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春天，全世界都为避开新冠肺炎病毒而躲起来，连素有不夜城之称的东京新宿歌舞伎町都把面对火车站的“歌舞伎町一番街”大招牌给熄了灯，几乎所有风俗产业都被迫暂时休业了。然而，巡逻的警察发现：原来在这块迷宫中，靠近北边时钟酒店区的一段，大小楼里还经营着好多家牛郎店(ホストクラブ)。那些店连在全世界都怕死新冠病毒的时期也从早到晚不停地接待客人，结果发生了好几宗集体感染案件。 说从早到晚根本不算夸张，因为牛郎店的营业时间是早晨六点开始的。谁在这种时段里，冒着新冠病毒的险，还要光顾男招待陪坐陪酒的风月场所去呢？我跟很多日本人一样，一时想不通究竟为什么。于是慢慢开始阅读有关材料，逐渐理解到：之前根本没想像到的人间地狱就在那里消耗着不少年轻生命。 日本全国有八百家牛郎店，其中三百家集中在新宿歌舞伎町。在每家都平均有二十多名男招待工作。也就是总共七千到八千名男生，就在这些面积约35万平米的地区以伺候女宾为业。 那些牛郎的年纪，一般在于十八到三十多岁之间。很多都来自日本社会的最基层，有的受过家暴出逃、有的高中没有毕业，因此找普通工作很有困难。在他们的主观世界里，只有去新宿歌舞伎町从事牛郎业，才能赚到一笔钱，最终有一天会出人头地。 偶尔也有大学生来打工，发现能赚到的钱远超过其他行业，一部分人就退学而变成专业牛郎，后来更会加入管理层。2020年春天，受到警察关注后，作为牛郎代表人物，上了多种媒体的手冢真辉，就在就读中央大学理工学院的时候，因去歌舞伎町当牛郎而退学，六年后更翻身为老板的。 一开始连住所都没有的小伙子，到了歌舞伎町就住进牛郎店老板提供的宿舍，那一般是密密麻麻放了几台双层床的小屋子。这样子，他们一方面能拥有一张床位和社交圈，另一方面却得完全生活在老板的支配下了。歌舞伎町牛郎之间发生多宗的新冠肺炎集体感染，主要是他们共同生活的空间很小、很密集，通风不好所致。 同时，共同生活的牛郎之间发生霸凌、暴力也是相当常见的事情。例如，正在写这篇的2023年10月25日就有消息称：静冈县警察以对1名大学生牛郎因集体暴力致死的嫌疑逮捕了4名同事。死者的死因是溺毙，恐怕在宿舍的浴缸中受过虐待。 现在，日本牛郎普遍化着女性般的妆，虽然并不都是天生的美男子，但他们强就强在年纪轻，下了一定的工夫后，看起来就有点像杰尼斯明星后面的群舞演员了。花钱要接触他们的，其实并不是一般想像中的阔太太，而是平均年龄为20几岁的小女生。问题在于：牛郎店的消费水准，早就脱离了日本其他物品或服务的价钱尺度，该说已抵达天文数字。 究竟谁为牛郎狂？ 第一次去一家牛郎店一般都能享受到减价服务；第二次去同一家店就成为常客，开始跟特定的牛郎交上了“担当（牛郎）—姬（公主=顾客）”关系以后，一次坐上几个小时就付几万、几十万日圆是很平常的事了。据报道，在外头一瓶6500日圆的香槟酒，在牛郎店的卖价是5万到7万日圆。对日本年轻人来说，那已经是好几天的薪水了。如果在牛郎的生日，要为他搭起多数玻璃杯重叠而成的所谓“香槟塔”，那么起价就是100万日圆，加上了店家所说的“TAX”，实际上不是税金而是店方收的服务费，就到150万了。那是普通人工作了好几个月才能挣到的钱。 今天，在新宿歌舞伎町不同种类的风月产业中，牛郎店的营业额仅次于陪浴卖淫的泡泡浴乐园。相对新兴的牛郎店产业能打出如此高的营业额，不外是收费标准不正常昂贵所致。 到底什么样的女性才付得起那么昂贵的享乐费用？答案是她们自称的“ホス狂”即“牛郎狂热”。可以说，如果有正常的判断能力，则不会去牛郎店花那么多钱的。至于没有正常判断力的“牛郎狂”，自尊心往往也很低，从小在家和在学校受家暴、霸凌，到了新宿歌舞町牛郎店，人生第一次被人款待、赞扬、疼爱而再也不能自拔的女孩子们。她们挣钱的办法只有卖淫和骗老男人。 牛郎店，至少今天在日本新宿歌舞伎町营业的多数牛郎店，卖的不是单纯的酒水或者陪坐陪喝服务。牛郎跟顾客的“担当—姬”关系会包括店外联系、一起吃饭、喝酒、睡觉，甚至同居等“色恋营业”。“牛郎狂”顾客一开始就知道对方不是真正爱自己的恋人，而是花钱维持关系的“担当”而已，所以更加需要花更多钱去继续购买“担当”的关心，为了赢得头号“姬”的地位。 宇都宫直子是为日本很多周刊杂志撰稿的自由记者，她在专书“牛郎狂热（ホス狂い ～歌舞伎町ネバーランドで女たちは今日も踊る～）”的开头介绍2019年发生的一宗刺伤案件。 凶犯是21岁的酒吧店长，受害者是20岁的牛郎。牛郎在日本乡下出生，父母离异后，七个兄弟姊妹在不同的孤儿院等长大，中学毕业后独立工作，却很快就沦落为无家可归的流浪汉，19岁来歌舞伎町受到牛郎店学长的照顾，“平生第一次感觉到了家庭一般的温暖”。 至于21岁的凶犯，她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是日本人，女儿两岁的时候，母亲带她搬来日本住了。凶犯是个很漂亮的年轻女生。她在法庭证言道：每个月在牛郎店花了几百万日圆，跟受害者有男女关系，也谈到一起生活。为了挣那么多钱，她除了在泡泡浴乐园固定工作以外，还自己在外头找嫖客。“虽然感到很痛苦、很惨，但是因为他说不久就会从牛郎店辞职跟我一起生活，所以拼命努力了”。但是，牛郎跟其他女人去酒店开房，常常向她撒谎，也动手动脚，她最后忍不住就挥刀了。 判决是徒刑3年6个月。凶犯从牢中给牛郎写信说：“非常抱歉。很对不起。感谢你给了我两个月像做梦一般幸福的时间”。这案件的加害者和受害者都在日本社会的基层长大，都没有健康的自尊心，也没有正常的判断力。他们都以卖笑卖淫为业，都知道彼此的关系是金钱带来的幻想，但也不知道真正的爱情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 疫情稳定下来后，我继续关注有关新宿歌舞伎町的新闻。一个原因是我自己出生长大在新宿附近，直到12岁搬走为止。尤其属于同一地区的大久保医院是我妹妹和一个弟弟出生的地方。过去一两年常听到邻近医院的大久保公园旁边出现不少日本女孩站街找嫖客，我也是很受冲击的。 宇都宫直子的前述书，以及作家高木瑞穗的《新宿歌舞伎町路上卖春》（铁人社）都指出，街头卖淫的危险性比其他形式如泡泡浴乐园高很多，因为万一遇到罪犯也没有人会保护的。然而，十几到二十几的年轻女生，无例外地为了去牛郎店花大笔钱，冒着最大的危险也要在歌舞伎町旁边的大久保公园拉嫖客。 她们的理由是自己找嫖客去附近的时钟酒店，要花的时间可以最短，一个晚上可以找几个客人，比在泡泡浴乐园等地方干等客人效率高很多。而且挣到了一笔现金，马上可以去附近的牛郎店，为了自己的“担当”花钱。牛郎店的客人，为了保持或提高“担当”在店里的地位排名，要不停地投入现金。有时候，如果没得闲坐下来，也都要直接去收款处付钱的。可见，因牛郎狂而变成流莺，或者成为牛郎狂的同时也成为流莺的机率相当高。 叫人想不通的是，如果她们要的是一个真正爱自己的男人，那么牛郎店绝对不是该去的地方。即使她们喜欢上了一个牛郎，与其去牛郎店花钱搭香槟塔，不如直接给他钱吧？但，她们的思路就是不一样。生长在烂熟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她们坚定地认为：任何东西都只能花钱才买到。 牛郎和“姬”的关系显然呈现着一种病态。没有人能在正常的情况下付出牛郎店要求的那么多钱。2023年10月24日，东京警察就逮捕了歌舞町1名牛郎和牛郎店的老板。他们的嫌疑是叫1名“姬”去诈骗50多岁男人并且骗取了4000万日圆，即在郊区能买到一栋房子的钱。警察逮捕他们的依据是一般用来取缔黑社会团体的“组织犯罪处罚法”，显然当局都开始视牛郎店为反社会集团。被捕的牛郎在影片里显摆自己房间里堆高的现金，说“有5000多万日圆也买不到快乐”。这种行为对一般社会尤其年轻人的负面影响会非常大。他也曾叫同一名“姬”花1000多万日圆买下了一个普普通通的茶壶；无论是开玩笑还是霸凌，都到了严重罪行的地步吧。 “推活”：令粉丝一掷千金的偶像经济 这种社会现象到底是打从哪里来的？不能否定至少有一部分是来自对娱乐界明星的“推活”，也就是花钱支持明星的活动。2005年出道的AKB48，从同一年开始就展开了买张CD就可以握手的活动。从2009年到2018年，更举行过买了CD的粉丝可以参与投票的“总选举”。为了自己支持的偶像能在团队里占到尽量好的位子，许多粉丝一掷千金去买投票券。 从前也有偶像，从前也有粉丝、追星族。但是，普通粉丝通过花钱购买跟偶像有关的商品去支持她/他，大概是AKB48的“握手会”和“总选举”带头的潮流。而且从大明星开始的“推活”，后来也发展到“地下偶像”（地下アイドル）去了。从不上电视或大众媒体的地下偶像，对追星族来说是更容易接触到的对象，而接触她们/他们的途径也一定是花钱买商品。例如，在“地下偶像”的演唱会后，买张票就可以用拍立得相机一起拍照片。令人担忧的是，不少女中学生为了推“地下偶像”，拼命打工挣钱，而且听说在很多场合，一起拍照其实包括亲密的身体接触。 大男人买下大量CD去跟年纪小小的女明星握握手，已经叫人觉得不大对劲。那么，小女生打工挣钱去买跟“地下偶像”在身体上接触的机会呢？当然，这些“推活”和新宿歌舞伎町牛郎店之间的距离是很远很远的。尽管如此，最近歌舞伎町也新开始流行的“メンズコンカフェ（Men's Concept Café，男侍概念咖啡）”已经吸引着不到二十岁的小女生顾客。位于“地下偶像”和牛郎店的中间，概念咖啡也以备拍立得叫顾客花尽多钱去接触到男招待。 健健康康的年轻人，为什么不跟旁边的同学光明正大地交朋友，而要到繁华区花不合自己身分的钱去接触职业卖笑的人呢？但他们是我们社会培养出来的年轻一代。应该好好反思的恐怕就是今天日本的大人一代吧。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