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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高官高永文医生最近在一个活动突然讲起历史教育问题,他认为不少受殖民教育的香港人,难以习惯国家“一党专政”,但认为这是“历史的选择”,自共产党带领人民战胜日本军国主义起,人民已经选择了共产党,并介绍了中国与西方政党政治不同之处。

 

虽然三言两语,但都是近代史几个可圈可点的转折点,取态大致总结出一种社会贤达的形态。

 

以前在英国殖民统治成长出身的菁英,在改朝换代的几十年间,各自走出不一样的路。自从 2019 年之后,大批港人拖家带口离开香港,不少人表示,是因为无法习惯新的本地气候。最后,建制派学者刘兆佳承认确有移民潮,认为这可能是改动后必然的后果,觉得他们离开香港,可能对特区和中央政府都好。

 

这个“他们”的人口,在以往的香港大小动荡之中,是没有浮出地面的古层。他们在选举里通常属于“沉默大多数”或者“保守大多数”,他们在行动和意识上亦不走极端,但近年的大地震最后还是把他们震了出来,很多人一露面,就是告诉你他已打好点一切,即将离港。

 

纵然可能是同一代、年纪相近,这些人的历史观,也将和高永文那一套出入甚大,包括对英治岁月以及对中国的看法。

1945年9月,在中国重庆,毛泽东与蒋中正举杯欢庆抗日战争胜利。 (维基百科)
1945年9月,在中国重庆,毛泽东与蒋中正举杯欢庆抗日战争胜利。 (维基百科)

 

抗日战争由哪一方带领胜利?

以前的历史教科书和“社会常识”之中,很少诉诸“历史的选择”这个讲法。香港历史教科书是上一个世代钦定,所以亦具有强烈中国民族主义色彩,大致上也是将中国绑成一块来讲,但至少还是如实地陈述出在日本侵华的时候,主要是国军在打,打完八年抗战之后,中共反而壮大,接收了不少日本留在东三省的武器,最后在内战中打赢了国军。

 

1949 年之后,“两岸”属于分治状态,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觉得自己是中国代表,以后将会怎么样?是不知道的。故事是处于一个开放式结局。香港学生以前接收的近代史,不一定是考题之一,但大致上都是这样说。

 

如果你很较真,对社会贤达的“新历史观”,就会觉得无所适从。

 

抗日战争里,谁功劳大,将很影响读者如何判断之后的历史。高永文是医学专家,但在官场之中也瞬间活用了历史的语言,他们谈论历史故事不一定是实证性的,即“共产党带领人民战胜日本军国主义”(排除国民党领导抗日的部份)是否合符真实,不一定最重要,重点在于其感情充沛,结论正确,过程和细节就未必百份百了。

中正纪念堂展示的1943年版《中国之命运》(维基百科)
中正纪念堂展示的1943年版《中国之命运》(维基百科)

 

二次大战快要完结的时候,蒋介石已经在准备战争完结后如何重建中国,并开始宣传战。他找来学者为自己执笔代言,写出表达蒋介石思想的《中国之命运》,里面有谈到建设方略,也包罗人生观、哲学观等等,但在政治上最重要的是,蒋介石认为,要重振中国,中国必须团结于“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之下。

 

反正当初国民政府和中共的合作双方也不是很情愿,合作破裂的前夜快要来到。毛泽东自己指挥了宣传机关如何批判此书:蒋太独裁,中国不是一人江山,中国人要民主。1943 年,左翼青年曹火星戏彷〈没有蒋介石,就没有新中国〉,写出了现在比较知名的戏仿红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中国之命运》出版时为 1943 年,国际上有国际联盟 (三年后国联解散,由联合国代替),中国代表是中华民国。

 

实力上,战争的双方一边是德日为首,一边是英美法中俄几大国家。国际上公认的中国战场抗日代表,应该仍是蒋介石,在那个节点其实就是“蒋介石带领人民战胜日本军国主义”,但另一班人也会指出,这描述也十分武断,忽视了共产党参与的部分,中国当时内部也有不少势力分庭抗礼,不是吗?

 

最终涉及的问题,还是这套讲法背后的历史哲学(而不是历史)的问题。

1898年,描绘英国、德国、俄国、法国、日本瓜分中国的漫画。(法国国家图书馆)
1898年,描绘英国、德国、俄国、法国、日本瓜分中国的漫画。(法国国家图书馆)

 

中国的“国耻史观”

在十九、二十世纪交接间,产生了很多新思潮。

 

人们开始发现,满清帝国及皇帝本身,虽然盛极一时,但后来的皇帝已经无能维护帝国荣光,出现了高永文也有提及的清末“丧权辱国”的一系列事件,最后新安县近海的那部份掉了出来,成为了香港。

 

1893年,少年时期梁启超。 (维基百科)
1893年,少年时期梁启超。 (维基百科)

清末志士参考了西方的国族主义,希望走一样的强国路,将满清老帝国的消极臣民,通过新的历史或文化教育唤醒之,改造成新国族国家的“新国民”,天朝就会復振。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等等就是作这类呼唤。

 

后来日本侵华,中国有“亡国灭种”危机,钱穆作《国史大纲》,也是文化救亡,想说清楚一个中国如何在历史和文化中构成的故事,把中国古层的生命力展示出来,去完成“中国生命力强大,因此中国不会亡”的抗战信心呼吁。

 

在 2022 年的时空,或许我们也能更多理解到这些主张和创造的背景。救亡意识容易产生历史热,救亡意识也令历史(摆脱传统史书集中讲帝王将相之后)和人民(国家新的主体)的概念空前提高,以后没有事情不以它们的名义发生。

 

二十世纪看似革命频生,但最后还是没有革命。

 

虽然传统意义中,至高无上的皇帝下台一鞠躬,世界好像不再以皇帝为中心,改为“人民的国”,旧社会的传统飞快无情剥落,但却没有什么更实在的东西承载,“人民”瞬速变成一个极具压迫性、不受制约的新符号。

 

这个现象在全世界范围先后出现,并在十九、二十世纪来到中国上演。欧洲也是人民取代了皇帝和贵族,世界大战反而愈打愈大范围、愈打愈激烈。最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再没有过于神圣的事物,大皇帝都打倒了,而人民可以改变一切,而我也是人民。我甚至是受剥削的人民。

 

这一新认识,固然是真理一部份,但也合理化了后来很多事,在世界血流成河时,也出了一分力。

 

那个年代取消了贵族,但封圣了所有人。近二百年很多以“人民”字样为国名而成立的新国家,很多都是命途多舛。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信仰“历史之神”

中国文化相当提倡世俗精神,传说是这样说。从周公制礼,到孔子、老子都是提倡“未知生,焉知死”。六合以外,圣人存而不论。虽然连儒生自己都有易经占卜学,民间及皇帝都讲究风水法术,但整个状况与基督教文化的欧美国家,的确大异其趣。

 

张爱玲似乎觉得,中国人的生活里虽然有很多神灵,但他们对形而上的事情其实并不真正关心。她在〈中国人的宗教〉这样说:

 

“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认为人一年年地活下去,并不走到哪里去;人类一代一代下去,也并不走到哪里去。那么,活着有什么意义呢?不管有意义没有,反正是活着的。我们怎样处置自己,并没多大关系,但是活得好一点是快乐的,所以为了自己的享受,还是守规矩的好。在那之外,就小心地留下了空白——并非懵腾地骚动着神秘的可能性的白雾,而是一切思想悬崖勒马的绝对停止,有如中国画上部严厉的空白——不可少的空白,没有它,图画便失去了均衡。不论在艺术里还是人生里,最难得的就是知道什么时候应当歇手。中国人最引以自傲的就是这种约束的美。”

 

于是,中国自古以来真的创造了无比多的细节和物质欢愉去令人驻足停留。好像中国菜,真的很厉害,比很多国家的菜都要高深,但这文明特点可能是截了其他肢体去成就的。

 

对中国文化下的人来说,如果没有外来宗教信仰,世界的确只有尘世的事情,一切事情都是社会中的事物、人际关系的事物,而历史即总结社会一切过程的最终大写概念,历史即世间,即一切。

 

由此角度而言,你可以说中国人是信仰“历史之神”的一班人,很多君主、政要,包括最看不起知识份子的毛泽东,也爱读传统史,希望求得终极的智慧,历史似乎就是人类一切行为的总和,而一切都是由人建立的,一切都是社会建构、也可解构。中国不断改朝换代。每次大乱的时候,人们的是非标准就会很受挑战,甚至被颠倒过来。最简单的例子:汉人认为他们是胡虏(低文明野蛮人),但最终他们征服了我们,要如何面对这个事实?怎么讲好这个战败的故事?

象形中华民国人物舆地全图,1931年哈尔滨。(Library of Congress)
象形中华民国人物舆地全图,1931年哈尔滨。(Library of Congress)

 

整个现代中国是从一个故事的宣传而展开

宇野哲人在二十世纪初出版的《支那文明记》(网络图片)
宇野哲人在二十世纪初出版的《支那文明记》(网络图片)

日本近代汉学家宇野哲人在二十世纪初写下的《支那文明记》写道,日本文明优于中国文明,因为中国自古以来经常改朝换代、易姓革命不断,而日本永远保持着天皇的长久统治,有神秘的优越性。

 

这批语可能充满夸大成份,但他们捕捉到中国故事看似一条轨道,但里面有很多分歧点:中国不停改朝换代。我们相信的“现实”几经修改,我们都在某种“Matrix世界”之中。当然,日本人或任何国家的历史也作如是观。

 

尘世的一切是非标准,经常在中原的改朝换代中推倒重来,所以古人也发现了历史的另一功用:说故事,可以理顺本来不合理的事情和内心,发展出一个新的“point of view”,抚顺了是非的紊乱。

 

历史,讲故事,向来是社会工程天然的一部份。 二十世纪的宣传科技和救亡热潮加持下,最终让四万万人逐渐捲入了这个故事: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存在,但受到清人欺压,解放就在前方。小小一个故事的威力,可能翻天复地。广东人梁启超梦想的汉民族帝国,现在真是推展到无远不届。

 

整个现代中国,就是从一个故事的宣传而展开。

Bill Hayton 在 2021 年出版《制造中国》
Bill Hayton 在 2021 年出版《制造中国》(网络图片)

 

因此记者 Bill Hayton 在 2021 年出了一本书《制造中国》(The Invention of China),里面描述了这个汉民族帝国、源远流长的假想,如何在这一百年间征服我们。他不认为中国是一个几千年来一以贯之的国族国家,但很多人相信,甚至这是我们唸书时课本的前题。

 

作者因而得出结论“在中国,历史是最重要的心理工具。”

 

在现实中,历史总是与政治一起出现,人们的日常生活看似与历史无关,但涉及他们切身的一切基本规条,其实都是在历史中找寻根据和证成。“天命所归”与“人民选择”,其实是一体两面。古人其实没有特别比我们更迷信一些。

 

历史这一尊神在他们操作下,好像开始有了意识,历史“决定了”即为存在和真理。这是哲学家 Karl Popper 提出的极为危险的“历史决定论”,信者认为历史有其客观规律,也是一个总体的东西,可以被人所完全理解,因此他们也更倾向推行 “乌托邦工程学”,社会工程师像上帝一样,对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抛出通盘、划一标准化、一次性解决问题的方案,Popper 认为这十分危险,因为工程师行错一次,就会全体受害,后果太大,不值得。

 

人们经常会听到“历史决定了 xxxx”、“不要站在历史错误一方”、“人民选择了我”……因为在东方文化的政治生活中,历史的确是最终权威。在现代世界,人民成了历史的主人,也瞬即受到蛊惑,没甚么再能克制“人民”,我们做大事,过生活,都是在历史上找寻根据,但这历史也是由我们人民所写。

 

无可避免,人类创造了故事,最终也受到故事的奴役和压迫。故事作者的后代在故事中彻底迷失,梦裡不知身是客。故事是解放的武器,又是一座令求者愈喝愈渴的魔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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