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我本是高山》（下称“高山”）于2023年11月开始在中国公映。这部电影以云南丽江山区教师张桂梅的事迹为原型。张贵梅于2008年创办专门吸收山区贫困女生的华坪女子高中，已帮近两千女生进入大学，近年获颁中共“七一勋章”、被中宣部评为“时代楷模”，并在今年当选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兼职）副主席。 这部原本被期待的“女性力量”主题电影，在点映之后却陷入了巨大争议，以至于出品方认为遭遇了有组织的网络暴力。而这场来势汹涌的网络批判，几乎全部借用了女权主义的立场，却又杂糅着对“党性”的热切呼唤，使得这场批判显得极为吊诡。 一部电影引发的女权主义批判 女权主义立场的微博集结批判并不是第一次。2020年疫情之初，有女权网友发起“看见女性劳动者”的网络运动，要求媒体如实呈现女性在疫情中的贡献；而当年的抗疫剧《最美逆行者》也遭到了无情的批评，认为官方在“现实里把女性推出去，宣传里把女性埋起来”。2022年春，共青团中央的一条微博被女权网友攻击“故意忽略女性”。此后，共青团中央、《北京晚报》同时发文抨击“极端女权已成网络毒瘤”，加之“铁链女事件”的影响，最后导致政府智库和妇联都被要求调查研究“极端女权”因何而起、如何治理。 但这次围绕“高山”这部电影的批评，却另有风景。被女权网友放置在“削弱女性力量、污名化女性”名号下的，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首先，编剧和导演未能理解张桂梅的精神境界，演员胡歌扮演的张桂梅早逝的丈夫（董老师）总是在主人公情绪低落时，出现在其记忆中，似乎暗示这个丈夫才是张的精神动力。网友同时疯传的，是张桂梅多次接受央媒采访，表示自己做事的动力是“作为共产党员的信仰和初心“的截图。 对此，虽然也有人提出可以从“党性”之外理解张桂梅。例如曾采访过张的纪录片工作者“红发江酱”认为，“传统家庭关系不是她的唯一选项。她另辟蹊径，在职业路径上找到了获得爱的方式。”但压倒性的依然是呼唤强调张贵梅“党性”的声音。 其次，就是社交媒体上女权批判经常质疑的“性别转换”。即把明明在现实中男性更可能做的（坏）事，安排到女性角色头上，也就是“男锅女戴”；而把女性正面的原型变成男性，“女冠男戴”。引起最大争议的，是学生母亲酗酒，以及女生逃课去网吧的情节。网友们认为，男性酗酒比女性普遍的多，为什么一定要安排女酒鬼的角色？典型的批评语句是：“在农村女的喝农药比喝酒的多”。而逃课上网吧，更像是男孩而不是女孩做的事。此外，明明基础教育队伍女性教师为主，为什么电影中男老师那么多？网友列举了众多知名影视剧作中原型为女性，而电影中变成了男性角色的例子，譬如《金陵十三钗》原型中庇护南京市民的明明是女传教士魏特琳，在剧中却改成了男牧师。 第三，对女性角色（张校长和女老师）不成比例的丑化。例如，在影片中，张校长吼人，女老师对张校长不礼貌，女教师不能吃苦，抛下男友离开；贫困女孩爱打扮、去网吧。而片中的男性教师则形象更为正面，例如为了支教牺牲爱情。 这些批评就总体方向而言，都不无道理；尤其过多怀念亡夫的蒙太奇，将一位女性的事业选择跟感情生活过度牵涉，毫无说服力。尽管部分批评者显然也是出于一种对农村的刻板想象，而武断指责导演歪曲事实，譬如认为酒是奢侈品，农村女性无从获取；认为2008年县城里不可能有网吧；认为农村女孩受家庭压迫，不可能浪费时间逃课逛街和上网吧。 当观众要求呼唤“党性” 不同的是，既往的女权批评，都给党国的宣传造成了一些尴尬、被动和失败，但这一次，无论是对电影的批评，还是对编剧一方的抨击与反驳，都强化了党国所期待的宣传效果。就笔者观察所见，这应该是第一次，女权立场的电影批评与党国话语相互捆绑，或者至少助推了这种话语的传播。 在一张广为流传、尚无法确定出处、带有电影票信息的文章长图中，作者详细列出了自己的观影感受，并专门用很长的篇幅对导演没有在所有镜头中都让张桂梅戴着党徽进行批评：“导演想干什么？…… 既不敢让她不戴……又不想让她完全作为正面模范代表人物出现。想要隐去，弱化模糊化她的（党员）这个身份，弱化这个在她事业当中的精神支柱力量，而使用的方法就是，移花接木，把精神力量偷梁换柱成丈夫……他们成功把一个伟大的女性，一个坚定的战士拉下神坛。” 一名女权博主“反射弧超长星人影九”也批评导演：“就像他（男性导演）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女人的精神支柱竟然是党，而不是死去的丈夫一样……所以他理解的信念支柱，是和丈夫月下共舞而不是胸口的党章。” 她还晒出自己之前的一个微博截图：“她是一个战士——一个共产主义战士”。 而另一名女权博主“马库斯说”则批评说：“既然看脱衣舞都要封禁，像张校长这种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被党中央授予“七一勋章”的当代英雄模范，有人专门拍了一部电影来歪曲她的信仰，丑化她的学生，扭曲她的事迹，电影作为通俗文艺必然传播更广，受众更下沉，辨别能力更弱，那不是遗祸无穷吗？任由这种诋毁真人的电影上映流传，百年之后谣言岂不是取代了真相？这难道不值得一个中宣部小程序举报？不值得一个国务院小程序举报？谬种流传，遗毒千里，这类东西不值一个下架封禁？” 要说明的是，这些“女权博主”通常跟女权行动没有任何关系。 而一些女权主义志愿小组账号，则不那么强调“党的信仰”而侧重批判电影的性别问题。不过还是有不少女权青年认为，既然张桂梅接受央视采访的时候强调了是“共产党员的信仰”支持了她，导演就应该“如实”拍摄。 不断被女权网友“含泪分享”的截屏和叠拼长图，上面是张桂梅对话央视的字幕： “如果在抗日战争时代，这个阵地上剩一个党员，这个阵地都不会丢掉；我们剩六个党员，我们把这块扶贫的阵地给党丢掉？”； “我说到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时候，我哭了，后边的声音全是哭声”；“是我们的信仰，是共产党员的信仰”。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讨论中，央视的宣传栏目被女权网友们理所当然地视为中立的媒体，“党性”则被坚信为是“信仰”的同义词 事实上，据新华社报道，“高山”是云南省委宣传部等单位“摄制”，云南省委在点映的同时举办了有省委副书记参加的首映式——也就是说，这部电影本身就是党的宣传品，不过创作团队按照此类宣传品的惯例，用“人性化”软化意识形态。 但一些女权网友显然看不到这个现实。在她们眼里，电影里表达人性，这是“矮化女性”；而同时在国家民族主义博主中，强调人性就是“西化”。二者在此处竟然合流，并共同诉求于“党性”，这是“高山”舆情的诡异之处。 平时搅动微博舆论最为积极的国家民族主义博主们，本是厌女言论和官方进行信息污染的推动者，被戏称为“蛆块链”。这一次，他们后知后觉，也加入了论战，聚焦批判淡化“党性”，强调“人性”的“文艺指导思想”的问题。如“司马3忌”指出，问题在于“价值观和文艺究竟为谁服务”。 他们抨击“历史虚无主义”以及西方价值或者资本对中国文化的侵蚀。主演海清的公司疑似参与投资，以及导演郑大圣的美国留学背景也被纳入讨论，被认为设置“酗酒妈妈”来自“白人中产阶级”和“旧金山”，是为了设置一个“可以在西方拿奖的故事”。“子午侠士”说：“为了在国际上拿奖，尽量淡化党的作用，尽量迎合西方视角和价值观，这是我们一些导演和编剧的通病。主演海清有个身份：联合国妇女署亲善大使，嘿嘿，挺有意思。”很多帖子都在说，导演在塑造一个“特蕾莎修女”，而不是坚定的共产党员。 又一次，环球时报退休总编辑胡锡进的思想，已经跟不上网友的觉悟了。他称赞电影“充满人性的光芒”显然已经不合时宜，“胜利主义者章北海”质问他：“网友自发维护我党形象……抵制解构共产主义信仰的现象……你——知道电影的问题在哪，反而却痛骂网友‘吃饱了撑的，无病呻吟’……你对不对得起自己党员的身份？” 考虑到围绕“高山”的舆论延烧，正值 “白纸周年”之前十天的敏感节点，以及在影片并未正式公映时即发生不成比例的舆论风暴，事件是否是有心人的信息操控，尚不得而知。但确定的是，这一次，多次冲撞党国宣传的女权舆论，与“蛆块链”殊途同归，认为“党性”是不容否定的真实和正确的答案。“党性”成为女权文艺批评提供的解决方案，这难免让人困惑。 “用魔法打败魔法” 一些网友认为，用官方意识形态主导的主流话语来进行女权批评，这很可能是一种“用魔法打败魔法”的“话术”——在网信办、官媒和微博官方几乎每年都会发生的扫荡“极端女权”和LGBT的行动中，如果还想安全地讨论女权而不被禁言炸号，就必须用官方意识形态为自己保驾护航，而那些积累了几十万关注者，可以通过微博得到经济收益的博主，尤其需要兼顾流量和安全。一位女权网友回复笔者说：“我认为（夹杂党国话语进行辩论）是因为不这样讲话活不下去”。 并不只有女权主义者挪用“官话”，这场纷乱的争斗反映了墙内公共讨论的困境：所有人都是审查的受困者，却用审查者的话语和工具相互伤害。 例如支持片方的演员吴越表示，这种对电影创作者的无端攻击是不可容忍的——但是，她的诉求是“坐等网络实名制”。微博早在2012年开始实施网络实名制，而近期要求拥有百万粉丝以上的意见领袖在页面显示真实身份的做法，只是为了进一步管控言论而已。显然，已被关在笼子里的人，只能求笼子进一步加固，来保护自己的“创作自由”。 而机构媒体中，《澎湃新闻》 援引的说理方式，是祭出网信办“清朗·网络戾气整治”专项行动，认为围绕“高山”的舆论，把官方不允许的乱象包括“性别对立”都演了一遍。然而，难道网信办不正是今日“网络乱象”的始作俑者吗？ 围绕“党性”的宣传工程 在这一场讨论中，相当多的人都默认，用“党性”来理解张桂梅圣人一般的作为是合理的。事实上，最早关于张桂梅的报道出现在世纪之初。一直到2016年之前，关于张桂梅的报道中，这次屡屡被女权网友提及的央视采访中强调团队党建、红色教育和张的共产主义信仰的“党性”主题，尚没有出现。这些主题，近年来因为贯彻“习思想”，才开始出现。笔者也因此发现，张桂梅如今能够大范围进入公众视野，并不是偶然，而很可能是社交网络上一次精心安排的宣传工程的结果。 今天华坪女高被宣传以“红色教育”立校，最初提及这一点的是在2016年的《丽江日报》。那一年初，中共中央发出“两学一做”号召，那篇报道显然是在根据政策需要“树典型”。 强调张桂梅兴教过程中“党员团建”的作用和张的党性，目前可见的最早的境外报道是《香港商报》2019年的一篇报道。报道后半部分突然出现一个过渡：“天无绝人之路，整理档案的时候，她突然发现，留下来的8名教师里面，有6个是党员。这让张桂梅眼前一亮。有党员在，就没有办不成的事。” 之后，记者列举了张桂梅强调党的意识形态教育的事迹：她提出了“革命传统立校红色文化育人”的教育理念，开创了“党员一律佩戴党徽上班、每周重温一次入党誓词、每周唱一支革命经典歌曲、每周一次理论学习、每周观看一部具有教育意义的影片并写观后感交流”。 这篇报道，显然是那年开始的宣传工程的一部分。在云南当地媒体持续数月的踊跃发稿之后，2019年12月8日，张桂梅成为央视新闻联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系列报道的主角。云南宣传部门委托新华网进行了相关舆情分析，《关于张桂梅事迹报道传播力评估报告》披露：截止2019年12月23日，相关报道共达17846篇。 该报告罗列的新闻来源包括各家央媒，囊括文字和音视频，并运用社交媒体矩阵进行广泛二次传播。 这一场宣传部署之后，张桂梅在微博“出圈”。一系列新的荣誉接踵而至：彭丽媛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致辞时提及她；中共中央授予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中宣部授予她“时代楷模”称号；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授予她“七一勋章”； 她还被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一系列反映张桂梅的文艺作品被生产出来，如谭维维主演的音乐剧《绽放》 、 30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张桂梅》……《我本是高山》也成为这一股主旋律浪潮的一部分。 此时，“焦裕禄”和“江姐”等先进党员形象，开始在张桂梅的故事中出现——尽管在之前十几年的报道中并未提及。2021年的《人民日报》副刊的“红岩精神”专题甚至发表了张桂梅的文章“江姐，我一生的榜样”，而央视“故事里的中国”也让张“跨时空对话江姐”。在2021年的一篇中国青年报的报道中，张表示自己原本在入党申请书里写过这样一句话： “我一定要做焦裕禄式的人。”在央视“时代楷模发布厅”的对话中，张桂梅激动地指出支撑自己工作的“是共产党员的信仰，是我对党的承诺”——这就是“高山”争议中，网友要求导演“还原”的“事实”。 “自学成才”的社交媒体女权社群与张桂梅的相遇 对于大多数微博女权网民，知道张桂梅，是始于2019年的宣传运动。她们因此形成了一个标准版本的对张桂梅的理解，她们也许并不了解官方模范人物报道会淡化什么，省略什么，因此对不符合这一印象的故事大家挞伐。 可以说，围绕张桂梅的“女权”讨论，受到了官方话语和微博女权话语的双重限制。 为什么女权网友成为张桂梅的拥趸？ 首先，是因为她的故事的供给是无限的。譬如，全国妇联微博帐号“女性之声”，同样也是在上文所言的宣传矩阵之中。它2019年底发出第一条关于张桂梅的微博，至今与张桂梅相关的微博已经超过160条。这样的女权故事不会有任何审查。 但仅仅是宣传喂料并不足以解释，否则，无法解释同样是宣传产物的“江山骄”为何迅速被微博网友围攻而不得不下架。细思可知，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张桂梅的故事框架，基本符合了在政治高压之下“微博女权主义”讨论中展现的原则，除了“安全第一”，还有诉诸于“个人自我成就”。 2015年“女权五姐妹”事件之后，女权运动成为继工运、人权律师之后被镇压的领域。而在2017年之后，境外NGO法的实施以及近年来强大的“排外”倾向，大量性别平等倡导机构普遍出现资金困难，其接触公众的主要手段——举办公共活动、教育培训和媒体表达——受到越来越严厉的限制。 一方面，女权组织和活动家被禁止接触公众和年轻社群，另一方面，微博的女性用户越来越多，终成主流。根据微博最近一次发布的用户报告（2020），零零后（30%）和九零后（48%）加起来占据了将近八成的用户。而性别比例进一步向女性倾斜，零零后的女性占比为61.6%，90后为54.1%，二者都远超60后到80后世代百分之四十几的女性占比。 微博女权是“自学成才”的女权主义——非组织化，缺乏社会阅历，也少有行动出口，加之大量掌握“女权流量密码”而与女权运动无关的博主，讨论的议题集中在个人最容易理解并提出建议的领域：“女性如何自我成就/自救”。 对于社交媒体上的女权群体来说，张桂梅体现了“Girls help girls”的原则，她帮助山村女孩走出大山，逃离了在讨论中经常被刻板化的落后和“吃人”的农村，摆脱贫弱状态。张因为学生成为全职太太而拒收其捐款的故事，更是让鄙视“婚女”的网友大快于心。她几乎逆潮流而动地为女性设立教育机构，也符合“女本位”的价值。堪称完美的是，她进入公众视野时已经没有婚姻家庭牵累。这是“自学成才”的女权时代易于理解的女权榜样。与此同时，张的意识形态正统性，也让她们孤独面对暴力充斥的社交媒体环境讨论女权时，更有安全感。 对于这些年轻女性，感知性别不平等，共情她人的苦难，要求制度与文化变革，本来应该是更广泛的社会觉悟的第一步。然而，她们周遭的社会基础设施却让她们很难再“向前一步”。 是女权变得“粉红”，还是年轻人的世界逐渐只有一种颜色？从2013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提出“七不讲”开始，到2016年开始强调意识形态忠诚的加强版巡视，95后、零零后进入大学时，已经很难在课堂上听到“不讲”范围的内容：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司法独立等。21世纪第一个十年里，女权主义学者进行的妇女与性别研究学科化仍然留下成果，女权主义还能在校园里有一定程度的传播，但是被迫与行动疏离的课程，也难免停留于文本的媒介批判，而拙于感知与干预现实。 此后2018年初开始的强制性的“青年大学习”，让大学阶段的年轻人不得不投入大量时间浸淫在党国话语当中。个人虽有着超越环境的能动可能，现在活跃在审查重重的社交媒体的年轻人，她们难以接触质疑公权力、反思体制的思想资源，缺乏十年前各种青年社会实践与志愿工作培训荣景中的实践机会，更缺乏现实网络的支撑。 习时代的女权标本 2019年开始的宣传盛宴，将张桂梅的人生置于党国聚光灯下，被揉捏成一个最符合习思想的形状。跟大饥荒之后宣传焦裕禄一样，就是利用她们超越常人的牺牲带来的道德光环，来挽救执政党于合法性危机。她的故事的阐释权，属于日渐强硬和僵化的宣传机器。 意外的是，因为张的事迹正好满足了社交媒体上年轻女权网民的认知结构与情感需求，重回“前三十年”的刻板叙事，如同裹上了一层糖衣，被当作让人感动的日常。“高山”风波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展示了在女权运动被打压，女权言论受审查的环境中，女权主义讨论，如何间接强化了主流意识形态。 张桂梅的故事，无疑是一个在当下的政治中，正确的女权故事。她符合政府对“行动”的标准定义，即“做好本职工作”；她没有对政府消除贫穷和促进性别平等的责任进行敦促，只是尽己所能帮助处于不利地位的人。她所献身的事业，也符合“人权首先是发展权”的中国定义，甚至也符合中共民族政策中，将少数民族纳入汉人文化与市场主导的统一“文明”秩序的目标。尽管被视为女权偶像，但她从未提及“女权”二字。在成为先进典型的二十年中，她应该早就明白，“女权主义”在中国的体制之内，仍然是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相悖的“西方思想”。 如今很难得知张桂梅对性别平等和给贫困人群教育充权的意识，是否受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活跃于云贵贫困地区的诸多国际NGO的影响。她任院长的孤儿院，最初就是美国新泽西州“妈妈联谊会”捐助设立的。 2005年６月底，“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联会”公布的名单中，张桂梅是中国地区的１０８位妇女之一。 这是一个全球倡导性运动，由瑞士的行动家和政治家发起，中国上榜者包括了世妇会一代的妇女活动家，甚至港台性工作权利倡导者。 这些都是今天张桂梅的故事中不可能出现的细节。曾经理念、资源和参与者身份都多元杂糅的女权运动，与今天社交媒体上的女权讨论不再相关。在现实层面，张桂梅以性别平等和助贫为初衷的华坪女高，其成功经验已经被简化为“红色教育”，学生们红彤彤的校服和穿着红旗袍合唱的“红梅赞”，成为全国各地单位打卡取经的党建背景板。虽然“高山”争议中的各方都认为张桂梅是“真女权”，但她的故事除了重申男女平等是执政党的合法性资产，并没有给官方版本之外的任何一种女权话语与行动开辟道路。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