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的今天，武汉毫无预警下宣布封城，封闭期跨过冬、春两季，直到当年4月8日才正式解除，长达76天。 当时的官方叙述中，武汉解封意味着国内新冠治理策略转向“常态化”和“精准防控”：媒体开始将宣传重点从“扑灭疫情”引向“复工复产”；国家卫健委也推出沿用至今的“高中低风险区”及“健康码”机制，希望在维持境内零感染的基础上，将经济冲击降至最低。 武汉爆疫的两年后，去年12月22日，同为省会和区域中心城市的陕西西安，开始执行和武汉同标准的“封城”措施。除了关闭进出城通道，暂停大部分经济活动外，连基本生活必须的“隔两日出门采购一次”也被禁止。心脏病患者不得入院，最终梗死；孕妇没有48小时阴性证明求医无门，羊水破裂流产；城中村工人连续10日未收到物资，只得《长津湖》上身，啃冻僵馒头维生，武汉封城时的人道主义危机悉数重现。 西安以外，邻省山西的禹州、郑州、安阳及天津先后录得每日超过两位数新增个案，开始全市或区域封锁，所谓“精准防控”早已名不符实。 挂“精准防控”羊头 卖“层层加码”狗肉 早在武汉封城前几天，中国当时的“疫情防控”已出现转折。1月20日晚，呼吸内科专家钟南山在央视直播中，斩钉截铁表示“肺炎肯定存在人传人”，逆转此前一个多月，控制舆论多于控制疫情的方针：新冠肺炎被要求“按甲级传染病管理”，习近平李克强也发表“重要指示”。但武汉以外，紧张氛围并未渗到民间，微博和朋友圈上年轻一代力劝父母戴口罩反遭责骂的故事层出不穷；1月22日，香港记者街访广州花市，更记录下一群市民不戴罩高呼“有政府，不怕”的世界名画。 民间真正开始“害怕”，还是因为1月23日武汉封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未执行过如此严苛的封锁令（即使六四事件前后，北京对外交通联系也未中断），民众和地方政府敏锐“觉察”到，中央已将疫情防控置于所有事宜之上。于是外界见证了“层层加码”的威力：在中央对湖北以外省份不做具体要求的情况下，省一级政府叫停所有重大活动，市一级政府关停了工厂商厦，县政府开始设卡禁止外人进入。 中央层面将7天春节假期延长2天，以利“控制疫情”，但地方在农历正月初九“法定节假日”结束后，加码推出封城措施。2月2日，浙江温州成为湖北以外第一个落实禁足令的城市，居民不允许离开小区甚至户门；之后数日，杭州、西安、福州、哈尔滨等只有零星个案或无本地个案的城市也跟进政策，将“封城”标准下拉至新低，正式拉开防疫“层层加码”序幕。 中央对“层层加码”态度如何？熟悉中国“官话”的读者应知道，官方常发表些看似矛盾的“既要……也要……”体。如2017年时，“既要去库存，也要稳房价”，结果是地方政府落实信贷优惠、加杠杆、棚改商品化等一系列手段催谷房地产市场，主要城市房价3年内飙升六成至三倍不等。“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结果是环保和碳排放作为检验地方官员的核心指标，压倒经济，于是有了秋季拉闸限电禁生产，冬季禁煤取暖冻死人的闹剧。 今年1月12日，“央视网评”发表题为《执行就地过年政策要层层落实，但不能层层加码》的评论，核心是各地政府“要确保辖区疫情不爆发”的前提下，避免“限制回家过年”的舆情爆发。两年过去，防疫作为考核官员的“硬指标”，仍压过经济等其他因素。 地方官员在疫情中的任免，则更直观反应中央立场。2020年武汉及湖北省主要党政领导被免职后，全国先后有10名厅局级官员因“防疫不力”被撤下乌纱，遍及云南瑞丽、广东广州、江苏南京、河南郑州、陕西西安；被撤职的“地市二把手”更超过两位数。通常只要所属辖区出现10例以上社区传播，需在全民检测基础上落实“禁足令”，就会有官帽落地。与此同时，没有任何一名处级以上官员因防疫措施造成经济瘫痪，民众生活不便，或出现人道主义危机遭问责。 至于在民间因“防疫不扰民”频受赞誉的上海，能避免动辄“全民核酸”或“封区禁足”，除当地疾控流调能力较高、经济活动重要等“客观原因”外，也因为上海作为直辖市，当地党政机构一把手是兼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国家领导人”，主管防疫的副市长也至少是副部级，任免需由中央组织部过问，不会轻易夺去官帽。 但其他城市都没有如此“得天独厚”的条件，即使是北京、天津也因为“政治中心”和“京畿重点”，只得采取最严格限制。 不少人质疑，“层层加码”是地方官员懒政之举。但地方官员不仅要面对极低的问责门槛，手中可调动资源也不算充裕，“层层加码”可能是内地维持“病例清零”的唯一手段。事实上，Delta毒株出现前，亚太的泰国、马来西亚、越南、南韩，及澳洲、纽西兰等都依靠社交距离措施和民众“自肃”实现动态清零；但在内生传播速度高4倍和8倍的Delta和Omicron出现后，除了“完全禁足令”的中国，几乎所有国家都清零失败，选择同病毒共存。 以香港为例，实施比内地某些城市“14+7隔离”还严格的“21天集中检疫”，社交距离措施方面，在长期清零时期仍维持“户外强制口罩令”、“堂食四人一桌”及“餐厅营业时间不可超过晚上10点”的严苛措施。但年初发现首个Omicron个案开始，目前已出现至少四条不同源头的社区传播链，还有一条由仓鼠引发的Delta链条，清零遥遥无期。要求流调能力远低于香港的内地二三线城市“精准防控”同时清零，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 封城以外，地方政府常态化“层层加码”虽无助精准锁定病例，但可大幅降低人员流动数量，降低病毒传播风险。以最多人诟病的“扩大隔离”为例，一些地方常把需要集中隔离的人群，从“中高风险地区”扩大到“境内有中高风险地区的整个城市，或整个省”。相关政策不仅可避免其他地区人士前来，隔离名单够长，也可让本地居民害怕“因隔离丢掉工作”，尽量避免出市旅行。只不过，类似政策对经济的伤害，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内循环”山穷水尽。 “外循环”能一直柳暗花明？ 2020年5月14日，中央政治局眼见国内疫情受控，复工复产情势一片大好，而海外疫情恶化，大量人口失业经济需求萎靡，而在政治局会议订下“以国内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经济战略：认定未来中国经济重点在扩大内需，拓展国内市场，减少进出口依赖。 这一判断和过去两年的实际经济情势南辕北辙。 2021年第四季度，国内GDP增幅录得4.0%同比增幅（相对上一年第四季度），是千禧年来的第二低增长季度，仅高于武汉疫情爆发的2020年初。在消费、投资、出口的中国经济“三架马车”中：社会消费零售品总额仅同比增长1.12%（排除通胀因素），固定资产投资2.82%，出口额则同比增长17.3%。考虑到固定资产投资很大一部分，来源于炙热外销需求拉动，“外循环”实际打救了疲软的中国内需市场。 细看内需数据，则能发现消费疲弱与国内严苛的防疫政策高度挂钩。回看社会零售额的环比数据（每月相比上一月增减比例），分别在去年1月、7月、12月录得负增长，分别为-0.52%，-0.42%及-0.18%，这些数字并没有考虑物价上涨影响，实际跌幅将会更大。这三个月份分别对应国内三波区域疫情：年初的吉林省和河北石家庄群聚；年中由南京机场漏洞引发的跨省疫情，及年末以西安为核心的新一轮爆发。由于陕西、河南等地落实“封城措施”时已接近今年1月，因此0.18%的全国负增长，不足以反应防疫措施影响，1月份全国零售数据衰退额大概率将突破1%。 除了这三个月外，今年11月的环比消费额只有0.14%，考虑物价因素后仍是衰退，更远低于去年同期的1.55%。由于每年“双11”期间，电商平台都能催谷大量消费，0.14%的成绩单事实上比其他几个“衰退月份”还要差。 疫情对消费的打压分两种：一是由于社交距离措施，暂时按下居民消费能力。这种情况，待管控结束后便会出现“报复性购物潮”。香港在“消费券”政策刺激下，去年9-11月便录得同比两位数的消费额成长。另一则是疫情长期影响，根本上降低居民消费和经济活动意愿；从各项数据上看，目前在中国内地发生的都属后者。 整个2021年下半年，即使排除上文提及的负增长月份，各月环比成长都在0.2%到0.4%之间，只能微微补回上月衰退额；如考虑物价因素，整个下半年的社会消费情况都在“震荡下行”，这在千禧年后从未发生过。 而按消费项目细分的数据更能突出问题。2021年第四季度，录得衰退或需求停滞的消费项目分别有汽车、家用电器、通讯器材（手机）、服装鞋帽和家具，他们均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改善性消费需求”，更直观反应居民消费意愿。而除了零售数据，上年第四季餐饮消费同比衰退2.2%，也意味着居民“钱袋子趋紧”。 至于录得成长的则包粮油食品、饮料、日用品、石油及制品。前四项属于“基础消费需求”，而石油制品销量成长则纯粹因为燃料价格飙涨。消费从改善性需求移向基础需求；从高增值产业转移向低增值产业，意味着同样金额的消费，对实体经济拉动远低于从前。如此强烈的“消费降级”趋势，远比一时的数据波动更严峻。 经济环境恶劣，北京也很清楚。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新闻稿中，很明确提出新一年中国经济将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 “需求收缩”正如上文所说，意味着内需不振，改善性需求和房地产相关消费暴跌。“供给冲击”指2022年后海外各国，尤其是和中国在制造业领域正面竞争的东南亚、南亚、拉美各国进入“与病毒共存”新常态后，产能将迅速扩大，威胁中国过去两年因“疫下独市生意”而迅速膨胀的外贸规模。 至于“预期转弱”则由前两者共同导致，社会资本意识到经济下行避无可避后，便会减少新投资，并压缩现有企业规模。去年第四季度开始，除了教培行业由于国家政策因素出现失业潮，互联网企业也赶在年前开始“裁员潮”，包括百度、爱奇艺、字节跳动等“大厂”都划定数百人至万人不等的裁员指标。宏观数据方面，12月全国16-24岁非在校群体调查失业率高达14.3%，而“考研”数目则来到457万人高位，相比去年增长21.1%，都反应社会新增就业岗位，尤其是高增值岗位尤为紧缺。 尽管经济情势严峻，但主要谘询机构都对2022年中国改变严苛防疫政策不乐观。包括野村证券、高盛在内投资银行都预测中国“清零政策”将至少持续至2023年，理由包括当局需确保东奥会平稳举办、习近平不希望在今年11月，可能决定其继续担任最高领导人的“二十大”会议前，出任何岔子。但除了这些“面子”上的原因，长期“清零”的中国内地要改变策略，也存在相当大的公共卫生和经济风险。 独树一帜的“清零”政策，帮助中国赢了“抗疫有成”的面子，收获了出口飙升的里子。但当海外国家通过Omicron“闯关”后，便轮到北京遭遇两难。 全球最大的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在1月3日新一年地缘政治风险报告中，将“中国新冠清零政策”列为“2022年最严重地缘风险”，很大概率导致全球供应链和经济危机。报告提出的理由是，由于中国居民普遍没有感染过Delta等其他毒株，无论主动或被动“同病毒共存”，即使面对较弱的Omicron毒株，居民重症率和死亡率都会远高于西方国家，医疗体系也可能遭到冲击。届时当局不可避免要维持一定程度封锁和社交距离措施，影响本就脆弱的经济。 由于北京没有和全球其他国家同步“走向共存”，便意味着中国未来有朝一日要“闯关”时，只能独自承受短期经济震荡的风险。换而言之，过去一年多中国的“出口利好”，到时便成为需要偿还的“利空债”；短期内中国经济再次面对负成长的同时，还要担心居民和企业在“闯关阶段”收入大幅下降，而引发债务爆煲，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这是对经济定调“稳字当头”的中央无法接受的。 倘若北京持续维持“清零政策”，让短痛变成过去一年多“小刀割肉式”的长痛，则如上文所说：消费长期疲软的同时，中国经济还需要面对海外竞争者回潮的“供给冲击”，不可避免会陷入长期“低增长”周期。相对较低的经济成长率下，当局便不再有资源处理一些深层次改革议题：无论是房地产领域进一步“去杠杆”，工业领域进一步升级，乃至不断膨胀的大学生就业需求压力；都很难往改良方向发展。 更令人忧心的是，即使中国内地长期维持“清零”，总有一天也要“闯关共存”：如果到时有了更强力的疫苗或特效药，内地自然可平稳过度；但若事与愿违，便等于要承受“共存”和“清零”的所有痛苦。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