃出，结果摔断脊椎。 “很多跨性别者在青春期便开始了性别焦虑，那也是人最最需要家庭和学校支持的时候。家庭、学校反倒不支持你，迫使你可能早早地离开、跑出去，然后离开进入社会，最后你就陷入了一个低收入陷阱。” 接下来面对的，是就业困难和就业歧视。上述报告显示2017年跨性别者失业率11.87%，同期中国城镇登记的失业率3.97%。跨性别群体的失业风险约为平均人群的3倍。 跨性别人士也往往在工作环境中体验不友好氛围，其中党政机关、事业单位这类机构不友好程度占比最高。 中国首宗跨性别平等就业权案中，小马前雇主某娱乐公司突然终止她的劳动合同，表示鉴于小马做了性别重置手术，工作安排上“不知道是（让她）跟男艺人好，还是跟女艺人好”。 跨性别者发起的劳动争议中，2020年罕见的胜诉引起不少关注。原告高某某休两个月病假、完成性别重置手术后，却被公司辞退。最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定，其雇主电商平台当当网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不少人将该案视为中国跨性别人士权益保障一大进步，判决书中的话广为传诵：“现代社会呈现出愈加丰富多元的趋势……我们习惯于按照我们对于生物性别的认识去理解社会，但仍然会有一些人要按照自己的生活体验来表达他们的性别身份，对于这种持续存在的社会表达，往往需要我们重新去审视和认识……” 核桃从大学毕业、在北京找工作开始，简历第一句话始终坚持是“跨性别女性”。 “决定一个人性别的，不是生殖器，而是TA的灵魂。而善良、真诚这些品质，也都是与一个人的性别无关的。”核桃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