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如果必须花上三分之一的薪水，让你选择：你想住在冷气不时坏掉、天花板漏水、网路不稳、三人共用浴室的雅房，还是住进8人上下铺，没有个人空间，但是包水包电包网路的青年旅馆？” 从Covid疫情爆发的2019年末开始，全球疫情肆虐，台湾观光业损失惨重，许多原先开放观光客、背包客的青年旅馆，转而开放“包月租”床位的服务—— 以台北市的男女混住6到10人上下铺为例，一张床铺，在疫情期间每月约只要6500元台币（月1750元人民币）到7500元不等，不仅包水电、网路费、垃圾处理、提供饮水机，有的甚至还有简易小厨房，并有人定期打扫、消毒、更换床单。 这样的价格，甚至比起在台北市的租金，每月雅房、套房都还要划算，也因此，在过去几年，陆续吸引了一群人，借由月租或周租的方式，长租“定居”在这里。其中以西门町、万华、台北车站附近的青旅，长租客最多。 不过，这群人并非一般人想像中新潮时髦、带着电脑跨境工作的“数位游牧族”（digital nomad）。他们很多是蓝领工作者，例如清洁洗碗工、餐厅服务生、季节性工人、或者身兼多职者。其中，也含括了青年、以及中老年人，他们四处迁移，“逐床位而居”。 之所以不想像一般人“北漂租房”，有人出于经济考量，因为流动薪资付不起台湾房租契约不成文的两个月押金规定、还有许许多多的隐藏管理费；有人是工时过长、四处迁移，每天能拥有的私人时间只剩睡眠，与其支付昂贵的台北房租，不如在这里租张床就能补眠；也有人认为，与其每年乖乖缴房租给“吸血房东”、年龄到了就拚死攒钱背数十年房贷，不如四处流浪游牧，做为对社会的无声抵抗── 不论是何种缘由，其实都凸显了台湾的居住正义与青年贫困问题，仍是都市人口高度集中的未解难题。 2023台湾选战期间，关于台湾青年居住空间的问题是其中一个备受关注的议题。在这篇报道中，记者采访了两位“青年长租客”、纪录片导演、以及都市改革NGO，揭开年轻世代在都市夹缝中生存的困境，他们对家屋的生活想像，以及这如何影响他们的选择。 图／歪脑记者拍摄：这是台北市万华一家可供包月的青年旅馆，在盥洗室散置着长租客的脸盆（里面有刷衣物的刷子与其他清洁用具），晒衣场则是拖鞋、私人衣物、雨衣。 《无依之地》导演苏威铭：花半年时间蹲点、住8间青旅，看见了什么 2020年，台湾疫情初始之际，纪录片导演苏威铭跟朋友聊天得知，有群“长租客”逐渐在青旅聚集。带着摄影器材，他花了大半年时间蹲点，住了7、8间青旅，认识这群长租客，并拍摄成纪录短片《无依之地》（Urban Nomads）。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失业，不少房东趁势涨租，也没有观光客，青旅只好转型，降价收台北的月租客人。很多业者其实不太甘愿，因为长租客大都是非典型工作者，他们的工作不稳定，有可能缴不出房钱，也可能带来一些麻烦，但业者想维持收入，就让他们住，产生了这些长租客。”苏威铭说。 在这段期间，苏威铭在青旅中遇见各式各样的人们：有意外怀孕的年轻情侣、中老年的蓝领劳工、单亲妈妈、以及未成年的翘家少女。 在《无依之地》的短片版本中，主角是对年轻情侣“爱德华”与“鲸鱼”──爱德华是名工程师，月薪约三万台币左右，鲸鱼则是商店店员。两人起初在台北租房，但因为台北租屋环境整体恶劣、满墙壁癌、房东不沟通，让他们决定试试青旅“短租”，住进了月租的双人房。然而，由于收入不稳定，加上鲸鱼意外怀孕，为了省钱，两人逐渐像对亡命鸳鸯，跟着低廉的租金，四处迁移。 图／苏威铭提供：《无依之地》剧照 影片播出后，观众反应两极。有人同情这对年轻情侣，也有人出言批评，指他们“不够努力赚钱”、“贫穷跟懒惰成正比”、“没钱还敢怀孕”。 然而苏威铭认为，当代的青年贫困往往是在“看似有选择”的困境中，即使再怎么努力，依然难以阶级翻转。其中，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台北的高房价。 “很多人会问说，靠，三四万收入，你明明可以勉强租个小套房啊？可是，在台北市中心，拿薪水三分之一出来，一万多块钱，勉强让你住个顶加小套房，可能漏水，东西老旧容易坏，然后房东还不让你报修。这都是很常见的事情。更少的钱，虽然只能有张床铺，但这里有人管理、不用付押金、对他们来说就差很多。很多人租房，付不出一个月房租，按照合约，连押金都会被房东没收。”苏威铭说。 自白者Ray：这里是一个口字，人在里面，就是一个“囚” 歪脑记者入住了其中一间接受长租客的青年旅馆，并采访了几位现任与前任青年长租者，聊聊他们的居住现况。 “住青旅的好处，就是有各种备品，棉被还一周会有人帮你换一次，垃圾不用倒，条件就是没有隐私。台湾租房，写在合约的房租之外，常常还是会有各种隐藏成本，网路费，垃圾处理费，水电费。但青旅不只全包，有的还给些简单的早餐，例如饼乾，吐司，花生酱，茶包，即溶咖啡，没钱的时候也不会追求营养，吃饱就好。一个月7500元，当然是夫复何求？”Ray说。 Ray今年32岁，曾于媒体公司担任记者编辑、也曾做过政府标案，现在是自由工作者。 毕业后一阵子，Ray到澳洲打工度假，回台正值2020年疫情期间。“我是彰化人，想到台北找工作。”但疫情期间，许多公司人事冻结，职位难寻。 “当时我想，先住青旅一边面试。开始是短租，后来面试时间越拉越长，就改成长租青旅，地点就挑台北车站旁边，通勤最方便。”后来即使找到工作后，薪资却相当不理想。 “在台湾许多采编工作都非常低薪，我工作五六年了，还曾经被问可不可以从工读生开始做，领最低时薪？我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只有21000（约5000余人民币）。”Ray拿出手机的计算机按， “（财经专家）不是说租屋占收入比例要3成以下吗？我之前算过，最低薪资26000台币（约6150元人民币）来说，租金一个月只能8000元（2000元人民币，不含水电网路费），不容易找到像样的房子。” “我住的其中一间青旅，一个月付6500元睡上铺，付7500元睡下铺。按月缴钱。因为台湾租屋，押金通常都要2-3个月，所以如果你刚来台北工作、或者收入没那么高，很可能连几万块押金都缴不起。” Ray展示了他当时的床位照片： 一张床铺，电灯上的夹层放着基本药品、毛巾、清洁用品，墙面吊着厚外套、包包、衣架、塑胶袋，插座是旁挂着小型芳香剂。Ray在照片里面写上了“囚”字，他在几间青旅间流转，陆续住了一年。 图／受访者提供：这是Ray在青旅的卧室。 “我没有很爱买衣服，鞋子就是一双拖鞋，一双布鞋，衣服就是素色的衣服，还有件厚外套。在冬天顶多就是牛仔裤，大部分衣服都是短袖，因为可以省空间。” “我也没什么娱乐产品，想看书就去图书馆借，不买书，因为书很重，搬房间很累人。就只有衣服、工作用品。”Ray说，长住客有时也会被柜台要求配合更换房间。 “我遇过一个同住客，是个中年阿伯，应该是蓝领阶级，他非常厉害。你刚刚看到那样小的空间，他还在门口用纸箱摺出一个小鞋柜，放他的鞋子。然后我没有故意偷看，是阿伯有次没拉好门帘，我就发现他的卧铺里面，用纸箱堆叠出各种收纳空间，放衣服、生活用品。如果是当时的我，只会想把所有欲望降到最低，因为我根本不想花时间装饰这个地方，也没馀力做这些东西。但我很惊讶，几乎当成自己的家在布置。” 为什么会在照片上写上“囚”字？Ray说，这是一张床铺，里面躺着一个动弹不得的人。 “我住的青旅，大厅半夜会熄灯，有天我得写稿，只能窝在床上写。一开始我还正常坐在床上，电脑放腿上打字，但床位小，最后慢慢变成人躺着，萤幕靠在脸旁边写，很不舒服。就在睡意跟写稿之间，我一度以为自己写完了，结果睁开眼发现还没写完……很痛苦（笑）。我就想到，好像这里是一个口字，我是人，在里面，就是一个‘囚’。” 后来，Ray进入了标案公司，一路做到主编，月薪三万多元，预算逐渐足够搬出去。 “你问我会不会想找人合租、搬离这里？多少会有。因为生活没隐私，也很难长期处于没物欲的状态，可是每次打开591（注：台湾房屋交易网站之一），就像看到地狱。好房很快就没了，但烂房永远会被房东们付费，置顶，加精华。看来看去就知道，那几个鬼房子在那不会消失。交友软体至少还可以滑掉或封锁（笑），但这里不行，永远都是看鬼屋。” 2021年，台湾疫情爆发，在朋友劝说下，Ray开始与友人共找合租公寓，搬离了青年旅舍，结束为期一年多的“囚”住生活。 “当时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很多青旅当初是国外疫情爆发，没有观光收入，才收长租者。但是2021年，疫情进入台湾后，当时政策还在清零，业者怕群聚感染，怕长住客带病毒，要是有人感染，整栋都要停业。青旅一直告诉我们，搞不好下个月就不租啦，我只好拼命找房。”Ray回忆，“也是种大时代的限制。” 图／Ray提供 自白者Nick：在台湾说买房，还不如想办法去国外 另一位受访者Nick，同是青旅长租客。2013年开始，他出国壮游，打工度假，食宿交换，旅游中国、马来西亚、澳洲、新西兰等国家。2017年后，他回到台湾，成为低物欲的青旅长租者。靠导览赚取小费，在青旅厨房烤蛋糕到市场卖，偶尔帮忙办活动，料理体验，就这样在铺位睡了6年。 他的一天通常从菜市场开始，在青旅结束。清晨备料做菜，到菜市场摆摊，下午休息，晚上用烤蛋糕，偶尔到柜台值夜班。 “因为疫情过后，很多业者亏了三年，现在想拼命把钱赚回来，老板也想换一批客人，就会涨租金，让长租者离开。”Nick说。“有些长租者确实会惹麻烦，例如爱喝酒，有些喝醉了会骚扰其他人。” “也因为老板不想请一个正职的夜班，我在这里就像半打工，有点尴尬的身分。青旅愿意帮我保劳健保，但薪水低于法定工资，必须on call，按日算钱。但做为交换，他们愿意让我用厨房做菜，拿去外面卖。”他用女友老家过剩的水果，香蕉做磅蛋糕，芒果做泰式沙拉，还开体验活动教小朋友做披萨。 “一个人独居的话，其实个人要负担很多事情，但青旅可以省下这些。我几乎没有物欲。”除了料理原料，存钱背包客旅行，“我没什么花费，500元（人民币125元）可以过一个礼拜，买即期品生活。手机不用月费，用pre-pay card，最低100元，找到免费wifi，就能用网路，算起来差很多。” 图／Nick提供 然而，经历过疫情，又开始投入餐饮，似乎对他开始许多创业的信心。Nick说，过了好几年的零工无物欲生活，他现在也不确定自己是否还想继续睡在青旅里。 “现在心里有点想离开啦。以前我觉得，我不用有钱也能生活，现在好像比较社会化。”Nick说。透过料理赚到钱后，他开始思考如果搬出去租房，或许有更多机会发展事业。 “但如果说买房，以前老一辈的人都会说，有土斯有财。可是台湾的房价跟收入比实在是太夸张了，如果真的有一天能买房，还不如到国外去买比较合理。”Nick说。 是青年不够努力，还是居住政策出了包？ 2022年后半，疫情结束、台湾解封后，品质好一点的青旅，想将原本的长租客赶走。“大家不断涨价。但也有少数青旅，乾脆转型只收长租客，让他们有个地方可以待，这些旅馆反而很难从一般的旅游订房网站订到。”苏威铭说。 随着长租者从青旅中逐渐遭到驱赶，没人知道他们下一步会前往哪里。 纪录片中的那对情侣主角，鲸鱼怀孕生产后，决定暂时回到中南部老家休养，而爱德华则独自住在台北青旅，继续工作。 面对租屋不平等问题，许多批评者认为，是年轻人不够努力赚钱，或者不够撙节开销，导致自己流落“住青旅”或“租不起好房子”的命运。 然而，根据台湾行政院公布的“主计总处租金指数”，可以看见租金逐年增长，仅在台湾疫情最严峻的三级警戒（2021年4月至7月左右）可以看见趋缓，随后上升幅度又更大。至于“住宅价格指数”更可明显看见从2019年后大幅上涨。 居住正义NGO社团“崔妈妈基金会”研发推广组长蔡亚芳指出，“疫情最严重的期间，餐厅不能内用，公司大都远距工作，连看房子都很困难， 房东暂时难换房客，调高租金。” “为什么不愿意忍耐？为什么不愿意暂时租个破套房，存钱买房？”是很多人心中的疑问，但蔡亚芳指出，近年台湾都会区房价已经飙涨到即使努力存钱也买不起，也让年轻世代对于“家屋的想像”有所转变。 2016年民进党政府执政后，以“房市三箭”做为住宅改革核心，包含“改革房产税制”、“健全租屋体系”、“建二十万户社宅”，但成效十分有限。 以买房与租房来说，根据NGO“OURs都市改革组织”2022年发布的青年居住问卷，其中62.5%的填写者年收入超过全国中位数，都仍有51.1%仍住在租屋处，仅有11.4%住在自有住宅中。 该问卷也指出，“租屋族最大的困扰与不满，来自于租屋黑市下的合法权利难以保障与居住不稳定。包含房东会拒绝迁入户籍申请租金补贴申报租金支出抵扣所得税（93.5%）、租金过高或价格不稳定（89.9%）、租期不够稳定，房东随时会拒绝续约（87.1%）等因素。” OURs研究员廖庭辉在2022年着作《无住之岛：给台湾青年世代居住正义的出路》提到，根据永庆房屋2015年调查，台北市首购房屋年龄已超过40岁，新北市则来到38岁。 “早年大家对于居住的想像，会跟房价有关系。在我们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租房子对大家来说，是买屋前的过渡时期。大学到都市求学、毕业后刚开始工作，大家都需要租屋。但大概三十多岁，他们就有办法贷款买下第一个自己的房子。”蔡亚芳说。 但是，这几年房价不断飙涨，远远超过薪水成长的幅度。“即便在疫情期间，房价都在飙涨，青年族群也越来越体认到，‘我大概此生可能都跟买屋绝缘’。”因此也开始注重租屋的品质。 “所谓‘好的租屋品质’，不是说，我今天要租的房间有没有搭配漂亮的跳色墙、墙上有没有挂一幅北欧风的画作，而是当我把电锅插头插下去，想做个晚餐，我不用担心今晚会不会电线走火；当极端气候连续下了一周暴雨，我不用担心天花板漏水，只是这样的状态。” “但即使如此，我们也没有看到这些被落实进法规。”她说。 根据《住宅法》第40条，国土管理署公告“基本居住水准”，最小居住楼地板面积，家户人口一人应达13.07平方公尺、两人17.422平方公尺……“换算大约一人3坪多加卫浴。但如果房东直接把整层公寓画成多个小房间拿来出租，1、2坪的房间也可以租，政府也不会真的怎么样。” “居住正义，指的是人民‘安稳居住’的权利应获得充分保障，因此是个关乎民生安定的重要议题。” 苏威铭接受《愿景工程》采访说，自己至今其实也还在租屋，“我的收入和资源比青旅长租客多，可是买房对我来说一样遥不可及。顶多是我能租好一点的老公寓。”苏威铭说，虽然和伴侣没有生育计画，“可是就算有，以我每个月付完房租的馀额来看，也很不妙。” 尽管青旅长租客只是青年居住困境的冰山一角，但在即将到来的大选，政治人物推陈出新的住房政策方案，到底能不能具体改善整体青年居住环境，仍有待考验。 番外：如果终于能拥有自己的家，你想怎么布置它？ Ray：我想要有一张自己可以工作的大桌子、对外窗 我最近的兴趣是尝试制香跟水晶。制香需要冷藏，需要试烧，我既然租不起工作室，那我至少可以把自己的房间变成工作室，所以我需要一张大的工作桌，让我可以写稿、制香、工作。 至于我自己想像中的家，我会想要有个对外窗。可以的话，窗外有绿景，看得到树。至少对面不要立刻看到邻居在干嘛。台北市有很多房子，一望出去就是别人家窗户，还可以清楚看到邻居晾衣服，我喜欢有点隐私的空间。 Nick：一张4-5人的餐桌，可以让人来吃饭，聊天 如果有一个租屋处，我想要一张4-5人的餐桌，可以请人来家里用餐，聊天。我不需要大厨房，我很习惯用家用厨房，煮多人份的餐。因为我之前也帮忙供餐给受保护的家庭跟小朋友，NGO的厨房就很小。他们会有一个餐桌，让小朋友吃饭，所以我很习惯了。 威铭：一个大型书柜，放很多的摄影书 我自己现在也还在租房子，大部分家具都是临时的，能用就好。也不会想花钱买太好的家具，都烂烂的。我有想像过，如果真的买房要干嘛，因为我的人生中一直都没有拥有过大书柜，我如果有大书柜，我要放很多摄影书，很多原文书，把它塞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