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图书公司编辑主管杨蓦（化名）刚收到消息，之前申报的一本美国小说竟拿到了书号和CIP（图书在版编目），马上就能下厂印刷了。这让她有点哭笑不得，一方面拖了几个月的书可以出版了，当然该高兴，另一方面公司还有几十本美国作者的书，要么批不下来，要么找不到出版社合作。“莫非批这一本下来，是主管部门故作姿态，想告诉外界，并不是作者是美籍的书都不让出？”

 

2018年中美贸易战开打以来，双方在各领域针锋相对，即便是出版这种看似和贸易争端无直接关系的领域，也成了隐秘“分战场”。这让2017年开始逐渐被收紧的出版行业更举步维艰，书虫们则越来越难找到好书看。

 

 

因为贸易战，美国作者的版权烂在手里

“我现在只能希望特朗普连任失败，”杨蓦开玩笑说，“中国政府这么爱面子，美国不换个总统的话，可能我们手里这些美国作者的书，还是没法出版。”

去年年中，一些出版社陆续接到上级的“最新精神”：美国籍作者的书要延迟出版。按近年新闻出版系统惯例，新规口头传达，没有白纸黑字的文件。

由此引发业内一系列效应，像有些编辑以往主做美国书的版权引进，一时全无业绩，只能另辟战场。也有人引进的多本美版书迟迟无法出版，受到外方压力，也无可奈何。

对整个国家的作者群都限制的措施，前所未见。

在中国，出版书籍须先取得书号，之后才能向中国版本图书馆申请CIP数据，完成这两步，算是拿了合法上市的身份证。书号是种行政资源，只有国营出版社才能通过审批取得，民营出版公司须与出版社合作，才能拿到书号。“书号费”，实则是向后者购买垄断资源。

杨蓦透露，自己所在的出版公司，美籍作者的书，有些之前申报的，书号批了，CIP却迟迟拖着，还有尚未申报，想找出版社合作，却被对方告知，美国作者的书暂时不接受。“也不是所有的书都出不了，科技方面的有一些还是可以出，但我们主要做人文类的书籍，基本都出不了。”

以往，中国也对个别海外引进版权的书采取过“特殊措施”，如被主管部门认为内容敏感，出版社就用少印刷、不宣传等做法处理，对国外出版社有交代，也让对方感觉不到背后的“政治操作”。但对整个国家的作者群都限制的措施，前所未见。之前曾有消息说，“延缓出版”政策可能在2020年4月后解禁，但截至截稿，业内还未有松绑迹象。

 

不知何时发表“错误言论”，港台作者的书也难出

杨蓦的同事陈飒（化名）一直关注港台作者，以前也常向那里的朋友打听新书动向，希望找到好题材，引进到大陆市场。不过最近，即便港台友人提供资讯，她也只无奈回复：“暂时不引进了，实在太麻烦了。现在要出书，如果作者是台湾人、香港人，光额外的表格就要填很多张，但就算填了也不见得就能批下来。”

 

杨蓦说，一些合作出版社明确告诉他们，目前不接受港台作者的书。“可能主管部门有一份‘名单’，像是作词人林夕之类的，凡是在‘反送中’等事件中发表过‘错误言论’的人，恐怕都在上面。”

陈飒补充：“而且港台作者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你不知道，他们会在什么时候，对什么议题，发表什么样的言论。即便之前是‘安全’的人，突然说了什么话，可能已经印出来的书就得全部下架了。”

 

台湾作家龙应台，作品在大陆一直是叫好叫座。就背景来说，龙应台是外省人二代，又在马英九政府时担任台湾文化部长，对大陆姿态算温和，更不是“台独”。2006年，《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遭整肃，她给时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公开信，撰写长文《请用文明说服我》，在台湾出版成书，这些都未影响她以后的作品在大陆出版。

但去年9月，龙应台以“花园的地上有一颗鸡蛋”为题，在社交媒体发表文章，将香港年轻人形容为鸡蛋，政府则是“铜墙铁壁”，呼吁要“轻轻拾起，捧在手心”。之后，她的作品在京东、当当等主要销售平台下架。

港台作者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你不知道，他们会在什么时候，对什么议题，发表什么样的言论。即便之前是‘安全’的人，突然说了什么话，可能已经印出来的书就得全部下架了。

这样的风险有时即便不是华人作者，也难以规避。肺炎疫情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魔幻现实主义大师略萨将之称为“中国病毒”，批评中国政府专制、封锁资讯，导致了疫情在全球蔓延，他的书也遭全面下架。

对此，小说作者“水果君”在微博发文：“下架略萨的书，受影响的会是略萨吗？老人家都八十多了，全世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简体版的版税早就拿走了，你现在就算就地销毁他的作品其实对他的经济影响都不会很大，但影响的是谁，是引进文学作品的出版社，是中国现在早已岌岌可危脆弱不堪的图书行业，刀砍下来最后受伤的不还是自己人吗？”

这样的声音，被淹没在了声讨的洪流之中。

 

2017年开始，出的书变少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每年出版的书籍持续增长，数量稳居世界第一。但2017年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一年，全国出版的新版图书品种与印数，首次双双下降。之后三年，新书缩减情况一直持续。

这背后除了纸品价格上涨、部分印刷厂关停等影响，最主要的还是政策。微信公众号“南方出版传媒集团”一篇文章里指：“从2017年起，国家对出版选题、出版质量等控制得特别严格，是20年来最严格的。内容敏感、问题复杂，尤其是属于国家重大题材的书稿，审稿周期长，出版难度大。”

曾长期在国营出版社工作的杨蓦透露：“比如一家中等规模的出版社，原来每年的‘额度’是200个书号，如果用完了还是可以再去申请。但现在规定变了，可能就只给你150个书号，用完了就没有了。这两年就开始出现这样的情况，10月左右出版社把书号用完了，还没出的书只能等第二年再去申请书号。”

与数量管制同时的，是“质量”审查。今年6月，一篇名为《再出重拳，严控出版质量，出书更难了！》的网文流传甚广：“2020年，有关部门再度出手，严控出版质量……如果被新闻总署抽查到不合格的图书，该出版社的书号供应量会递减30%。”

按照新闻出版署发布的《图书质量管理规定》，差错率高于万分之一，即为不合格。某出版社高层单力（化名）透露：“以前只有教材需要进行质量审查，但现在社科类图书也有了质量审查。审查不通过，书号会被缩减是真的。而且审查非常严格，甚至连索引的页码标得不对都会被挑出来。”

杨蓦认为：“针对社科类图书搞质量审查，其实还是为了内容审查。出版社自己出一本好的社科图书，可能还是愿意花上半年甚至更长时间来过审。但出版公司就更困难，因为出版社不愿为别人的书花这么多的心力。”

单力则表示，为规避过多的质量审查，出版社也会打擦边球，在可能情况下，申报时尽量把书籍归到社科以外的类型。

 

在这之前，是实行70年的“事后审查”

1949年11月，《出版总署最近情况报告》中指出：“对于改进书刊素质并防止反动宣传问题：拟不采取事前检查制度，而采取事后审查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书籍内容的出版管理基本是“事后审查”。

 

近十几年来，中国最著名的禁书事件发生在2007年，时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在一次会议上宣布，禁止发行章诒和《伶人往事》、沪发云《如焉@sars.come》等8本内容“越线”的书籍。此事被曝出后，曾引起了不小风波。被推上风口浪尖的邬书林连连否认“禁书”之事，主管部门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低调行事。

 

回过头看，当时措施算是相当温柔：有些下架，有些只是被禁止再版。很长一段时间，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伶人往事》仍能在书店甚至书展购得，网上买也是平价，豆瓣条目都完好无损。

 

之后较长的时间里，出版在相对自由的状态下进行，不时有“尺度”较大作品出现，因为并未被事后追责，出版社胆子也渐渐大了。直到2016年一次重磅事件，成为转折点。

 

当年5月，广西检察院在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以涉嫌受贿罪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原董事长何林夏（正处级）决定逮捕，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两年多后，何林夏被判刑十年。

此前几年，广西师大出版社异军突起，签下大量优秀作者，好书连连，社长何林夏、总编辑刘瑞琳被认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据当时在出版社任职人士透露，“出事”时间其实早在前一年11月。“因为出了两本书，一本是纪录片导演张赞波的《大路》，讲动迁造高速公路的事情，其中还涉及到了薄熙来，另一本是《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作者高华的遗著《历史学的境界》。高华是‘名单’上的人，他的书是不可以出版的。”

“发生了这件事之后，广西师大的书都被严查”，刘瑞琳被撤职，何林夏被抓，风光一时的出版社也渐渐暗淡。

 

“竟无一人是男儿”之后，没有古拉格

疫情中广受关注的作家方方，根据“土改”真实故事创作的小说《软埋》，于201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但如今，书的简体版在网上根本搜寻不到，仿佛从未存在过。

这些查禁的背景，或可上溯到2013年被曝出的“七不讲”，其中之一即“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错误不要讲”。也在这年，习近平表达了对苏联亡党亡国时“竟无一人是男儿”的惋惜和感慨。

到2016年，大批与苏联、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相关的书籍被禁，或与那句“竟无一人是男儿”有关。一份网络名单显示，这一批被禁的共20多本书，包括多本索尔仁尼琴传记、古拉格群岛相关书籍、曼德施塔姆夫人的两本回忆录，甚至连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记者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一些作品，也因传言被禁，售价一度涨到三位数。

一位出版社编辑透露：“其中有几本是我们社出的，当时的要求不仅是下架，而且所有书都要回收、销毁。当时网上的售价已经炒得很高了，有朋友托我买，我本来也觉得没什么问题，就答应了。结果竟然连员工都不许卖，只能全部拿回去捣成纸浆。”

去年年底，甚至接连有网友在豆瓣发文称，自己因在网上买了《古拉格之恋》等书，招致警察上门，要求交出书籍，书的卖家更传被立案侦查。

The Chinese edition of my new book, #PermanentRecord, has just been censored. This violates the publishing agreement, so I'm going to resist it the way I know best: it's time to blow the whistle. You can help. Here's how: (THREAD) pic.twitter.com/FjvFFsrW4e

— Edward Snowden (@Snowden) November 12, 2019

最主要的事先审查，是自我审查

对美籍、港台作者的限制，彻底改变了以往的“事后审查”制度，尽管这样的事先审查，甚至并非内容审查，而是身份、国籍审查。

更广泛的事先审查，来自出版社和编辑个人为免被事后追责，所做的“自我审查”。随着主管部门越严厉，自我审查尺度也越扭曲。

日前微信公众号“做書”（注：此处原为繁体）的文章《一万个领导有一万种“禁止出版”的理由》流传甚广，其中最令人咋舌的的一段写道：“出版社内部领导列出审稿‘原则’——青春文学中，男女主角在18岁生日零点前严禁确定恋爱关系，性关系必须等到婚后。领导还给出一条有点好笑但无力反驳的理由：‘家长把出版社告了怎么办？’”

杨蓦说，自己在实际出书中，也有越来越多忧虑，“凡是书中写到的人有点特立独行，就可能会遇到问题。‘非主流’、缺少‘正能量’的更是担心，都不需要到同性恋，写到精子库、人工排卵这种程度，就很够呛了。还有一些书，比如把台湾、香港写得很温情的，就怎么看都会‘怀疑’：这是不是在黑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