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35岁开始，刘森决定“把自己当作自己的孩子养”。“生孩子，是陪着一个小生命一起重新理解这个世界，磨练自己的耐心；不生孩子，是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把精力放在自己身上，让自己不断精进、成长，养育自己。”在电话的另一头，刘森对歪脑说。 三年前，他与妻子协商，下定决心不要孩子。他们开始制定健身和养生计划：每周运动三次，饮食以蔬菜和海鲜、白肉为主，不熬夜。“从那时起，我们就开始向自己未来的老年生活招手了，”他说，“一方面，保持身体健康；另一方面，寻找更实际的养老计划，比如物色合适的房产进行投资，增加被动收入，还有购买商业型的养老和重疾保险。毕竟，‘养儿防老’在我俩身上，不再适用了。” 他来自广东省潮州市的一个县城，老家的价值观非常传统保守，家里有族谱、有宗堂，逢年过节，亲戚们“除了拜祖宗、拜佛祖，就是讨论传宗接代”。他和妻子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自决定做“丁克一族”之后就不再回家过年。“即便这样，父母在电话里也还是会唠叨。”但以刘森的标准，老家很多亲戚朋友要孩子的决定“都十分草率”，“从众心理，”“他们自己活得一团糟，每天都疲于应对生活，却以为要个孩子就能好起来，这是什么逻辑？” 反观自己的生活，刘森觉得“才刚刚进入有条不紊的节奏”。“大学毕业之后，找工作、换工作、加班、跳槽，寻找适合自己的职业轨道，转眼就到了三十岁，”现在总算在北京安家，但夫妻俩每个月有过半收入用来还房贷，再减去生活固定开支，“虽不为温饱发愁，但也只是收支平衡，算不上无忧无虑。”“人到中年，才勉强把自己的生活过好，不想因为一个小生命的到来再全部推倒、重新来过。” 现在，年近不惑的刘森和他妻子除了工作，就是“主动和年轻人玩”。“冲破自己的固有思维，了解年轻人的世界，学习他们生活和玩乐的方法，才可以避免衰老，”刘森相信这样可以做一个精神强健的人，增进夫妻感情，抵御未来无儿无女的孤独。 “生孩子，不是我说了算，而是政府说了算”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在2022年1月17日的数据，2021年中国出生人口为1062万，人口出生率跌至7.52‰。如果减去死亡人口数，中国总人口仅比2020年增加48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低至0.34‰。 为了提高人口出生率，中国政府已经连续三次给人口生育政策“松绑”。2013年，中国开始实行“单独二孩”政策，如果夫妇中有一人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育两个孩子，这项政策终结了在中国推行了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到了2015年，“单独二孩”政策变成了“全面二孩”，所有夫妇都可以生育两个孩子。这两项政策曾在短期内刺激了生育，但从2018年开始，中国新增人口连年跳水，2019年更是跌至二孩政策出台前的水平。2021年5月，中国公布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指出“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未来一段时期将持续面临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压力”；接着，中国政府推出了“三孩政策”，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三个孩子，要“破解‘不愿生’、‘生不起’、‘养不起’难题”。 “这不仅仅是养得起还是养不起孩子的问题，”王芳对歪脑说，“我的所有选择，都得听政府安排，生不生、生几个，全看政策，那么我作为一个人的意愿，有人尊重过吗？” 王芳结婚生子的时候，还在“计划生育”时代。2011年，25岁的她和从高中起就恋爱的对象修成正果，成家立业。他们生活在一个沿海二线城市，节奏不似北上广那样快速紧张，二人都在“体制内”工作，丈夫在一家国有银行负责对公业务，她是一间重点中学的地理老师。婚后没多久，她怀孕了，这时才知道生小孩要办理“准生证”——即获得政府的准许，才可以合法地生孩子。 “准生证”是中国计划生育时代的产物，要求夫妻双方在怀孕后拿着户口本、结婚证、怀孕诊断证明等文件到当地的计划生育部门或者街道办事处办理。有了这张加盖公章的“准生证”，王芳才可以去医院进行产检，并预约未来生产的床位。“从那时开始，我就觉得，生孩子，不是我说了算，而是政府说了算。”王芳回忆。 2012年末，儿子诞生几个月后，她发现自己又怀孕了。但彼时中国仍在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考虑到两个人都吃“公家饭”，王芳做了流产。她当时觉得“很惋惜”，因为自己和丈夫都是独生子女，从未体会过兄弟姐妹的情谊，“如果我的儿子有一个弟弟或妹妹该多好。” “政府都为你做这么多了，你怎么还不想生？” 到了2013年，计划生育成为历史，二孩合法了，“父母、公婆一时间都打电话过来，说我要是晚几个月怀二胎，就不用流产了之类的”，王芳的心里“百感交集”。但那时，“再要一个孩子的愿望已经熄灭了，”因为儿子渐渐长大，断奶、吃辅食、上早教课程，“需要的人力、精力和财力越来越多……我才意识到，在这个时代，养孩子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她所在的二线城市，房价从2014年开始起飞，当年他们花160万人民币购置的两室一厅的婚房，已经涨至近500万。“但对我们家来说，这不是什么好事。”随着儿子的成长，对空间的需求越来越高，家里堆满了孩子的图书、玩具、小饭桌和婴儿车，加之长辈不时过来小住，帮忙照看孩子，“家里挤得转不过身来，”“我们出去看房子，才发现我们永远也换不起大房子了。” 2020年，王芳再次怀孕，当时“全面二孩”已经实行了几年，但王芳果断地再次流产。“几年间，我觉得大环境改变了很多。”丈夫支持她的决定，二人一起告知了双方父母。“我们是‘告知’父母，告诉他们我们已经做了决定，而不是和父母商量。跟他们商量的话，他们一定是不支持的。” 她从婚姻和养育儿子的过程中领悟到“社会对女人的不公”。她和学校商量，推掉了班主任的岗位，也从任课老师调到了德育处的闲职，为的是能有更多时间陪伴儿子。“所有人都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包括我在学校的领导，我自己的父母，甚至我的丈夫，他们都觉得我做的对，要以家庭为重，事业对妈妈来说是次要的。”王芳对歪脑说，“我记得那时，如果因为学生有晚自习，我不能去接儿子幼儿园放学，全家人都会埋怨我，说我不顾家。但对我丈夫来说，不管是家人和社会，都没有这样的期待，他加班、聚餐、不回家，都是理所当然的。他偶尔带儿子踢踢足球，就是人人公认的好爸爸。” 丈夫支持她做流产，但却不知道她的这层心思。“他主要是从经济层面来衡量的，再要一个孩子，要换大房子，压力很大。教育也很花钱，更是无底洞。他认为不如倾尽我们二人之力把一个孩子养好，而不是把有限的经济资源分摊给两个孩子。”王芳说。 活着，就在这个‘着’字，活在当下。一辈子过的好不好，要考验一个人做的每一个选择，生孩子就是其中一个选择。 “但我是有更自私的想法，我不想只为儿子活，也想为自己活。”王芳补充，“我觉得，活着，就在这个‘着’字，活在当下。一辈子过的好不好，要考验一个人做的每一个选择，生孩子就是其中一个选择，不仅需要很多智慧，也要遵从自己的心愿。” “三孩政策”出台后，王芳和丈夫的公司都进行了员工生育意愿调查。“很有意思，他们只调查女员工，不问男员工意见。估计他们也知道生孩子的肚子长在女人身上。”问卷调查表附上了“三孩政策”的配套支持措施，“说未来要提高幼儿园、托管机构的数量，也有产假的内容，”王芳说，“我却觉得有种被胁迫的感觉，这样更多人会说，政府都为你做这么多了，你怎么还不想生？” “再生一个孩子，就是多一个人受苦” 对于中国的千禧一代来说，上一辈人在经历运动式、风暴式的“计划生育”政策时，他们大多数还尚未出生或仍在襁褓之中。当年“百日无孩”、强制流产等严苛的手段，对他们而言像天方夜谭一般。而到了鼓励生育的时代，虽未亲身领教过政府的“铁拳”，但王芳感觉，生活中也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操控着。 她在一间重点中学里任职，每天亲眼见到中国基础教育的残酷竞逐。“好的公立学校要买学区房才能进，好的培训班在招生广告上写着只招收成绩前10%的学生……好的资源永远服务于优势群体，”王芳说，“不仅要拼成绩，还要拼财力。你去学校门口看看，重点中学的门口都是开奔驰、宝马的家长接孩子放学，孩子‘卷’，家长‘更卷’。我儿子报名参加合唱团，都要提供两份简历，一份儿子的简历，一份家长的简历。” “归根结底，家长们希望通过好的教育和好的资源，让子女拥有美好的未来，幸福的生活。这样的期望，亘古不变。”王芳说，即便家长们对“鸡娃”和“内卷”怨言重重，但仍然乐此不疲。 2021年7月，中国政府推出了“双减”政策，为了减轻学生的校外培训负担和家庭作业负担，禁止提供校外补习培训。但这丝毫没有减轻王芳作为家长的压力，“不管要不要减负，孩子都必须跨过独木桥才能进入好大学。” “现在，我反倒更加困惑，不知道该怎样做，才能在成功的道路上帮孩子一把。”王芳补充。 她坦陈这是她坚决进行流产手术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我不能确保我的孩子能有幸福的人生”。 长辈们统统不理解她的选择。“我的父母都在体制内工作，退休之后，一个人的退休金就有八、九千（人民币）。他们年轻时吃过苦头，经历过困难的年代，后来日子一点点变好，享受到了改革的红利，对国家无限感激。”王芳说，“因此，他们看我们这一代人，觉得我们吃不了苦、自私、自利。认为我是为了自己快活而不要孩子。” 有时，她将一些社会新闻转发给母亲，比如天价学区房、小朋友在幼儿园被虐待等，母亲回复她：“少看负面新闻。”她和母亲聊起现在孩子的课业繁重，母亲认为她“过于悲观”。她说起社会阶层固化，人们压力大，孩子未来难有上升通道，母亲问她“每天坐办公室能有什么压力，不要只顾自己快活。” “但我过得真的不快活。”王芳说，“我们看似选择很多，却没有选择。相比我长大的90年代，多么单纯。我上小学的时候，书包里揣着饭盒，脖子上挂着家里钥匙，自己走路上下学。而现在的世界确实更丰富多彩了，物质条件更加优厚，却充满风险与阻力。” 根据中国国家卫计委在2017年进行的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2006~2016年，我国育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96个，而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75个。人口学者梁建章曾接受访问说“中国人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不愿意生孩子的人群”。 王芳反思自己的生活，“原地踏步，停滞不前，”每天下班、接孩子、买菜做饭、辅导功课，便已经接近晚上十点，“仅有的一点自己的时间就是刷手机，有时明明知道缺少睡眠，却能一直刷到夜里一两点。因为觉得那一点时间是自己的，可以浪费一下。想想，多么可悲。” “再生一个孩子，就是多一个人受苦。”王芳补充。 “儿子和人质有什么区别” 出生于85后，长大在九十年代，回顾自己的童年，李明明同意王芳说的，“单纯年代”。“那时父母不懂什么科学教养，他们是双职工，放假就把我往家里一锁，留三个馒头两个煮鸡蛋，一天的口粮。” 现在，李明明的父母经常自豪地表示他们当年的“粗放养育”造就了今天的“顶天立地的小伙子”。但是，“我内心对情感的渴求是他们不知道的，”李明明说，“长大后我才开始意识到，抚养一个孩子需要给予很多的爱，很多的关注，这些我是缺失的。我的父母没能做到，他们只是把我养活了而已，我也不确定自己是否可以。” 上中学的时候，李明明的父亲从国有钢铁企业下岗，家境在那几年间变得艰苦。“我爸非常不善于表达情感，是传统的中国式的家长，但控制欲又特别强，很严厉，动不动就拍桌子。”他学电视里港台明星留头发的鬓角，“我爸看见了直接给我一嘴巴，然后拿剪刀剪掉，说我像流氓。”他那时早恋，电视台有付费点歌节目，他经常给电视台打电话为女朋友点歌，“一个月下来，电话费50多块钱，气的我爸差点把我杀了。”初中二年级，他有一天没上学校的晚自习，跑去游戏厅打游戏，一时忘了时间，天黑了才急急忙忙骑车自行车往家里赶。“我骑的飞快，车轮蹭上一块石子，我整个人就飞出去了，直接摔在马路中央，裤子破了，膝盖全是血。”他一瘸一拐地推着自行车回去，进了家门就飞快地闪进自己的房间，独自拧着裤子上的血。“我觉得我快摔残废了，真的很疼，但是我不敢和爸妈说。” 待他长大成人，开始经营自己的亲密关系，“有时觉得我是我爸的缩影，粗暴，冷漠，不懂得表达自己。”他和女朋友相处好几年，感情却时起时伏。他也逐渐放弃了结婚生子的念头，“感情是没有保障的，感情好才能家庭好。我不想因为家庭矛盾，未来让自己的孩子受到不必要的影响。” 父亲不能接受他的想法，教训他“不结婚就是不正常”，“养儿防老”。“他关心的不是结婚是否适合我，”李明明说，“他只在乎别人都结了，那我也必须结。别人都生孩子了，那我也必须生。” 父亲早年下岗，养老金微薄，加之母亲近年出现高血压等病症，李明明不时补贴二老。每逢他探望父母，父母都会和邻里炫耀，这让李明明倍感压力。“儿子和人质有什么区别，”他说，他觉得父母一直在索取，“而且我这个人质永远没有人来解救。” “我爸经常说，你赶紧生个孩子，给我们解解闷。”李明明对歪脑说，“所以我传宗接代的义务就是给父母解闷？我为什么要再制造一个‘人质’？还是算了。” 刘森亦觉得“养儿防老”在现今这个时代已经不再适用。“账本算一算，一套学区房多少钱？送出国留学多少钱？养孩子不欠债就不错了，怎么’防老‘？”到了农历旧年末，刘森依然不打算回潮州老家，而是在北京开始约朋友见面聚餐、唱歌。 “我们在尝试和几对好友夫妇建立更稳固的友谊，也在探讨有哪些城市更适合未来的中年、老年生活。方案想了很多，”刘森对歪脑说，而这些和他一样抵抗生育的夫妇朋友们，“也许就是我们未来一起互相取暖的最佳同路人。” （为保护隐私，受访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