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的今天，华裔青年陈果仁(Vincent Chin)在一家底特律的医院中被宣告死亡。在那几天前，他在街头被两名白人汽车工人用棒球棍追打, 送进医院时已脑死亡。 1982年的底特律，这个美国重工业城市正面临一场危机。汹涌的失业潮使人们把矛头逐渐指向了彼时汽车制造业正在崛起的日本。媒体普遍认为，亚洲面孔的陈果仁在当时被错认为是日本人，有人听到一位袭击者对陈果仁说，“就是因为你”——陈果仁成了失落的白人生活一落千丈的替罪羊。 而当时真正激怒美国亚裔社群的是，两位白人袭击者被判缓刑，每人仅被处以3700美金的罚款。 40年后，“陈果仁事件”的纪念者们仍引用时任法官考夫曼（Charles Kaufman）的解释表达抗议——他认为两位被告曾有稳定的工作，“他们不是你要送去监狱的人...这些人不会出去伤害别人。” 亚裔社群对判决感到不满，他们首次大规模团结起来，上诉联邦法院。案件审理起起落落，但陪审团最终判定未发现因种族原因而杀人的动机，两人也坚称其动机不是种族仇恨。（美国多州法律规定，仇恨犯罪会面临加重的刑罚。）二人自始自终没有被判入狱。 “陈果仁案件”是否属于仇恨犯罪并非本文要讨论的内容，之所以花一番笔墨描述事件经过，是因为我惊讶地发现，自己身边的年轻亚裔、1.5代移民和中国留学生们中没有人听过陈果仁的名字。“陈果仁事件”被誉为美国亚裔民权运动的转折点，但就像历史上大多数的社会运动，如果不反复思索，如何延续它与当下以及未来的关系，那么在时间的长河中，它终会被集体淡忘。 新冠疫情期间，在一片“中国病毒”的叫嚣声中，全美反亚裔暴力事件激增，陈果仁的名字再次被人们想起。底特律的州参议员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不论是上世纪80年代苦苦挣扎的汽车业，还是现在的新冠疫情，大家都看到了将一个民族或整个种族当作替罪羊的相似之处，哪怕问题显然并不是那个群体造成的。” 疫情让亚裔社群的集体恐惧心理首次暴露在美国主流社会中。这不仅是亚裔对现实暴力的恐惧，也是他们对长久以来信奉的处世哲学产生怀疑的恐惧。人们开始从陈果仁、李文和、郗小星、粱彼得以及亚特兰大按摩院六名遇害亚裔女性和其他反亚裔暴力事件中找到关联，再追溯至19世纪的《排华法案》——亚裔发现，自己并没有因为长久以来勤奋苦干的形象而得到优待，也没有因为教育程度，经济地位高的“模范少数族裔形象”而躲过暴力，相反，在大国间的矛盾和角力面前依旧会成为种族定性的替罪羊。不仅如此，还有可能成为最孤立无援的替罪羊。 长久以来，亚裔对公共事务普遍缺乏热情，被称为“政治无感”的“哑裔”。当然，这与移民的语言隔阂有关。相比非裔和拉美裔，亚裔的内部构成更多元化，语言各异，贫富差距也最大，想要团结起来，找到同一诉求，并不容易。但不可否认的是，移民来源国的政治文化也直接形塑了移民的思想。华人作为亚裔的最大组成群体，早在毛泽东时代，“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等原则，在潜移默化中也促成了中国移民“少说为佳，明哲自保”的处世哲学。 但这几年，亚裔内部也在觉醒，尝试着发生变化。同样在疫情期间发生的黑人同命运动中，我们看到青年华人的力量。他们中有的是二代移民，有的只是中国留学生，他们在游行中举着中英文标语——“黑人的命是我们的命”；游说唐人街华人老板在店铺前贴出“华人与黑人同命运”（Chinese for Black Lives）的标语；在社交媒体上为“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用中英文发声。可是，他们也遭到了各方谩骂：在微博上被当作被“西方民主洗脑的黄左”；在美国保守派眼中，他们却成了“共产党派来干扰美国社会的”。也有人说他们对“对亚裔的无理打压”视而不见，却支持“并非弱势的非裔”。 问题是, 我们究竟对抗的什么？从40年前的“陈果仁事件’，到今天的的反亚裔仇恨犯罪，我们要抵制的从来不是白人、黑人或任何其他少数族裔，而是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国家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任何个体都有可能产生这样的倾向，包括亚裔自己。 “你到底从哪里来？”长久以来，少数族裔常常面对这样的“忠诚拷问”。当然没有人喜欢被排斥、被视为“永久外国人”(Perpetual Foreigner)的感觉。但有亚裔在自我剖析，“我当然从这里来，你怎么敢说我是从外国来的（Of course I am from here, how dare you think I was a foreigner from over there）？”，这种思考逻辑本身是否也参杂着白人至上主义？ 不久前在美国上映的话剧《The Chinese Lady》讲述了一位首次踏上美国土地的中国女性的故事。 但与陈旧老套的“美国梦‘和”美国化“主题不同，剧中的梅阿芳没有完全摒弃自己的中国文化，也并不拒绝西方文化。她乐于展示自己的”三寸金莲”，却也喜欢吃面包和土豆泥。阿芳对她的身份认同并不单一局限于中国人、华人或美国人，她因自我独特的存在而引以为傲。 本剧的亚裔编剧Lloyd Suh告诉过我，他最享受的就是观察台下的观众，这是他对抗反亚裔暴力的方式。与其他种族的观众相比，亚裔往往对情节有不同的反应，这催生了观众群中一种特殊的化学效应。从众心理使然，差异往往会让人略感不适，但他觉得，发现彼此的差异正是了解彼此的开始，而了解对方是打消种族歧视的第一步。 梅阿芳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可惜她的结局无从得知，但今天，我们或可从剧中的梅阿芳学习，拥抱更大程度上的团结。这意味着我们的身份认同不再局限为中国留学生、1.5代移民、华人、亚裔、亚太裔，还可以是——世界公民。你可以不必成为一个政客，毕竟人各有志，也不见得要街头抗议，但面对他人的压迫和暴力，我们不能再漠不关心，不能再静默无声。这不是一场零和博弈，我们期待别人怎么对待自己，就该用同样的原则对待别人。 四十年后的今天，再谈起陈果仁，对抗集体遗忘最好的方式努力确保没有人再成为“陈果仁”，没有人再成为种族主义的对象和受害者。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