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北部Burnet路上的一家东南亚餐厅在门口贴了一个招牌，上面写着因为员工人手严重不足，所以点餐和出餐等候时间都比较长，希望食客理解。周三晚上七点左右，这家餐厅门口有十来个人在等候，但是店里面有几张桌子空着。门口负责招待的女服务生还常常要去厨房里帮忙出餐，她穿着高跟鞋跑来跑去，一面还要应付食客的问题：“对不起，那片就餐区域暂不开放。” 直到快打烊，亚裔领班服务员韩（Han，音译）才有时间放下菜单，喝一口水。他告诉我，奥斯汀的服务业还没有完全从新冠疫情中恢复过来，虽然周末或者节假日的人流已经快恢复到疫情前，但服务业从业者却完全不够。 “我们的后厨人手是疫情前的50%，前场的服务人员是疫情前的30%-40%，”韩解释道。他说现在餐厅里完全没有busser（客人用餐后负责擦桌椅等事的人），food runner（传菜员）只有两个兼职的，所以餐厅选择了不开放一些区域，因为没有足够的人手来上菜和清理。 提到疫情之后的招工难，韩表示来应聘的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相较于短期的收入，他们开始在意长期的福利。“疫情过后，所有来应聘的人都要我们给他们支付医疗保险，”韩说，但是在疫情之前，许多服务生都没有任何医疗保险。但即使提供了福利，许多人也做不长久。 曾在几家知名高端餐厅打工的伊莱（Eli，音译）在家待了好几个月。这期间，他接到不少工作offer，问他愿不愿意去咖啡店、日料店、轻食店等打工。他说这些工作的时薪比疫情之前多了不少，时薪加上小费，一个晚上就能赚两三百美金。有些规模稍大的餐厅还会提供很不错的医疗保险。他犹豫过，但还是以压力太大拒绝了这些工作邀约。 过去的一年多里，他先是自己感染上了新冠病毒。病情虽然好转了，但是他却有后遗症，开始对许多东西都过敏，晚上也常常睡不好，过去他对很多运动都擅长，但现在自觉体力下降了不少。这些后遗症让他越来越难以适应高强度的餐饮业工作。后来，他的家人也患上了新冠，有年长的亲人甚至一度入院治疗，生命垂危，他又放下工作，飞回老家探望家人。疫情彻底打乱了他的日常生活，也让他下决心辞去工作，修整一段时间。 “我不怪他们，”韩对歪脑说，“因为在家里什么都不做也能拿失业金，而且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都在招人，政府也在招人，亚马逊那些大公司也在招人，P Terrys这些连锁快餐店也在招人，他们去别的地方工资和福利可以更好，”韩耸耸肩，“you get the idea.（你懂的）” 因为Delta病毒变种的扩散，奥斯汀医院的ICU一度爆满，韩介绍，求职者担心餐厅很快又要关闭堂食，有人面试完答应地好好地要来工作，又因为担心没做几天又要失业，所以干脆不来上班。韩补充，过去一年多的疫情改变了许多人的态度：“人们都觉得自己有资格获得更多。我们餐厅在等位的时候就告诉大家，上餐的时间会比原来长十分钟左右，但还是很多人骂服务生。我这一年受到的责骂比之前好几年的加在一起都多。” 并不是一味地挥霍时间和金钱 伊莱的朋友大卫（David, 音译）也在家待业两个多月了，他却不觉得像他这样的年轻人是因为懒惰才不想工作。他说，持续一年半的疫情，把好多人都逼到了极限上。曾在初创企业担任重要职位的他，在疫情期间面临着许多挑战——既担心家中年迈的父亲的身体问题，又要花比疫情前更多的时间在工作上。公司因为全球性的疫情所带来的的物流问题，供应链频频受到挑战，甚至不得不换掉了合作很多年的供应商。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每天都要加班到凌晨，精神和体力都濒临崩溃。同样是因为疫情，人们困在家中，他也很难与朋友或者亲人见面。疫情之前，他会去国外旅游，去看音乐会和演出，舒缓压力，但现在变成了压力增加却没有出口。苦苦支撑了一年多下来，让他觉得必须要给自己彻底放一个假，也重新规划一下自己的未来。 “这个世界没办法回到疫情之前了。人们除了工作，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操心，人们也开始意识到除了赚钱以外，健康、家人这些也很重要，甚至更重要，”他替那些不愿意回到工作岗位中的人辩解，认为给他们贴上“懒惰”的标签并不公平。 大卫在初创企业工作时，也同样面临招工难情况，但他曾与几位辞职的员工聊天，发现背后都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有人家中的伴侣或父母身体不好、免疫力低下，有人家里有不够年龄不能打疫苗的孩童，他们担心自己出门工作染病之后，会传染给自己的家人，让家人遭受病痛的折磨；亦有人对自己原本的工作并没有热情，工作的时候也不开心，于是想趁疫情期间政府发放额外福利的时候，给自己放一个假，想一下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他说周围的人虽然拿政府的福利，但也会去做一些帮助难民之类的义工，或者去学校进修，并不是一味地挥霍时间和金钱。 许多年轻人（Z时代和千禧一代）都把这次疫情当做重新规划人生，转换工作的契机。Bankrate’s的调查显示，大约有77%的Z时代和63%的千禧一代年轻人正在转换职业跑道。《时代周刊》也有相似主题的报道，疫情不仅提示大家，原来我们并不真正喜爱自己的工作，也给了人们机会重塑职业轨迹。 根据美国劳工部最新的数据，2021年8月份430万人辞职，有1000万多个职位空缺，创下历史纪录。 原本收入颇丰的大卫正在考虑转行。他说，疫情之前，他的生活重心主要是事业成功，想要买车，买房，想要有一定数额的存款。他总觉得主要自己努力赚更多的钱，生活就会变好。但是疫情却让他意识到了世界上还有许多他无法控制的障碍和困难。他仍然希望在事业上奋斗，取得成功，但相较赚更多的钱，他也开始考虑如何对周围人产生正面的影响，让世界变得更好。疫情期间，他的许多朋友都因为压力大和与社会隔绝而产生的心理问题，他在考虑未来从事与心理健康有关的工作。 大卫念MBA时的同学，在投资银行工作的明（Ming，音译）亦在疫情中辞去了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每周七天随时待命的工作。明记得过去，即使休年假时，他也是在沙滩上用笔记本电脑回复工作邮件。现在，他找到了一份朝九晚五、可以在家办公的工作，有更多和家人相处的时间和机会。 中国的“躺平”和反“内卷” 疫情让美国的年轻人重新思考工作在生命中所占的比重，中国的年轻人中也开始出现“躺平一族”。今年4月份，一篇名为《躺平既是正义》的帖子在中国互联网上获得了大量关注，吸引了许多年轻的拥趸者。发帖人名叫骆华忠，生活在杭州建德。他说自己“厌恶那种一辈子为了钢筋水泥和‘传统的家庭观念’，人不应该如此劳累。”他称自己一天只吃两顿饭，每月花销控制在两百（人民币）以内，常去江边游泳，有时读读哲学书，“有时会躲在某处看着那些忙碌的人发笑”。 “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数据不断地攀升……你发现没有？很多年轻人的心理可能都出现问题了，这些东西只会让人越来越累，有很多不必要的东西。”骆华忠在《纽约时报》的一篇访问中说。 与“躺平”一词同时流行于中国互联网的还有“内卷”。许多中国年轻人感受到社会阶层固化，工作劳累，竞争激烈，房价物价高昂，新冠疫情带来的各种封城和检疫措施亦令他们没有流动的欲望——既然无法实现社会和家庭对他们的期望，不如用一种无欲无求的态度“躺平”，用不买房、不买车、不生孩子的方式消极抵抗社会的“内卷”。 在中国一间公立学校工作的璐璐（化名）对歪脑说，她最近也开始考虑“躺平”。当语文老师的她，原本会主动和家长沟通孩子的作业，敦促家长在交作业前为学生做检查，也为跟不上进度的同学免费提供补课。但最近一系列针对教育领域的改革让她疲于奔命。特别是最新推行的5+2课后延时服务，学校每周五天都要开展至少两个小时的课后服务，加大了她原本的工作量，延长了她原本的工作时间。 她发觉自己照顾家人的时间在减少，还要应付家长私下里希望她在课后延时服务期间指导功课的要求。最终，她解散了和家长沟通作业、获取反馈意见的微信群，因为她不想要“再提供吃力不讨好的额外服务”。她坦诚自己实在太累了，不想继续那么努力，也不再像往常那样注重班级联考的成绩，努力为学生找各种课外实践的机会。 从表面上看，中美年轻人都展示出对劳动本身的抵抗，和对“不工作”的向往。但美国的打离职潮主要发生在服务业，因近年来美国制造业外移，服务与零售类的工作岗位大幅增长，而整体薪资却涨幅不高，工作时长较长，且容易暴露在病毒的风险之中。根据美国政府在2021年第三季度的数据，美国的商业服务领域有180万个职位空缺，而目前只有约92.5万劳动者在岗；酒店业、零售业、批发贸易业和教育、医疗服务领域也存在着类似的不匹配；教育和医疗服务领域有170万个职位空缺，但目前只有110万位人在岗。 而中国年轻人的抵触是因为整个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加重，经济增速放缓，大量的压力转移到了年轻人身上。同时，政府的管控加重，年轻人较难有自由表达的空间，却还要与适龄结婚、鼓励生育“三胎”等宣传基调做对抗。 “躺平”一词在中国爆红之后，就遭到了官方媒体的批评，认为“躺平”是不负责任的态度。社交网络豆瓣上的“躺平小组”和百度上的“躺平吧”也突然消失，甚至含有“躺平”二字的帖子都无法发出。 但美国的情况有所不同。CNBC的一项统计指出，截至2021年7月，美国人的的现金储蓄比两年前增加了约50%，额外的储蓄为人们提供了喘息的客观条件，让他们可以不用疲于奔命，而是休息一阵子来寻找生活的方向。除了政府对失业福利之外，政府给购房者，租房者，需要支付学生贷款的人的财政帮助也减缓了他们在不工作状态下的经济负担。 但美国有政客认为，那些在家里领福利金不愿意工作的人不利于经济复苏。2021年6月，得克萨斯州州的州长提前结束了联邦政府在疫情期间提供的失业补偿金计划（Federal Pandemic Unemployment Compensation program）。根据得州政府的最新统计数据，得州单月就业岗位增加了近4万个，比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近70万。但歪脑记者在首府奥斯汀看到，许多商户还在贴着招聘启事，许多餐厅因为实在招不到人，不得不缩短营业时间，比如不再做午餐时段，或者每周只有几天开门。 夺回对自己生活的控制权 奥斯汀一家屡次被报道并成为“2020年最佳新餐厅”候选的日料店人手完全不足。曾经在米其林餐厅工作过的主厨埃尔文（Elvin，音译）对歪脑苦笑着说，自己一个人要干疫情之前四五个人的活。他的餐厅里原本就缺服务生，最近两位做得久的服务生，一位去学校进修，另外一位去家里的奶茶店帮忙，导致他一边要做料理，一边还要在前台招呼客人，他在餐厅里忙得团团转，看到桌子不干净也要擦，看到有人叫买单很久没人理也要帮忙收钱，看到有人水杯空了也要去添水。 “你能不能推荐点人给我？有没有人想要打工的，只要肯干活，我们这里一定会好好对待他的，”埃尔文屡次询问我。这家餐厅是家庭经营，几位做得久了的厨师、帮厨和服务生之间关系都很好，他们在休息日也会约一起健身，老板娘会亲自下厨给大家煮午饭和晚饭。因为餐厅是高端日料，价格不菲，客人大多都彬彬有礼，给小费的时候也出手阔绰。 “疫情之前，我从来没想到会招不到人，”埃尔文说。但最近几个月，他花钱在几家求职网站上登了广告，但即使如此，愿意来应征的人也寥寥。 “有人说来面试，我特意提早到了店里，他们又不出现。我发短信去问，他们说要迟一点到，我态度都很好，说你们只要能出现就可以了，但很多人还是根本就不会出现，”埃尔文说。即使几位接受工作的人，埃尔文也评价他们“并不想把工作做好”。他表示，有人做了好几个星期，连菜单都背不下来；有人在餐厅里站着，手脚不勤快；前不久他的餐厅被媒体报道，一时间顾客很多，有人以客人太多、压力太大而辞工……埃尔文对年轻人的工作态度摇头，他后来还是托了朋友介绍，才找到了兼职服务生应急。 “我有时候在路上看到有人举着牌子，说自己因为失业而生活不下去，要乞讨。我都想走到他们身边，举一个牌子，上面写‘hiring’，”埃尔文打趣地说。 社会学家戴维·弗莱恩(David Frayne)指出，创伤性事件往往会让人们重新评估自己的生活和目标。他是《拒绝工作》(The Refusal of Work)一书的作者，他指出问题不在于劳动力短缺，而在于当下的许多工作依然缺乏远景的规划。在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从事社会学研究的教授卡蒂·威克斯(Kathi Weeks)说，“我认为，你看到的人们拒绝回去上班是一种对自由的渴望。” 推特上，一条推文宣称“我不想有事业”（I don’t want a career），获得了40多万个赞、8万多次转发，用户@hollabekgrl说自己“想坐在门廊上。”在论坛Reddit的“反工作”（/antiwork）群组中，有很多用户表示即使现在的工作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他们也不想再做了——他们只是想从工作中脱离出来，重新夺回对自己生活的控制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