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意识操控和集体无意识，人类做过很多演绎，如美国教师本·罗斯在中学课堂模仿纳粹的“浪潮”实验，心理学家津巴多在斯坦福地下室的监狱实验，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的权力服从实验等。而在一些角落，模拟成了现实。 纪录片《世外桃源》导演周铭影，受雇于一高级餐厅，成为其宣传片摄影师。但拍摄过程中，他对着那些本意宣传的素材，悄然产生怀疑与反思。 纪录片最终呈现了餐厅的企业文化洗脑、运营管理模式、领导素养、员工心理等。它影像粗糙，却记录了重要的状态：被意识操控的员工们沉浸、木然、慌张，甚至恐惧的境遇。 沉浸情境餐饮：社会意识中的民族情绪 “花卉大餐”主题餐厅位于重庆一摩天大楼顶部，主打花卉养生菜肴，“把不健康的人变得健康，健康的人变得更健康”是员工嘴边的口号。 但以上不是餐厅的真正卖点。 “花卉大餐”主打理念叫“情境餐饮”。 纪录片开头，古色古香的餐厅中，古装服务员们用曼妙舞姿表演上菜，仙气环绕，恍如梦境。观众兼食客笑盈盈打量眼前美女，“这里是具有东方神韵的花卉大餐，请接受花香的问候”，她们齐声说。她们都叫“花仙子”，男孩则叫“花君子”。 董事长张德荣称这种情境餐饮为“行为艺术”。情境调度、剧本、表演、音乐、舞台、灯光、服化道，都由他设计。他为自己的身份发明了一个词，“导元”，指比导演更高级的角色，控制整个现场效果。张德荣设想的情境多达24种，如八大教派比武、红色娘子军、收回钓鱼岛等。顾客基本是中年人，这些具年代感的表演，极大调动他们的参与。表演结束，叫好与鼓掌排山倒海，顾客热情肯定“导元”和演员的付出。 从艺术角度看，这些情境不上档次，逻辑不通：“收回钓鱼岛”情境结尾，安倍晋三被打倒，演员低着头，被众人堵在角落，接受唾弃与鄙视；下一秒“安倍”突然笑逐颜开，跟着众人喊“钓鱼岛是中国的！”，再雀跃离开。但这种荒唐转变毫不影响观众热情。 顾客是情境参与者，而对于员工，情境是种沉浸戏剧，他们扮演不同角色，也从中找到快乐。一旦进入情境，他们就会忘却疲惫与窘迫，被表演成就感淹没。“钓鱼岛那个情境的道具，枪都很破了，可能就是个手柄。但是大家都很狂热。他们在那个时候的智商降低了。”周铭影说。 但这种美好感觉不属于饰演反派的人。“安倍”常情绪压抑，低落时坐在角落抽烟。于他而言，演安倍是顾全大局的自我牺牲。 《世外桃源》联合制片张毅认为，“安倍”的抗拒与耻感是当下对日敌意深入民心的表现：“正常演戏的话，不会太在意演敌方。但这里有趣的是，这种敌对的情绪强化到这种程度，其实是一种社会意识。从我们对日本和港台的态度，可以找到这种敌我意识，这是很可怕的。” 批斗大会：文革机制的挪用 餐厅的例行会议，从凌晨一两点结束营业开始，往往到五点结束，内容是接受批评和讨论工作内容。主题围绕集体、服从、谦逊、奋斗几个关键词。放弃自我意识和身份是员工必备素质，任何“错误”都要追究团队责任。比如有人在会上不发言，张德荣就不让所有人睡觉，作为惩罚。 圆桌会议上的指责与接受指责，直接展现压制与服从。一次批评大会的主题是“谁最自我”，有人提到自己，立刻被张德荣叫停。他明确规则必须是揭发别人。于是有人先提到一陈姓员工，几乎所有人都跟风，说他是“最自我的人”。 周铭影与陈某接触不多，评价此人有点“单纯”“傻气”，在集体里人缘较差。“最自我的人”必须接受打扫卫生，不睡觉，或扣一半工资的惩罚。被剥夺体力、睡眠、金钱的同时，人的尊严也被剥夺了，然后认知失范，接受指责，久之成了习惯。周铭影观察，陈某后来“别人指挥他干嘛就干嘛，成了所有人的对立面”。 在揭发别人保全自己的环境里，多数人都成了监督者，人性之恶展露。周铭影讲述了另一个幕后故事：一位员工总不按台词念白，其他人攻击他为“最自我的人”。“他穿着和尚的衣服，一个人盘着腿坐在中间，端着一盆花打坐。其他人在旁边指指点点，接着眼泪从他的眼眶流下来。”他回忆。 批斗大会、晨间操练、洗脑口号，在餐厅随处可见印刷成本的《董事长语录》，都体现出花卉大餐的文革话语和思维色彩。类似情形，在2018年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入围纪录片《入戏》也曾出现。 《入戏》导演董雪莹记录演员职业生态，去拍摄文革题材电影《记得少年那首歌》的拍摄现场。为让演员迅速进入情境，在四川一偏远的兵工厂里，电影导演叶京让所有人身着红卫兵装，唱红歌，朗读《毛主席语录》，高喊口号。影片高潮部分是场批斗大会。一位演员因家中老人病危，向导演请假。剧组所有成员攻击其破坏集体的行为，几乎每个人都情绪激动地哭喊，称他为“阶级敌人”，给他戴高帽，挂牌子。人群包围里，这位演员不断检讨，泣不成声。 后文革时代的中国，文革影响深蛰于日常生活，以各种样态缠绕平民百姓。1998年，平顶山食品城举行“思想大扫除”运动，员工不堪压力，有人辞职，有人自杀。2015年，红歌女子合唱团“56朵花”为培养“最纯洁的中华少女”，实行封闭式军事管理、红色教育，规定不许恋爱、不许夜不归宿、不许接触复杂社会人士。还有更多事例隐晦地与文革血脉相承：办公室文化的内斗；学生向高校举报自由主义立场的教授；公开场合殴打否定文革的老人；中国老年旅行团在联合国门口演唱红歌；任正强“十日批判”等。 员工理想：洗脑到最后一刻 花卉大餐员工每天工作近二十小时。八点起床，打扫卫生、做早操、听董事长授课、备菜、上菜、表演。晚上九、十点后才能吃晚饭。晚饭后，一天正题才到——所有员工围着圆桌，接受董事长培训。影片开头到结束，圆桌会大圆变小圆，员工越来越少，但总有不少从一而终的人。如此高负荷的身心伤害，他们怎么撑下去？ 张德荣不断向他们讲述自己的理念。他把餐厅形容为“世外桃源”，与物欲横流的外界比，古代乡村般的花卉大餐是充满纯真欢乐的乌托邦。他要员工坚信，只要遵循他教导，餐厅就能让鲜花灿烂的盛宴在世界各地传播健康和幸福。在鲜花簇拥，桫椤围绕的环境里，张德荣就像个仁慈的上帝，给凡间无尽祝福。 培训环节，张德荣组织大家学习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最高指示，告诉他们自己如何遵循主席“提高国民素质”的信条。“以人为本”、“纯真年代”是高频词，张德荣变换各种说法告诉员工，加入公司绝非为了工资，而是为在更伟大事业中贡献力量。他为餐厅设计了旗帜，员工能在上面找到自己的签名。“很像是希特勒或日本军国主义搞的那一套，上面画个太阳或者地球，要征服世界的那种感觉。”周铭影评价。 理想主义感召，加上繁复仪式和纪律，一些年轻员工很快接受张德荣教的一切，甚至沉浸在控制中。“花仙子”不能与“花君子”交流，她们是张德荣独有，也会为暗中争宠。餐厅经营不下去时，张德荣携家眷和几个花仙子跑了：“这几天我要去外面拉几个投资，你们要好好经营这里”。这些员工听话地留下看店，用自己存款继续经营餐厅。他们把破产原因归到自己身上，不断自我检讨，忏悔不该浪费水电。其中一人非常懊悔：“原来董事长一个人默默地承担了那么多压力。”一个多月后停水停电，他们才被迫离开，给张德荣留下字条“董事长对不起，我们没有撑到最后……” “最自我的人”陈某，也是其中一员。 留到最后这批人，多教育程度不高，有的小学毕业，有的从部队退伍。他们内心孤独，缺乏群体归属感。他们把董事长的“理想”当成自己的理想，在“世外桃源”表演，与“社会名流”打交道，从中获得归属感、荣誉感，一并忘记了金钱的匮乏和身体的疲惫。 没坚持到最后的人，多在早些开始觉醒。一天，周铭影给大家看他拍的晨练视频，当中员工们跟着魔性音乐忘我乱跳。一个员工看完第二天就请假拒绝晨练，没多久就辞职了。“当从第三视角看到自己那么丑陋的形象、那么诡异的动作时，他一下子就醒过来了。” 也有人因持续熬夜，身体撑不下去辞职。片中好几个人患病，胆囊结石、胃病、肾炎、肩周炎、腰间盘突出等。餐厅废弃后，周铭影端着摄像机第一次踏入女生宿舍，床上、地上扔着大量药盒。 觉醒的更直接原因是薪水的未能兑现。镜头成了宣泄不满的出口，有的人抱怨无法偿还贷款、养育妻儿的艰辛，还有人骂董事长“老古董”、“骗子”。 也有部分人从一开始就清楚意识到董事长灌输的思想与事实不符。但他们依旧追捧张德荣，是为了学习管理公司的经验。这些人多是中层员工，被当作精英助手。片中一名经理坚信，每天长时间培训是为了把员工培养成顶级企业家。据说餐厅倒闭后，他获得800万投资，在陕西开了个几乎原样复制的餐厅。一个总监成立了婚礼策划公司。 某毕业于重点大学的员工离开花卉大餐后，去重点中学当老师，得知周铭影拍了董事长会上不少发言，他惊讶道“你居然还有这么珍贵的视频”。他拷贝了视频回去给学生讲课，“没有这些就活不下去”。 纪录片的视角从未离开这封闭空间，每天开会、排练、上菜、培训，循环往复。周铭影故意安排这种重复，为了给观众沉浸体验。有观众对此失去耐心，周铭影回应：“他们一天、一个月、甚至数年都这样工作和生活。观众还只是坐了99分钟。” 董事长：执着理想与独裁 出于严密的公司规定，周铭影无法拍到与张德荣私下相处的画面。但他坚信人性复杂，并引用布莱希特《四川好人》中一句话：“独裁者之前也是好人。” 社会心理学家津巴多曾无意识地在自己创造的监狱情境中迷恋上操控一切的权力。一天，津巴多带女友参观斯坦福监狱实验成果，与女友争论实验伦理问题时，津巴多脱口而出“这是我的监狱”。 张德荣生于1964年，1986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1992年底创业，1998年花卉大餐大获成功。他在集体主义中长大，崇拜毛泽东。培训员工时，张德荣常回忆过去“纯真年代”。“世外桃源”理念是他的向往，他把花卉大餐入口设计为一个洞，连接电梯与餐厅门口，顾客穿过洞口就到了世外桃源，一如陶渊明笔下“芳草鲜美，落英缤纷”，“花君子”和“花仙子”在表演。 他曾以正面形象为人所熟知。央视2011年节目《我是传奇》中，有一期《不疯魔不成活——“花痴大厨”张德荣》，介绍张创业艰辛，农民出身、白手起家，在云南、广东、广西、海南、贵州走访，试吃野花，甚至因此中毒。为获会做花菜的老厨师真传，五点起来做饭伺候。他带领50多名员工入深山，野外寻找可食用花卉……在花卉大餐，他也事必躬亲，身体力行研究菜品、设计舞蹈动作，与员工的作息一致。在餐厅繁盛期，张德荣据称曾拥有几个亿资产。当时他给左右手买车购房，向底层员工嘘寒问暖，一个月发双倍工资。 《世外桃源》联合制片张毅认为：“他太执着于世外桃源的理想层面，缺乏理性意识。中餐模式很难标准化，他想通过研究样本，把模式繁殖出来，扩大化，这个很难实现。” 周铭影在此前采访中透露，花卉大餐作为高级商务会所，涉与官员勾连，也涉一些黑势力洗钱案件；2009年重庆打黑，地方势力垮台，张德荣失去保护伞。3年后，政府限制过度消费，高消费餐饮垮掉大半，花卉大餐也是其中之一。没了权贵名流的消费，当时张德荣欠下巨额贷款。 他的退路是尽快与加盟商合作。餐厅堆着很多加盟手册，找张德荣加盟的人前仆后继，不乏商业巨头。“海南那边想出200亿，投资花卉王国，组成迪士尼那样的格局。但董事长一直没有回复。在他潜逃后，那边还不断有电话打过来。经理只好推说董事长去国外出差了。” 熬到欠款潜逃也不愿与人合作，是因为张德荣还没实现理想。2014年出逃前，他还在日以继夜研究模式、菜品和24个情境。他本计划研究成功后，再以此为准给各大加盟店复制。 他的理想最终幻灭。影片结尾，周铭影在废弃的餐厅中捡到一箱磁带、三块硬盘，是餐厅早年的影像。繁荣的1990年代，年轻的张德荣为周年庆剪彩，仙子红袖善舞，灯光梦幻迷离。 周铭影辞职那天，张德荣对他说：“你觉得我很扭曲，其实是时代导致的。你们每个人都是扭曲的。” 沉浸拍摄：导演也是员工一员 2019年《世外桃源》在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放映，映后交流中，周铭影声音低沉，几度哽咽，对观众一点点鼓励就万分感激。后来几天，在采访、交谈，甚至上台领奖时，周铭影情绪起伏都较大。 2014年农历新年后，周铭影因一次偶然求职，受聘于花卉大餐。第一天工作结束，董事长召集员工培训，会上要求每人发言，周铭影条件反射回想起毕业后被骗入传销组织的经历。 周铭影拿着张德荣提供、宣传片用的摄影机，记录视角却渐渐变成怀疑与反思。“我观察到在餐厅老板集权式、个人崇拜式的管理模式下，餐厅里的每个人似乎都丧失了个体意识……它的运作与历史上的某些荒诞时期惊人地相似。于是我拿起手中的摄影机，记录下眼前发生的一切。” 此前两年，周从四川美院毕业，生活窘迫。张德荣允诺，宣传片拍完给他10万。不久，周铭影发现，这个承诺和张德荣给其他员工画的饼一样，都是空头支票。 他心情低落，一边受着张德荣的恐吓、威胁、压制，一边偷偷拍下花卉大餐背后的黑暗面。周铭影的生活与他拍摄的员工近乎相同，也被这些情绪所影响：“我很能理解他们在骗局下还抱着想成功的欲望和梦想，从底层到上层的追求。这个社会的上升通道几乎是关闭的，没法实现想要实现的价值。” 上班三个月，周铭影得了肩周炎和脊椎病。周围同事接二连三逃走，请假15分钟，就再也没回来。周铭影的摄影技术得到张德荣认可，他担心张德荣会带上他逃亡，抢先提出辞职。 那天全公司开了个会。周铭影形容，当时场面“像黑社会电影”：张德荣威胁他，“我还认识另一个摄影师，我把他叫来，如果那个人拍得比你好，你就把你的手砍下来。如果你拍得比他好的话，那我就把我的手砍给你。” 这样的环境限制下，恐惧与痛苦被“不完美”地记录下来。张德荣提供的器材在当时属于高端，但若论艺术美学，《世外桃源》糙点多，构图不够规整，移动镜头的操作也不纯熟。片中保留了许多随机拍的“失败”镜头，如某些隐秘时刻的偷拍。这种粗糙这恰恰使人真实体验到周铭影自己在极端工作环境下的恐慌。 离开餐厅后，周铭影换了多次住址，骗以前同事自己已离开重庆。到现在，一个人在家，他还会突然恐惧。2016年，监制李一凡建议周铭影补拍一些员工现状。他尝试联系前同事，发现他们多与自己一样，心理创伤没愈合，躲避着他。 “他们的状态就像经历文革之后所产生的恐惧。”他说，“其中一个人一直不接电话，后面就失联了。另一个之前跟我说在深圳、广州，真正见面时才发现，原来他一直就在重庆。” 《世外桃源》是周铭影宣泄恐惧的出口，也是不得不一再触碰的痛苦回忆。60多小时素材反复看，整理过程也让周铭影极度痛苦，需要一边提防着被张德荣洗脑，一边感受心理折磨一再重现。 影片的发布也让他担忧恐惧。纪录片参加了些国外电影节，近年正在中国各地展映，被更多观众看到。周铭影担心，逃亡中的张德荣若得知，也许会用江湖手段报复自己。但他还是甘愿冒险将《世外桃源》呈现给观众。 剪到剩下4个小时长时，周铭影一度找不到思路。之后他跟次剧组，发现组内导演与其下各部门人员间权力不对等的关系，跟张德荣与员工关系竟惊人相似。“他们拍戏的片场，我觉得像一个金字塔。我就想到花卉大餐高压、集权、等级分明的状态。”花卉大餐的现象，在不同领域普遍存在，权力不平等、结构不公、且侵害者无需承担代价的社会现象，绝非个例。 从剧组回来后，他找到思路，把素材剪到了现在的99分钟。 周铭影并非无所畏惧，他也胆小怯懦，却因此使得纪录片透出真实的痛苦与无力。对他来说，《世外桃源》承担的，是他对社会变革的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