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 倘若过去五年断崖下降的生育率，成为长期趋势。如今20-29岁的年轻人，会在本该属于事业生涯的黄金时期，见证持续40年的经济快速成长掉头向下；如果他们没有储蓄，就几乎不可能在老年时获得维持生活质量的退休金。 至于他们的下一代，也就是过去和未来5年出生的“20后”，一踏入职场就会背负沉重的税负压力；过去40年累积的债务陷阱，和遍布全国各地的“过度建设”，也将由这代人买单。 拒绝生育并非个体和国家的零和博弈，而会造成个人和国家的“双输”。但这怪不到“最后一代”头上。 Ch1. 人口的“通货紧缩”循环已几乎确定在中国发生 当商品价格持续下跌，市场便会形成“早买不如迟买”的预期，压缩需求，推动价格进一步下降，进入“通货紧缩循环”。类似规律在“人口市场”同样适用，当人们意识到“迟生利好”后，即使有生育意愿，也会千方百计延后生育时间。 从2000年到2018年，中国新增出生人口都一直稳定在每年1500-1700万之间；但在育龄妇女数目没有明显减少的情况下，从2019年开始，新生人口数目却呈断崖式下跌：从当年的1523万，到2020年1200万，2021年的1062万，再到去年的956万。至于2023年出生的孩童，备孕期大多落在频繁封控、经济混乱、感染潮持续的2022年，数字肯定更不乐观。人口的“通货紧缩循环”已几乎确定在中国发生。 今年1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2022年全国出生人口956万，这是“三年饥荒”以来，首次跌破千万数目；也是60年代以来，中国第一次人口净减少。 学界和经济领域对人口问题的讨论已持续有年，但人口问题第一次出圈，是在去年5月上海封城期间。当时一位抗拒集中隔离的年轻人，面对大白“处罚后要影响你的三代”的威胁时，喊出“我们是最后一代”。11月，北京天通苑一群基层公职人员，在商讨如何对付不配合防疫政策的“刺头”时，说出“他儿子就是他软肋”，“最后一代”的说法再次流行起来。 “泛自由派”认为生育率低是国家的“软肋”，在高压政治环境下，只得用这种“非暴力不合作”方法抗争。传统上支持当局的左派年轻人，也对悬殊贫富差距不满，更不忿当局默许高房价，容忍“有房的既得利益者剥削城市青年”，期待生育率断崖下降可迫使政策进一步“左转”。 “儿孙自有儿孙福，没有儿孙我享福”——那些对政治不感兴趣的绝大多数“乐子人”，也因生计所迫，加入丁克大军。至于还没放弃生育的年轻夫妻，看着逐年下跌的出生人口，也能很轻易的得出结论：每晚生孩子一年，子女面对的竞争压力就小一分。生育率每下跌一点，来自政府的补助支持就会多一分。 Ch2. 当现在的新生儿少了一半，已阻止不了20年后出生人口只剩四分之一 金融上的通货紧缩，可以依靠政府的财政政策（增加支出），和央行的货币政策（增发货币，降低利率）舒缓；但从政策落地到取得效果，都需要至少一年以上时间。而人口政策的起效滞后性则更为严重。 以中国为例：中共在1979年宣布严格的“一胎政策”，但全国总和生育率（每位育龄妇女一生平均生育子女数目）还是从当年的2.75连升了四年，达到1982年2.97的峰值；一直到政策落实12年后的1991年，平均生育人数才降到2以下的1.91。 政府有能力“扒房牵牛开除编制”，强制妇女堕胎；但不可能用同样方法强制生育。而纵观全球范围内，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在出生人口下跌后，通过政策工具令生育率显著回升。其中最努力的日本从提供廉价住房、推动14周产假和1年育婴假、提供免费公立幼托，再到直接发现金…… 使出浑身解数，结果也只是把总和生育率从2005年的1.26，提高到2015年的1.45；但到了2022年还是回到1.27的原点。 配图 1 ： 美国、日本、新加坡三国总和生育率对比 回看中国的情况，从千禧年直到“人口断崖”开始的2018年，中国总和生育率都维持在1.6到1.8期间，虽较2.1的自然更替率低，但在各国都面对少子化的今天，仍属正常水平。但从2018年开始就一路下坠，去年录得1.06的低点，在所有千万人口以上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二，仅高过韩国。更严峻的是，中国这一波出生率的断崖下降，没有人知道何时到底，只要过去5年的下跌趋势再持续两年，中国出生率就会在跌破0.8的同时超越韩国，成为全球倒数第一。 配图 2 ： 2005/2010/2015/2018后逐年新增人口、总和生育率，及当年生育率的国家排名 到这里为止，我们先总结三个事实： 生育率下降是一个“正反馈”事件：出生人口下降数字越快，人们就越不愿意生育。 中国的总和生育率目前跌至1.06的水平，也就是平均每代减少一半人口。较乐观的预期认为出生率会在0.95-1.0之间探底，悲观预期则认为有可能在未来数年下降至0.7-0.8的水平。 无论政府如何鼓励生育。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国家的生育率在降到较低水平后回升过。 人口危机的可怕之处在于：当你发现目前的新生儿少了一半，已阻止不了20年后出生人口只剩四分之一的趋势。我们选取较为中间的预期，假定中国生育水平未来几年稳定在0.85左右，到2050年中国每年新出生人口数量大约会降到430-450万，数字大约是2017年水平的四分之一。而建国后的婴儿潮也会在那时达到预期寿命，每年死亡人口会高达2000-2300万。 配图 3: 流程图（当下的生育率如何影响未来出生人口） Ch3. 拒绝生育的90-00后：没有工作，没有医保，然后没有养老金 “但现在人还是很多啊，毕业生都找不到工作。” 人口问题最诡异之处，在于从数据上看，中国正在陷入全球绝无仅有的人口危机；但街头永远人头涌涌，春运时火车票一票难求，毕业生刚工作的那几年总要面对“你不干有的是人干”的PUA；究其原因，人口问题具有滞后性。 Quote：从千禧年直到“人口断崖”开始的2018年，中国总和生育率都维持在1.6到1.8期间，虽较2.1的自然更替率低，但在各国都面对少子化的今天，仍属正常水平。 中国人口“出状况”，开始断崖式下降，严格意义上是从2018年开始的。一方面由于早前5年的“开放二胎红利”已基本耗尽；另一方面也因为生活成本的急剧增加和经济增长放缓，令家庭在谈婚论嫁时更谨慎。但如今陆续进入劳动市场的还是2000年左右出生的一代，换言之劳动力市场“内卷”得到舒缓，理论上至少要等到18年后的2040年。 配图4: 2010年开始每年出生人数和每年大学毕业人数在同一个坐标轴上 如上图所示，蓝线代表每年新增大学生数目，反应了（中高端）就业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也反映了这一代年轻人对“人多”的直观印象。红线则代表每年新生儿数量，两者呈反比，并在2020年达成“黄金交叉”：大学生找不到满意工作，自然难以结婚生育。 但这并不代表生育率的下跌，和这代年轻人的生活毫无关系。新生人口减少首先冲击的是消费规模占GDP总额约2.2%的母婴领域，其后是“打击教培”前占GDP接近3%的教育行业。如下图所示：2020年每年报考教师职业资格考试的人数，已超越当年新生人口……预计到2024年，每年获得教师资格的人数，和每年师范类毕业生数目，也会超过新生人口。当在校学生数量减半，现有的教师资源都已经过剩，实在很难想象未来数年进入“师范类”专业的新生，可在毕业后找到对口工作。 配图5：教师资格考试人数、持证人数、师范类毕业生数目和新生人口对比 这些还只是“20一代”尚未进入就业市场时的情况，当他们成为劳动力主力后，对宏观经济的冲击会在下一章中讨论。在此之前，我们不妨观察一个具体的问题：如今20-40岁的主力劳动者，退休后生活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中国当下的社保养老金采取100%的“现收现付”制：即当下工作人员缴纳的社保金，会即时作为养老金发给已经退休的职工；社保中的所谓“个人账户”的累积金额只是名义上的数字，是国家对未来支付的承诺，而非事实存在于账户中。中国的社保基金从2012年已开始“入不敷支”，需要依靠财政补贴，2020年国家财政补贴社保基金金额高达2.1万亿，占当年总财政开支的11.5%。 然而，每年需要额外拨款2万亿的“社保基金池”，供款和收款比例已相当健康。2022年，占大宗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共有4.81亿人，其中有3.49亿人供款，1.32亿人领钱，抚养比约为3:1，远高于日本的1.4：1，加拿大的2:1。 尽管当局意识到老龄化问题严峻，已计划将男女退休年龄从60和55岁，统一延长到65岁。但按照现在的人口增长模型，到2055年，也就是目前32岁的读者退休时，城市养老金的抚养比会达到1.15:1。到了2065年，也就是目前刚大学毕业的读者退休时，抚养比会进一步恶化到0.9:1 。 这样的数据可能不够直观，更具体的数据是：2021年，中国平均每位领取“城镇养老金”的老人，每月可获得3577元人民币；等到2065年时，假如到时正在工作的员工还按现在28%的月工资比例缴纳社保，那么刚退休的你每月只能领到1073元（不考虑通胀），根本无法应付日常开支。如果要保证退休人员每个月还能领到3000多元，那么还在工作的年轻人和企业，就要把工资的93%上交到社保基金，这同样是不可想象的。 换而言之，在目前的人口结构下，刚刚进入职场的年轻人，无论如何抱怨当下的税赋沉重，社保昂贵；都几乎无法指望在65岁退休时，能够领取到足以维生的养老金。当然，如果你成为公务员，或考上“编制”，那可能是另一个故事…… Ch4. 日本的经验告诉你：为什么下一代人依然会受苦 “这一代人苦一点，下一代人少了，不就好了。” 谈到人口问题时，很多人会先入为主的认为：社会资源和工作机会是固定的。这一代人要和平均1500万个同龄人竞争，自然受苦受累；20年后出生的一代，只要和400多万人平分资源，他们不就可以过得好些了吗？也有人反驳“养老金亏空”论，认为未来40年的经济成长和生产效率提升，足以让平均1个年轻人，养活一个老年人。 这样的论述分别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 人口单纯在消耗资源，并不会创造资源； 人口数目和劳动人口比例下降时，依然可以维系较高速度的经济成长。 可惜这两个前提都不成立。 配图6: 日本“社会抚养率”、日本GDP增幅、中国预期社会抚养率、中国GDP增幅同一张图 日本是全球首个劳动人口数量，和劳动人口比例同时下降的发达国家。上图显示了日本社会抚养率和经济成长率间的关系。1990年之前，日本的社会抚养比一直处于下行区间，劳动人口比例不断增加，处在“人口红利期”；90年代之后，则呈相反趋势。而日本也正是在1991年戳破泡沫经济，从此进入所谓“失落的三十年”，不仅经济总量未有寸进，人均GDP也先后被南韩和台湾超过。 单纯的数据吻合，还不足以证明人口下降对宏观经济的致命影响。时至今日，除了欧盟透过深度整合实现“跨国单一市场”，大部分国家的经济边界依然和政治边界重合。尤其是中国这样体量的经济体，无法通过增加外贸来填补减少的国内需求。 配图7: 人口减少和经济循环示意 经济总量 = 私人消费开支 + 私人部门投资 + 政府投资和消费+ 净出口 正如上文所说，中国目前处于人口锐减的初期，首先受到影响的只是母婴、教育等少数消费领域。但随着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具备较强消费能力30-50岁人群数目逐渐减少，中老年人比例升高，私人消费开支终究会缓慢萎缩。 但在此之前，首先被冲击的是投资。笔者在文章开头提到：当人们意识到未来新生人口会持续下降时，会倾向于延迟生育，以方便孩子取得竞争优势，从而进一步拉低目前的生育率。在投资领域，当市场意识到中国市场未来会因人口锐减而萎缩，不会在5年或10年后才减少投资，而是会从现在开始减少资金投入，造成即时的就业岗位减少，令社会总体消费力进一步萎缩。 当私人投资减少时，中国惯常会使用“宏观调控”手段，增加政府投资维持经济成长。以中国2019和2022年的经济数据为例：疫情前资本形成（投资）对经济成长贡献为31.2%，到2022年已经“升”到50.1%。而当私营企业投资连续数月下跌时，政府主导的水利、公共设施、卫生和社会领域投资都录得两位数增幅。 然而，政府的财政资源终究是有限的——政府投资和投入社会福利间的经费会互相排挤。正如笔者在上文中提到的，面对社保、医保的巨大缺口，当局必须投入更多资源应对老龄化后的社会福利开支，减少投资领域开支。而当私人投资和政府投资同时乏力时，经济增长缺乏动力，消费水平的萎缩也会更加剧烈。 上述预期，还没有考虑房地产泡沫的巨大风险。日本在1991年房地产泡沫破灭后，居民和企业都背负沉重债务。之后二十年，无论是居民的工资收入，还是企业的经营利润，都被优先用来偿还债务，而不是新增消费和投资。而促使日本房地产泡沫“一破到底”的，也是1990年代对日本人口的悲观预期：未来人口会减少，但商品房数目不变甚至增加，那么楼价根本没有起死回生的可能。 笔者在此稍加总结： 人口下降带来的消费萎缩是缓慢的过程，但市场预期未来人口下跌后，会停止或减少投资，加快这个过程。 在中国，房地产是大部分家庭最重要甚至唯一的资产。对未来房产需求的悲观判断，会加速国内楼市泡沫破灭的速度。当大部分家庭资产减值，甚至背负巨额债务时，消费会进一步减少。 老龄化情况下，政府需要将大量预算投入社会福利，压缩政府投资规模，削弱了宏观调控效果。 三者的根源，都是人口迅速减少。 有人反驳大部分发达国家，人口出生率都在2.0的自然更替值以下，它们虽然经济增长率不高，但依然维持正成长。但事实上，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在利用移民填补“自然生育”损失的人口，保持国家人口微幅增长。在下图中可以看到，作为“移民国家”的加拿大和“非移民国家”的法国，其移民目标实际上大同小异。 配图8 ：法国和加拿大，每年新增人口中“Net Birth”和“Net Migrate”比例 只不过，不同国家制定移民细则时考量有异。例如新加坡便利用移民调控华裔、马来人和印度人比例维持不变，对基层劳工则采取“引入外劳而不给予移民”的形式；在享用廉价劳动力的同时，规避后续社会福利义务；加拿大则将移民配额同本国自然增长率挂钩，本国人生得越少，下一年移民配额就越多。 即使是人们认知中，对移民极为保守的日本，过去30年净移民数量也不断攀升。2019年全年净移民数量为18万人，占当年出生人口数的22%，尽管无法完全填补当年50万的净死亡数字，但依然不无作用。与之相对，当年中国净“润”出了30.1万人。 但可惜的是，如今中国几乎不可能依靠移民舒缓人口危机。一方面是国内民意对移民仍不友好；另一方面是中国的薪资水平和生活条件，尚不足以吸引临近地区的移民前来定居。最关键的是，大部分发达国家都在用“小水塘”虹吸中国、印度两个大海的人口资源；又有什么国家的移民，可以填补中国这个枯竭的大海呢？ Ch5. “最后一代”会造成国家和个人的双输，但个人不该承担责任 把目前生育率持续下滑，归咎于女权主义者或鼓励丁克的“最后一代”。就像把2022年底解除防疫措施后，全国药品不足、大量死亡的责任，归咎给参与白纸运动的年轻人一样可笑。 为什么“人口危机”大多发生在发达国家，只有中国“未富先老”？首先是持续长达30年的“一胎化”政策。长期的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和社会上绝大多数的独生子女家庭，都令现在处于育龄的年轻人潜移默化地接受了“每家一个孩子很正常”的观念。至于什么“自然生育率要达到2.0，才能维持人口数目不变”的人口学常识，人们并不知悉，如今也不愿知悉。 撇开“计划生育遗毒”，大部分针对年轻人婚育意愿的调查中，“经济条件”都是阻碍青年生育的罪魁祸首。背后则是中国政府长期“为投资牺牲福利；为产业竞争力牺牲劳工权益”的分配逻辑。中国广义宏观税负(一般政府收入/GDP)比例高达27.6%，已和大部分发达经济体相差无几，远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13-16%的水平。而最影响年轻人婚育意愿的房价，正是宏观税负高企的主要原因。 众所周知，在中国不同城市建设住宅的土建材料和人工成本相差无几，楼价之所以有巨大差异原因在于开发商向政府缴纳的土地出让金不同。在三四线城市，土地出让金占楼价比例约为30-40%，二线城市约为五成，而在杭州、南京、厦门等“新一线城市”，已经达到房价六至七成的规模。 配图9: 楼价和“隐形税关系示意” 换言之，当购房者付出200万人民币在一线城市置业，其中130万人民币作为土地出让金直接进了国库。除此之外，消费者还间接承担了5%的营业税，2%的土地增值税，以及4%左右的企业所得税，在购房的一刻便为国库贡献150万。令年轻人望而却步的房价，主要利润并不归地产商和资本家，而是政府财政，这也是为何中央和地方政府容忍甚至乐见房价高企的原因。 但和高税负对应的，是中国住户公共福利仅占GDP比约9.2%，远比中等发达国家22-23%的水平低。其中差额除了用来供养8000多万吃“官粮”的公务员和国营企事业单位编制内人员，更多投入到交通、电力、水利等基础建设上。过去数年中国海空军发展迅猛，万吨大驱、电磁弹射航母等海军舰船“如下饺子”般迅速下水服役，也和大量财政资源向军费倾斜有关。 不可否认，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远胜人均GDP水平10000美元左右的马来西亚、阿根廷等国；也胜过波兰、匈牙利等中等发达国家。以高铁为代表的中国基建确实显著改善了国人的出行质量，促进人员跨区域流动。但正如上文强调的，财政资源会相互排挤，当习近平笃信“高福利养了一批懒人和不劳而获者”，将资源向投资基建无底线倾斜，生育率便死给你看。 更尴尬的是，人口的断崖下降会令过去十余年投入的基础建设，尤其是中西部偏远地区的交通等基建，因为无人使用成为废铁。以日本为例，偏远的北海道地区在1995年达到569万峰值后一路下跌，到今年只剩下511万人。其中札幌以外的“乡村人口”更从当年的409万，下降到如今的307万，60岁以上老人比例更占到惊人的47%之多。 配图10 ：JR北海道1980，2020，以及未来运营客运线路地图 人口减少令北海道大量自然村消失，原本密集的铁路网也无人问津。1987年，JR北海道公司成立时共管理4000km的客运铁道；随着线路和车站不断废弃，如今只剩下2400km；等到JR北海道进一步精简路网落实后，只会剩下大约1000km的铁路线维持运营。 2022年上半年，中国国家铁路集团已累积负债6万亿人民币，半年净亏损804亿。以连接兰州和银川的高速铁路为例，每天仅对开5班列车，根本无法覆盖运营成本。如果说这条线路至少连接了省会城市，过去几年，官媒上连篇累牍介绍为不足10人的村镇修建柏油路，为悬崖峭壁上几乎无人居住的自然村舍命连接电缆，则赤裸裸将“低效投资”包装为“社会主义优越性”。 除了“为投资牺牲福利”，当局在改革开放后便一直在企业和劳工权益间偏袒前者：不仅严格打压劳工运动，禁止员工组成具备谈判能力的工会；也为了维护“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令基层工人工资维持在平均8-10元每小时的极低水平。2019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占GDP比例只有44.7%，远低于65%的国际平均水平，更和美国85%的水平相距甚远。 在千禧年后15年，1980年后的一波婴儿潮刚进入就业市场，中国正处于人口红利最旺盛阶段，通过剥削劳工强化中国“低人权优势”，吸引更多投资，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确实是一条“可行的路”。只不过，竭泽而渔的代价，便会在此刻显现。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