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人类精神和物质文明的总和，但文化的形态绝非永恒不变，反而不同的文化更会因为各种接触而改变。如果政治是行使权力的博弈过程，弱者要捍卫自己的语言、宗教和习俗等文化时，只能跟强者谈“权利”，因为他们知道现实的力量是没法跟强者谈“权力”的。
二月上旬，联合国有三名独立人权专家发表报告，指中国政府通过系统性的寄宿学校，在文化、宗教和语言上同化（assimilation）藏族民众。报告指，中国政府设于藏族聚落的寄宿学校数量比例，比中国其他地区高得多，西藏自治区有大量藏族儿童都要上寄宿学校，而教材内容几乎只体现汉族学生的生活经历。藏族儿童被迫以普通话完成“义务教育”，无法学习与传统文化相关的题程。专家们还表示，“近年来针对藏族儿童的寄宿学校系统‘似乎是强制性’的大规模计划，旨在将藏族同化为占多数的汉族文化，这违反了国际人权标准。我们对此感到非常不安。”
对于西方世界“干预”西藏事务 ，中国政府的立场大概可见于去年12月，美国就西藏人权问题制裁中国官员后，中国随后作出对等措施，反制美国国务院前首席中国政策和规划顾问余茂春（Miles Yu）、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办公室前副主任 Todd Stein 等人，并一一再强调西藏事务纯属中国内政，美方没有权利和资格干涉。
或许因为这些专家是以独立身分为联合国服务，而报告亦不代表联合国的官方立场，故此中国政府亦没有针对地再次申述立场，抨击报告失实。
然而，两种不同文化的族群打通交流后，同化便是自有的现象，其起始可归因于领土征服、政治同盟，甚至人口迁徙、移居或通婚等都可以促成同化，可说既可以由上而下的政治力量促成，亦可以是民间的自发活动。虽然同化只是人类学和社会学中，用来描述具有不同族群传统的个人或群体被吸收另一个社会主流文化中，不带有价值判断的含意，但我们又该怎样客观地看待人权专家对西藏的同化政策感到“不安”呢？
同化的历史：西班牙、美国与爱尔兰
同化是不同遗传族群的个人或群体，被吸纳入社会主流文化的过程。同化完成后，某群体的文化特征与社会的主流群体再无区别。尽管同化可以分为强迫（如武力和强制性政策）或自愿两类执行方式，但少数群体不一定会改变所有以前的文化，如宗教和饮食偏好，以至美学眼光等都是难以改变的，而且生理上的特征（如肤色）更不会因为同化而改变。
因此，同化本是跨族群交流的自然过程，更关键的是其所附带的形容词——强迫还是自愿？
虽然“自愿”通常是相对的概念，背后总有某种主流文化的压力，但中世纪时亦出现过争议案例。14世纪末至15世纪时，西班牙设立宗教裁判所来辨识出异教徒时，不少原居的穆斯林和犹太人自愿皈依罗马天主教，以逃避宗教迫害，前者被称为“摩里斯科人”（Morisco），后者则是“玛拉诺人”（Marrano）。不过这种自愿皈依某程度上亦是阳奉阴违，当中仍有不少人暗中保留旧有信仰。所以同化往往是伴随领土征服（或收服），即西班人以武力从穆斯林重新接掌伊利比亚半岛管治权的后续产物。
另一类自愿同化的例子，则是18至19世纪大批欧洲人移居美国。为逃避作物歉收、工作短缺、饥荒、宗教迫害和战乱等原因，这段时期不少欧洲人飘过大西洋，来到美国寻找新生活和机遇，使至1870年至1900年间，有近1,200万移民抵达美国，当中又以爱尔兰、英国和德国人为南北战争前的主要移民来源。
以爱尔兰移民为例，1845年的“马铃薯饥荒”常被视作该地第二波移民潮的宏观因素。这场大饥荒不但造成逾100万人死亡，也有50万人弃守家园移居美国，使其总人口大跌近三分一。在爱尔兰人同化成美国人的过程中，虽然他们起初经常被排外主义者描绘为贫穷、无知等冒犯性形象，但爱尔兰的天主教移民仍有某些优势，协助他们更易归化成新公民，更易被当地人接纳，如移民人口众多，容易组成社群，争取政治权力，改善处境，而且大多数人掌握英语能力，加上西欧的文化习俗与美国文化相似等，都使爱尔兰的天主教徒较同期的犹太人，或后期因淘金热来到美国的亚洲族群更容易融入。 除此，跨族群通婚、强调多元文化的教育系统，以及往郊区和农村地区的大规模迁移等因素，也促进了同化的过程。
从这些例子可见，自愿同化至少可有两大面向，一是领土主权更迭，管治者欲求臣民同一性，而用公权力发起上而下的同化运动，但即使少群族群自愿配合同化政策，背后或多或少都有政策的强制力；另一种则是像爱尔兰人飘洋过海的例子，即是异乡人需要入乡随俗，学习和接受新地方的社会文化和规范。这种同化的动机不必然是受制于政策的强制力，而是出于社会性的动机，如较容易找到工作机遇、融合当地社区等。
但终归“自愿”仅是相对的概念，背后总带有政治或社会性的胁迫或诱因。
同化的极端：文化灭绝
然而强迫同化的极端例子则是“文化灭绝”（cultural genocide）。这词是二战末期由波兰裔律师Raphael Lemkin所创造，用以将纳粹的种族灭绝工程聚焦于文化层面，并强调构成群体身份的是其文化根源，因此纳粹所犯的罪行，本质上不是要有条不紊地灭绝“肉体上”的种族，而是“精神和文化上”的种族。Lemkin的本意是要推动文化灭绝成为国际法规范，并纳入《防止及惩治危害种族罪公约》，但最后的法律文本只将灭绝理解成物理和生物之事，并没有嵌入文化层面的意思。
纵然文化灭绝的应用性带有极大的争议性，但除了纳粹对犹太人、斯拉夫人和吉卜赛的暴行，历史亦有极其贴近的例子。如加拿大成为殖民地后，该政府对原住民的同化政策不但带有强迫性，更或可用灭绝来形容。自1876年颁布《印第安人法》后，原住民既有的生活方式，包括政治制度、法律、社会文化习俗遭逐步取缔，被切断与传统文化的联系，借此“帮助”他们融入西化的生活方式。其中寄宿学校政策在19世纪中期制定后，数千名原住民儿童遭强行拉走，从原有社区转移到教会开办的学校，灌输西化的教育。时至今日，这些强迫同化的历史争议，仍偶然在加拿大掀起政治风波。
逾一世纪以来，不同政权为了同化其视作落后、野蛮的民族，总是欲从儿童教育做起。儿童作为一张文化白纸，既是继承传统文化的载体，也会不加思索地吸收全新的外来文化。透过将儿童带离原生家庭，可以切断传统文化的社教化场所，也阻隔开父母作为文化传承者的功用。故此，殖民主义者便可以单向地灌输单一文化的优越性，从而让儿童建构出对新文化、政治认同感，逐步赶绝弱势文化的延续性。
“同化”的重要性
共有的文化是族群的纽带。不论是语言、宗教或习俗等文化内涵，其政治功能都是建构群体认同感，继而扩大并成为民族主义和国家认同的情感。据中国官方的说法，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新中国成立后，经中央政府确认的民族共有56个，但汉族以外的55个民族人口相对较少，习惯上被称为“少数民族”。但不管用“民族”、“族群”或“族裔”来表述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中国是由不同文化的群体组成政治实体是不争之事。
2021年8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呼吁引导全国各族人民始终把中华民族利益放在首位，强调在此认同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理念。问题是，清代至今中国的边陲领土变动不断，到了执政党站稳阵脚后，才逐渐划定完整国界，与邻国解决领土争议。因此，摆平边陲民族的独立性和主体性，对中国跨文化的政治凝聚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自1950年解放军开进西藏，欲解决暧昧不明的主权争议后，该地先在1959年、1967年（文革时期）、1983年、1987年、1989年以及2008年爆发大小不一的骚乱、冲突和暴乱。任书写历史的人怎样定性和理解这些事件的背景起因、导火线和诉求，这都是一群人在反对另一群人的统治。
中国不似一些民主政体，能靠定期选举让民众发泄不满，维系社会稳定。反而，中国式的社会稳定全靠着三根支柱——一是经济持续增长，让民众感受到物质生活改善；其次是晃动民族主义的旗帜，确保跨文化的政治众合体能以一个身分、一个视觉观看世界，权衡整体民族利益；三是对所有暴力手段保有绝对的垄断权。然而中式民族主义又不同与美式的版本，后者只需要一个理念和一部宪法，而前者需要制造出客观、实体和统一的文化内涵，支撑整套国家情感，因此同化边陲之地的民众，使其变得“中国化”便显得由其重要。
同化不是什么危害文化传承的关键词，反而是政策背后的强制性，这也是最难寻找真相和作出判断的环节，也是专家们用‘似乎是’草草带过的模棱之处。不过，当真相只能在地寻找，意识形态和历史的政绩便会成了判断的眼光。
当数年前新疆“再教育营”议题被炒得火热，更被西方指控涉及种族灭绝时，外交部的回应可窥见其想法的理念。官方经常提及“人权保障必须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道路”这句标准回答，不但是要拒绝西方定义的人权标准，因为西方定义的人权标准在其眼中并非普世价值，更非不可撼动的政治原则。只要权衡轻重后，牺牲这一要素可以换来经济成果和政治稳定，这就是值得。
即使统治者在愿意谈及“权利”，充其量也只有生命权、健康权、发展权这类经济和物质权利，鲜有会将文化层面的无形之物挂在口边。对一个极重视物质富强的国家，捍卫少数民族的文化既不能换来温饱满足，也不能助前者融入汉族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创造有利统治的稳定社会。认为西方的人权论是打压发展的幌子的，只因为持这套想法者从来只信奉权力，少数民族注定要遭主流同化，没有什么权利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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