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疫情的封控政策，日益紧缩的表达空间，许多人对体制的想法从失望到绝望，计划移民到海外，“润”（run）便作为流行语诞生。 其中，一些女性正在离开中国。她们出走的背景，是近几年的中国性别环境，以及引起关注的各种女性议题：一方面，性别议题讨论量不断增加，铁链女、唐山打人事件等性别暴力事件的频繁引起关注；离婚冷静期、三胎政策的出台，都让不少女性有了权利意识的觉醒。而另一方面，互联网上女性议题的言论空间日益紧缩：自2021年开始，包括豆瓣一些女权小组、微博女权博主等多个社交平台上的女权账号、自媒体相继遭到封锁；微博等平台也新增了“挑唆性别对立”作为举报原因，以此为依据审查女权相关内容；与此同时，官方媒体数次将女权主义者定义为“境外势力”，一些以“反女权”为卖点的账户、大V也进入公共视野。 虽然至今尚未有中国女性“润”到国外数据，但根据澳大利亚移民局的统计，生于中国的移民，女性比男性多；而在以女性用户为主的小红书上，对“润”的讨论也越来越多。一些名为“润学的女权主义”的线上讨论，也引起了媒体关注。据媒体报道，这些社群的讨论内容包括指导女性如何找到离开中国的途径，以及寻求海外工作许可或出国留学。 而在逃离了不平等的性别环境之后，是否意味着更好的生活？ 润到发达国家之后，作为女性的生存境遇会改善吗？她们会遇到怎样的问题和挑战？为了探索这些疑问，歪脑记者和三位2021年后润出去的女性聊了聊。 晶晶 - 35岁，润到美国 35岁的晶晶决定润的理由，是为了孩子。 两年前，晶晶和丈夫、女儿一起从河南搬到了美国，和许多决定选择让孩子出国读书的父母一样，她希望孩子的教育能“不受政治影响”。 “我来这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培养孩子，希望她有无限可能，而不是只会服从。”晶晶说。 2020年，他们一家人在美国的一个城市安了家，孩子上了当地的小学，融入得很好。丈夫和婆婆之前就长期在国外生活过，所以也很适应。 而晶晶成为了陪读妈妈。她坦言，这几年自己从一个开朗的女性变得几近抑郁。 “最大的困难是语言障碍，我们那一代的家长学的都是哑巴英语，能听得懂、看得懂，但一到张嘴的时候脑子就断档了，而有语言障碍，就没法工作，没法真正融入社会。其次是圈子。”她说道。在为了孩子迁徙之后，晶晶舍弃了以前的工作和社交圈，重心也放到了家庭。“美国的生活是以家庭为核心，不像在国内有工作社交圈、朋友社交圈、亲情圈。但美国不是的，大家都以家庭为主，想约朋友，要提前一个月。” 有时候，晚上想这些睡不着，她也把作为陪读妈妈的心酸写在社交网络上，得到了许多同是陪读妈妈的共情和理解。但评论里也有人责怪她不够努力学习英语和融入社会。 晶晶听到这些总是很无奈，她刚来美国不久就在社区大学报了英语学习班，但对陪读妈妈来说，这一切没那么容易。 “因为妈妈们的英语水平不行，无法辅导孩子做作业，只能让孩子去上各种各样的辅导班。妈妈的每天工作就是几点一线：家，辅导班，回家。在美国西部这样的地方，去每个地方都要半小时甚至一个小时，所以妈妈们的生活们就只有这些，要么在家做饭，要么接孩子送孩子。在这个状态下，完全没有自己的生活。即使抽出时间去学习，也不会有很好的效果。” 在出国前，晶晶在国内做珠宝和燕窝生意，做得顺风顺水。因为家境富裕，家务都外包给家政工。而出国后，因为美国的房子基本都很大，需要花更多时间和精力去照料，且当地的人工费用高，晶晶一家无法负担请家政工的开销，所以她只能独自承担家务。 从一个生意场上的女性变成家庭主妇，这期间的落差让晶晶深感不适。“作为一个8岁孩子的妈妈，身上积极向上正能量的引导越来越少，大声呵斥越来越多，能讲的故事越来越少，要干的家务越来越多脾气越来越大。”她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曾经想做孩子心理榜样的那个我在逐渐凋零。” 可即使如此，晶晶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是陪读妈妈群体中幸运的那一个。 “这边的陪读妈妈，基本上是爸爸在国内从政或者从商，陪读妈妈独自带两三个孩子，虽然都是衣食无忧，但妈妈们的精神状态都不是特别好，” 她说，“夫妻间长期异地，最终的结果几乎是家庭破碎。” “我们这个小区，《绝望主妇》有一个取景就是在我们这个小区拍的，我到现在我才能理解为什么美国能拍出这样的连续剧。那是真的绝望！”她说。 虽然官方还尚未有对于陪读妈妈数量的统计，但就晶晶认识的华人中，陪读妈妈的数量远高于陪读爸爸，这是不争的事实。在女儿就读小学里，20几个华人家长组了个微信群，“几乎全是妈妈，很少有爸爸。” 当被问到为什么陪读的基本是妈妈，而非爸爸时，晶晶不假思索地说：“因为妈妈这个角色没有办法替代啊。妈妈从生活照顾孩子会更多，爸爸根本胜任不了这个工作。起码中国男人是不行的。中国男人你见有哪个在家当全职爸爸的？传统的思想导致了陪读爸爸不可能存在。” 在这样的性别困境中，她只能继续咬牙坚持着。她知道自己属于很不适应国外生活的那一类中国人，“有些扎在骨子里的习惯是怎么样都不能改变的”。她怀念国内的美食、朋友、家人、热闹的烟火气。 她也曾计划过一种两边跑的生活，一半时间在中国，一半时间在美国，但过去三年的封控政策却让这个计划难以实现，而现如今疫情虽结束，美中关系不稳定等政治因素，也让她对未来的跨国流动感到没有信心。 晶晶打算，再熬几年，直到孩子上大学，就和丈夫一起回国。但掐指一算，孩子今年才8岁，她时常不太清楚后面的生活要怎么过了。 最近一年，越来越多朋友咨询她关于润的问题。“怎么说呢，这个现象就像围城，没出来的拼了命想出来，但出来的都想要回去。”她说。 肉桂 - 28岁，润到西欧 在飞机降落在欧洲的那一刻，28岁的肉桂拖着两个行李箱，看着陌生的人群，她想：“终于可以开始一种不一样的生活了。” 润出来前，肉桂在上海一家外企工作，像许多人梦想的那样，海归身份的她在大城市生活，有着体面的工作，稳定的亲密关系和朋友圈。但她坦言自己在国内的这些年一直是“一种比较抑郁的状态”，肉桂对社会议题十分关心，经常会在微博上发表观点，也定期和同温层组织聚会，但结果是，她的微博被炸号，也多次被警察“喝茶”。 “我的微博应该是被举报的。” 肉桂说，“一方面系统在监视着我，一方面这个系统教育出来的人也自愿地化成系统的眼睛监视着我。” 眼看着环境的日益紧缩，她也越来越不安。她决心要给自己找个Plan B——润出去。而润的途径也和当下许多人一样：申请国外的学校，争取在毕业后找到工作，然后拿到永居。 她选择申请西欧一所大学的研究生，当时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也没有想好一定要去。结果那封offer在上海封城最严重的时候到来，彼时的兜底方案在此时成了救命稻草。她几乎不假思索地接受了offer，并和男友约定好，等她毕业后找到工作，就把他一起接来。2021年8月，肉桂落地西欧某发达国家。 “之前一直被压着，很无力很痛苦，有点处于抑郁的状态，因为你不相信自己是有力量的。出来的后的改变是，可以生气了，敢恨了。当时是不敢恨的，因为会觉得他们拿捏着我们的一切，可以随时上门找到我们，会有很害怕的感觉，从健康码到无处不在的摄像头，你会觉得身不由己，感觉一举一动都在监控当中。” 但出国了之后， “这一切从我身上撤走了，我可以大胆地恨了。” 她说。 肉桂渐渐在新生活中重建秩序。她用学校提供的保险做心理咨询，和咨询师一起探讨过去的创伤；也持续和男友在进行伴侣心理咨询，以面对异地的挑战；她在妇女节参加当地的街头女权游行，体验着全新的政治参与。“之前会觉得一切都停下来了，生活里只有核酸还剩几个小时有效期这种事情，现在感觉生活终于可以往前走了，有进展了。” 性别环境也是肉桂想要出走的其中一大原因。虽然家中只有她和大她十多岁的姐姐两个孩子，但她觉得父母依旧是重男亲女的。 姐姐大学毕业后，本想留在学校所在的城市工作，但被爸爸妈妈劝回了老家。她自己出国前的一天，一位爸爸的朋友来家里送行，给了一个送行红包，说“怎么女儿也跑这么远，如果是儿子的话我就给多一点。”这样的话她听起来很刺耳，而父亲在旁边沉默不言。 “东亚女性痛苦的一个点就在于家庭。” 而到西欧之后，肉桂观察到一个现象：身边的女孩子要留下来的意愿非常强烈，但男性反而没那么想留下。“男性在国内处于优势地位，出来之后反而会因为亚裔的身份而感受到自己处于弱势地位，他们会不习惯这种转变。” 今年4月，一名留学生讨论自己在国外观察到两性境遇的贴文在微博被热议。该名女性举出身边的留学生为例，指尽管男女都因各种原因“润”到国外，但中国男性并不适应在国外男女平等、对女性友好的环境，更无法接受自己成为种族小众。而她的男性朋友更是明知国内的种种痛苦却仍要回国，哪怕读到博士，也宁愿回国享受“乡亲”的仰视，享受男权社会的特权，而女性则相对没有退路，在异乡扎根的希望也更大。这则贴文在网络上引起发了热议。 肉桂同样享受自己在国外的生活。“现在会觉得，我更有生命力了。” 唯一让她遗憾的，反而是失去的同温层。在中国作为一名政治小众，肉桂本以为出来之前会认识到很多国际朋友，但即使面对国际朋友进行政治出柜，她也发现很困难，“他们很难理解我们的挣扎”。可能因为在商学院读书等缘故，她自觉身边都是一群精英白人，“平时谈论的通常是假期去哪里滑雪”。 她说，现在情感上感到最亲密的是一位之前读研时认识的泰国女生，因为她的国家也经历着相似的动荡。同时，肉桂也在继续探索当地的同温层，时常在和当地的其他华人女性聚会，抱团取暖。 “我在上海的小环境是稳定的，但这个小环境即使稳定，也没有太多抵抗风险的能力。这种风险（可能被带走、被监视、或被封在家里几个月）是再好的小环境都无法抵抗的，” 肉桂说，“但我到了西欧之后，我不需要去抵御这种风险了，哪怕我的小环境相对脆弱，我也可以活得很开心。” “它允许人脆弱，这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 Ivy - 29岁，润到比利时 Ivy出生在江南的一个中产家庭，18岁到澳门读书时，她曾设想的人生和现在完全不同：毕业后回老家，和男朋友结婚，过一个“普通独生女会过的那种生活”。 毕业后，她的确回到老家当了英语老师，但很快就感受到水土不服。“因为见到了更大的世界”。Ivy形容自己是一个“比较任性”的人，意识到自己不喜欢老师这份工作后，她索性到上海做了猎头，目的是通过了解各行各业，探索自己真正感兴趣的职业。 Ivy逐渐摸索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是一些有创造性的工作，于是，接下来的5年，Ivy加入了外贸公司的市场部门，往返于香港和深圳。这份工作她做得风生水起，五年时间，她从市场专员升到了主管。但崩塌也在这时候发生。 2018年，美中贸易战打响，Ivy所在的民营外贸公司深受影响。公司提出给Ivy升职，但是升职条件是要裁掉市场部的4个人，而当时她所在的市场部原本就只有7个人。 虽然表现上看起来是升职，但在贸易战导致裁员的大环境下，能掌控的其实更少了。“公司给我升职，背后的本质其实是拥有更少的agency，裁掉人之后，意味着4个人要做之前7个人的活。”她逐渐感觉新职位更像个没有太多职业发展的陷阱。这件事让Ivy清楚地看到社会的动荡是如何最终降落在个体身上，她意识到“你不去管政治，政治有一天也会管到你”。 对Ivy来说，如果说贸易战是“润”的伏笔，那香港社运就是触发点。她当时所在的外贸公司，市场部门在香港，工厂在国内，她每周至少都要过一次香港，而海关的两头的割裂景象，让她感受到巨大的震动。 “我看到了两边的两种生态，当时的情况是真的会让你question太多事情，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她说，“曾经的我一直觉得，这个世界好像没什么大问题，想要什么，够一下就可以够到的。但那是一个觉醒的过程，我意识到我之所以能够一直过一种任性的生活，是因为我的特权，这两个事件让我发问，如果没有这些特权和幸运，我到底是谁？” 贸易战和香港社运这两件事，Ivy形容给她一种“存在主义上的打击”，她开始质疑自己在商业公司的工作，并开始接触人类学、社会学的书。她下定决心想改变这种生活，两年前她前往比利时读研究生，计划毕业后去当地非盈利组织工作。她形容自己是“为了自己的价值排序在润”， 而对Ivy来说，价值排序最高的便是自由。 “你得自由才会有自发的快乐，我想要正常地谈恋爱，正常地组建家庭，西方会让你觉得你有正常人有的自由，在国内可能就不行。” 来国外生活的两年间，她常和家人朋友形容自己在国外的生活：挺好的，但是好像哪里不对劲。她试图摸索意识到这种“不对劲”在哪。 “欧洲社会真的很自由，想要干嘛都可以去干，但是问题是，我想干嘛？有一些很现实的问题，找工作需要工资达到工作签证的基准线，但许多NGO基本都达不到这个要求。” 而更让Ivy感到“哪里不对劲的”，是缺失的社群。社群对Ivy来说非常重要，“是我很多意义感的来源”，在疫情期间，Ivy是深圳一家线下书店的活跃参与者，常在那里办图书会、放映会等线下活动。出国后，她却发现这样的社群难以再复制。 “欧洲社会人际关系会疏远一些，大家比较个人主义，这会让我觉得在国内，同温层会更好找到。在这边感觉大家没有强烈地想要和你结交一个社群的intention。”她说。 她也尝试过把目标望向在海外的中国人，“我自己在认认真真地找一些和我很像的人，但是可能她们一年后就离开了。流动性很大，让我觉得有点难过。在国内，虽然流动也大，但是社群的凝聚力还是有的，现在好像即使你像搞点什么事情，但是没什么人来理你，大家都在低头读书。“ 在国内组织读书会的时候，她常常和书友们一起读《厌女》这样的女权类书籍。而通过谈恋爱，Ivy也对性别议题有了更深的理解。 Ivy的男朋友是比利时人，之前在国内谈恋爱，交往的男友会有一些大男子主义，而如今的男友对她更加平等，在这段关系里，她感到更加被尊重，“我男朋友会很平等地对待我。” 但她发现，要和对方聊得很深还是很难。“但是很多事情是白人男性无法理解的。我生活中的很多困境是来自于新移民、语言、文化差异、交朋友，对于他就会觉得‘有那么难吗’，并不能感同身受。但如果是一个中国人，你和ta讲‘润’，讲内卷，ta一下就能理解你在说什么。” 这种沟通困难，也同样存在于性别议题上。Ivy提到一个例子，在和男友一起看一些国内视频的时候，网页会弹出一些cam girl性感广告的弹窗。男友会认为，这些女性是自己喜欢性，自愿地在享受这份工作。 “他无法理解这些亚洲女性背后的结构性困境。”她说。 在工作、恋情、生活都于比利时拉开新帷幕的过程中，Ivy也隐隐感到性别、种族等权力关系在其中的复杂交织，和对未来的隐忧：她若没能顺利找到工作拿到工签，可能就需要通过与男友办同居签证而留下来。这意味着自己的独立性将受很大影响。 早在2017年，就有华人移民机构的文章分析，中国女性之所以比男性更愿意在国外定居，原因包括拥有更平等的工作机会，异性恋婚恋市场上的标准和选择，往往比东亚社会里苛刻的年龄、性格、贤惠程度等要求更多元，还有西方社会环境包容、人际关系简单等。这些可能性，在性别议题讨论热烈的当下更引人关注。而中国女性会走出多远，走了之后又面临怎样的性别状况，将是值得长期观察的议题。 为保护受访人隐私，文中晶晶、肉桂、Ivy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