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台湾官方在金门的战地坑洞里，举办了“823炮战60周年纪念大会”。出席者包括时任国防部长严德发、金门县长陈福海等军方和地方人士，国民党前总统马英九也出席了大会后的献花仪式。至于民进党籍的党政高层，则无一现身。 当晚，民进党副秘书长徐佳青在亲蓝营的政论节目，就事件解画： “八二三不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打仗吗，如果去打仗是以牺牲台湾人民的性命，来换取国民党的胜利，这样的胜利还有意义吗？”徐的一番话把民进党和金门切割开来，让民进党在当地唯一县议员陈沧江愤而退党。 到9月11日，一则促转会（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内部会议录音流出。会议上，促转会副主委张天钦将警界出身的国民党新北长候选人侯友宜形容为“转型正义最恶劣的例子”，对侯友宜曾经指挥抓捕台独运动领袖郑南榕，如今却仍身居高位表示不忿。他还在会议上要求同僚搜集海外各国“类似侯友宜的案例”，又不避讳用“东厂”比喻所在的促转会。 年底的县市长选举中，民进党在全部22席中仅取6席，更失去全部地方议会控制权。原本被形容为“派个西瓜也能当选”的南部云林县、嘉义市执政权也拱手让人。 接手蒋经国与中华民国遗产，民进党历史论述大执位 不同于陈水扁执政8年，立法权长期旁落在野党，难以推动涉及意识形态的重大改革；2016年是民进党第一次“完全执政”，上台后自然要回应支持者长期期盼但久未落实的诉求：2016年8月，立法院三读通过《政党及其附随组织不当取得财产条例》，冻结国民党威权时期积累的大量资产；次年12月，《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紧接通过。 这些政策大多是民进党的长期主张，但也无形中将台湾历史割裂为两个时期。民进党成立、台湾全面解除戒严或总统直接民选的80-90年代作为分水岭：之前是“威权时代”，而后是“民主时代”；之前是“中国人统治台湾”，而后是“台湾人当家作主”。对前一段历史的“清算”是台湾政府长期要做而未做的事，终于在2016年随着民进党完全执政落地。 但这样“完成历史使命”的骄傲很快因2018年地方选举惨败，在民进党内消失殆尽。进入千禧年后，民进党除了在2005-2006年的地方选举只获7席外，还未遭遇如此惨烈的败绩；而当时的地方选举惨败后，民进党很快在2008年总统大选中以两成劣势惨败。失去政权的恐惧，令民进党上下自年底开始掀起一波“检讨潮”。在此之后，蔡英文和民进党的历史论述有了微妙变化。 败选次年的2019年，蔡英文亲赴金门参加了“八二三”纪念活动。发言中她称“我们的先人，不分先来后到，也不分族群、不分军民，大家一起历经了八二三的炮战与试炼，共同守住了中华民国台湾”，推翻了战役为“国共内战”的说辞。到2020年，陪同蔡英文前往金门的除了国安团队高官，还有惯常上被视为“美国驻台大使”的AIT台北办事处主任郦英杰，纪念活动规格更高。 蔡英文更令人“有感”的改变，在他1月末出席了蒋经国“七海文化园区”的开幕仪式。相比陈水扁时期民进党力推公共生活“去蒋化”和蔡第一个任期主推转型正义相关措施，以总统身分出席“威权象征”纪念活动已是相当突破。尽管蔡英文没有直接帮蒋经国“功过定性”，只称“每一位总统的历史定位，都应由人民来决定”；但同为民进党籍的退辅会（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副主委李文忠已不吝在纪念音乐会上，称呼蒋经国作“伟人”。 蔡英文不忘借蒋经国，嘲讽如今国民党对中国的绥靖态度。她引用蒋经国的话说“我们中华民国到今天所以能生存，有前途，有希望，有信心，主要是因为中华民国政府在世界上是坚决反共、不与任何共党妥协的精神堡垒”。 这不是蔡英文或民进党，第一次调整涉及国家定位和历史观的“重要论述”。 蔡的第一次“论述调整”发生在2012年首次竞选总统失败后。当时蔡英文为和马英九的“九二共识”抗衡，提出“保有台湾民主生活，并积极拓展国际空间”的“台湾共识”，作为国家定位论述主轴。选前访问华府后，美国国务院随即透过不具名人士在《金融时报》放话，称蔡英文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维持两岸稳定关系，成为蔡当年败选的一大主因。 4年后的2016年，蔡英文再次参选，将模糊不清的“台湾共识”明确为在两岸关系上“维持现状”，一方面迎合台湾“不统不独”的主流民意，也令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友相信：蔡英文无意主动制造两岸紧张情势。当然，这不是民进党第一次调整国家论述：1999年，民进党中央为帮来年参与总统大的陈水扁选扫清障碍，通过了《台湾前途决议文》，提及“台湾事实上已成为一个主权独立的民主国家”，覆盖了该党党纲中“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的主张。 两次论述修正都帮助民进党取得总统大选，也留下不少隐忧。无论是“维持现状”，还是“台湾已经独立”的论述，都是为了避谈某些可能引发两岸局势紧张，或党内意见反弹的“敏感问题”，例如：台湾和中国到底是什么关系？民进党到底是否支持台湾独立？ 但折衷的措辞，只能暂时盖住争议，却很难为政府和党派提供明确的行动纲领和未来目标。 中间选民和蓝营支持者不愿相信民进党已放弃“法理台独”，也看不到绿营政治人物对“中华民国”的认同。而当政治危机爆发时，脆弱的妥协更难维系。陈水扁在2007年为巩固党内支持，提出“要独立、要正名、要新宪法”的独派主张，党内行中间路线的政治人物被冠名“九大寇”遭排挤。而在2018年地方选举失败后，原本已淡出政坛的独派领袖吴澧培、彭敏明也公开登报，要求蔡英文退出党内初选；独派的辜宽敏更喊出蔡英文可以退下“当国母”。 2018年地方选举惨败后，蔡英文随即开始自己的第二次路线调整。重点不再是回应个别问题，而从历史论述着手，将民进党同“中华民国遗产”全面接驳。2019年的“双十国庆”讲话上，蔡英文第一次抛出“中华民国台湾”的概念：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两个词可以在任何情况下互换使用。 “中华民国”与台湾共同体 从政治理论角度看，蔡英文发明的“中华民国台湾”并非新概念：它在国家定位上认定中华民国的领域仅及台澎金马，和李登辉1995年提出的“中华民国在台湾”，或是《台湾前途决议文》中“台湾是事实上独立国家”没有实质区别；它将“中华民国台湾”和“中国”对立，也不离李登辉“特殊国与国关系”框架。 但和“两国论”、“九二共识”这些晦涩含混的政治概念不同。“中华民国”和“台湾”都是台湾政治生活中最常出现的名字，延展出的“台湾加油！”和“中华民国万岁！”；蕃薯地图和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则分别是蓝绿竞选场合最标志的口号和符号。将这两者硬生生揉出“中华民国台湾”，并且作为官方国名，在各种演说、新闻稿中次次说、月月说，不是为了创造新的政治概念，而是要在传播过程中，用最粗暴的方法模糊两者分歧，消解“中华民国”和“台湾”经年累月的对立形象。 两年后的国庆讲话，蔡英文更提出了类似“中华民国第二共和”的概念，为“中华民国台湾”的说辞增添理论依据。她在演讲中多次提及“72年以来”，强调自1949年以来，“中华民国”和“台湾”已是密不可分的命运共同体，将1949年国府迁台视为“中华民国历史的新起点”，又把古宁头战役、823炮战、台美断交后风雨飘摇等国民党津津乐道的事，诠释为建构台湾共同体意识的主要标志。 民进党的新论述固然有利吸引中间选民，尤其是经历解严后期经济腾飞的“5至6年级选民”；但也冲击了民进党的“历史优越感”。两蒋时期台湾为防中共入侵的“整军经武”，以及内部的“保密防谍”，都为“建立中华民国台湾主体性”做出贡献；如今的民进党继承了这样的路线，只是在实践的过程中遵循民主原则，并尊重人权防止冤假错案。 包括十大建设、投资半导体产业等蒋经国时期的经济努力，也是“反共保台”的巨大成就，值得为当下政府延续。当“台湾历史的转折点”从80年代被推前到1949，“尊蒋”水到渠成，但民进党在台湾主体性形塑过程中的角色，也从“缔造者”降格为“继承者”，难免引发党内反对声浪。 另一方面，一旦承认了两蒋对台湾安全和主体性做出的贡献，民进党上台以来便锐意推动的“转型正义”工作便变得极为尴尬。毕竟，白色恐怖时期的一些行为会从“彻底的恶”，化为“达成合理目的（反共）过程中的不当行为”。尽管促转会仍能针对威权时期侵犯人权、鼓动举报、渗透民间社团、滥杀无辜等一系列具体行为发起调查，但却很难形塑“彻底反省威权”的社会氛围。因此，包括蔡英文前文胆姚人多、促转会前主委杨翠在内一批“进步派”人士都高调批评蔡英文的“亲蒋”言行，但并没有激起太多涟漪。 一党独大，进步价值让位国家主义 一个政党，或政治人物如果只是口头改变些论述很容易，但要建立起和论述匹配的党政团队则不简单。30年代苏联的《联共布尔什维克简明党史》树立了斯大林的绝对权威，将托洛茨基打成了党内公敌；中共在40年代和70年代的两次《历史决议》则分别将毛泽东和邓小平定于一尊。但这“涂改历史”的背后，是强大国家机器将大量党内异己清除出政治舞台乃至人类社会，帮人“做减法”；而蔡英文和她领导的民进党则只能“做加法”，边缘化一批人的同时，将更多人引入体制。 民进党的转型过程中，失去话语权的不仅包括党内“独派”，还包括过往和民进党关系良好的“进步势力”。除了促转会前主委杨翠、前“新潮流”召集人段宜康等党内左派出声反对未有下文，长期担任蔡英文“文胆”的姚人多，也难阻蔡英文“向右走”。 至于过往和民进党关系良好的劳工、环保团体对党的影响力也逐渐衰弱。去年四大公投的“珍爱藻礁”公投中，部分环保团体对政府做出退让的“三接外推”方案仍不满意，执意发起连署试图彻底拉倒大潭LNG接收站；至于左派劳团发起的“秋斗”，则直接同国民党合流，以“反独裁、反网军霸凌、拼公投”为号召，和民进党打对台。 与此同时，主张“放下矛盾，强化国家力量”的国家主义正成为民进党的主流意识形态。不可否认，无论是淡化台湾和中华民国的国家认同之争，还是“尊蒋”并调低转型正义调门，民进党都有吸引中间选民的政治考量；但这些行为也确实淡化了台湾长久以来以统独为核心的主要矛盾，促成社会团结，并把社会主要争议话题转向美国猪肉、千叶鲔鱼之类的枝节。在全球各国都天然倾向国家主义的军队，也一改陈水扁时期“铁板一块亲蓝”的局面；更有于北辰这样具极高公众影响力的退役政治人物，公开脱离国民党，支持蔡政府。 至于经济领域，蔡英文和民进党政府也相信保守主义的价值：通过国家宏观产业政策，和针对性扶持，帮助企业将饼做大，利用市场方式推高社会薪资水平；比加强再分配更有效。过去数年，蔡英文领导下的中央政府财政开支占GDP比例平均落在16%左右，远低于马英九执政时期的18-20%，大幅降低政府负债规模。2018年之后，蔡政府更没有推出任何加强规管经济或改善劳权的重要政策，只根据社会平均薪资水平变化，同步调整基本工资。但由于过去2年台湾经济发展过于畅旺，两年GDP平均增幅不仅在“亚洲四小龙”居首，更超过中国大陆；对经济持“正面评价”的民众依然占到39.5%，是2018年的4倍。 这样的亮眼成绩下，和蔡英文出身类似的经济技术官僚也被重用：在经济部任职40年之久，真除担任部长的沈荣津，再次打破了“事务官天花板”的限制，被提拔为通常由党籍或政务官担任的行政院副院长。接替沈担任经济部长的资深财经官员王美花，也因早前公投辩论和说明时的优秀表现，被传受民进党征召，将投入今年的县市长选举，转轨进入“政治圈”。 民进党终将“自民党化”？ 1995年，民进党和统派的新党喝起“大和解咖啡”，想在议会中合作制衡国民党，最终因两党内部反对声音太大，双方政治理念差距过大破局。 2000年，陈水扁当选总统后，任命国民党党籍的唐飞担任行政院长，期望舒缓朝野对立氛围，后者不到5个月就因和陈水扁因“续建核四”意见不合，挂冠离去。 2014年，民进党倾注大量资源，将柯文哲推上台北市长大位；双方合作持续4年后，便形同陌路。 民进党过去一直希望透过同其他政党合作的方式，让自己“向中间靠拢”，从而获得更广泛支持，屡屡失败。但如今，他们却有了“独霸一方”的本钱。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2月的政党支持率调查，民进党连同关系紧密友党“台湾基进”合共取得33.2%支持，比国民党15.0%和民众党16.2%加总还多。这样“一党独大”的支持率结构，已和自民党在日本的支持率接近，如果得以维系，几乎能保证民进党在所有中央层面选举中大胜。 政治上淡化争议强调“一致对外”，吸引年轻人支持，并逐步吸纳原本属于国民党的军人、公务员票源；经济上立场保守，吸引中产阶级和商界选票。加上南部地区大量农业人口作为“基本盘”。民进党不仅在政策取向上接近日本自民党，在选民结构上也愈发接近。即使如此，民进党仍没放弃“拓广票基”，在和金门同为离岛的连江县（马祖），该党外交领域“储备干部”李问自2019年起便在当地深耕，今年更计划推出“10人名单”挑战原本“清一色蓝营”的县议会⋯⋯ 没人能断言未来的台湾会否同日本一样，进入持久的“一党独大”：选举不再热闹，政治日渐沉闷。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民进党越来越庞大，越来越保守，越来越稳定：主导台湾30多年的“蓝绿对决”，可能暂时难以得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