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学姐”事件的舆论观察——女权主义者是否准备好了正视“诬告”?

米兔确实无力达到执法机构的查证力度,但在公权力不务正业的情况下,“真相越辩越明”仍是米兔为公民社会的政治参与所坚守的价值。
撰文 | 米米亚娜
12/09/2020
本文共3020字,阅读时间约5分钟

“清华学姐”事件这两天在微博上沸沸扬扬,引发站“无辜蒙冤的男生”和站“勇敢发声的学姐”两方的激烈交锋,综合网上已有的信息,事件的经过如下:

 

“清华学姐”事件当事人微信朋友圈截图。 (网络图片)

11月17日,一名清华女生在校内与一名男生擦肩而过时,感觉到臀部被摸,认定自己受到性骚扰,并要求对方出示身份信息。之后她在未经查证的情况下,在朋友圈、院系群里曝光了男生的个人信息(学院、年级和姓名),并在朋友圈发表了要让其“社死”(社会性死亡)的言论。但在其冷静下来后,于当晚撤销了朋友圈,并在群里表明该事尚未有结论。


11月18日,女生在辅导员陪同下查看监控,发现是误会。之后女生在朋友圈、院系群进行了澄清,并通过院系老师和辅导员在线下联系到男生并道歉。之后她在学校的树洞平台上发表了道歉文章,称已取得了男生的谅解。


11月20日,随着匿名用户将相关信息上传各大平台,知乎一份以男方视角写的“自述”造成的“男生自杀”谣言被广传,事件迅速发酵。“清华学姐”话题冲上微博热搜第一,女生的照片、私人信息和录取通知书均被曝光,招来大量辱骂。后“自述”被接受采访的清华老师证实为冒名顶替,而两人已达成和解。

清华大学 (网络图片)

 

按时间线来看,清华学姐事件是在告一段落两天之后,才开始舆论发酵的,这是本案最有意思的一个点。学姐进行了错误的指控,但她很快便试图纠正,她并没有参与舆论的过程,更没有试图在这个过程里以受害者的身份绑架民意、操控大众,她也并不是因为舆论压力出现以后才道歉的,这和很多人想象中的“致人社会性死亡”的主观恶意并不符合。


就事论事地说,男生确实冤枉,女生确实错了,但知错能改,也并非十恶不赦。但问题在于,舆论从来不随机关注任何事件,没有相应的群体心理基础,你就算天天在微博上去挂一个人都不会引起水花,不信可以去看一下那些每天在大V的帖子下面控诉冤情的留言,有多少人在转发?


舆论会被引爆,是因为背后酝酿已久的群体情绪和心理,特别是这一次,当事双方在整个过程中都是失语状态,而广大网友一厢情愿地演到飞起。浏览完大量微博发言后,我感觉对于很多人来说,男生受到的伤害有多大,女生犯下的错有多大都不是重点,因为若真的重视事实,便不难得出一个理性结论:这件事并没有那么大。而且让一些人失望的是,两个当事人不但和解了,男生还为了保护女生,不让其在道歉信里公开她的个人信息,堪称今日份正能量。但事件的重点或许是,女生的错误是板上钉钉,不容置疑的,这便足够让那些忍无可忍的人行动了——他们有情绪需要发泄,有话需要说。


除了见风使舵的吃瓜群众外,揪住“清华学姐”的错处不放,是社交媒体上的反女权者们的狂欢。在女权运动尤其是米兔(metoo)运动里深受冒犯的父权秩序,以及不断沉渣泛起的厌女情绪急需出口,却苦于被占据道德制高点的性侵受害者的叙事压制,也难以在公共领域里找回具备道德正当性的话语权,终于试图借由一次指控者的犯错来进行反攻倒算。

 

米兔(metoo)运动。 (图:AFP /  Noel Celis)

关于不实指控,虽然前有鲍毓明和罗冠军案的影响做铺垫,但和鲍毓明洗不白的恋童癖倾向,以及罗冠军在亲密关系里的纠葛不同的是,这个男生是舆论场等待已久的完美受害者——他没有做错任何事。而他的身份之普通,他的情节之日常,足够让每个感受到类似压力的男性以及围观者共情,即便不是所有人都能共享他的无辜。

 

罗冠军事件的反转在微博上引发强烈关注。(微博截图)

反噬不会停止,在这种情绪的时刻准备中,更多的诬告案例还会得到类似的挖掘与关注——一切都是有迹可循的,在经历了鲍毓明、罗冠军之后,“诬告”仿佛就成为了悬在米兔运动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我想留给女权主义者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是否准备好了正视“诬告”,我们是否有合适的话语在公共空间中讨论和回应“诬告”。是的,我知道诬告的比例很少,比起真实的、被掩盖的性侵害案的数量不值一提;我知道比起被诬告的男性的名誉损失,更多正承受着性暴力、性侵害的女性的伤痛更加值得同情;我知道在一个结构性性别不平等的困境里,女性没有必要对反抗的方式苛求完美,而父权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们才是反思远远不够的一方。


这都是重要的语境,但在面对个案时并没有什么说服力。就如同米兔是靠一个个真实的案例所汇集成的运动声浪,人们在乎个体经验、个体权利和事实,这是公民运动的基础。性骚扰是严肃的指控,数量再少的诬告,落到一个人头上可能就是吃不了兜着走。因此我体会到的言说困难在于,我们无法靠否定和轻视被冤枉的人的损失,来为任何的“greater good”正名。


这次的舆论战,已然演变成了一场灾难。一方是铺天盖地的荡妇羞辱和厌女言论,而另一方为学姐辩护的声音也滑向暴力,出现了“哪怕诬告能够让男性有所忌惮从而远离女性就是好的”的理论。当然这是一种对污名的抵死反抗,但认可诬告的正当性在公关上是种鲁莽的自杀式袭击,也会把以“真实经验”、“诚实讲述”为基础的米兔运动推向自己的反面,它还会疏远那些温和的、实事求是的,具备公共责任感和现代意识的人们——我们最重要的团结对象。


我不认为女权主义者有必要作茧自缚。米兔起源于一个个勇敢发声的个体,却不应该终结于个体。在正视例外的事实、承认运动的复杂性和不完美性的同时,如何跳出以个案成败为焦点的怪圈,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推动制度性改变的大方向上,可能是当下米兔运动的困境。

在正视例外的事实、承认运动的复杂性和不完美性的同时,如何跳出以个案成败为焦点的怪圈,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推动制度性改变的大方向上,可能是当下米兔运动的困境。

米兔运动的公众教育无疑是成功的,借由一次次引爆舆论的个案,女权主义者们的理念得到了广泛普及,反对荡妇羞辱、拒绝苛责受害者、受到侵害要勇敢发声、没有知情同意就是性侵等概念,在微博上已经成为了常识,鼓舞了很多苦于维权的女性。

2020年12月2日,弦子诉朱军性骚扰案开庭,弦子的支持者在法院外声援。 (图:AFP / Noel Celis)


但是另一方面,米兔所推动的制度改变却举步维艰,倡导高校建立性骚扰防治机制的“万人致信母校运动”曾经轰轰烈烈,此起彼伏,但直到今天却仍然不见明朗的成果。可以想象的是,倘若在如此多起高校性侵害事件之后,高校着手建立起了完善的、普及的、充分发挥作用的性骚扰应对机制,也许清华学姐的第一反应不会是诉诸社交媒体让人“社死”。


“社会性死亡”是在被侵害者无力走司法程序、无力获得公共救济时的最后手段,也就是诉诸舆论进行道德审判,让施害者身败名裂。诚然,清华学姐更多的是逞一时口舌之快,但米兔在社交媒体上的表达可能确实向人们示范了——借用知乎答主王瑞恩的观点:“一边是遥远的、甚至对部分人来说不值得信赖的公权力,另一边,则是社交媒体上各种“成功案例”,是低成本制造“社会性死亡”的可能性,是面对网络诽谤维权的困难。”


但是和很多人对米兔“贴大字报”的观感不一样,低成本维权的背后,代价仍然是巨大的。公共舆论对于当事人的百般审视可能不比走司法程序更轻松。很多当事人在选择曝光施害者之前,都必须好好完成自己的“功课”,也就是尽量提供确凿的证据、详实而缜密的自我陈述,并且准备和对方进行公开质证——这个过程堪称残酷。米兔确实无力达到执法机构的查证力度,但在公权力不务正业的情况下,“真相越辩越明”仍是米兔为公民社会的政治参与所坚守的价值。


清华学姐在尚未查证之时,便贸然曝光对方的信息,是违背了程序正义,但她随后竟被好事者拖入了更大的公开平台人肉和网暴。这些参与网暴的人声称这是她咎由自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不如说,这是每个毫无群己边界的中国人共同构成的灾难性的舆论生态里俄罗斯套娃一般的黑吃黑,一种race to the bottom的以暴制暴,一个连环追尾的车祸现场。这使得事件最后呈现出令人疲惫的公共空间乱象:哪怕每个人的出发点都标榜着正义,最后却都无可避免地沦为了人身攻击,而他们的互相攻击为公权力的不作为和过度作为准备好了更多被驯服的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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