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书不让出版,以下这些书你可能买不到了

最主要的事先审查,是自我审查。
撰文 | 金笠笙
03/09/2021
本文共4211字,阅读时间约7分钟

某图书公司编辑主管杨蓦(化名)刚收到消息,之前申报的一本美国小说竟拿到了书号和CIP(图书在版编目),马上就能下厂印刷了。这让她有点哭笑不得,一方面拖了几个月的书可以出版了,当然该高兴,另一方面公司还有几十本美国作者的书,要么批不下来,要么找不到出版社合作。“莫非批这一本下来,是主管部门故作姿态,想告诉外界,并不是作者是美籍的书都不让出?”

 

2018年中美贸易战开打以来,双方在各领域针锋相对,即便是出版这种看似和贸易争端无直接关系的领域,也成了隐秘“分战场”。这让2017年开始逐渐被收紧的出版行业更举步维艰,书虫们则越来越难找到好书看。

 

2020年2020年4月23日,一位顾客在北京一家书店内读书。(图:AFP / WANG ZHAO)
2020年4月23日,一位顾客在北京一家书店内读书。(图:AFP / WANG ZHAO)

 

因为贸易战,美国作者的版权烂在手里

“我现在只能希望特朗普连任失败,”杨蓦开玩笑说,“中国政府这么爱面子,美国不换个总统的话,可能我们手里这些美国作者的书,还是没法出版。”


去年年中,一些出版社陆续接到上级的“最新精神”:美国籍作者的书要延迟出版。按近年新闻出版系统惯例,新规口头传达,没有白纸黑字的文件。


由此引发业内一系列效应,像有些编辑以往主做美国书的版权引进,一时全无业绩,只能另辟战场。也有人引进的多本美版书迟迟无法出版,受到外方压力,也无可奈何。

对整个国家的作者群都限制的措施,前所未见。

在中国,出版书籍须先取得书号,之后才能向中国版本图书馆申请CIP数据,完成这两步,算是拿了合法上市的身份证。书号是种行政资源,只有国营出版社才能通过审批取得,民营出版公司须与出版社合作,才能拿到书号。“书号费”,实则是向后者购买垄断资源。


杨蓦透露,自己所在的出版公司,美籍作者的书,有些之前申报的,书号批了,CIP却迟迟拖着,还有尚未申报,想找出版社合作,却被对方告知,美国作者的书暂时不接受。“也不是所有的书都出不了,科技方面的有一些还是可以出,但我们主要做人文类的书籍,基本都出不了。”


以往,中国也对个别海外引进版权的书采取过“特殊措施”,如被主管部门认为内容敏感,出版社就用少印刷、不宣传等做法处理,对国外出版社有交代,也让对方感觉不到背后的“政治操作”。但对整个国家的作者群都限制的措施,前所未见。之前曾有消息说,“延缓出版”政策可能在2020年4月后解禁,但截至截稿,业内还未有松绑迹象。

 

不知何时发表“错误言论”,港台作者的书也难出

杨蓦的同事陈飒(化名)一直关注港台作者,以前也常向那里的朋友打听新书动向,希望找到好题材,引进到大陆市场。不过最近,即便港台友人提供资讯,她也只无奈回复:“暂时不引进了,实在太麻烦了。现在要出书,如果作者是台湾人、香港人,光额外的表格就要填很多张,但就算填了也不见得就能批下来。”

 

香港作词人林夕被中国大陆封杀。(图:林夕 / Instagram)
香港作词人林夕被中国大陆封杀。(图:林夕 / Instagram)

杨蓦说,一些合作出版社明确告诉他们,目前不接受港台作者的书。“可能主管部门有一份‘名单’,像是作词人林夕之类的,凡是在‘反送中’等事件中发表过‘错误言论’的人,恐怕都在上面。”


陈飒补充:“而且港台作者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你不知道,他们会在什么时候,对什么议题,发表什么样的言论。即便之前是‘安全’的人,突然说了什么话,可能已经印出来的书就得全部下架了。”

 

台湾作家龙应台,作品在大陆一直是叫好叫座。就背景来说,龙应台是外省人二代,又在马英九政府时担任台湾文化部长,对大陆姿态算温和,更不是“台独”。2006年,《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遭整肃,她给时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公开信,撰写长文《请用文明说服我》,在台湾出版成书,这些都未影响她以后的作品在大陆出版。

台湾作家龙应台的文章《请用文明说服我》在台湾出版成书。(网络图片)
台湾作家龙应台的文章《请用文明说服我》在台湾出版成书。(网络图片)


但去年9月,龙应台以“花园的地上有一颗鸡蛋”为题,在社交媒体发表文章,将香港年轻人形容为鸡蛋,政府则是“铜墙铁壁”,呼吁要“轻轻拾起,捧在手心”。之后,她的作品在京东、当当等主要销售平台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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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龍應台 - Lung Yingtai on Sunday, September 1, 2019

港台作者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你不知道,他们会在什么时候,对什么议题,发表什么样的言论。即便之前是‘安全’的人,突然说了什么话,可能已经印出来的书就得全部下架了。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魔幻现实主义大师略萨曾在西班牙《国家报》撰文批评中国政府掩盖疫情。(图:Reuters)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魔幻现实主义大师略萨曾在西班牙《国家报》撰文批评中国政府掩盖疫情。(图:Reuters)

这样的风险有时即便不是华人作者,也难以规避。肺炎疫情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魔幻现实主义大师略萨将之称为“中国病毒”,批评中国政府专制、封锁资讯,导致了疫情在全球蔓延,他的书也遭全面下架。


对此,小说作者“水果君”在微博发文:“下架略萨的书,受影响的会是略萨吗?老人家都八十多了,全世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简体版的版税早就拿走了,你现在就算就地销毁他的作品其实对他的经济影响都不会很大,但影响的是谁,是引进文学作品的出版社,是中国现在早已岌岌可危脆弱不堪的图书行业,刀砍下来最后受伤的不还是自己人吗?”


这样的声音,被淹没在了声讨的洪流之中。

 

2017年开始,出的书变少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每年出版的书籍持续增长,数量稳居世界第一。但2017年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一年,全国出版的新版图书品种与印数,首次双双下降。之后三年,新书缩减情况一直持续。


这背后除了纸品价格上涨、部分印刷厂关停等影响,最主要的还是政策。微信公众号“南方出版传媒集团”一篇文章里指:“从2017年起,国家对出版选题、出版质量等控制得特别严格,是20年来最严格的。内容敏感、问题复杂,尤其是属于国家重大题材的书稿,审稿周期长,出版难度大。”


曾长期在国营出版社工作的杨蓦透露:“比如一家中等规模的出版社,原来每年的‘额度’是200个书号,如果用完了还是可以再去申请。但现在规定变了,可能就只给你150个书号,用完了就没有了。这两年就开始出现这样的情况,10月左右出版社把书号用完了,还没出的书只能等第二年再去申请书号。”


与数量管制同时的,是“质量”审查。今年6月,一篇名为《再出重拳,严控出版质量,出书更难了!》的网文流传甚广:“2020年,有关部门再度出手,严控出版质量……如果被新闻总署抽查到不合格的图书,该出版社的书号供应量会递减30%。”


按照新闻出版署发布的《图书质量管理规定》,差错率高于万分之一,即为不合格。某出版社高层单力(化名)透露:“以前只有教材需要进行质量审查,但现在社科类图书也有了质量审查。审查不通过,书号会被缩减是真的。而且审查非常严格,甚至连索引的页码标得不对都会被挑出来。”


杨蓦认为:“针对社科类图书搞质量审查,其实还是为了内容审查。出版社自己出一本好的社科图书,可能还是愿意花上半年甚至更长时间来过审。但出版公司就更困难,因为出版社不愿为别人的书花这么多的心力。”


单力则表示,为规避过多的质量审查,出版社也会打擦边球,在可能情况下,申报时尽量把书籍归到社科以外的类型。

 

在这之前,是实行70年的“事后审查”

1949年11月,《出版总署最近情况报告》中指出:“对于改进书刊素质并防止反动宣传问题:拟不采取事前检查制度,而采取事后审查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书籍内容的出版管理基本是“事后审查”。

作家章诒和(图:章诒和 / Facebook)
作家章诒和。(图:章诒和 / Facebook)

 

近十几年来,中国最著名的禁书事件发生在2007年,时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在一次会议上宣布,禁止发行章诒和《伶人往事》、沪发云《如焉@sars.come》等8本内容“越线”的书籍。此事被曝出后,曾引起了不小风波。被推上风口浪尖的邬书林连连否认“禁书”之事,主管部门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低调行事。

 

回过头看,当时措施算是相当温柔:有些下架,有些只是被禁止再版。很长一段时间,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伶人往事》仍能在书店甚至书展购得,网上买也是平价,豆瓣条目都完好无损。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原董事长何林夏。(网络图片)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原董事长何林夏。(网络图片)

之后较长的时间里,出版在相对自由的状态下进行,不时有“尺度”较大作品出现,因为并未被事后追责,出版社胆子也渐渐大了。直到2016年一次重磅事件,成为转折点。

 

当年5月,广西检察院在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以涉嫌受贿罪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原董事长何林夏(正处级)决定逮捕,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两年多后,何林夏被判刑十年。


此前几年,广西师大出版社异军突起,签下大量优秀作者,好书连连,社长何林夏、总编辑刘瑞琳被认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作者高华。 (网络图片)
作者高华。 (网络图片)

据当时在出版社任职人士透露,“出事”时间其实早在前一年11月。“因为出了两本书,一本是纪录片导演张赞波的《大路》,讲动迁造高速公路的事情,其中还涉及到了薄熙来,另一本是《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作者高华的遗著《历史学的境界》。高华是‘名单’上的人,他的书是不可以出版的。”


“发生了这件事之后,广西师大的书都被严查”,刘瑞琳被撤职,何林夏被抓,风光一时的出版社也渐渐暗淡。

 

“竟无一人是男儿”之后,没有古拉格

《武汉日记》作家方方。 (图:中新社)
《武汉日记》作家方方。 (图:中新社)

疫情中广受关注的作家方方,根据“土改”真实故事创作的小说《软埋》,于201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但如今,书的简体版在网上根本搜寻不到,仿佛从未存在过。


这些查禁的背景,或可上溯到2013年被曝出的“七不讲”,其中之一即“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错误不要讲”。也在这年,习近平表达了对苏联亡党亡国时“竟无一人是男儿”的惋惜和感慨。


到2016年,大批与苏联、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相关的书籍被禁,或与那句“竟无一人是男儿”有关。一份网络名单显示,这一批被禁的共20多本书,包括多本索尔仁尼琴传记、古拉格群岛相关书籍、曼德施塔姆夫人的两本回忆录,甚至连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记者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一些作品,也因传言被禁,售价一度涨到三位数。


一位出版社编辑透露:“其中有几本是我们社出的,当时的要求不仅是下架,而且所有书都要回收、销毁。当时网上的售价已经炒得很高了,有朋友托我买,我本来也觉得没什么问题,就答应了。结果竟然连员工都不许卖,只能全部拿回去捣成纸浆。”


去年年底,甚至接连有网友在豆瓣发文称,自己因在网上买了《古拉格之恋》等书,招致警察上门,要求交出书籍,书的卖家更传被立案侦查。

最主要的事先审查,是自我审查

对美籍、港台作者的限制,彻底改变了以往的“事后审查”制度,尽管这样的事先审查,甚至并非内容审查,而是身份、国籍审查。


更广泛的事先审查,来自出版社和编辑个人为免被事后追责,所做的“自我审查”。随着主管部门越严厉,自我审查尺度也越扭曲。


日前微信公众号“做書”(注:此处原为繁体)的文章《一万个领导有一万种“禁止出版”的理由》流传甚广,其中最令人咋舌的的一段写道:“出版社内部领导列出审稿‘原则’——青春文学中,男女主角在18岁生日零点前严禁确定恋爱关系,性关系必须等到婚后。领导还给出一条有点好笑但无力反驳的理由:‘家长把出版社告了怎么办?’”


杨蓦说,自己在实际出书中,也有越来越多忧虑,“凡是书中写到的人有点特立独行,就可能会遇到问题。‘非主流’、缺少‘正能量’的更是担心,都不需要到同性恋,写到精子库、人工排卵这种程度,就很够呛了。还有一些书,比如把台湾、香港写得很温情的,就怎么看都会‘怀疑’:这是不是在黑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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