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歪脑与RFA调查报道组合作发布。英文版同日上线。 2022年3月16日清晨，太阳照亮了纽约皇后区的法拉盛 （Flushing，著名的华人聚居区）。王书君的公寓外有人敲门，声音紧急而坚决，是那种赶不走的访客。 王书君被吵醒了，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而那个声音他并不陌生。他打开门，站在走廊里为首的男子，正是去年夏天他曾见过的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干员——但这次他身后跟着一整队佩戴着 “FBI”徽章的特工。 特工们要求王书君立即交出手机、电脑，以及美国护照。当年73岁的王书君被当场逮捕。 整队人马进入这个大约70平米的一居室公寓展开搜查。与王书君同住的前妻严华，被这个阵仗吓得发抖。王书君随即被FBI特工带往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院。 在法官面前，美国司法部的检察官指控王书君是中国国家安全部门在海外的“地下情报人员”：一面在世人前扮演推动中国民主改革的“杰出学者及活动家”，另一面却利用能接触著名人权领袖及活动人士的机会，“为中国共产党及秘密警察做间谍活动。” “被告（王书君）基本上过着双面人生。”检察官麦康奈尔（Artie McConnell）说。 当天，在中文翻译及联邦公派辩护律师的协助下，王书君在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院待了数小时。等太阳西下回到家时，王书君的脚踝上多了一个电子监视装置。 如今，两年时间过去了，被保释在家的王书君正面临着一场美国联邦法院的审判。布鲁克林联邦法院将于2024年7月29日开庭审理王书君被指控“情报人员”一案。 长期行走在纽约“民运”界的王书君，如今为何被以四项刑事罪名起诉？此事在海外民运人士中带来怎样的影响？多年来，王书君游走在一些灰色地带，作为一个被圈内人士认为“事实上提供不了什么有价值的情报”的小角色，为何在今日成为美国司法打击中共“跨国镇压”和情报网络的重点？记者为此采访了处于保释期的王书君本人，以及各方相关人士，试图对此案的一些真实细节及背景予以还原。 第一章 被捕与起诉 1. 戏剧化的一幕： “总部”派来的陌生人 就在FBI逮捕王书君的同一天，位于美国康涅狄格州诺里奇市的王书君女儿的家里，另一支FBI特工队伍也展开了搜查。 这并不是特工第一次光临这座外表普通的房子。早在王书君被逮捕前的大约九个月，也即2021年夏——当时王书君就居住这里。这座平房里就发生过颇具戏剧色彩的一幕： 据检察院的起诉书，以及王书君的自述，当天，一位卧底的FBI特工来到房门外。王书君一开始误以为对方是除草工人。 这位男子说普通话，对王书君自称他为中国的国安部门工作，是“老板”派他来的。 “哪个老板?” 王书君隔着门问。 “贺峰。”卧底特工说出了这个名字后，王书君打开了门。据后来的起诉书指控，这位贺峰正是中国广东省国家安全部门的一位“主任”。在王书君日后被起诉的法律文件上，贺峰也一起被列为被告人。 王书君开门邀请这位男子入内。随后，在王书君毫不知情的状况下，他们之间的对话被录音，并成为检察院最终起诉王书君触犯美国法律、作为“外国代理人”却隐瞒不报的重要证据之一。 根据法庭文件，在这次谈话中，不知情的王书君向这位特工坦承，他曾与中国的国家安全人员（以下简称“国安”）会面并定期交谈。当时这位卧底特工以“自己人”的身份“警告”王书君，FBI正在监视他，王书君遂向这位卧底特工求助，特工则承诺可以帮助王书君删除他与国安往来的证据。 根据起诉书，王书君当即把自己的电子邮件帐户密码交了出来，并请求这位自称是“总部派来的”陌生人帮忙他删除一些写给中国国安的信息。王书君同时还要求来人为他保留一些信息，以免被FBI发现自己觉察已被监视。 法庭文件显示，在这次成功的“卧底调查”之前，FBI已经盯上王书君一段时间了，且至少长达5年之久。 时间回溯到2017 年夏天。当时FBI的干员找到了王书君，并约在法拉盛的一家餐馆见面。王书君在翻译的协助下自愿接受讯问。 根据起诉书，王书君当时否认自己与中国国安有任何接触，还声称他之所以能够自由进出中国，是因为他所任职的“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以下简称胡赵基金会）”虽然提倡民主，但不公开反共。 王书君最后被允许离开，继续过着他的生活，也继续在“胡赵基金会”担任志愿者——但美国当局已开始酝酿更积极的搜证工作。 2019年4月的一个下午，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的边境特工将王书君带进了一间谈话室。他刚从中国回来，行李也被扣留搜查。法庭文件描述，执法人员警告他做出虚假陈述的后果，但王书君再一次撒谎，否认自己与中国国安有任何联系。 法庭文件显示，当时的王书君甚至告诉对方：“检查什么都行，我不在乎。” 他最终很可能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经过法庭调查，即使他不构成“外国代理人”等罪名，但他多次做虚假陈述，否认自己曾和中国国安长期联系的行为，已被指控是欺骗联邦调查局干员，触犯了美国法律。 2. 起诉： 美国公民王书君“在案”，另四名中国国安“在逃” 2022年3月16日傍晚，王书君走出法院，不久前刚做过心脏搭桥手术的他脚步有点踉跄。当日，法庭允许了他的保释请求。 他被当庭释放的保释金是30万美元。法官评估他的财产状况，没有要求他交出现金，而是允许他用与前妻名下的公寓做抵押。王书君在美国生活的儿子签字，做了担保人。这意味着王书君不能逃走，他一旦逃走，公寓会被法院收走，其子及三个孙女的生活也会受到波及。 王书君被交保释放两个月后，2022年5月17日，联邦检察院正式以刑事罪名起诉了他，同案被告是另外四名中国公民。法庭文件显示，这四名被告“在逃”。他们是中国国家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员——青岛国家安全部门的纪杰、吕可青，以及广东省国家安全部门的的贺峰、李明。王书君是这起案件中唯一的美国籍被告。 他的保释条件包含配戴电子脚镣。(RFA / 塔娜·麦凯薇) 检察官指控，王书君担任中国政府的代理人，并违反了《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ARA）。这个法规要求代表外国利益的代理人，在美国必须主动披露相关信息，以确保透明度和防止不当影响。 “至少自2011年以来，王书君接受中国国安的指令，在美国监视民运人士和组织，将敏感且非公开的信息交给中国国安人员，也即本案的其他四位被告。”检察官称。 检察官还指出，目前掌握的相关证据“非常，非常有力”，至少一位“曾经遭到王书君监控的香港自由派人士，已被中国政府逮捕”。记者综合各方信息，确定这位活动人士，即是大名鼎鼎的香港律师何俊仁。 王书君被起诉的另一个罪名是“向联邦调查局干员撒谎”，因为在调查中他声称自己与中国情报单位没有接触。他同时被指控“身份盗窃罪（Criminal Use of Identification）”。检察官认为王把异见人士的身份信息分享给中国国安官员，帮助了国安对这些人的打压行动。 检察官还把王书君称作“欺骗大师”（Master of deceit）。 今年7月，王书君保释即将满两年四个月，布鲁克林联邦法院将开庭审理此案。若被判有罪，他可能面临最长达20年的监禁。 但此前的多次预审听证中，王书君不认罪，坚称是联邦调查局干员错把他认定为中国特工，强调要为自己洗刷清白。 记者在2023年夏天到秋天，对王书君进行了多次采访。王对记者再三称自己是无辜的。 王书君一案的细节，让外界了解到中国情报系统在海外运作的方式，也揭示了中国国安如何在海外华人中培养或收买线人，唆使这些人游走在自由世界的灰色地带。 一些受访的分析人士指出，在华盛顿和北京的紧张关系加剧之际，美国情报部门加大了对潜在间谍的打击力度，像王书君这样看似不起眼的小人物，也成了重点的调查对象。 第二章 王书君其人其事 3. “胡赵基金会”的活跃分子 2023年夏天，纽约法拉盛。王书君坐在他的律师董克文的办公室里，向记者回顾案件。他重复说自己是清白的，且他与中国情报人员的对话只限于日常问候。 “我就（微信）发个早上好！Good morning！” “谁能想到我不过就是发了几条微信，然后我就成了（中国）特务？”他问着。“我怎么会被这样误解成这样呢？” 2023年11月，王书君在法拉盛家中，他正处于保释阶段。 (RFA / Michael Gan) 出生于1948年的王书君，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即使移居美国数十年，他的英语依然不好，说话仍以普通话为主，偶尔夹杂一两个英语词汇，神态生动、语气坚硬，还常带着手势。 王书君出生于山东省青岛市。他于1978年考上山东大学，学的是历史，后来一直在青岛社科院工作，评上了研究员（相当于教授）的职称。他曾经写过《太平洋海战》等关于中国及世界军事历史的书。按他的说法，他对历史的热情源于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在二战结束的前后，曾担任过美国海军少将的翻译。 王书君在青岛教书，黑板上写着：中国当代性文化发展思考。（王书君提供） 访学结束后他留了下来，并于2003年入籍成为美国公民。他的家人，包括儿子儿媳也先后来到美国生活。 2006年1月，1989年后流亡美国多年的中国著名学者、政治活动家陈一咨在纽约发起成立胡赵基金会。王书君加入这个机构，并成为发起人之一。当时的发起人还包括苏紹智、王丹、胡平、李进进等多位著名的民运人士。至今，王书君的名字还挂在胡赵基金会的网站上。 胡赵基金会成立的2006年，正逢中国共产党的前总书记赵紫阳在软禁中去世。赵紫阳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发生时的中共总书记，他曾支持学生，反对开枪镇压，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一直到去世前，都处于软禁状态。 胡耀邦也是邓小平时代失势的书记。1989年4月他的去世，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悼念，并最终成为天安门民主运动事件的导火索。 对中国那些曾寄望于共产党主动发起政治改革的自由派人士来说，胡耀邦、赵紫阳代表的是共产党内的开明力量。2006年，中国的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公民社会正在发展，很多人对中国的未来政治走向都表示乐观。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也在多次场合提及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基金会那时发起的一个宗旨，就是希望影响到中国体制内的人，促进民主转型。”当时参与成立该基金会、现在依然担任理事和副会长的胡平说。现年76岁的胡平，从1980年代起就一直积极参与中国民主运动，是《北京之春》的主编。据了解，胡赵基金会日常的主要工作，是举办一些讲座以及组织会议。“推动中国的民主化改革”。 王书君在一开始就参与了胡赵基金会，并且积极帮助组织各种活动。在胡赵基金会成立当天，王书君还作为代表宣读了基金会成立的倡议书。 当时王书君和不少身在海外、热心中国“民运”的人一样，积极参与活动。“他就是那样一个人，笑呵呵的。我们日常开会等事情，他通知人什么的，很热心，主要做一些杂务。”胡平说。 但据FBI的说法，王书君早在2011年就开始监控在美国的中国异议人士，并为中国国安提供情报。 2011年八月，王书君与示威者在联合国前举牌抗议。（王书君提供） 中国国安系统类似美国政府的联邦调查局（FBI）和中央情报局（CIA）的组合体，但它还带有威权体制的特色——以捍卫党和统治者的绝对地位为目标。 习近平时代以来，国家安全部门的地位日渐上升。尤其是在2023年以来，中国通过反分裂法等法律，国安势力愈加强大而活跃，无处不见其身影。 起诉书指控王书君多年来一直和中国的国安人员保持着联系。而王书君本人，和最初面对FBI调查时的否认不同，面对记者，他并不否认自己和这些国安人员见过面。但他对自己行为的理解，显然和FBI对他的定位有很大不同。 2023年11月，王书君位于法拉盛的家中，摆放着中国历史学家唐德刚的书籍。(RFA / Michael Gan) 4. 邮箱里的163篇“日记” 被指与国安人员分享密码 2023年夏天，记者和保释中的王书君联系，希望他能够接受采访。王书君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并在其后多次与记者交谈。 其中的一次，坐在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院外公园的长椅上，王书君向记者详细描述了自己在2016年的某个中午，在香港九龙区维多利亚港边的东来顺餐馆，接受广东省国安人员宴请的情景。 2023年8月，王书君坐在布鲁克林联邦法院前。（RFA / 唐家婕) 在王的叙述中，这场宴请持续了几个小时，王书君在宴席上受到了广东国安的一位“主任”贺锋及他的下属李明的热情款待。作为“杰出的海外华人”，也作为这些人请来的嘉宾，他是这场宴席的主角。 “他们就喜欢听我讲故事。”王书君回顾说。作为《张学良世纪传奇》一书的作者，他说起自己当时如何以张学良将军的婚外情故事，吸引了整桌男人的兴致。他模仿着国安们如何全神贯注地聆听他讲“故事”，并且拍手叫好、不愿错过任何一个细节。 回顾起这场宴请，王书君把负责接送他，为他添茶、倒酒的李明喊作 “小李子”，“就像我的仆人”。他也描述着贺峰的长相， “不帅！不像我”。他说，当午宴到了尾声时，李明打开了一盒红双喜香烟，恭敬地为他递上。 他讲起细节时，津津乐道，面带笑容。他认为这只是自己往返中国与美国之间一次正常的“人情往来”，也显然为自己当时所受到的“重视”以及收获的恭维而自得。 当日在场的贺峰与李明，如今和他是同案被告，并被起诉书列为“在逃”。王书君并不否认，他一直很清楚他们的官方身份。 他说，自己和这次被共同起诉的四名国安人员往来，很“正常”。他认识他们，是因为有熟人介绍。例如那个青岛国安局的纪杰，是他外甥的同学，仅是“山东大学微信群，几千人中的一个（联络人）”。至于广东的贺峰及李明，是因为他的女婿在香港做生意，需要公安背景的人做“后台”，他们不过是“雇用来讨债的人”。 看起来，正是2016年的几顿聚餐，开启了王书君与广东国安“小李子”一系列的信息往来。王书君说，自己从来没有跟国安分享任何秘密信息，甚至还想透过接触来“策反他们”。然而，当他被FBI注意，并最终被起诉，美国检察官掌握的证据，却描绘出另一个不一样的故事。 检察官指控，多年来，王书君一直在接受中国国安指派的任务，并向国安提供敏感信息。他提供的敏感信息包括：查明个别异议人士与其他人之间有联系；搜集各种抗议活动的信息；以及为中国情报机构追踪他们感兴趣的人的动向。 检察官指出，有一次，王书君向青岛的国安人员纪杰提供了胡赵基金会即将举行的会议细节，以及与会者名单。纪杰对于其中一位来自中国，并与西藏、维吾尔、以及蒙古人保持密切联系的人权活动家特别感兴趣。 纪杰说他的上司“吕老板”十分重视，指示王书君探听更多相关细节。当这名活动家抵达参会时，王书君对纪杰做了汇报。 根据起诉书，王书君向国安传递信息的另一种方法是 “写日记”。他将文字储存在电子邮件的“草稿”文件夹中。王书君每个月会写两到三篇“日记”，他与国安分享了邮箱密码，后者可以登录并阅读未发送的这些邮件草稿。 法庭文件显示，王书君曾向卧底特工坦承：他用两个不同的电子邮件账号，跟四位国安人员联系。 同案被告的四名中国公民：中国国家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员——青岛国家安全局的纪杰、吕可青，广东省国家安全厅的的贺峰、李明。 在王书君被逮捕的当天，检方在他家搜查时，在电子设备中找到了163篇日记，时间是从2011年到2014年。在检方的举证中，还列出了另外四篇日记的细节，分别在2016和2019年。 王书君曾向记者解释，那些草稿只是他写书的笔记——他计划撰写的一本关于胡赵基金会的书。但检察官不认同他的这些说辞。 在2016年的一篇日记里，王书君详细描述几位美国的亲民主活动人士对台湾相关事件的讨论；另一篇日记里，王书君分享了他对习近平即将访美期间的抗议活动的“分析”，并提供了策划示威人士的姓名。 根据起诉书讲述的细节：2016年11月，王书君告诉李明，他刚与一名在起诉书中被描述为“香港异议人士”、政治上活跃的知名律师（即何俊仁）通电话。李明回应说“非常好”，附上了大拇指表情符号，并指示王书君去“写日记”。 根据法庭文件，王书君在“日记”里列出了何俊仁的电话号码，记录了他们电话交流的细节，包含何对社会政治话题的观点，以及对“香港独立以及即将举行的香港选举中各个候选人”的评论。 何俊仁在2021年被控“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至今未获自由。他也是香港最著名的反对派人士之一。 “他被抓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当记者问起这个案例，王书君瞪大了眼睛。“他是我的读者。＂在多次与王书君交流的过程中，记者发现王书君时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一些资深的海外民运人士也认为，何俊仁被抓，和王书君的行为关系不大。“何俊仁名气太大了，共产党早晚会收拾他。”其中一位人士如是说。 美国检察官并未认定是王书君提供的信息直接导致何俊仁遭逮捕，但他们指出，王书君协助了“中国政府多方努力监控”这位异议人士（a portion of a multifaceted effort by the PRC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 government to track）。 曾参与胡赵基金会的人士说，王书君在基金会内，挂着秘书长的名头，但日常只处理一般琐事，加上胡赵基金会的活动基本都是公开的，王书君事实上也提供不了什么敏感信息。 但国安为什么要拉拢像王书君这样的人呢？前美国中情局官员迪米亚德斯（Nicholas Eftimiades）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国安培养像王书君这种线人的成本其实并不高，而他或许可以提供些什么有用的信息。这种关系也让国安能在线人不太有用的时候，轻易地摆脱他们。 “对国安而言，失去这个资产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什么损失，”迪米亚德斯（Nicholas Eftimiades）说。在情报术语中，王书君是一个“可抛弃式的特工”。但现实中，在民运圈的一些人眼里，王书君更像是一个在熟悉的人情环境中，拿一些信息去交换小恩小惠的“可怜虫”。 “中共的特务系统一般来说，能做的就是‘广种博收’，他们可能找很多人。这些人在海外，贪图回国的便利，或者一些小恩小惠，给他们报告一些情况。但很可能提供不了什么有价值的所谓情报。”胡平告诉记者。 5. 王书君其人：挣扎于生活的纽约客，往返中国的“座上宾” 在评论人士的眼中，王书君似乎是中国国安眼中的理想标的——他渴望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他的现状，从某个角度来说，也反映了近年来中国海外民运人士的复杂处境。 1994年，当王书君离开中国到美国闯荡后，并非全然一帆风顺：人到中年，英文不好，没有稳定的收入，必须想办法在美国立足。 尽管王书君如今在镜头前很喜欢说自己实现了美国梦：有车、有房、有精神自由。但他身旁的朋友，都知道他的财务状况并不好，他的医保靠白卡（白卡是美国为低收入人群、或65岁以上老人提供免费或低成本的医疗保险）。他还曾经对朋友说自己要应征公交司机、或是卖场的收银员。 据王书君自己讲述，一开始留在美国后，为了生计，他曾租下一间在纽约布鲁克林大桥边上的店铺，开礼品店，卖项链、耳环、小纪念品等，从浙江义乌进货。但他说自己心不在店里，一早开了店，就放起中国民歌，铺上稿纸，低头写作。开店两年，他最终也没有挣到什么钱。 “我来美不是为了钱，为了钱我就待在大陆。在大陆时我是教授级别，有很大的房子，工资也很高，物质待遇比美国好得多。有人说在海外得到了天空，却失去了大地（大陆），我要自己既得到蔚蓝的天空，也要得到广阔大地。”他曾在一篇中文媒体的报道中这样说。 王书君法拉盛家中。(RFA / Michael Gan) 根据法庭文件，王书君被捕时，名下除了一辆美国生产的旅行车，以及他和前妻共有的一套现值约30万美金的公寓，没有更多财产。然而，多年来，他定期往返中国，并在那里受到款待。根据检察官的说法，中国国安支付了他的机票和部分餐饮费用。被保释以后，王书君多次向身边的朋友否认自己曾向中国官方拿钱。 当记者询问国安是否支付了王书君的机票或给予他金钱报酬?王书君的律师董克文告诉记者：“我不知道。” 王书君确实看起来并没有发财。他在胡赵基金会是志愿工作，并没有收入。日常的生活收入，需要自己解决。 一位熟知王书君财务状况的人士透露，在王家刚搬来美国的几年，家中的经济支柱是当时一起赴美的妻子严华。她是王书君青岛第二中学小两届的师妹，不会英语，到美国后就在唐人街的洗衣店、餐馆、超市、面食店打工攒钱。 1997年，王书君和妻子离婚。不过到如今，至少从表面看来，他们继续生活在一个屋檐下。 按照王书君的说法，他的妻子从来不喜欢他参加那些民运活动。“她不喜欢我写书。她说你写了半天被抓了吧! 我反共、参加六四活动，我太太反对。因为我在家，每天都在骂共产党。” 如今的严华，对王书君案的细节和严重性似乎不太清楚，只是很生气FBI来家里搜捕时，在邻里间造成的场面。“他从来不跟我说（他在做）什么。” 在记者面前，王书君反复强调自己是一位知名的学者，并展示了自己出版的书及相关的新闻剪报。另一方面，在讲起自己故事时，他也常有前后矛盾的地方。例如，尽管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访学早在20多年前就结束了，但他依然喜欢用英文自称“Famous professor（著名教授）”。他引以为傲的著作《张学良世纪传奇》，在2005年的一场官司中，曾被北京法院裁定抄袭及侵犯著作版权。 第三章 中美“抓间谍”的背景下 被震动和波及的一切 6. 朋友与背叛：民运人士中被抓出的“间谍”第一人？ 2022年3月14日，著名民运人士、律师李进进在法拉盛的办公室里遭遇刑事袭击，不幸遇害。李进进当时是胡赵基金会的会长。两天后，胡赵基金会的秘书长王书君被抓，加上不久之后发生在加州的“六四雕塑公园”被毁坏事件，一时在纽约乃至海外的民运界引起纷纷议论。 有观察人士认为，王书君是那种游走灰色地带的人物。他在海外呆了很长时间，可能贪图各种回国的便利，和中国的“一些人”拉拉扯扯有关系。 这种灰色地带的游走，过去可能不算什么，如今卻触碰美国法律的敏感神经。尤其近年来，中国的跨境镇压越发厉害，美国也开始反制，使用法律严打那些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行为。 (RFA / Michael Gan) “那些在中国拥有家人、会说中文、并经常到中国旅行的人更有可能成为中国情报部门锁定的对象。” 《间谍与谎言：中国最大的秘密行动是如何愚弄世界的》的作者周安澜（Alex Joske）告诉记者。“许多华裔并不愿意帮助中国政府，但有些人可能因为受到胁迫、金钱诱惑，或者出于对‘祖国’的忠诚而愿意合作。” 事实上，在被联邦调查局特工逮捕之前，纽约的侨民圈子就流传着不少关于王书君与中国官方关系复杂的谣言。 然而，一些和王书君参与民运的“战友”似乎早已知情，却对此并不以为意。 多位受访的胡赵基金会成员把王书君被描述为一位“能张罗、干活的人”。他们说，民运工作需要资源及人力，多年来，王书君负责帮忙安排接待基金会的访客，活动的衣食住行，逢年过节还会向会员发贺卡。 “我们都知道他（王书君）在国内‘有联系’，但我们没有很在意。”现居纽约的胡平向记者解释，“我的基本看法是，胡赵基金会活动本来就都是公开的，内部会议或信息交流也没有特别需要保密。第二，我们意识到中共会派特务来、或是在里面安排线人，这是海外民运的常态。” 用另一位在纽约的民运领袖、中国民主党主席王军涛的话说，“这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王军涛今年66岁。1989年他因参与天安门抗议，“六四”之后被通缉并入狱。后来于1994年流亡到美国后，就一直在美国投身中国的民主运动事业。 2023年8月，王军涛在法拉盛的办公室里接受了采访。当天，他的办公桌前方挂着一幅巨型抗议布条，白底黑字、中英对照：“严厉打击中共势力渗透美国”。 王军涛谈起王书君时展现了一丝同情，他仍把王书君看做是“朋友”。 “说实在话，我还宁愿身边有像王书君这样的人。”他接着说。“如果中共派线人来，你是希望这个线人是你的朋友？还是陌生人?” 但王书君作为多年来海外民运圈内部第一位被FBI直接指控“间谍”的人士，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看待他以及此事的影响。 “我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现任胡赵基金会会长的张艾枚女士对记者说，她从来就不信任王书君。当她看见了起诉书，也坐实了她听到的一些传言。她认为王书君的作法是背叛了朋友，也违背了自己的初衷。 “他为了那蝇头小利出卖自己的灵魂。”张艾枚说完后陷入了沉默。她坐在法拉盛家中的沙发上，双手握拳，非常愤怒。 “他是那种撒谎不会脸红的、不会皱眉（的人）。” 现居新泽西州的经济学者程晓农回顾，他曾在2009年因为协助胡赵基金会制作天安门事件纪录片，与王书君在版权处理议题上有争执。 当时，程晓农提议花钱请律师，向新闻台正式告知使用相关画面，以避免未来的法律争议。 “王书君说，这个版权不重要，还举例说他在美国不断违法(也没事)，比如房子不能隔小间出租，他租了……” 程晓农说，纪录片事件后，他再也不跟王往来。“我告诉他，你这是在陷害我。” 58岁的夏明是纽约市立大学政治学教授，从2006年开始，他在胡赵基基金会任职了约十年。他告诉记者，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察觉到一些问题。 “不知怎么的，我感觉事情不对劲。”他听到了传言。“有人告诉我，你被间谍包围了。” “我决定退出，”他说。“这就是我辞职的原因。” 7. “FBI希望抓住从小鱼到大鱼的所有间谍” 就在王书君被逮捕和保释的同一天，2022年3月16日，美国司法部发出一个通缉令，通缉一名中国国安人员Qiming Lin。此人涉嫌计划骚扰当年的“六四”学运领袖、参选美国国会议员的熊焱。 根据通缉令，这位中文名为林启明的男子，为中国国家安全部工作。2021年9月，他在纽约雇佣了一名私家侦探，调查一名华裔国会参选人的住宅地址和电话，并挖掘可以诋毁他的信息。这位参选人正是熊焱。 一位长期参与海外民运、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告诉记者。1989年后，海外诞生了很多致力于推动中国民主化的民运组织。最初几年，中共向这些组织派过不少特工，他曾参与领导的机构就出现过“抓特务”事件，但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最后都不了了之。 “我们也有向FBI报告，期望他们出面调查，但是FBI的态度不积极，他们觉得中共特工只是针对华人组织，并未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政府机构直接犯罪，所以基本忽略了这个事。一直到前几年，中共大规模派出人员，到美国海外执法，美国才开始重视。”这位人士说。 “虽然王书君在中共特工的网络图腾中处于底层，他的工作，因所在组织（即胡赵基金会）本身影响力有限而有限，但对他的起诉，表明了美国决心震撼和制止中共跨国镇压、跨国执法的行为。他说。 近年来，美国情报部门一直在努力清剿中国在美国的间谍活动。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的一名前情报官员告诉记者，他们相信逮捕王书君有助于向外界展示：中国的间谍系统不能继续在美国无法无天地运作。 前检察官兼司法部反情报和出口管制部门主管大卫劳夫曼（David Laufman）说，几年前，司法部官员“仍对中国政府的间谍活动感到有些困惑”。“当时，司法部和白宫尚未达成共识，还无法齐声表示该‘适可而止’了。” “而现在，我们看到一个接一个的相关案子被起诉，”劳夫曼（David Laufman）说，他目前任职于位于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的Wiggin and Dana法律事务所。 事实上，去年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 Wray）向国会作证时曾透露，针对中国在美国的间谍活动，FBI已开启了“数千起的调查案件”。他在2021年的证词中曾表示，联邦调查局平均每10小时就展开一起和中国相关的案件调查。 拜登政府着力于打击中国政府“跨境镇压”的案例。记者统计，2020年到2021年间，美国司法部仅发布了两个与中国“跨境镇压”有关而遭起诉的案子；但自2022年以来，至少有超过10个相关案件，近百人遭逮捕或通緝，有些是参与中国政府的“猎狐行动”，有的是在美国大学校园内或网络上打压异见人士，有的则是在中国社群内为中国官方监控海外华人。 与此同时，中情局（CIA）也加大了努力。在2023年7月对英国政治协会“迪奇利基金会”的演讲中，中情局局长伯恩斯（William Burns）指出，中情局用于打击中国间谍活动的支出增加了一倍以上。他还提到，中情局成立了一个中国任务中心，并增加了对普通话人员的招聘和培训。 在这种情形下，美国情报机构为铲除中国间谍提供了更多资源，低阶的线人成为容易被锁定的目标。此外，前CIA特工马可·斯托特（Mark Stout）表示，为中国国安系统提供讯息的线人太多了，这也就意味着联邦调查人员更能轻易地找到他们。 专家们还提到，即使是逮捕中国安全部门的低阶线人，也被视为美国的一场胜利。 作为美国国内情报机构，FBI“希望抓住从小鱼到大鱼的所有间谍，”斯托特（Mark Stout）说。“间谍就是间谍，我们将追捕所有这些人。” 他补充说。 然而，一些美国的民权倡导者也担心，当局可能只是逮捕了一些名不经传的在地协力者，中国国安仍能自由地进行他们的工作，这场间谍追捕战最终可能弊大于利。 “很多时候他们抓到的只是大意的人、或者不是偷取非常有价值秘密的人，”华盛顿自由派智库卡托研究所副主席亚历克斯·诺瓦斯特（Alex Nowrasteh）告诉记者。他是一份2021年关于间谍活动报告的作者。 记者向中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问及王书君一案件，他拒绝发表评论。但他否认了中国政府在美国进行大规模间谍行动的指控。“近年来，美国政府和媒体经常炒作‘中国间谍’问题，其中许多后来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他在一封回复给记者的电子邮件中说。 与他们的美国同行一样，中国官方也在加强对涉嫌间谍活动的个人的逮捕。 中国在2023年7月推出了新版的《反间谍法》，扩大了被政府视为间谍活动的定义，还向举报间谍的人给予人民币10万元以上的奖金。国安部开通了微信公众号，动员中国社会参与“反间谍斗争”。今年四月，中国国安部在社交媒体上公布“十大间谍案” 。官方声称要通过这些案例起底境外间谍情报手法，“树牢人民群众的反间防谍意识”。 美国执法机关通常不评论审理中的案件。检察官办公室及联邦调查局不愿对本案置评。 8. 贴着美国国旗贴纸的拐杖 以及 “我仍然爱美国” 另一方面，王书君则坚持要洗刷自己的清白。面对检方的各种指控，他在接受采访时曾大声喊道，对他的指控全是“胡说八道”。 他声称自己是被出卖的受害者。在一份交给法庭的书面证词中，他称，是一位来自民运界的名为“艾伯拉”的人恶意举报他。但检察官在提交给法院的备忘录中，驳回了王书君对此人的控诉。这个人的真实姓名也未在起诉书中披露。 2023年夏末，一个预审听证会的日子，王书君和他的律师董克文一起走进法庭。这位被指控为“中国间谍”的七旬老者，一手拖着一个买菜用的滚轮式提篮，一手拄着一根贴着美国国旗贴纸的金属拐杖。 王书君拄着拐杖出庭，银色拐杖上贴着美国国旗。(RFA / Jane Tang) 王书君说，聘用董克文律师是因为有朋友介绍，且董克文律师会说中文，“而且他是我的读者。” 董克文拥有亮眼的常春藤学历，在法拉盛的华人圈子小有名气。不过，他面对的是一支实力强大的联邦检察官队伍。首席检察官是美国助理检察官麦康奈尔（Artie McConnell），同案检察官里，还有负责国家安全部反情报和出口管制科的律师斯科特·克拉菲（Scott Claffee）。 近几个月来，美国助理检察官妮娜·古普塔（Nina Gupta）也一直在协助处理此案。 2023年7月，在法拉盛的律师办公室里，董克文陪伴王书君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王书君坚持要进入庭审，而非认罪协商，这造成了他更大的工作量。 2023年9月21日，在另一次听证会上，鉴于检察官提供的大量证据，首席法官玛戈·布罗迪询（Margo Brodie）问董克文准备审判(Trial)的能力。法官想知道董克文是否有其他律师的帮助，以及是否有足够的人力处理这个案件。董克文说他正在亲自处理此案，而且是他一个人。 2021 年，首位被引渡到美国受审的中国间谍徐延军，因经济间谍罪在辛辛那提受审时，据纽约时报报道，徐由五位顶尖的美国律师担任辩护律师团，且数十万美元的法律费用是由中国政府支付。 这样的对比，或许折射了王书君在七月即将展开的审判中的位置：他不像徐延军那样“幸运”，身后并没有一个由中国官方资助的强大律师团。 但王书君说，他对美国的司法制度充满信心，并且深信自己将被判无罪。 他说自己十分热爱美国，而且至今没有变过。“加入美国籍实现了我从小的梦想，跟我爸爸一样，我崇尚美国的民主自由宪政制度。我们也希望中国摆脱专制。”谈起美国，王书君的眼神亮了起来，他说自己热爱纽约的大众运输、医保福利，还有好莱坞电影、还有奥斯卡获奖的歌曲。 在一次访谈中进行到一半时，他甚至高声唱起了电影《音乐之声》的插曲《雪绒花》。 “我喜欢美国，我大教授跑到这来，就是为了民主自由而来的。怎么共产党都没抓我，他们反而抓我了?”他这样说着，看起来有点大惑不解。 若被判有罪，他将面临最长二十年的监禁，但王书君表示，他对美国的感情没有改变。“我心里很踏实，”他说。“心中没有恐惧。” “我仍然爱美国，”在一次和记者的谈话中，王书君说，然后把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当他转身回家时，他回过头来，行了一个军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