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台湾移民小家庭的故事，牵动着疫情下台湾观众的心。2021年由台湾导演阮凤仪执导的《美国女孩》，不仅夺下第58届金马奖获得最佳新导演、最佳新演员和最佳摄影奖项，也是金马观众票选最佳影片和国际影评人费比西奖得主。 电影中，母亲莉莉带著两姊妹赴美生活，父亲宗辉留台赚钱，当母亲发现自己罹患癌症后，决定返台治疗，也让孩子们在生活上有个照应，但电影谈的不只是移民，还关于母女关系——正值青春期的大女儿芳仪，在移美五年之后返台，面临着“反向文化冲击”，以及来自学校与家庭关系的冲突与重生。 在与歪脑的访谈中，导演阮凤仪要分享曾是“美国女孩”和“美国留学生”角色转换下的人生故事，和透过电影的拍摄，她是如何与最熟悉又陌生的家人们谱出新的关系篇章，也透露了未来想尝试电影主题的多种可能。 最初的“美国梦”，是属于大人的 事实上，《美国女孩》正是导演阮凤仪与家人的真实经历。1997年，她的母亲带着她和妹妹移民到美国奥勒冈州，父亲留在台湾赚取移民所需的花费。谈及这段经历，这位真实版的“美国女孩”无法确定当时年幼的自己在多大程度上能理解和怀抱“美国梦”。“美国梦比较是属于大人的，不是孩子的。”阮凤仪对歪脑说。 “当时年纪还小，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新环境，因此没有梦不梦这件事情。”从家乡连根拔起，她觉得更像是做决定的父母，对于太平洋彼端的国度带有的某种憧憬，“其实那时候是不太明白，本来日子过得好好的，而到了新的环境，新住民就是比较脆弱的角色。” 当时，网络、电脑和英文都在兴起，做贸易业的阮爸爸，内心常描绘一个愿景——如果英文更好，生意就会做得更顺利，世界也会因此更大。 “我觉得父母的心，就是希望给孩子当时没有的机会吧，”她对歪脑解释，对于父母那一代人来说，美国在大众流行文化中是非常强势的，“美国给他们的形象就是进步，值得向往，”还有很多原因是来自于对优质教育的渴求，“希望孩子能够接触更国际化的环境，而最大的动力就是学英文。” 阮凤仪忆起这段离开家乡的背景，父母的移民计划并非巨细靡遗，经济也非绰有余裕，而是如西部拓荒者的冒险精神，让母女三人先到美国西北部奥勒冈州定居。当时阮凤仪跟妹妹都还在念小学，因此对父母而言，也还无需担忧小孩的课业压力。 记忆中的奥勒冈，和再次返美的文化／反文化冲击 回顾那段在奥勒冈的时光，阮凤仪表示移民生活就像是《姊姊》中的情节，有一种不安感，和很隐微的生活压力：“因为在原本的出生地，每件事都是理所当然，价值观比较单一，移民则会碰到不同的社会和文化标准，而最难的是你怎么去平衡旧的价值和新的价值”。 《姊姊》（JIEJIE）是阮凤仪在2018年拍摄的短片，该片获得世界三大短片电影节之一的“东京国际短片节”（Short Shorts & Asia）最佳观众票选奖、“高雄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奖，以及HBO亚裔美国人视野奖。以时序来看，《姊姊》就是《美国女孩》前传，能一窥母女三人的移民生活：母亲一早算著时差和在台湾的父亲闲聊生活概况；周日教会里的家庭多是新移民，彼此透过信仰和食物的分享，纾解在异乡的孤独；而姊妹间的情感，也如《美国女孩》中的芳仪与芳安，有着冲突与和解。 对当时住在奥勒冈乡下的阮凤仪而言，生活没有太多刺激，寒暑假也特别漫长；寒假多是在雨季中度过，百般无聊下她只好跟妹妹发明一些怪游戏打发时间，或跟隔壁邻居孩子玩。从某种程度上，她们也像典型的美国中产家庭，每隔一段时日就要割除屋外的草地，到了暑假则会参加夏令营。 “那段日子现在回想起来，给我很多自己的时间跟空间，去想很多自己的事情。童年时光虽然想起来挺无聊，但我觉得也是非常珍贵，回到国中、高中就是常不知道在忙什么，就是一直读书跟考试，就是感觉，变大人的过程就是一直瞎忙，所以在童年能够享受无聊的时间，是很珍贵的事情。”阮凤仪回忆。 这段奥勒冈的童年岁月，随著2003年母亲的罹病提前结束，进入了《美国女孩》中所描述的青春期少女时期，也让阮凤仪经历了第一次的“反向文化冲击”。而当阮凤仪从国立台湾大学毕业后，返美念电影研究所，又再次经历了一次“文化／反向文化冲击”。 聊起从移民到成为留学生的转变，阮凤仪表示，念研究所时是首度以成年人身份来到美国，保险、税务、医疗、开车都是自己来，“第一次考驾照还没过，就发现作为一个成年人，在美国生活的压力其实是满大的，不论是经济压力，还要负很多责任，生活成本很高，还有很多法条要去理解，因为美国法律很严格。” 而对她的另一个冲击，是在洛杉矶初次见识到了沙漠地景，和绿意盎然和果树成群的奥勒冈是如此截然不同，体会到原来不是“全美国都一样”。对于这样的“文化／反文化冲击”，阮凤仪是这样解读：“我觉得这就是全球流动势必都会面临的，每到一个地方就是冲击一次，因为在不同的年纪世界也在变化，你也在变化，永远没有settle down的时候。” 最终谈的仍是家庭，未来或许想拍喜剧 然而，不管是否作为一个全球流动里的牧民，阮凤仪的两部代表作，都是回到了与自身最为亲密的群体为主题：家庭。 《姐妹》与《美国女孩》，描述的都是家庭在跨国移动下的经历，但两者主要都在处理家庭关系：《姐妹》呈现的，是姊姊在异乡为获同侪认同，而欲把妹妹排除在外的成长纠结，而《美国女孩》讲述的，则是在历经移民、母亲罹病后，母女在冲突之中寻找和解的方法，如同阮凤仪在《金马会客室》里的分享： “我觉得《美国女孩》是关于一个不完美的家人之间，如何找到疗愈彼此的力量，因为我觉得我们好像永远都在期待一个更好的对方，等他更好了，等他后悔了，我再来原谅他，我再来跟他和解。但是，我得长越来越大就会觉得，永远不会有这个时刻，永远都是不够好的，但是在这个不够好里面，其实也是可以的，我们还是可以找得到，就是和解的可能。” 在拍摄《美国女孩》前，阮凤仪也针对原生家庭做了田野调查，向家人们询问平常鲜少过问的事，甚至访问了亲戚朋友和邻居对阮家成员的记忆。 “家人的难题是，你都觉得你认识他们，而他们就是那个样子。”阮凤仪表示，这过程像是给大家重新辩解的机会，而她也学会要保持开放的心重新认识家人，也让大家仿佛照镜子般更了解彼此；有趣的是，有些事她完全失忆，别人却替她保留了，“像是爸妈给你买的怪玩具，你就是会特别记得，而自己也说不上来为什么，把大家的记忆拼图拼起来很好玩。” 在主轴为母女关系的《美国女孩》，片中那位不善表达情绪，却又全心爱著家人的父亲，也引起观众很大的共鸣。 阮凤仪对歪脑说，《美国女孩》的父亲是她首次在电影中处理男性角色，因自觉不擅长，而相当战战兢兢，却因拍摄而对爸爸的理解开了窍。过去她对父亲成长背景的理解，就像是侯孝贤《童年往事》里的角色——《童年往事》中的父亲从大陆来到台湾没几年，不停地告诉子女大陆往事，其中夹杂的疑虑跟不安的情绪影响着孩子的童年。而这次因着《美国女孩》，她看到“爸爸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男人的脆弱跟辛苦”，至于未来，阮凤仪表示会想继续借由作品讨论父亲的角色。 《美国女孩》2021年在台上映后获得广大回响，缔造了千万票房佳绩，许多人都在引颈期盼阮凤仪的下一部作品。她对歪脑表示，喜剧或许会是下一个目标。 “最近我一直在觉得，当宣传也告一段落，当我保持开放的心，我就发现，天啊这个故事是说不完的，不只是我自己或是别人的，我觉得有一个感觉，就像是突然31岁回头看这个生命，以前的小事情就像小小种子，都开始长成一个森林，这个森林不管是乘个凉，或随便抬头一看，一片叶子或一块土，它都有好多故事。”阮凤仪说。 她喜欢读观众的影评，“因为观众看完电影有很多心得，读他们的心得就很有意思，让我觉得其实大家都比我会写，也让我觉得被释放了，让我不用担心什么我需要去自我解释，因为大家好像都懂了，而且解释得比我还好，所以我好像就是专心地去说故事就好了，而这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下面是歪脑与阮凤仪导演的访谈： 歪脑：1997年你和妈妈、妹妹移民到美国奥勒冈，当你在融入美国社会后，是否有怀抱一个“美国梦”？当时作为移民家庭的生活面貌是如何？ 阮凤仪：当时年纪还小，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新环境，因此没有梦不梦这件事情。 其实那时候是不太明白，本来日子过得好好的，而到了新的环境，新住民就是比较脆弱的角色 美国人比较是属于大人的，不是孩子的。 移民生活，蛮像是《姊姊》中的情节，有一种不安感，一种生活上的压力，是很隐微的，有一种很模糊的感觉。因为在原本的出生地，每件事都是理所当然的，价值观是比较单一的，移民是会碰到不同的社会标准，不同的文化标准，最难的是你怎么去平衡就的价值和新的价值。 歪脑：妈妈呢，愿意只身带姐妹赴美，她是否也有一个美国梦？当时父母想要移民的背景是什么？ 阮凤仪：肯定有美国梦的。爸爸是做贸易相关，电脑展，当时网路、电脑和英文都在崛起，从爸爸的角度，当时他觉得，如果英文更好，生意会做得更顺利，他的世界也会更大。 我觉得父母的心就是希望孩子当时没有的机会吧，他们自己成长的时候，美国又是透过这种不论是电影，在大众流行文化是非常强势的，美国给他们的形象就是进步的，是值得向往的，特别是，很多原因是教育吧，希望孩子能够接触更国际化的环境，最大的动力是学英文。 特别是那时候我们很小，所以小学的功课上不上也无所谓，有点像是游学的概念，其实他们（父母）的移民其实是没什么特别规划。移民也分很多种，有那种财务能力，而我的爸妈是比较有冒险精神的，不是规划得很周全，或是经济余裕，而是抱持著一种试试看的精神。 歪脑：五年的移民经历，你觉得那段日子在生命里占有什么位置？ 阮凤仪：其实小时候，因为我们在奥乐刚，是乡下地方，特别无聊，常寒暑假都很长，寒假又一直下雨，我跟妹妹就常发明一些怪游戏来打发时间，跟隔壁邻居孩子玩，或是要割草，就是做一些乡下孩子返台会做的事。暑假又特别长，一定要去夏令营。我觉得那段日子，现在回想起来，他给我很多自己的时间跟自己空间，去想很多自己的事情。 童年的时光虽然想起来挺无聊的，但我觉得也是非常珍贵，回到国中、高中就是好忙喔，常常不知道在忙什么，就是一直读书跟考试，就是感觉，变大人的过程就是一直瞎忙，所以在童年能够享受无聊的时间，是很珍贵的事情。 歪脑：《美国女孩》纪录著移民到美国后又再回台的故事，这是一种“反文化冲击”，而当你后来又再次返回美国念电影，是否又有经历文化／反文化冲击？ 阮凤仪：绝对有。念研究所时，我是第一次以一个成年人身份回到美国，要处理保险、税务、医疗，开车啊，第一次考驾照还没过，就发现做一个成年人在美国生活的压力其实是满大的，不论是经济压力，还要负很多责任，生活成本是满高的，还有很多的法条要去理解，因为美国法律很严格。 另外一个冲击，是以前住在奥勒刚，我就以为全美国都是这样，就是特别绿，一大堆梅子，乡下地方，长一堆水果，去了LA才发现我的天啊，怎么是沙漠，就是太不一样了。反文化冲击在这里就是再来一次，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第三文化，或是说全球流动势必都会面临的，每到一个地方就是冲击一次，因为在不同的年纪世界也在变化，你也在变化，永远没有settle down的时候。 歪脑：历经拍摄《姐妹》、《美国女孩》后，你与家人的关系有什么变化？ 阮凤仪：其实我觉得变化都是慢慢形成的，因为做自己家的故事，我做了很多田调跟访谈，会问一些平常生活不会问的问题，会对他们更好奇吧。因为家人的难题是，你都觉得你认识他们，他们就是那个样子，在写自己家的故事，我需要保持一个开放的心，去重新认识他们，有点给大家重生的机会，全新辩解的机会，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让大家多了解彼此一些，让大家照镜子。 歪脑：那么有没有一些问题是对家人问不出口的？ 阮凤仪：还好耶，为了艺术，没有太多问不出口。 有些事情我完全失忆，然后别人都还记得。我觉得我们会记得的事情是满random的。有点像是爸爸妈妈给你买的怪玩具，你就是会特别记得某个玩具，而自己也说不上来为什么。把大家的记忆拼图拼起来是很好玩，甚至不是自己家人的，而是我也会去访问家人旁边的亲戚朋友对我们的朋人的记忆，也是很有意思。 歪脑：你透过《姐妹》处理姐妹关系，借由《美国女孩》处理母女关系，未来是否会有以父亲／男性为主题的作品？ 阮凤仪：我觉得有可能，我觉得这次美国女孩很多人对于爸爸的角色意外很有感触，因为他对我来说，是我第一个处理的男性角色，所以我自觉是不擅长，处理得相当战战兢兢，所以但是也突然觉得对爸爸的理解开窍了，让我看到爸爸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男人的脆弱跟辛苦，所以会想试试看以父亲继续去讨论。所以我对爸爸成长背景的理解，比较接近侯孝贤导演的《童年往事》，我觉得我的爸爸非常像是里面出来的人。 歪脑：导演曾在过去访谈中，有谈到希望透过作品让华人“不只是移民，而是有更多的身份”，导演是否能分享有哪些未说过的故事，是你在未来会想要诉说的？ 阮凤仪：最近我有在思考喜剧耶，最近我一直在觉得，当宣传也告一段落，当我保持开放的心，我就发现，天啊这个故事是说不完的，不只是我自己或是别人的，我觉得有一个感觉，就像是突然31岁回头看这个生命，以前的小事情就像小小种子，都开始长成一个森林，这个森林不管是乘个凉，或随便抬头一看，一片叶子或一块土，他都有好多故事，就端看你想不想要看，所以就是特别期待。 另外很有趣的是，因为观众看完电影有很多心得，读他们的心得就很有意思，让我觉得其实大家都比我会写，也让我觉得被释放了，让我不用担心什么我需要去自我解释，因为大家好像都懂了，而且解释得比我还好，所以我好像就是专心的去说故事就好了，而这是很幸福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